第十六章  家，一个美丽而甜柔的名词

母   亲

母亲从十八岁起开始执教，在乡下做了一辈子教书匠。据说，孔夫子有弟子三千，为后世楷模，而我母亲所教的学生又何止三千！

从我记事的时候起，我就发觉母亲身体很差，一只脚因小时候患小儿麻痹症而残废，行走极不方便，且身子瘦弱，经常喊肚子痛，痛时便粒米不沾，连止痛药也无法止痛，一张脸因痛苦而扭曲得变了形。然而，母亲教学极为认真，常跛着腿极艰难地穿村走户去进行家访，晚上常凑在一盏昏暗的油灯下聚精会神地为学生批改作业，有时我睡过一觉醒来，还见母亲伏案在桌头不动。那时，我便常想：母亲这么一副病怏怏的身子，哪来这么充沛的精力呢？

母亲待学生极好。我记得有一个女生因交不起学费，不肯来上学了，母亲得知后，便连着几次去她家走访，给她父母讲读书的种种好处，讲女孩又是如何的聪颖，硬是说得她父母点了头。母亲还从自己一月才二十多元的工资里拿出五元钱替她交了学费，并且把我大妹的一件半新的棉衣送给了她。女生终于上学，母亲好高兴。后来，这女生居然成了公社的妇女主任，母亲还常在我们的兄妹面前夸她。那会，我好嫉妒，我宁肯不做她的儿子，而愿意做她的一名学生。

母亲还喜欢唱歌，她只在家里唱，轻轻地唱，唱给我们兄妹听，那声音好甜，小屋里便充满温馨。母亲很少流泪，然而有一次，我却见母亲哭得挺伤心。那是村上的支书做寿。村人纷纷送去寿礼，母亲拿不出钱，便急得双手捶打自己，我们兄妹吓慌了，远远地站着望她。那时，我便在心里发誓，将来我一定不当乡村教师，我要去赚好多的钱给母亲，当个小学教师，要受一辈子的穷。然而，母亲一直做着她的教书匠，而且做得很惬意，送走了多少学生，连她自己也记不起了。每每有学生来看望她，那是她最开心的日子。学生走了，母亲还三番四次地对我们兄妹说：“这孩子，读书那会，拖着两条鼻涕，常把‘读书’念成‘读猪’，把‘上课’念成‘上锅’，可一下就长这么高了……”我们便跟着她笑，她笑得极是开心，便又说：“这孩子聪明，我就知道他将来准有出息。可不，这会都大学毕业了，在大城市里做事，还没忘记我这个乡下的教书匠哩。”她笑得咯咯的，眉里眼里都是笑，溢出无限的柔情。

一日，母亲所教的班有一个同学领到新书，欢天喜地的用几张旧奖状纸包书，不小心把一伟人的头像剪坏了，当即便有学生报告了校长，校长当即报告了公社文教办，文教办当即报告给公社，公社便追查到班主任，要给我母亲戴上现行反革命份子的帽子。这对我家来说，无疑是一声晴天霹雳，我们全给吓坏了，母亲如果划为反革命份子，这意味着开除公职，意味着没有了工资，而我的几个妹妹还小，一家人还怎么活命？

我对母亲说：“你赶紧去申辩呀，是学生，又不是你！这个罪名，我们能担当得起吗？”

母亲却平静地说：“我不能去，学生年纪还小，如果被打成反革命，那他这一辈子全毁了。”

“可事实总归是事实呀！”我大声说。

“我作为学生的老师，我不保护学生，谁去保护呢？”

“可是我们呢？不是也要给毁了吗？”

母亲脸上现出从未有过的严肃，很平静地说了句：“你们不用说了，说也没有用。”

这天，队上的妇女队长悄悄地告诉我妻子：“今天晚上，大队会有人来偷听，看彭老师（我母亲姓彭）是怎样教育子女的。”

妻子便给我母亲说了。其时，我们还租住着水生叔的房子，隔壁便是毛叔的家。晚上母亲从学校回来了，把我们几兄妹叫拢来，十分严肃地给我们上了一堂政治课，她教育我们要认认真真读好毛主席的书，要时时处处听从毛主席的话，还给我们讲了毛主席青少年时在湖南一师范求学的故事。大队一名副书记和学校的罗校长就悄悄地藏在隔壁毛叔家窃听。

后来，大队支部研究，大概是他们认为我母亲的思想还是算好的，并不是那么反动，便想了个办法，说份子的帽子暂不戴，放在群众手里，以观后效。这样，既未违犯上面的指示，又保护了母亲及我们这一家。

从此，母亲变得更加沉默寡言，只是拼命地工作，用无休无止的劳累来惩罚自己的灵魂，从而用痛苦把内心的创伤深深地掩埋起来。母亲已被困难与挫折锻炼成一个意志坚强的女性，同时也被折磨得心力疲倦，她始终保持着一种内心的冷静，一种观念的纯朴，但又是与众不同的理念，便成了母亲奋斗的直接动力，源源不断的力量源泉，与中国传统有着生生不息的联系。

那天，我满三十

30岁那年，我在挖河工地。那会，公社学大寨，要把一条九曲十八弯的小河挖直，改弯河为直河。

工地喧闹而又繁忙，数千号人摆了好几公里路长，红旗猎猎，吆喝喧天，还有高音喇叭吼得震天动地。正值隆冬时节，天壁阴沉沉的，一片青灰色，西北风一阵紧似一阵，一株株柳树、杨树早已脱去了余留的残叶，剩着赤裸的灰色的枝，像是无数的鞭条，受着风的指挥在空中肆虐地抽打。大家一律地赤着脚上阵，一律的脚冻得通红，我也只好跟着猛干。

最难最重的活要数挑石头了。那会记工分不是发筹码按担数来记，而是记重量，按你一天挑多少公斤石头来计算。每挑一担都得过磅，由队长细叔亲自掌秤。刚开始挑的那天，我头一担便装得满满的，一起肩居然未能挑动。心想，决不能比人家少，少了就要少工分。于是用劲一挺腰，硬是把石头挑起来了，一过磅，居然也过了100公斤。连着挑了几担，就觉得担子愈挑愈重，肩上火烧火燎地发疼，扁担也像拼命地往肉里扣。我不敢停下来，我害怕一停下来人就会泄气，就会趴在地上起不来了。

好不容易捱到了下工，好不容易撑着回了家，一进屋顾不上洗脚洗脸，一歪身便像一捆干柴似地倒在床上，像散了架似地再也没有力气爬起来。

忽然，母亲端碗进来，到床头叫我：“快起来，趁热吃了！”

我说：“我什么也不想吃，现在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好好地睡一觉。”

母亲却笑道：“都这么大的人了，别撒小孩子气。”

我迷迷糊糊地道：“真的，我好想睡觉。”

母亲却非要我起来不可，我只得坐起。

母亲把碗塞到我的手上，原来是两个热气腾腾的荷包蛋。母亲说：“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我摇摇头。

母亲便又说：“今天你满30岁呀！”

我一愣，我30岁了么？是的，我30岁了，我不再年轻。人说三十而立，可我立了什么呢？

想到这里，我的眼睛就湿润了，随即心里便涌出许多惆怅。

母亲一直看着我吃，微笑着，眼睛里便闪烁着柔和的光彩。我知道，母亲为我们付出了很多很多，构成了一道看去很艰辛，但又是多么悲壮、美丽的风景。这道风景里，散发着付出的本质涵义，渗透着母爱是永恒的经典。因而我也就读懂了母亲遭遇的一切不公与坎坷，也就造就了她完整而又伟大的母性。

初 为 人 父

女儿是1972年一个秋深的日子出生的，那会我在攸县湘东铁路工地，接到母亲的信后便请假匆匆赶回来的。

妻子是天快断黑时发作的，我遂匆匆地赶去杨波队请接生婆，那会乡下很难请到医生，但有专门接生的妇女，村里皆称为“接生婆”。当我与接生婆赶到时，母亲已在灶下烧水，村里的德伯妈、三婶已进房招扶我妻子去了。

我帮不上忙，只得在堂屋里焦急地来回走着。

母亲不时匆忙地进出。

我忽然觉得时间过得很久，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

“哇——”

“生了！生了！”房里的人高兴地叫了起来。

母亲乐颠颠地出来冲我说：“好险，是坐胎。”这才坐下喘一口气。我瞧见母亲衣衫全让汗水浸湿了。

是个女儿。女儿生下来时，一张脸圆圆的，好红，像太阳。我忽然有了这么一种感觉：这便是我的希望，希望将从这里升起。

左邻右舍向我拱手庆贺：“大喜啊，恭喜你升级了呀！”

我遂也朝大家拱手道：“同喜！同喜！”

初为人父，的确从心底里产生了一种甜丝丝的颤动。

我深情地仔细地端详着自己的女儿，眼睛里禁不住霎时汪满了泪水，但我极力忍住没让流淌下来。

妻子躺在床上，脸上绽开了灿烂的笑容。

有了孩子，自然就多了一些事，要洗屎片、尿片。我把这些片子放进一只面盆里，端着便去坡下面一条溪沟里搓洗。

洗好后，我端着面盆进来，妻子问：“你在哪里洗的？”

我说：“就在前面那条沟里啊！”

妻子就急了：“那怎么要得，尽黄泥巴水，怎么能洗片子呢？”

黄泥巴水倒不是，因是清晨，水还是比较清的。妻子不放心，一边唠叨着一边拿过片子去水缸里舀了一盆清水便重新洗过。

“给女儿取个名字吧！”她说。

这时，窗外传来各种各样的鸟的叫声。

我们的屋后是一片枞树林，有各种各样的鸟雀在林间啁啾，我因平日忙，没有留意过，现在听到这些清悦如笛的鸟鸣，顿觉甜美极了，有一种动人的真切味儿。我忽然想起周作人先生写的一篇《鸟声》：“古人有言：‘以鸟鸣春。’现在已过了春分，正是鸟声的时节了……”先生在文章里呼唤着“鸟声”，呼唤着春天，也许寄寓着先生思想上的某种象征或苦闷吧。由此，我便想到一种杜鹃鸟，乡下人又称“阳雀子”，当阳雀鸟叫时春天便已来了，好像春天是它唤来的。还有一种花也叫杜鹃，乡下人又称“映山红花”，是春天里开放的，漫山遍野的映山红花，仿佛一片殷红的朝雾浮荡在山野，绿色的茎叶从泥地上擎出，如同擎出一个个甜美的故事，擎出一个生机盎然的春天。我说：“就叫晓鹃吧。”

“晓鹃，好啊，这名字好叫也好听。”她说，甜甜地笑着，眉棱子一闪一闪的。

女儿也像是甜甜地笑。

因只请了几天假，几天后，我便带着初为人父的喜悦和忐忑又返回了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