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白水那条小街

在白水蹲点

1966年年初的一天，我接到通知去参加社教，加入零陵地区社教工作队，到县城招待所报到。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我会成为一名社教工作队员。到了县招待所，我才知道当时湖南编了两出小戏《打铜锣》和《补锅》，在全国都很有影响，零陵地区要把戏剧搞上去，特地抽掉了一些作者参加社教工作队去体验生活，一定要拿出几台好戏来。到江永的是地区戏工室的唐白薇老师为组长，还有《湖南日报》驻零陵地区记者站的文了老师，我是知青，就我们三人。戏工室的主任江雪老师来了，给我们讲了这次去蹲点的要求和意义。文艺要反映工农兵，我们知青是新农民，自然是属反映的重点，我这才知道把我调来并授之重任的原因了。

唐白薇年纪比我大不了多少，是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的，虽然年轻，却不苟言笑，一副很深刻的样子，我称她为薇姐。文了记者大约四十来岁年纪，有点胖，却很谦和，其实他不姓文，姓闻，文了是他的笔名，我称他为文老师。

第二天，我们三人就去了白水。白水离县城下去二十来里远。何以要选择这个地方呢？这是县委安排的，一是这里阶级斗争复杂，二是离马河较近，马河出了个龙小梅的知青，还有一位典型人物袁小平，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份子，是江永知青中被誉为五朵金花中的之一。革命戏剧就是要反映先进典型，有这么两位典型在那里，这自然是写作戏剧的需要，自然要去那里挖掘出极好的素材。

白水有条小街，叫白水街，曾在白水公社当过知青的罗丹女士，在一篇文章里是这样描述白水街的：“白水街原本只有一排吊脚楼，一条两米多宽的青石板路，随着人员增多房屋在不断地向里扩建，就多了一些黑瓦泥巴墙的房子和瓜棚院落，自然就有了几条拐弯抹角的泥巴小巷。”有她这么精彩的文字，我的描述就显得是多余和苍白的了。白水街临河，河中有一渡船来往，把这岸的人渡过河去，又把河对岸的人渡到这边岸上来，这自然就让我想到了沈从文先生笔下的《边城》了。

我们住进一村民家里，这户村民是贫农根子，当时的规定，社教工作队的住户必须是可靠的贫农根子。房子是木板屋，我和文老师住在木楼上。楼上倒也宽敞，只是下面做饭，烟子从楼板缝隙间钻了上来，有些熏眼睛。

户主男女早出晚归，我们也很难得和他们说上几句话。一个儿子才不到一岁，放在家里由爷爷奶奶带。爷爷奶奶都是从不多言的老人。婆婆老是忙着做针线，似乎有着永远忙不完的针线活。老头子就喜爱蹲在堂屋里叭一杆竹水烟筒，叭得噗噜噜地响。老人都穿一身皱巴巴的黑裤褂，沾满污痕，膝头和袖口的部分磨得油亮。面色黧黑，背光的暗部简直黑如锅底，这颜色与身上的黑衣服混成一色。

住在这里，每天受烟子熏这还事小，主要是肚子饿，我实在不习惯每餐喝粥，往往喝下粥一泡尿屙了，肚子就会咕咕的叫。我不知道这些村民是怎么过的，这也许就是我们与农民群众的差距吧。幸好工作队给我们每人配有饼干，但工作队规定，不可当着村民的面吃，晚上吃几块，能挡挡饿。

对于写戏，我的确是门外汉，薇姐从戏工室带来好些剧本，一有空我便躲在木楼上看。

一种新的陌生的生活，让我既兴奋而又惶恐不安。

乡村会议

社教运动，顾名思义，便是对广大农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我们工作队的任务一是组织农民学习，二是查清队上的干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行为，以及清查出隐藏在人民群众中的阶级敌人。

说老实话，我什么都不懂，白天我便在村子里的四处墙上用红油漆写上毛主席语录。我写字不行，但我能写美术字，基本上还能看得过去。晚上便随着薇姐和文老师一块去参加生产队的会议。

这天晚上，三个生产队都要开会，我们三个人必须每人去一个生产队。我有些为难，不知道到了会场上我该讲些什么好。我想推脱掉，去找薇姐，谁知她却板着面孔一脸的严肃，我立时便被唬住不敢吭声。

庄户人晚饭都吃得晏，待人到齐已是上十点钟了。会是在一家店铺里开的，木板屋，却也较宽敞。小街上有几家店铺，有豆腐店、炒货店、理发店、缝纫店等。来的全是各户的男人，有老、中、青，大约二三十人，挤满一屋子。

贫协主席是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汉子，面孔黧黑，眉宇之间显出一种深沉、干练而略带忧愁的复杂神态——只有那种诚实的饱经忧患的庄稼人才有的那种神态。他对我说：“人都到的差不多了，开会吧？”

我说：“好吧，就开会。”

他便叫大家静下来，并向大家介绍说：“这是办队的小朱干部，我们鼓掌欢迎。”

大家便都望我，掌声却很稀疏，也许他们对我并不欢迎或许是不大信任吧。

我便先带着大家一块学习毛主席语录：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照常规走路的人们，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见。他们是瞎子，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他们有时简直要闹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

学过语录后，我说：“毛主席他老人家想得深，看得远，为了使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开展这场伟大的社教运动，这是一场反修防修的战斗，我们都要积极参加。”我真不知道往下再说些什么，心就有些慌，就去看贫协主席。贫协主席也在看我，显然开会之前，薇姐就已给他打了招呼，他便转过身去主持会议。他说了很多，说的是江永土话，一大半我都没有听懂，估摸着他讲的大概意思是：上面给我们派来了工作队，就是支持、关心我们贫下中农，队干部不搞社会主义，就是违背毛主席的教导，就是祸害我们贫下中农，大家只管放心大胆地检举揭发，我们贫下中农就得听毛主席的话，坚决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大家都没有说话，有的在一劲地叭着竹水烟筒，有的用一截报纸和一截学生作业本上的纸卷着一支粗大的喇叭筒津津有味地抽，屋子里便有一股劣质的烟草味，很呛人。还有的在打瞌睡，头勾到胸脯上，一颠一颠的，像鸡啄米。

看看实在没有人肯说话，贫协主席对我说：“小朱干部，今天已很晚了，你看这会是不是就这样算了？”

我巴不得早就散会，便忙说：“好吧，今天会就开到这里吧。”

于是，大家便纷纷起身，一支支火把沿着村巷远去，这里那里就有了狗的吠叫声，使人产生一种神秘莫测的感觉。

去马河采访

这天，薇姐带我去马河知青组采访。剧本要反映知青，采访是必需的过程，也是很关键的过程。

采访，这对我来说，的确是很新颖的事，我从未干过，该如何采访，心里没有半点儿底，还好，有薇姐带着，我可以跟着学习。

马河知青组的知青，待我非常热情，吃饭时，一位男知青还不断的往我碗里夹菜。我有些不习惯，我喜欢自然一些，太客气了反而感到有些拘谨，因此至今我都记不起当时都吃了一些什么菜了。

大家在一块吃饭，都很友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和睦友爱的大家庭。

龙小梅见到我，笑着招呼一声：“来了？”

“来了！”

又笑了笑，就没有再说。

我想找她交谈一下，她似乎有意回避我，我忽然明白男女终究有别的古训，便只得打消了交谈的念头。但我想，如果当时能够取得她的帮助，也许能够写出一篇像样的东西来。我这人，爱文学的确有些痴迷。

这采访应该怎么采呢？可我又不敢去问薇姐，说老实话，我一看到她那张严肃的脸，便不由自主地有一种畏惧。

高兴的是，袁小平没有拒绝与我交谈。她个子不高，穿着极普通，这是一位红润健美的女孩，全身都充沛着一种朝气蓬勃的生命的活力，胸口永远是左边装着春天右边装着夏天，有着火一般的热情。

她给我介绍了马河知青组的情况，谈了她们的学习、生活以及如何与贫下中农一块劳动，她却不愿谈及自己。她是全县知青中的标兵，我自然很想知道她的思想、感受和她的先进事迹，这都是剧本写作非常需要的。俄国著名作家契诃夫在谈写作时曾说过写好人物必须要钻到人物肚子里去的话，我该怎样才能钻入人物肚里去呢？忽然，我想到自己正在争取进步，便问：“我想加入共青团组织，但像我这样的家庭出身，可以吗？”

“当然可以，”她说，“我们党的政策是出身不由已，但道路可由自己选择，当年不是有许多出身不好的青年奔赴延安吗？”

“能具体说说应该怎样争取吗？”

“听毛主席的话，坚定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与自己出身的阶级进行彻底的决裂。当然，这有个痛苦的过程，这就需要长期不懈地自觉地进行思想改造。毛主席他老人家教导我们：‘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

我心里像沉重地压上一块铅。采访不到具体的典型事例，这剧本还怎么写？我埋怨自己的无用，在生活中我的确是一个愚蠢透顶的笨蛋。

晚上回到白水那座小木楼上，文了老师问我今天收获怎样，我只得沮丧的摇了摇头。文老师劝慰了我好久，还给我讲了好些如何采访的知识。我从心里由衷地感谢他对我的关心，我想我会努力的，希望，总是美丽的，而且，似乎就在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