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

    因编写书要有事件、时间顺序，前面有个别篇要调整一下，如有重复请谅！

第五章  藏在心里的梦

陈大姐

记得我们刚落户那会，大山脚下一下子来了这么多的城里人，就像爆了一颗原子弹，四围的村村寨寨全给震动了。女生们一个个穿着花裙，辫子上还用一方花手帕扎住，像有只彩蝶在身后飞似的；男生们大都穿着白衬衫，把脸盘子衬得更是白净；对于那些黑黧黧的山民来说，就像看到天外来客般新奇和惊讶，好几天日子都没法平静，天天都有不少山民有事没事总要路过我们宿舍，怯怯地往里张望。

陈大姐是我们的领队干部，有说她是市知青办派下来的，有说她是从工厂调来管我们的。只有她没有穿裙子，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布工作服，更衬出她的严肃。她比我们大不了多少，看模样也不过二十三四岁，这是个炫耀着青春光彩的女干部。她不大注意修饰自己，头发剪得短短的，不像其她女孩子们梳得光光的，或是用人工造成美的形状。其实，她自己原本就是一个年轻女孩，却偏要装出与她实际年龄极不相称的深沉。

我们的宿舍是用土筑起的一间大屋，中间用蔑垫间开，一边作男生宿舍，一边作女生宿舍。我们在宿舍里，常常可以听到女生那边说话，连晚上打鼾也能听得一清二楚，这叫我们男生既新奇又兴奋不已。然而，我们却谁也不能去女生宿舍。陈大姐的床就开在靠门口，像是女生的守卫。望着她那一脸的庄严肃穆，谁也就没有了进去的欲望。

一日，我们听见篾垫那边陈大姐和一个叫伟伟的女生说话。她问：“伟伟，你那条红裙子穿不穿？”

“大姐，你也喜欢裙子？我还以为你不喜欢哩。”伟伟说。

“我是喜欢红颜色，这是无产阶级的颜色。”她说话极政治。

“是吗，这真没有想到。”

“应该想到的，任何时候，一个革命青年都应该想到革命化。”

伟伟便没有再说话。一阵悉悉索索的声响，一会，陈大姐穿着那条红裙子便往镇上跑了。

吃晚饭时，她回来了，尽管仍是一脸的严肃，却掩饰不住的兴奋，脸儿红红的，闪着光彩。原来她的男朋友今儿从省城大老远地跑来看她。他们只在镇上见了面，他便仍搭车回去了。

这晚上，我半夜起来小解，忽然发现那边仍亮着灯光，我偷偷瞥去一眼，是陈大姐还没有睡，趴在桌子上写着什么，一准是给她的男朋友写信，那脸上仍是红红的，略略有些娇羞，身影儿映在篾垫上，随着灯光忽忽的跳动。我不明白，他们白天唠了大半天，还没有唠完吗？哪有那么多的话要说呢？

    自此，我们男生居然能够进去女生宿舍，能够与女生一块说笑。每当这时候，她脸上便绽着柔和的笑，让人瞧着挺感动。

我的爱情生活

我下到桃川农场那会才十八岁，还有比我小的，才十五六岁。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大概是未涉世事，全是满脑子里充满着幻想，充满着光明和向往。

那会，农场里没有图书室，也没有娱乐室，更没有歌厅舞吧。一是因为农场是创建阶段，农场拿不出钱来办这些；二是最主要的，我们是来干革命的，是来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来接受改造的，怎么能搞那些资产阶级的东西呢？白天，我们拼命地改造自己，使大力流大汗，可晚上，黑灯瞎火，哪儿也不能去，就只能早早地压床板。人是个古怪的动物，偏偏会有思想，人一挨上床板就偏偏睡不好，就偏偏有些不安份，老想找人倾诉些什么。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认识了兰兰（化名）的。她比我小两岁，一个挺清纯的女孩。她也喜欢文学，我们在一块便谈文学，谈童话故事，谈红楼西游，天上地下漫无目的，我们谈得很愉快，就这样打发了一个又一个寂寞的夜晚。我觉得我们在一块挺有意思，有意思的日子跟没意思的日子就是不一样，直接决定人的心情愉快不愉快。

霸王岭工区的后面是一片坡地，很开阔，长着一人多深的巴茅。那是一个休息日，我们一块走进那片茅草里，那是一望无际的绿，人走在里面，就像是淹没在那一坡一坡的旺绿里，又像是置身于一波连一波的绿色海浪里。草里面还夹着一些长短不齐的蓝的紫的鹅黄色的和粉红色的野花，像一块不整齐的地毯，远远地一直铺到都庞岭下。我们坐在里面，正兴致勃勃地说着话儿，这时有一个猎人扛着一杆猎枪，在草丛里一边走一边大声吆喝着，大概是想把藏在草丛里的鸟儿野兽什么的赶出来吧。我俩吃了一惊，忙伏下身子，紧张得一句话也不敢说。好容易那人走远了，不见人影儿了，我轻舒一口气，低头一瞧，可又懵了，两只胳膊不知道要怎样放才好，对怀里一脸惊吓的她居然碰都不敢碰，好像趴在怀里的不是人而是一只刺猬。

那些日子，我一直都有些提心吊胆，总觉得人家看我时的眼睛有些异样。

安排在我们队的驻队干部是一个姓庄的老头，人挺和善的。一天中午，庄老把我叫了去问：“你谈爱了？”

“没有啊！”我说，心却忐忑，跳个不停。

“年轻人说话要坦白，不要说谎。”他说，样子很严肃。

我能怎么说呢？承认谈爱了吧，可我们连一个“爱”字都没有说过。我曾看过一些爱情小说，那里面的恋人都是爱得死去活来的，可我却从没有半点那样的感觉，这也叫谈爱吗？我知道，知青谈恋爱是犯禁的，邻队的一位男知青就因为谈恋爱，被我们场的党委书记李种田，提着一支驳壳枪从霸王岭工区追到茅草地工区又追到粗石江工区，追了几十里，李书记是位军人，最痛恨资产阶级的。我们知青是来接受改造，接受教育的，怎么也能“资产阶级”呢？

“你不是在日记里白纸黑字地写着吗？你好好想想，写份检查来。”庄老头看定我说。我的头便立刻“嗡”地一声大了，我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

庄老头怎么会知道我写了日记？不用说，这是有人偷看了我的日记然后去庄老头那儿告发了我。我感到愤怒，可又无可奈何，不自禁地打了个冷颤，也感到了空旷和孤单，也随即带来了紧张。

我们曾以童贞般的信念，赴艰蹈苦，以整个生命向往“砸碎的只是锁链，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而我砸碎的只是青春、希望、天赋人权乃至最卑微的生存尊严。我从床底下翻出那个日记本，一个人跑去山上，把日记一页一页地撕了，撕成了许多碎片，于是，在我的四周便开满了一朵一朵洁白的花。

陈浩然与吟吟

我和陈浩然（化名）的结识是因为文学。我平日喜欢读小说，喜欢写诗；他没有写过什么，但却十分喜爱，因而我们便极谈得来。我们两个在不同工区，虽然相隔了四五里路远，但下了工，我们会常常凑在一块闲扯。他的名字与大作家浩然相同，因此我也就常戏称他为“作家老兄”。那会，好些书都不许读，也没什么书可读，文学作品只有《金光大道》，只有《艳阳天》。于是我们就谈金光大道，就谈艳阳天。谈腻了，就谈做学生时读过的俄国人。中国的今人是不敢谈的，那会中国的作家们几乎全是黑帮黑鬼，自然是不敢犯忌。我们谈普希金、谈托尔斯泰、谈屠格涅夫。谈到屠格涅夫，我们便可以感受到他那充满诗意的散文，似乎可以看到农村各种各样人物的生活图景和优美的自然风光。我们就谈古人，谈杜甫、谈李白、谈苏轼。谈到苏轼时，他便特别高兴，神采飞扬，居然仰天高吟：“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于是，我俩便都觉着有些沉醉。

后来，农村安排他当了拖拉机手。开拖拉机，这在当时是很惹人羡慕的。我曾去找过农场的书记李静。李静也是知青，是长沙市一中高中毕业生。她笑着对我说：“机手名额不多，将来我们推荐你去当作家吧。”当作家可以推荐吗？我没细究，但我知道机手自然不会轮到我头上了，心下便生出好些遗憾。

他开着拖拉机好神气、好潇洒！茅草地极阔，有好几千亩，拖拉机把犁铧降下，锐利的犁头深深地插进了那杂草的根须虬盘错节的土地，黑色的泥土便波浪似的翻卷过来，向前涌动，拖拉机便俨若一艘红色的舰艇劈波斩浪，轰轰隆隆！大地都在抖动。他高兴了就唱歌，他极喜欢一支俄罗斯民歌：“保尔把母鸡赶进了谷场，有一只狐狸在偷偷地张望……”歌声被山风拆散，又被山风连接起来，像一缕绵绵不绝的丝丝在旷野上飘。

据说他恋上了一个叫吟吟（化名）的女知青，我是不信。那会，场里是不允许知青谈恋爱的。再说，吟吟是队上的团支部书记，正在争取入党，她常是一脸的严肃，很少见到有笑容。我尊敬她，却不敢接近，我总觉得她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一尊神。他怎么会跟一尊神恋上呢？我从未问过他，他也从未跟我说过。

后来，有了武斗，有了“贫总”，有了“湘江风雷”，有了“东方红造反兵团”，你打我，我打你，斗得你死我活。一次武斗中，他居然让人打死了，尸体抬了回来，我们都哭了。数吟吟哭得最厉害，一改往日的严肃，哭得一抹鼻涕一抹泪的。下葬时，她居然往坟坑里跳，几个力气大的男生好不容易才把她拉扯上来。我忽然明白，她终究还是一个女人。

在以后好些日子里，吟吟不说不笑，在蚊帐里悬挂着一张他的放大的黑白照片，她便坐在床前默默弹琴。一把凤尾琴，她弹得极好，老是弹着那支俄罗斯民歌，叮叮铮铮！那音调是异常悲凉的，让人听了直想落泪。使我们惊讶的是，她竟然是如此富于感情，弹奏是那样富有表现力，哀怨、苍凉，丝丝缕缕，欲断又连，如轻云无定地飘浮。阳光透过窗棂落在她那一身素净的身上，显得高雅淡洁，却更增添了几分凄怆沉痛。我对她便不再畏惧，居然也了一种亲切感。

偷吃禁果

韩少功在小说《希望茅草地》中记叙了这么一件事：农场每逢放映电影，场里便要组织一批民兵在周围巡逻，发现有谈情说爱的知青男女，便一索子捆上游乡。这写的便是我们农场里的事。那会，我们知青是绝对不许谈情说爱的。我们是来干革命，肩负着世界革命的重任，当然不能搞资产阶级的东西。尽管我们每天男女一块劳作，但彼此都活得小心谨慎。

偏偏有人胆大包天，居然敢偷吃禁果。他叫刘志刚（化名），一个俊俊俏俏的后生，他竟然和一个叫丽丽（化名）的女生好上了，每晚都要出去，至很晚才回寝室。这叫我们全寝室的人替他担了不少的心。每晚回来他都显得极开心，一个人轻轻地吹着口哨，要不就兴奋得在屋里来回走动，要好半天才能上床入睡。我们问过他：“志刚，你啃（吻）过她吗？”“嘿嘿！嘿嘿！”他只是笑，笑得傻乎乎的。问急了，他便说：“蠢话，等你们以后搂着女人时就会晓得该不该啃了。”我们这些男生谁都觉得这事既新奇，又神秘兮兮；既胆怯，又都跃跃欲试。想想自己以后也会搂着个女人，心里便止不住一阵砰砰地猛跳。

一日，队长气急败坏地跑了回来，连连吐着口水。他说他今日去了一处岩洞查探水源，走进洞里黑古隆冬，却瞧见有两团东西在滚动，他以为有什么古怪，定眼一瞅，竟然是刘志刚搂着丽丽。

不知为什么，他们俩个居然没有挨批判，居然没有游乡，大概是队长没有去告发他吧。队长他不怕被斥为纵容资产阶级吗？其实，人类历史同人的认识一样，永远不能把人类的某种完美的理想状态看做尽善尽美的，完美的社会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知青生活远不具备产生性放纵的精神和物质条件，但是在一个灵魂扭曲和暴虐专制的时代，你能无视社会的强大存在，而仅仅苛求个人道德不够完善么？也就是说，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决定人性”（邓贤《中国知青梦》）。

他们俩人居然还有更大的举措，竟然跑出农场，去镇政府扯了“登记”，当晚就举行了婚礼。婚礼极简单，他们买了一点白糖，就用白糖开水招待来客。除了场领导未来以外，我们知青几乎全来了，屋里坐不下便坐到走廊上。我怎么也没有料到，居然会来这么多人，那一双双眼睛里，显然燃烧着渴望和激情。我忽然明白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人之常情；饮食男女，大欲存焉，是千古之理。有男人女人，必会生性，必会生爱，是能强行压制的么？谁又能区分哪是资产阶级哪是无产阶级呢？人为地强迫自己熄灭任何人的欲念，这个强迫的过程，显然是充满着灵魂的残酷。

那晚上，是我们来农村后过得最热闹、最温馨、最感人的一晚。不知是谁哼起了一支俄罗斯民歌《在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大家便都跟着唱：

小河静静流，

微微泛波浪，

树叶儿也不沙沙响……

居然特“资”，但大家极沉醉。唱藏在心里的那个五彩的梦，那个属于各自的秘密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