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来的爱

随着人心焕散，纪律松弛，场领导的权力逐渐消失，“不许谈恋爱”的禁令自然解除，处在青春期和躁动不安的男女知青也就如同长久分离的亚当和夏娃，各自开始寻找自己的伴侣。黄普仁结婚了，郭光锴结婚了，刘俊士结婚了，张南岳结婚了，韩一民结婚了……看来是真要在农村扎根一辈子了。

黄普仁找的是石枧大队的女知青沈瓜（我们都是这么亲昵地称她），一个胖胖的但很美丽善良的女孩。我与黄普仁是很好的朋友，他会画画，我画主席油画像就是他教会我的，他常带我去石枧玩。

石枧大队在凤凰山下，村子里有祠堂，有庙，有石雕的菩萨，有一座相当古雅的戏台。还有条清澈见底的小河，有布满卵石的阔大河滩，小河上有一座用四根粗大木头搭成的小桥，人从桥上过，牛从桥上过，都倒影在碧绿的水里。

村子前面有两栋红砖平房，便是知青宿舍了。知青们在村里建了一个小水电站，让农民们看见了电灯，知道了机器可以碾米。他们还从长沙城里带来了一批优良品种的蔬菜籽，使村民们吃上了“白”茄子、 “洋”辣椒。如果不是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知青们与村民还是相处得较为和谐的。

我去石枧的时候，还有不少知青返城未回。

经黄普仁与沈瓜的撮合，我便结识了我现在的妻子，她个子小小巧巧，是个朴实善良的女孩，说话总是细声细气的，显得有几分腼腆。在石枧大队她很有人缘，大家都把她看作小妹妹。

我清楚地记得我与妻的第一次约会。那晚，我们约会在石枧村前的一条小河边，河边很静，只听见潺潺的水声。我不时张惶四顾，似是唯恐谁窃听到自己那春水充溢的胸房里失去平稳节律的心跳。果然就有了脚步声，而且由远而近，显然是晚归的村民路过。她即刻满脸涨红，慌忙掉头便跑，惶惶如小兽。我追赶不及，心里好生气恼，便迁怒于这些村民，为何偏要这时路过，又偏要从这小河边路过？

自此，我很难和她一道外出。

一次，桃川镇供销社请我去画毛主席油画像。画毛主席站在北戴河，背景是湛蓝的大海与天空，毛主席身着一件深蓝色呢大衣，被风卷起一角，显得伟岸潇洒。画架4米多高，要站在一架梯子上去画。那时，在乡下画这么大幅的油画还是少见的事，有好些人来看。那天，她同她的好友黄友如一同来看我作画，当时，我手上、身上到处是油彩，见她和她的女友来了，慌得我忙去洗手洗脸。后来，她告诉我：“那次我看你画，你知道吗？那脸盆里的水，你刚洗完手，脏兮兮的，可你又去洗脸。当时我就想，大概男孩子都是邋塌鬼，没有女孩照管不行。看来，以后我要来管管你了。”

她这么一说，我哈哈大笑，这事让我得意了好些日子。

农场被撤

工宣队武装进驻农场后得出一个结论：桃川农场简直是知识分子成堆，必须撤掉！农场的人全部插队落户，分到江永县各个公社。那些还在被审查、关押的知青“反革命分子”，也分下去交由贫下中农监督改造。

这是1969年元月。

知青们已是彻底的失望，能够病退回城的就办病退，能够投亲靠友的便投亲靠友，能够转点就千方百计的转点。

场里的气氛越来越悲观，越来越令人窒息得惶惶不安，空气有如石块似的僵硬，连人的呼吸都仿佛艰难异常。

不是向哪个人低头，而是向命运。

每天都有拖拉机、马车送着一车车的知青离去，大家相互挥着手，哭喊着“再见、再见”，有种像生离死别的哀感。

刘胡子他们走了，郭光锴他们走了，韩一民他们走了，李胜利、龙春生他们走了……

我听说自己是被安置到里村。里村是离桃川镇街尾大约三四里路远的一个村子，那里很苦，但我不清楚那里到底具体苦到什么样子，我想这便是我最后的归属了。如果这里比石枧还苦，我在这里安家，岂不把人家害苦了吗？

黄普仁给我出了个主意说：“你就把你女友说成是未婚妻，要求照顾夫妻关系转到石枧来沙！”

我一想，这办法也不错，可是把女友说成是未婚妻，人家并未承认啊，不是太主观、太冒失了吗？但时间紧迫，我也来不及多想，只能这么办了。这天一早，我便一个人去了县城，找到一位姓谢的县委副书记。谢书记自己本人就是个知识分子，来过农场几次，我认识他。他正好在办公室，我递上报告，很是谦恭地对他说：“谢书记，我有一份报告，要请您批示一下。”

他把报告随手放在桌上，看也未看便问我：“有什么事吗？”

我说：“我想转到石枧大队去。”

“为什么？”他两眼看着我问。

我说：“我有个未婚妻在那里。”

“不行，”他一脸严肃的说，“为什么一定要转到石枧呢？就不能让她也转到你那个队去吗？”

我不知道要怎么说才好，说里村比石枧要苦要差些吗？这是逃避艰苦，压根儿就成不了理由，而这也就是我唯一的理由。

“你回去吧，”他站起身来，显然是要打发我走了，说：“一切服从工宣队的安排，服从组织的安排。”他把“组织”二字咬得很重。

“组织”二字这在我们中国是很威严，也是很有份量的词。我知道要转到石枧已是无望了，只得怏怏地、无望地离开这座县城，从此，我再也没有来过这座没有给我留下过一丝美好记忆的县城。

沿着往回走的公路，头也不回地走。走出好远，突然，我“啊”地大喊一声，跟着就“哎——嗨——”一通乱喊，声音极响，四围的山便随着悠然地回响，声音扩散开去，逐渐弱了下来，似乎在天地间就只剩下我一个人，连吵架都找不到对象，一刹时，心里遂有一种被彻底遗弃的孤独和落寞。

下到里村

我自然是下到了里村。

同下去的知青有蒋鼎、刘兆新、彭象衡、郑盾辉、欧阳昌等人。蒋鼎还剃着一个光头。他因在江永《湘江风雷》仅当了一天半组织部长，正逢上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发布的“关于湘江风雷是反革命组织”的通告下达，便在江永县城被公安抓捕，在江永监狱关押了40多天，生了一身虱子，出狱后便立即去剃了个光头。村上腾出了两间民房给我们居住，并给我们每人做了一张新床，就是两条板凳两块木板，四周支四根小竹竿以撑起蚊帐用。

下到村上，首先遇到的困难便是烧柴问题，砍柴要进瑶山里面去，有二三十里路远。村上村民也是要去那里砍柴的。一早，吃过早饭，我们几个男生便每人腰上挎一把砍刀，挑上一担竹篾做的柴夹，跟着几个村民向山里进发了。

山脚下有一条小溪，溪里有许多石头，且水很清，在乱石中蹦蹦跳跳，翻出一朵朵洁白的水花。带队的村民叫我们就着溪里的石头把砍刀磨好。我们便蹲下来，各自选了一块石头，把刀刃磨得雪亮、锋快。

这才叫作山，岚回雾绕，普山普岭长出各种各样的树、草、藤葛，再往里走，便是古木阴森，把山顶上那片天空染得蓝中带绿。我们自然不用再往里走，这里全是人多深的灌木，我们用刀砍下碗口粗大的枝桠，砍成一截一截，然后码进柴夹。

待砍好一担柴已是半下午时分了，挑上肩才觉得沉甸甸的，少说也有百来斤重。减去点吧，自己好不容易砍下的柴，扔了可惜，只得咬牙挑上。来时走二三十里路还不觉得怎样，返回时要挑着重担，这才觉得每迈一步都十分艰难。待一个个汗流浃背地挑回家时，已是断黑时分了，好在留守在家里的女生已做好了饭。

蒋鼎一直很少说话，大概他还忘不了那段牢狱里的屈辱和痛苦。

虽然这天干得很累、很疲乏，人像散了架了似的，但第二天一早又还得去和社员一块上工。

在这里，出了一件令我们意想不到却又令我们十分尴尬十分为难的事。村上一个地主婆，我已记不起她叫什么名字，应该还只有五十来岁年纪，却显得十分苍老，佝偻着背像张弓，满脸皱纹成了深沟，一个儿子是个大龄青年，应该有二十七八岁年纪了吧，却还没有娶妻。她家的住房在村里要算是最差的了，就一栋破旧的小木楼，两层，四面用小竹子围着作墙，下面是个火塘，又作烤火又作灶房，做饭时就在火塘中央放上个铁三角架，架上再放一只鼎锅。上面楼上才是睡房。老太婆居然请我们都去她家里吃饭，一口鼎锅里煮了好些菜，有薯粉丝、猪肉、牛筋、豆腐、辣椒等，大家围火而坐。原来老人是想叫我们替她儿子在女知青中找个对象。她儿子在农村这辈子是很难找到对象的。出身好的不会来，出身不好的也不肯来，都会千方百计的要找出身好一点的人家。她知道我们知青基本上都家庭出身不好，应该不会嫌弃。她家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十分艰难困苦，可她为了儿子居然给我们煮了这么多菜，她已是竭尽全力了，这让我们懂得了一个母亲的心，不管她是出身于哪一个阶级。从她的眼里，我们也更加认识了我们自己的卑微。其实在人家眼里，我们什么都不是，只是一群没有了人的尊严，被打入另册的一个弱小的群体。我们和她一样，都只是为了生存为了养家活命。火塘里的火，燃烧得噼噼剥剥，就像X光一样，竟是那样无情地一下穿透了我们的肉体和灵魂。

我们谁也没有去做这个介绍，女知青的处境本来就够十分艰难的，我们的良知不会让我们去把我们的同胞往更悲苦的地方送。我们所能够做到的只是正视时代的过错，坚定地相信我们社会的健康力量。

我们照样每天去上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用一颗平静的心来看待人和人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