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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栖身之所(一)

有了一间小小的“土谷祠”

大队上通知我母亲，说是我们住在学校贫下中农有意见。学校是属于全大队贫下中农的，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地方，怎么能让黑七类的狗崽子们居住呢？便叫我们搬出去，叫我母亲去新屋队替我们找房子。母亲便四处奔走，好不容易才在学校后面罗家坡上找到几间房子，房子是建在新屋队的地盘上，房主却是塘湾队的一户罗姓人家，房主人进了株洲一家工厂做事，这房子就空着。通过与房主协商，母亲便租了这几间房子让我们住了下来。

住了几个月，房主忽然说要收回房子，叫我们搬出去另住。母亲便又在老屋湾找到一户叫水生叔的两间空房，水生叔是个单身汉子，在跃龙养路班里做事，他长期住在路班里，房子就让他哥哥毛叔代管着，母亲与毛叔一说，毛叔也就答应了。从罗家坡上搬出来时，差点出了一件大事，房主在我们糊墙的报纸上发现了一个伟人的头像让我们贴反了，这也只怪我糊墙时太粗心大意，没留意报纸上还有伟人的照片，房主便告到大队革委会，说我母亲是现行反革命。房主是工人阶级，其阶级觉悟自然是非常高的。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也太不可思议。那是一个缺少一个法律监督和绝对集权的政治环境，我们知识青年缺少起码的法律和人身保护，只能任由他人宰割、无视生命的存亡和蘸满鲜血的“馒头”，但我不能连累自己无辜的母亲，我找到养书记，主动承认了自己的“罪该万死”。感谢大队干部的宽容，竟然没有对我和母亲进行追究。至此，我不敢在家里存放任何伟人画像之类的东西，就连我平日收藏的伟人像章全都一一送给了他人。不是我对伟人不恭，而是只想图个平安，无法再承受一劫再劫了。

几个月后，水生叔也说要回来住，我们又只得另找栖身之处。

母亲便只得又四处奔走，求东家告西家。一般来说，农村的住房要比城里人的住房宽余一些，找个栖身之所应该容易。可由于我们属于“黑七类”子女之列，好些社员不敢收留我们。

我们夫妇以及三个未成年的小妹妹居然连个栖身之所也没有。一些文学作品中对解放前一些贫苦人家的描写常用“上无片瓦，下无寸土”这样的词语作了真实的写照，现在我才深刻的感受到了这种贫困与苦难。鲁迅在《阿Q正传》里是这样描写阿Q的：“阿Q没有家，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阿Q飘飘然的飞了一通，回到土谷祠里，酒已经醒透了。这晚上，管祠的老头子也意外的和气，请他喝茶；阿Q便向他要了两个饼，吃完之后，又要了一支点过的四两烛和一个树烛台，点起来，独自躺在自己的小屋里。他说不出的新鲜而且高兴，烛光像元夜似的闪闪的跳，他的思想也迸跳起来了……”阿Q比我幸福，他还有个土谷祠可以栖身，而且可以吃着管祠老头给他的茶和两个饼，然后去做着“革命”的梦，去幸福地梦见当着白盔白甲的革命党。我连栖身的土谷祠都没有，能去哪里做“革命”的梦呢？更让人难受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歧视，这种歧视毒虫般地啃啮着我尚不结实的肉体和心灵。还不仅仅因为这种苦痛，我想到母亲，一个头发灰白的妇人为了我们的生计而去四处奔走，而去求爷爷告奶奶，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母亲脸上那些深长的皱纹像藤蔓一样在眼前晃动。

这时，村里一位叫罗德仁的老人，领着儿子做了一些土砖，居然在屋右侧挨墙搭起一间茅舍，从门到窗不到七步，从地到顶不过两米，让我们夫妻般了进去，我遂有了一间小小的“土谷祠” 。他又去上个屋场劝说了一个叫罗起兴的社员，他们是本家兄弟，他劝说他家里腾出一间房来让我三个小妹妹住下。

我便深深地感到人心并没有泯灭，我们的人民是善良、忠厚的，这使我感到一种由衷的温暖、慰藉和一线希望的光。

山中夜宿

我们夫妇住的地方与妹妹们住的地方，要爬一道坡，中间隔着一座竹山，这很不方便，长此以往这总不是办法，我遂萌生了自己起房子的念头。要起房子，谈何容易！一是资金，二是木材，我们什么都没有，这岂不是白日做梦？

然而，这“白日梦”还是得作。当时木材是属于国家计划物资，我便往县知青办写了份报告，县知青办批复已给我批了一个半立方的木材，信是一位叫欧阳玉元的女干部写的。欧阳玉元是我初中时的同学，她年纪比我大一些，那时我们都叫她“阳大姐”。也许是我人小不懂事，我在班上特别调皮，班主任老师常感到头痛，老师便给我们安排了辅导员，阳大姐就是我们的辅导员。她为人热忱、善良、正直，我们一班小男生都十分敬重她，没想到她竟然会是县里知青办的干部。她在信里告诉我，叫我赶紧去公社领取。

我高兴地跑去公社，一位公社负责人却一脸严肃地说：“没有，这是批给公社的，哪里会批给你一个人呢？”后来，有人告诉我，说我的木材是公社干部给了他们的亲属、子女。我一听，心里怎么也想不通，不是说知识青年是毛主席派下来的么？不是说各级政府要关心下乡知青么？怎么会是这样呢？

我去向养书记说了，养书记半晌未作声，他给我想了个主意说：“明天我同你一块去公社，要求公社给你批几根楠竹吧。”

第二天，养书记便领我去公社，并叫我推上一辆土车。在公社里，他找到那位负责人，说了我的情况。这位负责人听到这里就沉下脸来，但他终究不能冲着养书记发火，还是划了一张条子，上写着：同意批给楠竹8根。

总算是批给了8根楠竹，我一言不发地把这几根楠竹从竹木站里运了回来。

就几根楠竹是不能盖房子的，队上有个叫三叔的剃头师傅，他常年在外边给人家剃头，自然信息多，一日他告诉我说：“北乡有处地方有旧的檩木买，你买不买？”

我说：“当然买啊！但不知道价钱贵不贵？”

“价钱我帮你去说，尽量便宜一点就是。”他说。

这天，我就跟着他去了北乡。就是走上次乔生师傅带我去油漆的那条山路，山路在大山上盘曲着，推着土车子自然是上不了山，便只得把车子放在山脚下他认识的一户熟人家里。

我们走得早，半上午时分，便翻过了那架大山，山那边便是九鸡洞，也就是现在的龙洞村。我们在一户人家那里买到了十根旧檩子，经三叔的一阵讨价还价，还算不贵，一根檩子才两三元。可要背过山就不容易了，山路仄且陡，我们一人只能背一根，便只好背一截路就放下，又返身去背另一根，等把全部檩子背过山时，天早已黑下来了。山里的夜晚是寂静的，天上也没有星月，是闷郁得像要压到头顶上来的黑暗，只有山风吹着树枝发出哑哑的响叫。

是无法再赶路了，再说两人都十分疲累，尤其是我没有爬惯山路，累的两条腿就像喝醉了酒般晃晃荡荡，坐下就再也不想移动一寸地方。

我们只得就近找了一户人家借宿。这户人家就一个老太婆在屋里，给我们烧了水，让我们洗脚洗脸，她居然说一口不很纯正的长沙话，她告诉我们她原先是长沙城里的，是走兵荒时落到这里来的。老人虽是一脸皱褶，但从她的脸型上还是可以看出她年轻时一定是长得很美，我便估摸着，这位老人肯定是哪个国民党军官的太太，战乱时走落到这大山里面来的，她身上一定有很多故事，但我此刻已疲累得没有任何寻找故事的欲望。她让我们睡在厨房里，灶下有一堆柴草。我们便倒在柴草上，一人扯过几只草盖在身上，便沉沉地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一见亮，我们便赶早动身，出山垭口便是一条公路了，我用车子推着10根檩木，一路吱吱呀呀地碾在泥路上，在露水打湿了的路上碾出一道深深的长长的车辙。

“木落霜清”

收完晚稻，队上便安排给我做砖。这里做砖要选择有粘性的田泥，土里的黄泥不行。因要用田泥，就得由队上统一安排，不得擅自乱挖。队上给我划出了一丘田做砖泥，有了砖泥得和上水用牛踩熟，然后把踩熟了的泥用力扮进一个用木做成的长方型的砖模内，用脚踩严实后再把砖模取出，一口砖便做成了，这又叫“扮砖”。

这天，我起了个绝早，村里还静悄悄的，晨雾像一匹蓝色的缎带，萦绕在小山脚下，显而易见，这一准又是个晴天。我一个人牵着一头水牯在田里忙开了，踩在这润湿的、温暖的泥土里，呼吸着这早晨清新得有些醉人的空气，有点儿激动，也有点儿兴奋，一种难以说清的情感，从心底汩汩涌出。

吃过早饭，队上排工时给我安排了8个劳力：3个用砖模的师傅，5个社员加上我6个人挑砖泥供应砖模的用泥。乡下有这么个习俗，凡是做屋同一个村子的劳力都不用付工钱，到时人家做屋你再去还工就是，这大概就叫“互帮互助”吧。

一丘不大的田里，一下挤了9个人，说说笑笑，显得既忙碌又快乐。

太阳开始升高，阳光照在泥地里，几多绚丽，又几多斑斓。

空气中飘散着泥土腥膻的氲氤。

半上午时分，公社来了几个干部下队检查。我做砖的田正挨着公路，干部们瞧见了，全黑着脸子，一副极严肃的样子，却也没有说什么。

下午，队长细叔告诉我，说公社干部批评了他，说他丧失阶级立场，居然安排这么多劳力帮一个“黑七类”狗崽子做事。

我悚然一惊，拼命地忍着心跳，十分歉意地说：“对不起，让您受连累了。”

细叔说：“我挨点批倒不要紧，只是明天不能给你安排劳力了。”

我忙问：“一个也不能安排吗？”

他想了想说：“你不会用模子，这样吧，给你安排两个提模子的人，上泥巴就靠你自己了。”

我说：“好吧，队上能够这样，我已是很感激了。”

第二天，我只得自己拼命多干活，咬着牙挑砖泥供两个放砖师傅的模子。平时，一个人挑供一个师傅的砖泥都很吃累，而我却要供两个，挑担都要起跑。这里做砖都十分讲究，砖模比其他地方要大，要一扎实撮箕泥才能扮一口砖，一担砖泥便少说也有百二十斤重，一天下来，人累得浑身骨头像散了架，肩膀也麻辣火烧地疼。这样干了四天，总算扮好了几千口土砖。

土砖半干时便要用砖铲把砖一口口削平整，然后一墙墙码好风干。削砖这是个技术活，稍一不慎就会把砖削坏。队上不会再给我安排劳力，我只能自己动手削。我向社员家借了一把砖铲，使开始专心致志地削。可是，不管我怎么用心，手却总是不听使唤，削出来的砖不少是锄头尖，即是一头稍高一头稍低，不够平整，直到后来才好了许多，但终究有好些砖没有削好，一墙墙码在公路边，没少让社员笑话。

砖干了就得往地基上挑。队上给我安排的地基是老屋湾后面的一处荒破上，而我做的砖全码在前面的公路边上，相距四五百米远，而且要挑上坡。其时我已在大塘坳的渠道工地上，吃住都在那里，我只得每天下工后请假赶回来挑。每天赶回来天就早已黑了，有月亮天还好，没月亮就得打着手电筒照路。我给自己规定，每天必须挑20担，每担四口。这时妻子已有身孕，也得帮我挑，她一担挑两口，也有六七十斤重，我看着心疼，叫她别挑，可她又心疼我，说什么也要争着挑。就这样，两口子你扶我助地干着，居然没有怨言，居然还干得高兴。

第二天不待天亮，我就得匆匆赶往渠道工地去，野外已是冰晶也似的一片白霜，脚踩上去遂簌簌作响，几颗疏星和一弯残月更照出乡村野外的凄清落寞，我忽然忆起元人许有壬的《满江红·木落霜清》一词：

木落霜清，水底见，金陵城廓。都莫问、南朝兴废，人生哀乐。载酒时时寻伴侣，倚阑处处楼阁。对溪云、试放醉时狂，浑如昨。    沙洲外，轻鸥落。风常下，扁舟泊。更寒波摇漾，绿蓑青箬。为问九原江总道，繁华何似今凉薄。怕素衣、京洙染锱尘，从新濯。

我想，这该是我当时的心境写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