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跋涉在一条弯弯的小路

“记住，好好写”

这天，我从渠道工地回来，妻子高兴得迫不及待地对我说：“你知道我这次遇到谁了吗？”

我笑道：“能有谁呢？小猫小狗吧。”

“小猫小狗能称谁吗？再猜。”

我只得摇头：“猜不出。”

她说：“一位叫郭启光的老师，他说知道你。”

我说：“是吗？我怎么想不起有一位叫郭启光的老师呢？”

“是《湘潭日报》的编辑，”她说，“他是长沙市九中毕业的，与你们八中只隔一道墙，他在学校里就听说过你的名字。”

“他怎么到这里来了呢？不是来找我的吧？”

“不是，他是回家路过。”

原来郭老师家在普迹镇，有一条普跃公路，却还没有通车，他是送他怀孕的妻子回家的，挑着一担行李，其时又天色已晚，他便拐进老屋湾，想找一个替他送行李的人。偏偏我们队的男劳力全都上了渠道工地。正巧让我妻子遇上，其时妻子自己也有身孕，却居然答应替他挑行李。谈话中，郭老师知道她是从长沙下放的知青，便问及认不认识我。妻子遂一一告诉他我的情况，他得知我这几年没有写作，就很有些惋惜。

我这几年停笔没有写作的原因，为了生活劳累奔波这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压抑，沉重的家庭出身让我看不到自己的前途，活得很累。

他对我妻子说：“我看过他写的一些文章，原是写得很好的，还是应该写下去，要相信党的政策，有成份，但不唯成份，重在表现。这样吧，你告诉他，叫他把稿子寄给我，我给他发。”

听妻子这么一说，没想到这世上居然还会有人关心我，这让我十分感动。一个曾经十分迷恋写作的人，忽然停笔不想写了，这原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

说实话，我也忘不了文学，无论阅读与写作，那情形都是富有几分诗意的，尽管自己才情不足而每感力不从心。于是，我便又重新趴到桌子上，生活中的一些人和事又鲜活地在脑子里浮现出来。我这才明白，其实我心里已憋了好多话，把这些话表达出来，心里也就畅快了许多。

于是，我写了小说《隧道锤声》：“渠道工地上，锄头飞铲舞，车来担往，红旗招展，夯歌震天……”

很快，郭老师便给刊发在“纪念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的专版上。

没想，公社一个姓唐的宣委，竟然以公社党委的名义向报社领导写了举报信，状告郭老师阶级立场不稳，其理由：党报是我们无产阶级政党的喉舌，怎么能培养一个黑七类的狗崽子呢？幸好报社几位领导和老师对我比较了解，《湘潭日报》的前身是《建设报》，1958年还只是个少年的我就已是报社的通讯员，还好几次被评为“模范通讯员”，因此，报社并没有为难郭老师和我。而此时，我正处于一泄千里的状态，文字流淌如平地涌泉一般，郭老师给我发了一篇又一篇的诗作和散文。

一日，我正在公路边一丘田里干活，忽听见岸上有人叫我，我看是郭老师，忙高兴地伸出手去，但一看自己满手是泥，便又窘得慌忙往衣上揩。

他在田墈上蹲下，笑着对我说：“你写的诗文都很好，读者反映也不错，好好写吧。”

我只是憨憨地笑。

他遂又问：“有什么困难吗？”

“没有，”我说，“郭老师，真的谢谢您！”

“记住，好好写！”走时，他还微笑着朝我挥着手。

后来，郭老师常给我寄来好些稿纸。

我便在这一本本稿纸上写下我的感激和情感，写下我对人生和社会的体验。

一 首小 诗

这段时间，我写了许多，我写作是为了摆脱那份难耐的精神压力和我年轻的生命不堪承受的重负。只要一停下笔，一种深刻的忧郁便会占定着我，使我感到无以名状的伤感和怅惘，精神几近崩溃。我常常会看见自己的灵魂脱离躯壳，在黑暗的甬道里流浪，听见时光和岁月在这冥寂的荒野里无声地流逝。我感到生命的枯萎，灵魂在一步一步地走向死亡。我需要寻找一种交流的方式，营造一处精神避难所，以拯救我年轻的日见衰竭的灵魂和肉体。写作便成了我生活中最重要的活动，成为某种占据了生存的东西，它超出了用于写作本身的意义，渗透到其它所有事情之中。

有人说“写作不是一种潇洒的职业，它熬费人的心血，折磨得人焦灼不宁而身心交瘁”。还有人说“文学作品是以作者的生命为营养，它榨取了作者的血汗”。而我一当进入写作和阅读的过程中，我便获得了释放的轻松。当我再用这双优郁的眼睛观照这个世界上忙忙碌碌形形色色的人和事时，便自觉不自觉地投注了对人生命支点的探寻和生存价值的追究，以及人类终极关怀的追索。这样，在我忧郁的双眸里，就不仅仅是一已之悲欢的悲伤，而揉进了对社会现状的忧患与思考。

我写诗，写小说，写散文，有什么写什么，写得很杂，尽管没有一分钱稿酬，但我觉得生活变得有了滋味，并借以这些文字符号，呼唤一种素朴、一种生命、一种高贵的魂灵。我写了一首小诗《开镰了》，这首诗我是在田头写的，那会我在裤口袋里总是藏着一个小本本，每每田头憩息时便躲到一旁去写几句，有了几天，一首小诗或一篇散文或一篇小说便写出来了。我把这首小诗试着投寄给了《湖南日报》。

后来，《湖南日报》打电话给公社了解我的情况。那会，在省报发表文章，是要对作者进行调查的，要查祖宗三代，要查三亲四戚。公社回说不能发，说我家庭出身不好，党报不能培养这样的人。报社便又向县委宣传部征求意见，是欧发维部长亲自回的电话，他在电话里说：“一个知识青年，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文章可以发嘛，也体现了党对下乡知青的关怀和爱护嘛！”

这样，1972年11月1日《湖南日报》的文艺副刊版上便刊发了我那首小诗：

开镰了，

开镰了！

把把银镰飞入田，

满田都是笑。

一穗穗谷子垂金钩，

谷香飘过十里坳，

十里山坳滚金珠，

红通通彩霞铺喜报。

张大爹赶来开头镰，

捋着银须不住笑：

“嗬！大旱大丰收，

活了八十才见到！”

这个说：“靠的是艰苦奋斗老传统，

大寨红旗遍地飘。”

那个道：“忘不了兄弟社队来支援，

龙江风格化金涛。”

老支书扬着铁臂嗓门高，

心里话句句他说到：

“毛主席革命路线放光芒，

旱天能把奇迹造！”

开镰了，

开镰了！

银镰闪闪劈金波，

欢歌阵阵高。

接 受审 查

写的多了，县文化馆便几次要我去县里参加业余作者培训班的学习，都被公社以我出身不好为由阻住不让参加。一日，有村民告诉我，说县里文化馆有位姓谭的干部来跃龙了解我的情况，并说我不会在跃龙久呆，肯定将来会要走的。他说这话时居然一脸的羡慕。我只是淡淡一笑，我清楚自己，要改变命运除非出现神话。

后来，文化馆就不再通过公社，而是直接通知我去学习，并且每次学习都发给我一天一块二毛钱的补助费，让我回来交给队上记工分。后来，省作协、省出版社、湘潭地区文联办创作培训班也都不通知公社，而是直接通知我，也是发给我一天一块二毛钱的补助费。

许多老师都给予了我很多关爱和扶助，像扬振文、刘云、李慕贤、潘吉光、李元洛……等许多老师，不仅给我认真地看阅习作，还给了我好些稿纸和书籍，每次回来，我都要提着一网袋的书和纸。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他们那一颗颗博大正直的心，他们热情关心和培养青年作者成长，以绵长而温存的暖意，温暖着我无数个寒冷的漫漫长夜，并让我看到了他们高尚的文格和人格的力量。

后来，“四人帮”倒台了，终于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旷古未有的浩劫。这场浩劫给国家和民族所造成的灾难之深重，恐怕是没有笔墨可以形容；它的疯狂，它的恐怖，它的激进，它的愚盲，它的荒诞，亦只有亲自经历过这场“洗礼”的人才能有深切的感受。

这应该是一件举国欢庆的特大喜事。

然而，我却面临着一场新的打击。一日，公社一个姓毛的武装部长要大队上通知我赶去公社，说是要接受审查。

那天，天幕低垂，满天是厚厚的、低低的、灰黑色的浊云。北风呜呜地叫着，且下着雨，把人的心都冻成了冰。我撑着一把破旧的油纸伞，赤着一双冻得通红的脚匆匆赶去公社。

毛部长阴沉着脸，十分严厉地对我说：“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在进行三查一清，希望你能积极配合，老实交待自己的罪行。”

我听不明白，小声翼翼地问：“我有罪行吗？”

他脸块突然一沉，白青青的，两只眼睛刀片一般瞪着我道：“省里来了通知，你是重点清查对象，你必须老实交待。”

我说：“我还是不明白我究竟又有了什么罪行。”

他威严地说：“你在报刊上发表了那么多东西，这都是罪证！你想想，这些报刊都是‘四人帮’横行时办的，你要彻底交待你与‘四人帮’的联系！”

天！我与“四人帮”有联系？“四人帮”横行时，我是“黑七类”狗崽子，“四人帮”倒台了，又说我与“四人帮”有联系，我不明白“四人帮”横行时，你们还当着领导，不是更直接与“四人帮”有联系吗？真是欲治之罪，何患无辞！

他又说：“你要好好地写份检查来，还有，你要把你所写的东西全都交到公社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上不是白纸黑字地写着公民有写作、发表、出版的自由么？然而在那个年代，一部庄严的宪法竟然让权力变成了一纸空文。

我能说什么呢？从这些年我已看到了人性在这样的时空隧道里产生了几百年、几千年都没有产生过的蜕变、嬗变、裂变。说是看到了，不如说是真切切感受到的更为准确。

我诚惶诚恐地交上我的检查：

尊敬的公社领导：

这几年我确实是在《湘潭日报》、《长沙日报》、《湖南日报》这些报刊上发表过一些习作，我只知道这是我们党的刊物，我歌颂了我们的党和时代，我不知道这就是我犯下的罪行……

后来，省作协主席康濯老人把我叫去，亲切地对我说：“你不用担心，我们会去给你们公社解释的。”

后来，这位尊敬的毛部长居然没有再找我。好些日子，我在梦里却老是看到一条仄且陡峭的弯弯的小路在黑暗里伸延，我不知道它的前面会伸向哪里。但我只能前进，只能奋力地向前跋涉，我深刻地认识到，文学的一只脚，深深地陷在社会里，它逃离不了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