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动荡不安

在文化馆里

我回到江永县城，刚从汽车上走下来，便碰上县文化馆的馆长，我记不起他叫什么名字了，看上去四十来岁年纪，一副温文尔雅的儒者模样，说话像他走路一样，总是慢吞吞的，好像背上背着个十字架似的。

他问：“你能不能到馆里来帮我们做点事呢？”

“我？行吗？”我怀疑自己是不是有点听错了。

“是这样，”他说，“现在馆里基本上没人上班，可总还是有事要做的。如果你能来的话，就帮着编写一点演唱资料，现在好些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都需要这方面的东西。”

我点点头说：“我试试看吧。”

“还有，”他又说，“你还得帮着电影院写点幻灯词。”

“好吧，我会尽力去做的。”

他给我安排了一间房子住下，在楼上，倒也清静。

我便每天查阅资料，编写一些对口词、快板、小演唱之类的东西，还得看一些业余作者写来的稿件。看这些稿件是最头痛的事，江永是一个较偏远的山区县，文化水平原本就比较落后，一些作者写来的稿件不是错字连篇就是语句不通，但人家有这个热情，就得热心扶持，我只得每一篇都认认真真地看，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把这些作品修改好，然后写上热情洋溢的鼓励话。

我很少上街，我已厌恶了那些打打杀杀，今天斗争谁谁谁，明天批判谁谁谁，人与人之间似乎除斗争以外，便什么也不存在，我遂尽量躲开人群。我只是个地位卑微的下乡知青，没有“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的本事，只要上山下乡的政策不变，不论在哪里也只能是个知青。

工作还不算太多，每天还有足够的时间让自己支配。我住的这间房子，我不知道以前是谁住的，在这间房子里，我居然发现了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我兴奋得眼里放亮，便捧着书本，凑到窗前，一字一行地读着，忘记了时间的行进，忘记了所处的环境，全部精神都沉浸在屠格涅夫这位伟大作家的著作里。

我被作家优美的文字和伟大的思想所吸引，作家只是以一个猎人的身份，随手记下一些他所听到的、看到的农村各种各样人物的生活图景和优美的自然风光。在这部杰作里，作家给农奴制时代的俄罗斯地主贵族们描绘了一幅幅逼真而给人印象深刻的肖像，写出他们的极端自私、贪婪乖僻、凶狠残酷、虚伪无耻，以及表面温文尔雅、内心专横暴戾等等的表现和品质；同时，以俄罗斯广大乡村的自然景色为衬托，广泛、深入地描绘了十九世纪中叶俄国农村的贫困、落后、愚昧和农奴制度的黑暗与罪恶，生动地塑造了一系列被欺凌、受屈辱的劳动者的人物形象，表达了作家对他们的深厚同情。由此，常会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浑身黑黧黧的山民，想起他们那伤痕累累却青铜般的脊梁。

作家是非常热爱乡村的，他用充满诗意的笔触描述：在冬天的日子，可以沿着一个个高高的雪堆追赶野兔，呼吸到寒风凛冽的空气，在使人目眩，微微闪亮的柔和的雪光下不由自主地眯缝起眼睛，欣赏到红色的树林上面翡翠般的蓝天！……而初春的日子，当周围的一切都在闪闪发光和正在崩裂的时候，透过融雪的浓重水气，已经闻得到暖和起来的大地气息……

很感谢这位馆长，给了我这么一个虽然窄小却十分宁静的天地，在这里，那些漫长的岁月，那些熟悉的人和事，那美好的自然风光，都一幕一幕地在我眼前鲜活地呈现出来，唤起我对人生对社会的庄严感悟。

“9·13”事件

文化馆里似乎找不出一丝活气，住久了，连我也感到沉闷和压抑，心里便强烈地想念与自己朝夕相处的知青战友。我提出要回农场，馆长也没有过多地挽留，于是，我便又回到了霸王岭。

知青们大多已返回，屋子里却显得出奇的静寂，除了屋顶上一声两声的鼠斗之声外，更无别的音响振动着空气。门前的几株杨树，在秋日的阳光下，毫无生气地站立着。屋后的茅草，横斜杂乱，虽有活意，却毫无姿态了，让人强烈地感受到一种原始的荒凉气氛。

我问队长李胜利这是怎么回事，李胜利摇着头说：“怎么，你还不知道这里发生的‘9·13’事件？”

“什么‘9·13’事件？这些日子，我的确是孤陋寡闻。”我说。

李胜利说：“ 9月13日上午，只听见‘砰’的一声炸响，连门窗都震动了。一会，听有人喊，说是当地的民兵把俞沛苍的墓用炸药炸掉了。”

俞沛苍是我们农场的知青，也是我很好的朋友，他是在广西一次武斗中被人枪击而死的。他的尸体从广西运回来，全场的人都感到震惊和愤怒。现代迷信是恐怖、懦弱、无知和愚昧的产物，人们竟然能够丧失理智，像仇敌一样互相残杀，俞沛苍居然成了这场愚昧斗争中的牺牲品。知青们抬着他，掩埋在离桃川镇不远的一个荒坡上，并给他树了一块写着“下乡知青俞沛苍烈士之墓”的墓碑，以表示大家对他的哀悼。

“这些民兵认为他不是烈士，是湘江风雷分子，是反革命，因此他们就要把墓炸掉，”李胜利说，“我们赶紧跑了去，墓已炸得不成样子，尸骨都炸翻出来了，的确惨不忍睹。我凑了8元钱，倪俊士凑了10元钱，买了一口棺木把尸骨盛上。大家已是忿怒到了极点，便抬上棺木浩浩荡荡地往桃川镇上走去，一齐慷慨激昂地高唱着《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和皇帝/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团结起来到明天’……”

“后来呢？”我急切地问。

“晚上就出事了，县公安局调集了我们农场四周几个村的基干民兵进茅草地抓人。我们霸王岭还好，我们平日与六十弓村的村民关系很好，六十弓的民兵营长交待我们今晚千万不要出去，故而，我们未被抓，茅草地的知青就惨了，有刘内安、陶世普、刘俊世等十几个知青被抓，用索子五花大绑地捆着押去了县城。”

绝望好像刀子一样致命的伤害着我们这些曾经一度满怀着希望的心灵。不用讳言，当年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极大的消解了人类历史的进步和正义。在强大的社会存在面前，我们一群卑微的学生青年不是都显得太渺小、太微不足道了么？

一位下放在江永井边公社叫潘明臣的知青，后来在一篇《铁窗纪实》的文章里（发表在2003年10月长沙市政协编的《长沙文史·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专辑》）较详实地记载了刘内安等人被关押在江永监狱里的情形：桃川农场有位浑名“眼镜鬼”的知青，此人一介书生，瘦小的个子，苍白的面孔，浮肿的眼眶，鼻梁上架一副厚厚的眼镜；只因参与烧毁整知青的黑材料而被扣上“现反”罪名。此君酷爱学习，书生气十足。他已被确定要判刑。宣判前公检法军管会来人给他照相归档，可他倔劲发作，非要手持“红宝书”才让照相，任你拳脚交加乃至用枪托捅打，就是无法拿下他死死护定的“红宝书”。来人“投鼠忌器”，生怕弄坏“红宝书”脱不了干系，只好愤愤作罢。押回“号子”时，只见他一步一跛，连声高呼：“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你殴打吗？”事后他被一副手铐反拷双手，以示惩罚，不久，即宣判服刑五年被押走了。

世界上有这样紧紧护住红宝书的反革命吗？

我们这一代人无法抗拒当年每个中国人都无法抗拒的事，但那确是我们人生进程中不能抹去的记忆，让我们在今后的生活中，更加珍爱自己的生命和别人的尊严。

批斗韩少和

在茅草地一间小礼堂里，几十个知青席地而坐，屋子里充满着庄严肃穆的气氛。

两名工宣队员脸色严峻得就像青石板一样，显出威严得令人畏惧的神态。他们首先带领我们知青一同三呼“万岁”（万寿无疆）后，接着又一同学习最高指示：“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老人家还教导我们：‘社会主义就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然后，一位身材伟岸的工宣队员，目光炯炯地扫视了全场一眼，疾言厉声地说：“同志们，阶级斗争是十分严峻、十分激烈的，一小撮阶级敌人总是对无产阶级、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充满着仇恨。”

我们都不由自主地惶惶不安起来，心下在嘀咕：这说的是谁呢？可眼睛不敢四下张望。

突然，另一名工宣队员大吼一声：“把现行反革命分子韩少和带过来！”立时，韩少和被几名基干民兵推推搡搡地带到屋子中央。

大家一脸的惊愕，一切声音似乎全从耳边消失，只有强劲的风低低地掠过草尖从窗口灌了进来，又从另一边窗口挤过，匆匆忙忙地奔向远方。

我瞧着心里立时像有千百个铁锤敲打似的，一会儿上一会儿下，半个字也说不出来，没想到现行反革命分子竟然会是她这么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

那位身材伟岸的工宣队员仍是一脸严肃地说：“韩少和顽固地坚持她出身的反动阶级的立场，丧心病狂地攻击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舵手毛主席，竟然在毛主席著作上恶毒地攻击，这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那也违背列宁主义。这就告诉了我们，不仅要和拿枪的敌人作斗争，还要同不拿枪的敌人作斗争。这是一场没有枪声的搏斗，而这样的斗争，比那些鸣枪响炮的斗争要复杂得多、激烈得多……”

原来是她在四卷《毛泽东选集》上写了一些评点的话，这也算是反革命吗？学习毛主席著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得和体会，就不能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吗？如果伟人一言一行全是正确的话，那么共和国的主席和许多将帅们的纷纷落马，他们全是错了吗？对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已有不少人开始质疑，只是谁都不敢说出来而已。而韩少和却只是说出了自己的一些疑惑，应该比把话藏在心里不说的人要光明磊落多了。当然，这些话我没敢说，是我的怯懦让我不敢说。

“同志们，”工宣队员提高了声音说道，“作为一个革命青年，为了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一定要冲锋陷阵，站在斗争的最前列！”

另一名队员喝令韩少和跪下，她居然倔强的昂着头，那队员狠劲一脚，便把她踹得跪倒在地。

“……”一片沉默。

没有人敢站出来申辩，也没有人敢去搀扶她一把，也许是因为我们虚弱，因为我们卑琐，因为我们的丑陋，因为我们越来越没有人的尊严与公德。

一幅油画像

1967年，我写了一篇题为《妹妹的日记》的文章在知青《32111报》上发表，文章记叙的是我们农场知青的生活状况，写得较伤感，好些知青看到后还哭了。不知怎么搞的，这文章竟然传去了香港，一家报纸居然给刊载了。这事很快反映到军管会。军管会很重视，立刻指示农场的驻场工作队对我进行了监控，工作队还把我所写的东西全抄走了，包括我写的一个关于知青的中篇小说的手稿也给抄走。我遂很是惶恐不安。

也许冥冥之中真有什么在主宰着自己的命运，人生之事，福祸相倚，这又谁能料定？

偏偏这时工作队要在场里举办一个“毛泽东思想教育展览”，要在入口处画一幅大型的毛泽东画像，并指定要画那幅“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由谁来画呢？在场里，大家都知道我平日喜爱画点画，于是工作队便定下由我来完成这幅画了。

我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我当时已属黑七类狗崽子之列，又出了《妹妹的日记》这么严重的事，如果这伟人的画没有画好，那还不定一个死罪吗？

画架已由木匠做好，有两丈来高，我要搭上高凳才能作画。

我已不能拒绝。那一个晚上我都没有睡好，我的灵魂好像已经离我的躯体飞走了，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我要什么，希望什么……所有的这一切都像混沌的一团雾。我意识到自己太渺小了，灵魂只能缩在某一角落里颤栗，我悲怆地望着房顶一动不动，任泪水流了满头满脸。

第二天我便去镇上买了一个九宫格，用九宫格套在画上，再按照比例在画布上打好格子，然后便爬上高凳一丝不苟地照着描，不敢有半点懈怠。

我在高凳上整整爬了两天，整个人就像一只壁虎贴在那宽大的画布上。我已记不清那两天我是怎么度过的，当我从高凳上爬下来时浑身上下已让汗水浸得没一根干纱。我不敢去看那幅画，我不知道自己画得到底会怎么样。

是一阵叫好声把我惊醒过来的，我这才发现画周围已围了好些人，有场领导、有知青、有工作队，从几个工作队干部的脸上我居然看到了一种久违的微笑。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以为是作梦，使劲揉了揉双眼，这才去认真看自己作的画。哦哦，这真是自己画的吗？我以前从未画过这么好的画呀！年轻的毛泽东手挟一把雨伞神采奕奕地走在霞光里，不，他伟岸的身躯正迎面朝我们走来，他微笑着，他一定是已宽恕了我的一切罪过，我知道自己总算是又逃过一劫了，从死亡边上又捡回了一条卑微的生命。一种情感，我说不出是悲哀还是快乐，突然浸入了我的全身，一下子达到了每个毛孔。

工作队说我对毛主席有感情，才画出这么好的画，也自然解除了对我的监控。

那已是1968年的秋天，是我刻骨铭心的一个秋天。这也许对我后来能够去平静地面对生活中的种种艰辛和挫折有着深远的影响吧。

后来，我回忆过去的种种，遂明白，生活中的许多事情，其实都是无法改变的。每个人带着希望降生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就注定要甩不掉一些烙在生命线里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