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的日子

1966年8月以后，由于“造反”浪潮的冲击，各级党政机关陷于瘫痪。“文化大革命”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混乱，许多知青也被卷入了串联、“造反”的浪潮。农场已打破了原有的秩序，不必按各个生产队分区域进行生产和生活。因了文学的缘故，其时我已与茅草地的知青刘胡子、郭光锴、韩一民、石仲瑜他们很要好，常和他们在一起，这段日子呆在茅草地的时间反倒比呆在霸王岭的时间还多一些。

一日，我对刘胡子说：“不知怎么搞的，如今这个局势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他笑了笑道：“怎么，不好吗？我倒觉得蛮好呀！革命群众能够起来造资产阶级的反，保卫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好得很呀！”

我说：“我就是觉得我们没有人管，不习惯。”

“要谁来管？要资产阶级来管吗？无产阶级就得自己管理自己。”

我想想他这个话也对，却又觉得似乎哪里有些不对，可我又一时说不明白。

“来，干脆搬到茅草地来一块住。”刘胡子很热情。他是个乐天派，遇什么事都很乐观的人，跟他在一起，常让我感到很快乐。

于是，把铺盖一卷，也不用办什么手续，我就搬过来了。

农场虽说没人管，但茅草地这边还是较有秩序的，土地并没有荒废，知青们还是坚持在地里劳动。这里，有刘胡子、陶世普、何清华、钟德厚、万定安、张培丽、韩少和、易宇欣等一大批坚定的扎根派，他们对农场的何去何从很关心，他们苦苦地思考着、讨论着，找出农场存在的问题，构想重建农场的蓝图。

我和他们一块上工，也许我这人太书生气，过不惯那种太放任自流的生活，希望能有人管着我。这里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集体，我一切听从他们的安排。我们种了许多苞谷，怕有百几十亩，都生长的很好，秆子高、叶子大，在太阳光下更其耀眼，站在高处望去，好像一片海似的。

和他们在一起，我觉得每一天都是很快乐的日子。

一进入苞谷地，就会使我想起曾经看过的那些反映抗日战争电影中的青纱帐，心里就不由自主地有几分神秘、几分亢奋。我就五音不全地唱歌，我喜欢那支印度电影歌曲《流浪者》，歌词的大意是：

到处流浪，

到处流浪……              

我和什么人都没来往，都没来往……

我看这世界像沙漠，

四处空旷没人烟……

我记不住词，便瞎哼：

啊……阿巴拉呜，阿巴拉呜，

亚格列比西姆比西姆，

阿巴拉呜，呜……

于是，大家就大笑，我也笑。

阳光在额上榨出了汗水，又有激烈的风扑过来，吹干了汗，留下一层盐渍，粘在皮肤上，干燥苦涩，可我仍是快乐地要喊要叫，像荒原狼那样发出野性的原始的呼叫：“阿巴拉呜——阿巴拉呜——”

路 儿 队 长

我在这个队叫朝阳队，队长叫陈路明，他是1965年从长沙市一中高中毕业下到这里的，这是个极富正义感，极有事业心的青年。他个子不高，却显得虎气生生，经常是一顶草帽，一双草鞋，风里来雨里去，一身皮肤黝黑，看去就像一个栉风沐雨辛劳耕作的农民。

他常常会为农场今后的命运而担忧，老想着要如何把农场建设好，尽管当时大家都忙着抓革命，狠揭狠批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每天仍有一二十名知青跟着他上地里劳动。

劳动强度大也较难的活要数烧石灰。先要砍好灰草，要打管备石料，他都是自己带头去干。烧窑自然要请当地的师傅，这不能蛮干，是一项技术活，尤其是如何掌握火候，必须得由师傅手把手地教。女孩子是不能上灰窑的，这是犯禁忌的事。这符不符合科学，没人去探究，反正这是人类的祖先一辈一辈传下来的规矩。

火点燃后就要保持火不熄灭，而且要烧得旺旺的，就得不断地把柴草把子往窑内塞，不能有半点懈怠，因此必须轮值。

到夜深了，轮值烧窑的知青就躺在柴草铺垫的窑顶空隙处，让明亮的窑火烤着，天南地北的闲聊。也许是我喜爱文学的缘故，我居然觉得这样的时刻极富诗意。

秋天的夜晚是寂静的，虽然这里那里有几只秋虫在“唧唧”地叫，但那也只能更衬托出夜的寂静。天空像是刷洗过一般，没有一丝云雾，蓝晶晶的，又高又远。繁密的星，如同海水里漾起的小水花，闪闪烁烁的，跳动着细小的光点。四围的山，隐隐约约，像云，又像海上的岛屿,能让人生出许许多多美丽的幻想。

陈路明和我躺在一处，他仰天躺着，双手枕在头下，似在想着什么。

我们都从不叫他名字，而是亲昵地称他“路儿”。我说：“路儿，就我们这几个人能够建设好农场吗？我总有些担心。”

他说：“这也是没办法的事，现在‘革命’这两个字，比世界上任何东西都神圣得不可侵犯。”

“我不明白，难道我们现在做的这一切，都不叫做革命了吗？”我问。

“当然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他说，“粮食从哪儿来？天上不落，石头上不生，还得靠人春播夏耘，秋收冬藏。不搞好生产，农场肯定是不会有前途的。”

我叹口气说：“唉！现在这么一个混乱的局面，不知什么时候才会有个头啊！”

他说：“我想，大家还是会要搞生产的，农场创办几年了，老是亏本，当然不能再这样亏下去，至少我们自己还得生存。我想待烧完这窑石灰后，便去对土质、水源等进行一番考察，设想出一个较好的建设方案。”

他总是这么乐观，又充满自信。他的这些话，后来写在1968年2月27日他和刘胡子、何清华、韩少和、易宇欣等二三十名知青联名写的一篇《桃川农场向何处去？》的文章里：

桃川农场创办五年多了，农场仍连续亏本，尤其近一年来大量知青返城，使茅草地又恢复到它五年前的荒凉。……革命的知识青年朋友们，桃川农场向何处去？现在是我们决定它命运的时候了！……让我们一起重建农场，重新向茅草地进军吧！

我的回忆之河，常常会闪回那个夜晚，躺在辽阔湛蓝的天空下，感受青春的生命如何在静谧的黑夜中生长、悸动。

中国的“巴顿”

我是来到茅草地后才结识何清华的，那时，大家都说曙光队有个“何霸蛮”。

曙光队是由长沙市一中长沙市十五中的初、高中毕业生组建成的，这个队大多是初中生，用石谊、士林的话说是“还都是些不晓世事的纯真少年，稚嫩得就像晨曦中露珠颤动着初绽的花瓣”。何清华是一中的高中毕业生，身高力大，那结实模样就像是用生铁铸成的一般，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让人一眼便能看出这是个不同凡响的人物。他自然就成了这些弟弟妹妹中的一位大哥。

他当队长，什么事都是干在前面，再苦的事、再难的事，他都必定要带头去冲锋陷阵。他总是一把锄头，穿条短裤打个赤膊，斗笠都不戴，烈日当头也好，大雨倾盆也好，他一概顶着干。

在那个空头政治压倒一切的年代，尽管在那种物质和精神都极度匮乏的特定条件下，他仍然是一腔热血，脚踏实地的向着理想目标艰难的挺进。他反对打砸抢，反对那种无政府主义的混乱状况。他带领大家坚持生产，承担了数十亩地的耕作以及牲畜饲养。

命运是对人生的一种挑战。你要么不甘沉沦，逆水行舟；要么自暴自弃，怨天尤人。

他和他的战友们苦苦的思索着，并在自己办的小报上发表了《用毛泽东思想重建桃川农场》的长文，详细阐述了农场存在的问题，构想了重建农场的方案。他认为抓好生产有关国计民生，是硬道理，空洞的精神不能替代人的物质存在。他有许多故事在知青中流传。

一次，他带领大家翻山越岭到广西那边挑枯饼，由于下雨，有一段路很滑，有人不小心摔了跤，后面的人就笑，跟着第二个又摔了一跤，大家笑得更厉害。有人想打退堂鼓，提议不要去了。他却斩钉截铁毫无商量余地：“笑什么笑，前进路上无障碍，要打硬仗就得有进无退！”

一天下午，队上安排去桃川镇看《红色娘子军》的电影，有些女生在镇电影院大门前一直等到深夜，他才带着一班男知青匆匆赶到。原来他是领着他们打着火把一头钻到农场附近一个溶洞里去了，想去堪察新的水源。……

他和刘胡子他们关系特好，经常在一块讨论马列主义如何在中国的实践、农场应该往何处去的一些带有哲理性的问题。他们谈得很激奋，我在一旁听着，往往能感到自己全身的热血一股一股的往上涌。

那天，他们一块讨论着一个“以果木为主，粮林间作，大抓柚子苗，大养牲猪”的农场建设方案。

他说：“要建设一个新农场，就得这么干！”

刘胡子也说：“干吧，我们不能再等、靠、望，我们只能自己解救自己！”

他们的思想是一致的，是真诚的，出于自己的良心，也出于共和国一代年轻人的责任感。

这个方案最终没有实现，相反，这场旷日持久，甚至达到疯狂的运动，使农场更加呈现出种种令人不安的危险迹象来。

他们开始了新的梦寻。

后来，他们十几名知青毅然去了大远公社，在三峰山下潘家坪村后的半和坪办起一个小农场。半和坪面东朝阳，他们满怀着希望称之为“太阳坡”。这洒满理想之光的太阳坡，就是他和他的战友们新的寻梦的起点。

他就像一位将军，如果是战争年代，他一定能成为中国的巴顿。许多知青都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