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避难长沙

上 户口

回到长沙后，我便住在外祖父家。外祖父原是程潜部下的一名师长，北伐战争里曾立下过战功，和平解放长沙亦是有功之臣，故解放后一直在省政府里担任参事，文化大革命中自然就成了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停发了工资，每月仅拿着不多的生活费。外祖母在街道居委会当了一名小小的主任，也是每月拿着不多的补贴，一个小舅舅和我一样下在江永井边公社当知青，一个小姨待业在家里，生活自然很是拮据。外祖父家在新生村，那是一片新建的居民区，房屋十分稠密，外祖父家仅是两间低矮仄小的平房。我的到来，自然是加重了他们的负担。

在这里我不能不提一位江永的老知青刘少云，每一个长沙知青是都应该感谢他的。他也是在道县、江永大屠杀时知青避难返城回长沙的，是他挺身而出，与知青战友一道为争取基本生存权利而奔走呼吁，终于为广大知青争得了几个月基本生活费——每人每月9元钱与27斤粮票。我的户口不在长沙，要搞个长沙户口是非常困难的，“城乡分治”是基本国策，并由此将国民划分为两大类人，以户口制定了两个最庞大的等级森严的群体——城里人与乡下人。然而，外祖母告诉我可以去派出所上户口，于是我便拿着外祖父一家的户口簿匆匆赶去派出所。派出所门口排了好长的队，全都是下乡知青，有几个知青拿着喇叭筒在维持程序，两个知青在办理户口迁入手续。办理手续很简单也很快，只要递上户口簿，登记一下，然后盖上一个“户口迁入”的红印戳就行了。虽说排了很长的队，但时间并不要好久，这也许是开创了我国机关办事效率最高的记录吧。

办理好了户口手续，我自然就能领到每月的9元补助和27斤粮票了。我把钱和粮票都如数交给外祖母，心里也就轻松了许多。

我们年轻人喜好幻想，喜好激动，要做“新中国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要去“消灭三大差别”，要担当起“世界革命”的重任，从理论上讲这话都没有错，而且很冠冕堂皇，很伟大。但通过这件事，使我清醒地认识到，一个人活着最重要的还是要先解决好衣食住行，解决好自己的生存，也就是说要解决好民生问题，如果连这也不能解决，光谈“世界革命”，这岂不是一句空话吗？

我不自救，人孰能救我？我们需要自赎于壁垒森严的精神危境之中。

“在地球上看星星，好像每颗星星都挤在一起，可事实上每颗星星的距离很远。”这是一句经典的韩剧台词。它同样提醒我们，远距离看待生活总会觉得很美丽，而且离我们很近，仿佛伸手就可以摘取，但走近一瞧，才会发现距离很远——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任重而道远”吧，老百姓（知青究其实就是很卑微的百姓）是在期望着“道”而不至于太远。

在工农兵文艺造反联络站里

这是一个易受幻觉和激情支配的年代，人人似乎都变得疯狂，长沙城里冒出了许许多多革命造反组织，像湘江风雷、高司、青年近卫军、六号门、东方红、井冈山……等名目繁多，令人眼花缭乱，几乎每天都有武斗，都有惨案发生，高音喇叭天天喊叫着，传单、小报满天飞。在街上还可以时时看到一些腰缠子弹袋，肩挎冲锋枪全副武装的造反战士威风凛凛地从街上匆匆穿过，不知又要去什么地方去进行伟大的战斗。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统帅不断地在天安门城楼亲切地接见红卫兵，对这一形势发出了“好得很”的称赞，那就好得很嘛！处处是群情激愤，处处是“造反有理”，处处是“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我这人特好奇，便天天去街上看传单、小报，每天都能抱回一大捆。

五一路有栋中苏友好馆的楼房，是省文联的办公地点，这时已被工农兵造反联络站占领。毛泽东早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因为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为了服从于“文化大革命”这一政治斗争，工农兵作者起来夺了省文联这些知识分子的权便已是理所当然的了，工农兵应该成为文艺的主人。

成了主人的工农兵在这里办了一份《造反文艺》杂志，取代了过去的《湖南文学》，还在中苏友好馆门前傍街办了一个“工农兵文艺诗画长廊”。

一日，我十分冒昧地走了进去，在这里我见到了我心仪已久的我省著名工人诗人左宗华、李光迪，农民作家李绿森、彭伦夫等人。可以看出，李光迪是这里的负责人，他是株洲市的一位工人，瘦高个，显得精力充沛，气度不凡，在我看来他是一位勇敢而充满智慧的作家，待人也极热情，我一下就喜欢上他了。

我试探地问：“我能不能来这里工作？”

没想，他竟一口应承下来：“好啊！来吧，今后在一起我们就是朋友了。”

他安排我在《造反文艺》编辑部搞文字编辑，并给我每月15元的生活费。对这一工作，我自然是十分喜爱，也创作了不少诗歌。

长沙有一位很有名气的叫张觉的工人诗人，据说是被厂里的走资派迫害致死，我们都为此忿忿不平。张觉是我心中最为崇拜的偶像，他写过不少热情洋溢，动人心弦的好诗，有些诗我还能背诵，像他写的《我和我的战马》：

等不及上班我忙向车间跑，

跑进车间忙把我的“战马”瞧：

伙计呀！我知道你日奔千里成习惯。

这几天假日你闲得愁不愁？

自从学徒结识了你，

十年汗水擦亮你一身“毛”！

凭你这钢筋铁骨飞毛腿！

怎肯在跃进途中停分秒！

马儿呀！你也真好笑。

难道我的脾气你还摸不到：

妈妈留我说破喉咙扯破手，

我还是从百里家乡冒雨赶回了。

马儿呀！你知道不知道？

支援春耕要好要多还要早。

我俩快来个“伙伴赛”，

抢制农械赶高潮！

哈！班长已把任务交，

快快撒开蹄儿跑。

我权把油壶当酒壶，

三杯祝你跃得高！

我们组织了好些工农兵作者去张觉家探望。他家在工厂宿舍区，房子很窄小，鸽子笼般的板房，显得拥挤不堪，屋里陈设也很简陋、破旧，没有一件像样的家俱。在这么艰难的环境下，他居然能写出一篇又一篇热情如火的诗篇。我们的眼眶都稍许有些潮湿，还有人不禁发出一声轻微的叹息。

走出张觉的家，我遂想，其实我们广大的工农大众不少人仍是生活在贫困线上的，可是，他们艰苦奋斗的精神，悠然自如的心境，使他们超越自身的荣辱、得失和沉浮，像潇洒的生命圆舞，那旋转的圆心总是指向祖国，这就是伟大的工人阶级啊！

遗憾与焦渴

长沙城里知青有好些个革命造反组织，并且办了好几份报纸，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反迫害》与《红一线》，都是对开大报。下在浏阳的知青、著名作家张扬，在《反迫害》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上山下乡运动是对毛主席“青年运动的方向”的彻底背叛》的文章，有三、四万字，占据了一张对开报纸的绝大部分版面。文章论述严密，对“上山下乡”运动作了系统的理论分析，在政治上予以彻底否定，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当时，知青们是争相传阅，互相奔走相告。我对张扬十分景仰，便很想去结识他。一日，在省军区门口，我遇见一位编《反迫害》报的知青，我以为张扬也是在编报纸，我便向这位知青打听他们编报纸是在哪里办公，是否可以带我去看看。也许是我与这位知青从未有过交往的原因，或许是他要去忙着一件什么事，我看出他明显的有些冷淡，所以一直未能去，这让我很感到遗憾。

后来，有知青朋友介绍我去《32111报》，《32111报》是“32111知青造反挺进纵队”办的。中苏友好馆的对面便是市政府大楼，其时该楼已进驻了不少造反组织，332111知青造反挺进纵队便也在这栋楼里。

他们让我编《32111报》，编报纸的还有一位回龙圩农场的女知青。我们工作是十分勤奋的，不仅每天要编稿件，还得自己动手写，还得查阅一些资料。

这里每天人来人往，闹哄哄的。我居然也习惯了这些吵闹，能够静下来看阅、编写，这对我也是个极好的锻练。

这天，知青组织大游行，“32111知青造反挺进纵队”全体战士当然都得参加。场面是十分壮观的，从五一广场开始，五一路那条大马路上，奔流着由知青们组成的怒潮。各个知青组织组成一个方阵，十几人一排，数千人居然队伍整齐，秩序井然，大家呼喊着口号：“造反有理！造反有理！”一遍一遍地高唱着语录歌：

下定决心，

不怕牺牲，

排除万难，

去争取胜利！……

每经过十字路口或拐弯处，都有好些其他的造反组织擂鼓呐喊，为我们助阵助威，还有不少人从马路两边楼房往外散发传单，把一捆一捆的纸往下面人群里撂，这些纸便像彩蝶似的纷纷向四面八方飞散开去。知青们对自身命运的不满和反抗行动实实在在地使全社会包括各阶层人们受到了强烈的冲击。

我受到了这种情绪的感染，只觉着浑身的每一个筋骨眼仿佛都在往外涨劲，痉挛似的呼喊着，心里充满了斗争的希望。

马路两边都挤满了人，有工人、有干部、有老人、有妇女、有青年、有小孩，他们全都朝我们望着，不少人朝我们挥着手，呼喊着什么，声音太嘈杂，听不清，但从他们的手势，他们脸上的表情，我能看出那是对我们未来前景的焦虑，是在为我们的命运担心。两滴又大又重的泪水顺着我的脸颊流了下来，透过泪光我仿佛看到了父亲、母亲，还有弟妹们，他们的眼光是那么亲切，而又是那么焦渴。

返 回江 永

1967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下乡上山的知识青年和其他人员必须坚持在农村抓革命促生产的紧急通知》，指出逗留城镇的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和其他人员，都应当迅速返回农村去，就地闹革命，积极投入“三秋”战斗；要求在城镇建立的各种组织和所设的联络站，要立即撤销，城镇的群众组织不准吸收下乡人员参加。11月22日，湖南省革筹下乡上山知识青年服务站发出《关于动员下乡上山知识青年返回农村有关具体问题的规定》。12月3日，湖南省革筹，第47军又联合发出《关于进一步贯彻执行中央十月八日紧急通知的几点意见》，要求下乡知青“立即返回农村去，就地闹革命”。

广播里每天都在播放着这些通知，这让我每天都紧张得心神不定，感到空旷和孤单，这座城市要赶我们走了，我们的一切抗争和努力都已没有了任何意义。

这天，李光迪来通知我，说是补助费不再发了，再三地说着道歉的话。

我自己也清楚，这终究只是一个群众造反组织，我不可能长久呆在这里，也不可能永远拿着这份补助。可是一旦真的要我离开，我仍然接受不了这个事实，眼泪止不住地扑簌簌成串滚下，冰冷的泪水顺着两颊流进嘴里，又流进心里，把破碎的心也给冰透了。

李绿森对我非常同情，他是一位十分憨厚的农民作家，他进屋里来安慰我说：“别难过嘛，要回农村就回农村去，我不一辈子也在农村吗，我也得走啊！”

我说：“我也知道自己不可能长久逗留在城市，可就是心里难受。”

“人经过一些磨难和挫折，并不一定都是坏事，”他说，“鲁迅先生就说过：‘前途很远，也很暗。然而不要怕，不怕的人的面前才有路。’这话是很有道理的。”

“这当然说的没错，”我说，“我只是想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把我们赶出城市呢？”

他说：“你要换一个角度来想，我们农民世世代代都在农村，不少人还非常贫困，这你在农村想你也已经看到，想想他们，你心里也许会觉得平衡了些。”

我没再吱声，我在想他说的话。

他又说：“你喜欢搞文学，只要自己努力，也许能够走出一条路来，多一些磨难对一个人来说，说不定还是一笔财富。”

我心情自然好了许多。李绿森他总是像一位大哥哥似的，处处呵护我，给我关心和安慰。

政府给的每月9元的生活费和27斤粮票也早已停发，长沙这座城市我自然是不能再呆，几天后，我便又登上了返回江永的列车。坐在车上我一直在想，人区别于动物的地方是什么呢？应该是思维，是情感，恩格斯曾说这是地球上最灿烂的花朵，也许我的思维我的情感是在那片广袤的土地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