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运之兴　从湘军起”

—兼论湘乡三代人才群体

刘铁铭

。从湘军崛起后的一百年,湘乡历史发展经历了初盛、再盛和新盛三个历史阶段,涌现了三代人才群。

关键词: 湘勇精神  文化基因  地方性格  时代使命

湘乡是湖南一个古老县邑,自汉代建置以来,有两千多年文字记载的悠久历史。但是,在古代湘乡没有出现足以影响全国的大事,名人也寥若晨星,罕见史传,这种状况直到清代中期才有改观。咸丰年间,湘乡“以百里之地而荟萃群才,以一军(即湘军——笔者注)之威而维持全局。”(清同治刊《湘乡县志》)这是当年湖南巡抚骆秉章题湘乡团练和湘军战功所云,讲的是湘乡面貌的改观及其对全国的影响。

湘军崛起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近代湘乡兴盛的里程碑。所谓“湘运之兴,从湘军起”,就是讲湘军对湘运的影响。这里的“湘运”,有人理解为湖南,也有人理解为湘乡。笔者认为,这两种理解都有道理,也都是事实,似无必要分清此是彼非。但是,相对湘乡而言更具有特别意义,因为湘乡是湘军的发祥地,是湘军组建的基石和砥柱,又是湘军出省远征的大后方。湘乡对湘军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而湘军对湘乡建设同样富有深远影响,这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

纵观近代湘乡历史进程,从19世纪50年代初湘军崛起,至20世纪40年代末新中国成立的一百年间,其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即湘军远征是初盛阶段,维新运动至辛亥革命是再盛阶段,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是新盛阶段。前两个阶段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后一个阶段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近代湘乡社会进程是随着近代中国社会进程同步发展的。与此相适应,近代湘乡的三个历史阶段,造就了三代人才群,是他们谱写了富有地方特色的历史篇章。

一、湘乡初盛

从严格的历史观考察,近代湘乡的兴盛是从湘军开始的。湘军崛起对开发湘乡人文资源,促进近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于当时具有开拓性意义,于历史富有深远影响。

首先,湘勇团练为湘乡营造了一个较好的建设环境。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全国各地奉旨采取兵防措施,普遍举办团练。“湖南团练本为天下之最,湘乡团练又为湖南之最。”(清同治刊《湘乡县志》)湖南巡抚骆秉章称:湘乡团练是“最为保卫地方良法。数年以来,内清奸宄,外御邻氛,颇收众志成城之效。”(清同治刊《湘乡县志》)咸丰年间,太平军三进湖南,先后攻占了四、五十州县,包括与湘乡界邻的长沙、湘潭、衡阳、宝庆、新化、安化和宁乡等地,湘乡处于四面包围之中,但湘军始终无能插足湘乡寸地。“湘乡得以无虞者,团练之力也。”(清同治刊《湘乡县志》)湘乡团练历时十四年,却不像往昔战火年代那样兵荒马乱,经济萧条,人户逃亡,而是在加紧团练团防的同时,各项建设事业紧张有序地进行,经济发展,学校增多,人丁兴旺,富有勃勃生机,成为湖南人文最盛州县之一。

湘军出省作战,数以万计的湘乡邑人,跟随曾国藩驰骋沙场,奋战十四年,跨越十八省,最后又返回湘乡建设家园。这是他们从长期与世隔绝的闭塞山村冲杀出来第一次大规模远征,其人数之多,时间之长,地域之广,是湘乡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壮举。他们虽然为之付出了惨重代价,却在战争中经受了洗礼,拓展了视野,增长了见识。他们从这段不平常的阅历中,从客家异乡的建设中,设计了未来改变家乡面貌的新蓝本。

湘军战后,那些在战争中升了官、发了财的文武官员,衣锦还乡,光宗耀祖,修建了大量的宗祠庙宇、堂屋小苑、石路亭碑、河溪津梁、私塾书屋和乡村小镇,湘乡面貌为之一新。这些古建筑群体,遍地林立,棋布星罗,富有明清时期江南水乡古雅景色的魅力。现存湘乡境内(包括原属湘乡辖区的娄底、双峰和涟源地域)的名胜古迹,大多是战后湘军将领及其后裔修建的。

其次,湘军崛起造就了湘乡一大批从战争发迹的文武官员,即所谓“湘勇奋起,文武士绅,威树功名,忠节义勇,于斯为盛。”(清同治刊《湘乡县志》)这是湘军对开发湘乡人才资源的突出贡献。据同治《湘乡县志》记载,湘军中湘乡籍的文武官员共7886人,分两大类,一类是武勋文职,包括钦差大臣、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道员、知府、知州和知县等文官,共358人。另一类是武勋武职,包括提督、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和守备等武官,共7528人。其中省级巡抚和提督以上的文武官员就有180多人。该志还记有湘乡英烈21335人的名单,并为之大加赞赏:“生膺懋赏,殁蒙赐恤,恩荣稠迭,诚千载一时也。”

在湘乡众多的将领中,有32人载入了《清史稿》,专立列传。他们是:曾国藩(朝廷五部侍郎,钦差大臣,两江和直隶总督)、曾国荃(浙江、江西、湖北和陕西四省巡抚,陕甘和两江总督)、蒋益澧(广东巡抚)、刘岳昭(云南巡抚、云贵总督)、刘蓉(陕西巡抚)、杨昌浚(浙江巡抚,陕甘总督)、刘锦棠(钦差大臣,首任新疆巡抚)、罗泽南(道员)、李续宜(钦差大臣,湖北和安徽巡抚)、李续宾(浙江布政使)、王珍(道员)、王开化(道员)、刘腾鸿(直隶州知州)、刘腾鹤(知府)、刘松山(广东陆路提督)、肖孚泗(福建陆路提督)、刘连捷(布政使)、彭毓桔(布政使)、张诗日(提督)、李祥和(提督)、肖庆衍(提督)、周宽世(提督)、胡中和(提督)、何胜必(提督)、肖庆高(提督)、张运兰(福建按察使)、肖启江(按察使)、蒋凝学(布政使)、陈湜(布政使)、曾国华(直隶州知州)、曾纪泽(侍郎,转总理衙门)、李光久(浙江布政使)。上述官员除曾国藩早在道光年间在朝廷任高官外,其余都是咸丰、同治年间从湘军发迹的。在这短短的十余年内,湘乡一县出了这么多高官,且载入国史,不仅在湘乡历史上是空前,就在我国古今历史上也属罕见。

这是近代湘乡第一代人才群。人数之多,声名之大,任官之高,是这个群体的显著特点。他们大多是儒生儒将,是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挽救清王朝危亡为己任,是一代“中兴”功臣。在战争中,除了一大批出身士大夫的儒将升了官、发了财外,还有一些淳朴的山农也获得了功利。这代人才是从战争发迹的既得利益集团,给后人以寻求生计的启迪。于是,有些人从小农经济,耕读世守的圈子里跳了出来,走上了从戎、从政或经商的道路,改变了传统的生活方式,这对以后湘乡人才的开发又是一种原动力。

第三,在湘军战争中,湘乡将士的地方性格升华为湘勇精神。曾国藩缔造湘军,特别注重将士的基本素养和精神教育,他认为,人的基本素养是一种潜在的精神力量,通过教育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

曾国藩组建湘军的基本原则,就是“选士人,领山农”(王安定《湘军记》),儒门出将,山农为卒。湘乡将领有着孔孟儒学的深厚根底,湘乡山农有着刚毅悍勇的地方性格。曾国藩把这两种人的基本素养融为一体,升华为富有地方特色的湘勇精神,这种精神的内核是“血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忠诚明义,救国之危;二是合力同心,拼搏激进。前者是儒学伦理的精髓,后者是地方性格的发扬。曾国藩用这种“血性”精神教育将士,将士“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危。”这种精神作为一种历史文化,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在以后两个阶段的民主革命中,湘乡涌现了许多舍身取义的革命志士,虽然他们所献身的事业与湘军有着本质的不同,但所表现的地方性格有着相同之处。由此可见,湘勇精神对湘乡历史进程的深远影响。

上述三个方面,是分别就湘军从物质的、人才的和精神的影响而论的,这是以后湘乡建设的三大基础。

二、湘乡再盛

湘军战后,清王朝曾一度出现过表面“中兴”的景象,但其危亡的命运终究不可挽救。特别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面临着被瓜分的严重危机,清王朝的统治已是摇摇欲坠。变法图强,革命救国成为时代的呼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民主主义先后成为新的社会思潮,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成长为新兴的社会力量,由此推动了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的爆发。于是,湘乡历史也随之进入一个除旧革新的阶段,涌现了第二代人才群。

甲午战争后的二十年,湘乡社会同全国一样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

留学日本。从光绪二十八年(1902)开始,湘乡学子龙纪官、朱杞、颜可柱、葛昆、陈壬林、肖仲祁、杨炳谦、胡子清、唐支厦、禹之谟等十余人,先后留学日本,寻求救国真理。他们成为湘乡境内首先觉悟的新式知识分子。

倡导新学。光绪二十一年,呈准学部批准,湘乡成立“东山精舍”,实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宗旨,力矫当时书院专习时艺之弊。随后,杨炳谦等人发起将境内五所书院改为学堂,东皋书院为湘乡中学堂,涟滨书院为师范馆。周远清办周南女校,曾广镛办淑慎女学堂,是为湘乡女子走出闺门进学堂的先声。书院制的变革,各类学堂的兴办,在湘乡教育史上开一代新风,促成了新式知识青年的成长。

民办企业。早在光绪初年,县城出现了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织布机作坊和印刷纸庄。甲午战后,湘乡兴办了以采矿为主的民营近代企业,蒋德钧在豹子坑创办“南路煤矿公司”,有雇工1200多人。在杨家滩有“天宝珍公司”和“福禄公司”,雇工开采龙山锑矿。这是湘乡资本主义企业的起步。

社会新政。光绪末年,在湖南维新浪潮的影响下,湘乡在各方面也实行了一些革新,如成立选举事务调查所、自治筹办公司、劝学所、邮务局、医疗诊所,警务新政随之开办。民国初年,又成立了议事会、参事会、地方法院。这些新政虽大多流于形式,图之表面,但在社会上多少营造了近代资本主义政治的氛围。

反清革命。孙中山建立同盟会后,禹之谟、唐支厦、陈荆、葛谦、章孝彪、易本羲、李鑫、杨王鹏、龚铁铮、谭馥、章笛秋、张通典、张默若、杨玉麟、陈方度等相继创办革命团体和刊物,从事反清革命活动。武昌起义爆发后,湘乡县城日悬白旗,夜挂檐灯,以示反正,全县人民欢庆辛亥革命胜利。

在近代湘乡第二代人才群中,首推禹之谟为杰出代表。禹之谟,少年任侠,文才过人,励志自强。甲午战争爆发后,毅然投笔从戎,入军营办理文书和转运军需,因“在事出力”赏五品翎顶,禹辞之不受,矢志革命。维新运动期间,禹与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多有联系,支持变法。“戊戌六君子”被害后,禹愤慨而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依赖异族改行新政,等于与虎谋皮”。于是力倡革命救亡,与唐才常策划武汉起义,事败东渡日本,结识孙中山,更坚定反清革命之志。禹在日专习纺织工艺,谋图“实业救国”。回国后,先后于安庆、湘潭和长沙设织布厂,为湖南机械织布之创始。禹以办厂之名,招集革命志士,宣传反清革命。光绪末,湖南废科举,办新学,禹于三十一年(1905)在长沙首办唯一中学堂(后改名广益中学,为现今湖南师大附中),极力开通新学之风,成为湖南新学运动的核心人物。禹之漠还策划长沙工、商、学各界革命运动,长沙商会,湖南教育会,学生自治会,教师自治会相继成立,均推举禹为会董、会长、干事长,成为湖南群众革命运动的领袖人物。同盟会湖南分会成立后,禹被公举为第一任会长。他“日持革命书报于茶楼酒肆,逢人施给,演说排满,悍然不讳。”次年,为公葬陈天华和姚宏业两烈士于岳麓山,倡导长沙青年学生行隆重葬礼,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政治大示威。六月,为“湘乡盐案”率在省湘乡籍学生回乡,向县署请愿,掀起了湘乡第一次学潮。县署以“哄堂塞县”罪名逮捕禹。后又以浏阳起事为禹主谋之罪,施行种种毒刑逼讯,并以死罪相威胁。禹大义凛然,英勇就义。民国元年,政府赐禹以“陆军大将军”,公葬于岳麓山。

与禹之谟共同奋斗而先后献身的湘乡先烈有:葛谦、章孝彪、杨王鹏、袭铁铮、李岳崧、李鑫、易本羲、曹斌、文尚武、王德润、黄文起、黄相丞、沈腾、陈荆、谭馥、罗长祁等人。他们胸怀壮志,客死异乡,为辛亥革命献出了青春。

近代湘乡第二代人才群,是一代新兴的社会力量,他们既不同于旧时起义的农民,也不同于湘军时期的儒生儒将,而是一群深受新学思潮即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影响的知识青年。他们是在甲午战争后,湘乡社会在经济结构,阶级关系和思想文化等方面发生了新变化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成长起来的。当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他们首先觉醒,投身于救亡图存的革命洪流,可谓是新时代的“秀才造反”。这个群体起先是维新士人的群体,当戊戌失败后,他们中一部分人又发展成为反清志士的群体,从改良向革命转变。他们的思想具有除旧革新、革命救亡的时代意义,其事业是要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正是这一代人才前仆后继,“联群通力,奋发自强”,使湘乡的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富有生气,成为民主革命的先声。

“湘运之兴　从湘军起”

—兼论湘乡三代人才群体

刘铁铭

三、湘乡新盛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革命进入崭新的历史时期,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近代湘乡的第三代人才群应运而生,谱写了湘乡历史的新篇章。

“五四”前夕,湘乡知识青年萧子升、萧三、李俊杰、唐槐秋、陈仕廉、萧杰武、谢平难、萧子风、萧克目、陈楚、蔡和森、蔡畅及其老母葛健豪老人等先后赴法勤工俭学,他们是湘乡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五四”以后,萧子升、萧三、蔡和森、蔡畅、易礼容、陈子博、彭璜等人在长沙与毛泽东成立新民学会、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等革命团体,,推动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为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奠定了基础。特别是蔡和森,在与毛泽东的书信来往中,最早提出建党问题,并且较完整而正确地阐述了建党理论和革命道路理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中共湖南支部及其以后的湘区执行委员会成立后,易礼容是其中的主要成员之一。1923年,中共湘区委派王锷回湘乡发展党团组织,成立中共湘区第三特别支部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王锷任特支书记。从此,湘乡人民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蓬勃开展。

国民革命时期,湘乡农民运动发展之快,声势之大,民众之多,震撼湖南。全县有共产党员219人,支部33个,中共湘区第三特别支部改为中共湘乡地方执行委员会。境内69个区乡建立了农民协会,会员逾30万,城乡革命武装达10万余人。在“一切权力归农会”、“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下,农民开展反封建、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1927年,毛泽东至湘乡考察,高度评价了农民运动的伟大意义。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至湘乡采访,写成《大革命在永丰》、《革命在前进》两文,载入《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一书。大革命失败后,中共湘乡地方组织和革命团体备遭破坏,龚光旦、潘明诚、曹歧仙、陈海清、沈春农、廖杨泉、王修翔、贺良才、杨再麟、杨淑海、王志清、唐伯皋、文仿先、刘启明、萧克诚等党的骨干和工农群众惨遭杀害。在短短几个月内,有70多人壮烈牺牲。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湘乡涌现了一批著名的红军将领和优秀的地下党工作者,如黄公略、陈赓、谭政、贺国中、曹仰山、曹斌、姜齐贤、王荃永、杨幼麟、吴幼军、曾希圣、刘云、吴学宏、柳宗陶等数十人。黄公略就是其中一个杰出代表,他参加过广州起义、平江起义和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历任红五、六、三军军长。毛泽东在《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中热情称诵:“赣江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就是指黄公略开辟和扩大的赣西南苏区,发展成为东起南丰,西至永新,南达寻邬,北临峡江,人口达400余万的大片红色根据地。在1931年的第一次反“围剿”战争中,黄公略率红三军以游击战正面反击,诱敌深入,歼敌九千余人,活捉敌总指挥张辉瓒。在1931年的第二次反“围剿”中,敌派黄公略的长兄黄梅庄入苏区劝降。黄公略大义凛然,亲自批示处决。在同年第三次反“围剿”中,黄公略中弹牺牲。毛泽东主持追悼会,并撰挽联:“广州暴动不死,平江暴动不死,而今竟牺牲,堪恨大鹏从天落;革命战争有功,游击战争有功,毕生何奋勇,好教后世继君来。”陈赓、谭政均为红军高级将领,为革命战争立下了不朽战功,成为新中国开国元勋, 1955年两人被授予大将军衔。

抗日战争时期,湘乡人民成千上万走上抗日救亡前线,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崇高的民族气节。这里仅举一感人事例说明之。1939年,湘乡有三位在校少女谭熙云、彭馨临、陈定亚同约投笔从戎。父母为其议婚,均以“国将不国,何有于家”、“倭寇不除,何以生为”而辞绝。次年,部队在广西宾阳被日军包围,人劝其先避,三女辞以“死生非所计,未奉令决不退却。”临危不甘受辱,同殉于宾阳山谷中。香港大公报第一版以“中华女儿之光”为题报导三烈女事迹,称为“巾帼英伟”。《湘乡民报》出纪念专刊,县各界隆重举行追悼大会。1944年,日军攻陷湘乡县城,全县军民奋起抗战,在国民革命军第72军军长彭位仁、参谋长徐亚雄(均湘乡人)率领下,取得了潭(市)谷(水)会战的胜利。

湘乡人民为抗战胜利付出了惨重代价,至1946年全县请恤核准有案的英烈2310人,其中受国民政府明令褒奖的有吴剑学、杨让德、黄继政(女)、李金生等人。又据1993年新版《湘乡县志》记载,列有部分阵亡将士3213人的名单。解放战争时期,境内有共产党员聂昭良、蒋麒生、刘资生等人组织的三支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1949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138师进入湘乡,与中共地方武装胜利会师,县城万余军民欢庆湘乡解放。在解放战争中,英勇献身的湘乡先烈有26人。

从“五四”以来的三十年,近代湘乡第三代人才,是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一代具有崇高革命理想和伟大自我牺牲精神的革命志士。他们所信仰的主义,不是传统儒学,也不是近代西学,而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们所从事的革命,不是旧式的农民战争,也不是旧式的民主革命,而是新式的民族民主革命,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以解放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与前两代人才相比,他们的思想境界和革命事业更加崇高,更加伟大。

纵观近代湘乡三代人才,具有四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人才群体组合,即三代人才的涌现不是个别的、分散的,而是一大批人结合成群体。这些群体的形成,首先是以志同道合为基础的,是为着一个共同的政治目标集合在一面旗帜下为之奋斗;同时又有各种裙带关系为结团纽带,他们之间大多有同乡、同族、同学、挚友、结亲的人际联系,有着共同的故土之情、结缘之亲,忘年之交,合心之力。因此,这些群体比较牢固而富有凝聚力、战斗力。湘乡近代第一代人才群体,始于道光年间经世派群体,至咸丰年间发展成湘军将士群体。第二代群体,从甲午战争以后的维新士人群体演绎成反清志士群体。第三代群体,从“五四”前后的赴法勤工俭学群体发展成共产主义小组,以至建立共产党和革命军队。近百年来,湘乡人才群体的性质始终没有改变,没有间断,有着前承后继的连续性。

第二,人才的时代特征,即三代人才是三个历史阶段的产物,肩负着不同时代的使命,打上了不同阶级的烙印。以曾国藩、罗泽南为代表的第一代人才,大多是一群传统士大夫出身的儒生儒将,时代赋予的使命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中兴清王朝。以禹之谟为代表的第二代,是新兴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其使命是要除旧布新,推翻帝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以共产党员蔡和森、黄公略等人为代表的湘乡第三代人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是要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人民共和国,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近代湘乡三代人才群的崛起,鲜明的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进程各个历史阶段的时代特征。

第三,人才的主体成分,即三代人才的成分均以政治的和军事的人才构成主体,也少数包括文化的人才参与其中,至于经济的、科技的人才则是为数极少了。在近代湘乡也有一些著名教育家、科学家和文学家,但他们没有形成群体,更没有在社会起主导作用。就以禹之谟为例,他可谓是湖南开倡新学的教育家,近代织布的企业家,但他是以政治家的身份走向社会的。这是因为在近代中国社会,各种社会势力、阶级派别、思想潮流的斗争,主要是以政治和军事的形式展开的,这是两条你死我活的战线。如果没有一批有见识、有胆略、有才能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来打天下,是不可能改变中国贫穷、落后、挨打的局面的。湘乡的三代人才,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走向社会,造就了以政治和军事的人才为主体的群体。

第四,人才的地方性格,湘乡三代人才处于不同历史时代,代表不同阶级派别,但都缘于本乡本土,是家乡的雨露哺育他们成长,因而具有相同的地方性格,即本文前述以湘勇精神,血性救国。他们的历史使命各异,而地方性格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