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华与易宇欣

何清华虽没有像刘内安他们那样被抓去在江永监狱关押，却被工宣队关押起来接受审查，罪行是他居然带领一批知青在大远创办小农场，这是啸聚山林，公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那个年月，我国社会的确是已不存在着人权，只要稍有一点权力的人就可以不通过公安机关的拘捕手续，任意拘禁、关押人员。数千年的封建统治者从来就是漠视人类应该拥有的权力，而文化大革命则更是对人权的肆意践踏。

他不仅被关押，行动受到了限制，而且工宣队还要组织受蒙蔽的群众，一天到晚大会小会批判，强行要他交待自己的反革命罪行。当然，这是革命的需要，是上山下乡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需要。

何清华平日为人极好，这在知青中有口皆碑，因而他的人缘也就极好，就连看守他的“革命群众”，其实和他关系都相当好。

一天，看守他的一名“革命群众”居然跑来找到他的铁哥们石矛，说：“石矛呀，何清华要找你讲点事，你快去罗。”

当他与石矛跑来时，他便又转身对何清华装腔作势地喊：“何清华，你出来！”

何清华出来神色庄重地对石矛说：“石矛兄弟，我这辈子恐怕不会有好结果了，你去跟易宇欣讲，叫她不要跟我好了，她如果要揭露我的罪行揭露就是了，只希望她别受我的牵连……”

易宇欣其时在朝阳队种菜、喂猪，朝阳队与曙光队之间就隔一个菜园。这时天色已晚，场里刚开过批判会，石矛便把易宇欣喊去菜园里，悄声对她说：“何清华讲要你莫跟她好了，他说他这辈子不会有好日子过的。”

易宇欣就低声啜泣起来。何清华的待人热忱，他的男人自尊，他的对事业的执着追求，他的毫不虚伪与真诚，这一切已组成了一个无法从她心灵中抹去的美好形象，她倔强地说：“不，你硬要给我把他喊出来。”

石矛有些为难，但又不忍心回绝，便说：“我去试一下吧，你就在这里等。”

于是他去找了队里的那班铁哥们，一起又去找看守何清华的“革命群众”，终于把何清华悄悄的带进了菜园。

月色里，一切都显得朦胧，迷离。处在这样一种环境中，不能不说充满了田园的甜蜜和诗情画意。然而这刻，既没有诗情也没有画意可言。

“你看，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若跟了我一辈子不是倒了大霉吗？”何清华不会绕圈子，而是推心置腹地说。

易宇欣却即刻打断了他的话，她说的很坚决：“你倒霉我也要跟了你！”

何清华明白，其实任何女人都比男人更懂得真正的爱情。他的脸像岩石一样坚硬，眼睛像钢铁一样凝重，一动不动，只是胸脯剧烈地起伏。

应该说，爱情是人类最崇高的情感。凡·高有一句名言：“会爱的人才会生活。”屠格涅夫曾在一首《爱情》的散文诗里赞美：“爱情——这是最高贵的、最特殊的感情。”然而，在那个人类历史上最为荒诞的年代，文化大革命肆意阉割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与文明。曾有工宣队在一户“牛鬼蛇神”的家中抄出一份马克思写给燕妮的情书，居然说这是黄得不能再黄的毒草。当我国伟大的经典著作《红楼梦》问世之初，不是也有封建统治者惊呼这是“一部淫书”吗？历史竟然是如此惊人地相似，这是历史的倒退还是人类的无知呢？

应该说，何清华与易宇欣开了我们知青真爱的先河，这需要胆略和勇气，对于一个挚情的追求者来说，这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也许他（或她）已经为此经历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吧。

冬日的早晨

江永的冬天很难见到下雪，昨天晚上却下了一点雪籽儿，今天早上天空就带着愁苦的样子，忧郁的、暗灰色的云块沉沉地压在头顶，寒风在屋外用嘶哑、放肆、粗野的喉咙在吼叫着，使劲地敲打着门窗。

天色虽已大亮，可我们男生宿舍里谁都没有起床，仍各自躺在自己用体温捂热的被子里。要是以往，知青们早就起床忙开了，各自去干着自己要干的活计，很自觉。用农村人的话说，一个早工能当半个日工，庄稼人过日子靠的就是勤奋。

大家已没有了那种热情，在经历了理想的破灭和原始劳动改造的巨大痛苦，在遭受到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同样贫乏，知青们已不再把“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当作了理想。

不是我们不懂得劳动的重要，在我们读中学时，政治课与历史课的老师就给我们讲解了有关人类劳动。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曾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令人信服地论征了劳动在人类从猿到人进化过程中的伟大作用。他认为劳动促进人脑思维，促使手脚分工、直立行走，等等。最终促使人类脱离猿并区别于兽类。

劳动创造了人。政治课与历史课老师都是这么说的。

但是今天，我们这些当年的莘莘学子，居然忽视了劳动，居然唤不起劳动的欲望。

然而，人不能不吃喝拉撒。

蒋鼎大概是想上厕所了，他把头从被子里探出来张望了一下，便随口吟出一句：“天上白鹅鹅。”

睡一旁的是王江华，与蒋鼎特玩得来，又加上脑子特活，遂马上接口道：“地下白砣砣。”

一侧的李胜利也把头探了出来，眯眼笑了笑，模样很俏皮，便也大声地接上一句：“风吹屁股冷。”

龙春生是我们的大哥，居然从床上坐起来，耸耸肩，做出一副无奈的样子念道：“留待明天屙。”

大家就都呵呵地笑。用乡下的一句俗话说，这也许就叫作“叫化子唱戏——穷快活”吧！不这样又能怎样呢？难道大家都整天哭丧着脸吗？日月还得运行，日子还得要过，但怎么过？谁心里也没有底，谁也说不上，心头一片茫然。

尽管广播喇叭里天天喊叫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但是光靠动员一群涉世未深的学生青年（不少还只是少年）仅仅从政治抱负和使命感的角度出发去进行这项艰苦卓绝，而且遥远漫长的经济建设事业，这就注定了上山下乡运动从本质上是一场违背人类历史进程的庄严的悲剧运动。

不知谁还有这回天之术能再次唤起大家改天换地的劳动热情？

窗外，搞饭的女生王自华在喊：“懒鬼，你们还起不起来吃饭啊？”

大家这才起床，穿衣，一阵嘻嘻哈哈。这笑声，在我听来总觉得有些失真，失去了年轻人的单纯和热情，让人感到喉咙堵得难受，想哭，可眼睛只是涩。

打 猪 草

人自然是不能不吃不喝，可是喂养的牲猪呢，能不吃不喝吗？

队里还喂养了十几头猪，十几张嘴每天要吃要喝，这可愁坏了刘兆新，她负责喂养这些牲猪。现在已没有人去地里劳动，田土全都包给了六十弓的村民耕作，几块菜地里的菜，就像一些长不大的伢，藏在荒草丛里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供人吃都困难，刘兆新只得每天提着个竹筐去野地里寻猪草。刘兆新是个身子极为瘦弱的女孩，身体平日就不怎么好，每日要提一个竹筐奔走在野地里，的确是很不容易。

也许是大家把喂猪这事全给忘了，而刘兆新又是个只认埋头做事，不喜欢张扬的人。

一日，我见她提着一大筐猪草汗流浃背地从外面回来，我忽然感到羞愧，我说：“明天我和你一块去吧。”

“你不行，”她抹了把汗，笑了笑道，“你不认识猪草，要是打回有毒的草就糟了。”

“那这么一筐子猪草够了吗？”我又问。

“哪够呢？可有什么办法？”

“那我要怎样才能帮你？”

她看我一眼，有些迟疑地说：“桃川河里有丝草可以扯来喂猪，只是现在天气不行不能下水。”

我立时高兴地说：“天晴总可以去呗！”

我就选了天晴的日子，挑上一担高系撮箕，一径往河边去了。

冬日的太阳还是很暖和的，阳光明媚得像一杯被打翻的橘子汁，有种甜甜的味儿。我抬起头，天蓝得那么纯粹，凝结得那么严酷，连一丝褶皱也没有。

河水在冬日的阳光下轻轻地淌，河水很清，可以望见水底长着的各种水草。有一种草叶子很小，像小虾米，成团地绕着一根长长的藤蔓长着，我给它取个名字叫“虾米草”；有一种草像长长的海带叶，我叫它“海带草”；还有一种草像兰草叶，较厚，肥肥的，很有肉感，我便叫它“兰花草”……多了，好些我都说不上名字。

河边静静的，就我一个人，我把裤腿挽高下到水里去。冬天的水的确很冷，我不禁打了个冷噤，可我还得咬牙坚持着，拼命的去扯那些丝草，一把一把地扯，扯了便使劲往岸上扔，尽力使劲去抵御腿上那针刺般的凉意。

扯了一会，我便又赶紧跳上岸来，坐到草滩上，双手用力去搓那两条冻得发红的腿。

冬日的阳光，有一点煽情，总是不经意地唤起人意识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可以洒落满腔郁闷，把思想放纵，让它恣意驰骋，溶入一种纯净思想的领域里。我这才深深地体会到女作家梅苑为什么会非常喜爱每天踯躅在那条僻静的小径，作家朱自清为什么会偏爱那条沿着荷塘的幽僻的曲折的小煤屑路了。正如朱自清先生说的：“路上只我一个人，背着手踱着。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里……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可不是么，我的思想可以跃过绿绿的田野，跃过人与人组合的世界，跃过蓝蓝的云空，我且受用这无边的山岚水色好了。

到中午时，我已装好了两撮箕猪草，我遂挑上一悠一晃地往回走，居然有几分悠然，有几分惬意。

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决不能蒙昧地无目的地头脑简单地生活着，我宁愿沉没海底，也不愿过一天庸碌的生活。叫人痛心的是，文化大革命确实是把文化革掉了，把人的良知和道德革掉了，我们为什么不能有自己的生活准则、生活理想和生活乐趣呢？正如海德格尔曾说过的，面对眼前物，人们是无法可说也不用说话的。

陈指导和他的老婆

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江永县委大概是考虑到我们农场是个知青集结地，没有贫下中农，便从周围公社抽调了一些党员贫下中农到我们学生队担任指导员。到我们队的是一位姓陈的农民，大约三十来岁年纪，善良憨厚，每天和我们一起劳动，脸上总是一副笑嘻嘻的表情。

陈指导是带着他老婆一块来的。他老婆叫什么名字我记不起了，因为我们与她没有什么交往。她长得实在不怎么样，脸模子虽算周正，可一脸麻点，我们背地里给她取了个外号“爆米花”。

我们霸王岭工区，原是一家煤矿，现已倒闭，只留下两名干部住在场部看守。其中一个姓吕，大约四十来岁年纪，未带家眷，单身一人过日子。虽说守着场部没什么事干，却仍每月拿着几十元的国家工资。那时我们叫拿工资的为吃国家粮，尽管才几十元，这仍是很令人羡慕的事。

陈指导刚来没几天，我们便发觉爆米花常往吕干部那儿跑。一天清早，我们居然发现她一手端着便盆从吕干部房里出来，见了我们便忙低垂下头，略略有些羞涩的样子。

我们便议道：

“爆米花昨晚一定睡在这里了。”

“这还用说，当然是睡这里了。”

“陈指导不知道么？”

“怎么会不知道？一个大活人一晚上都不在自个身边还不知晓，那除非是个死人。”

“那——他就这么心甘情愿吗？”

“哎哎，不谈了，不谈了，人家是贫下中农。”

便都禁声。我们这些黑七类狗崽子是不能随便谈论领导阶级的。

陈指导照样和我们一块劳动、生活仍然是一脸笑嘻嘻的样子。

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他笑的里面有着悲哀和痛苦。一个大男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女人跟了人家，谁能会无动于衷呢？

我们又一块议论：

“陈指导也是没有法子，家里穷呗！”

“人来到世上，首先就得要求活下去，面子能吃能穿吗？”

想想这话，我觉得也有些道理。那会江永的确很穷，农民基本上没吃过一顿干饭，餐餐都是熬的稀粥，吃的菜大都是地里扯的野胡葱用坛子腌上，很难见到晕腥。我忽然明白，其实人与人都是一样的，要吃喝拉撒，有七情六欲，硬要把人划分为三六九等，这都是人为的。不管是教育者还是被教育者，在那个年代只有能填饱肚子，才能知耻、言耻、痛耻，才能有自信、自尊，才能谈及理想、前途和世界革命。

我们谁都没有嘲笑过陈指导，反而我们去他家去得勤了，和他聊天、说笑，有的还偷偷地塞给他几斤粮票，人与人之间，除了阶级斗争，还应该有一份人性的关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