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2号，一般人不会记住这是什么日子，2007年的4月22号，我们聚集在北京长城饭店附近的歌来美，纪念40年前的这一天，在这天，周恩来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关押在北京陶然亭附近半步桥第一监狱的一百多名“联动”分子，会后将他们全部释放回家。40年后，我们又重新相聚，相互叙述、回忆着那些陈年的往事。

  下面的博客。我认为比较客观的介绍了当时的情况，仅供大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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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沉钩《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

一只箭@-KbtY /article/-KbtY-y7gFVU.html

  四十年前在北京红卫兵中有这样一个组织“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它是在什么情况下成立的，做了一些什么呢……？

  在有数千年封建传统的中国，“血统论”有根深蒂固的基础。刚在文化大革命中兴起的红卫兵运动，更是同“血统论”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在人们思想深处，“血统论”依然牢固地占据着原先的地盘，一时半会肯定不会退出。在这种背景下，实际存在的血统论，被批判的“血统论”以及潜伏在人们思想深处的血统论，三者扭结在一起，以三种变形的形式各自发展着。

“联动”的诞生，便是其中一种形式的发展结果。

  1966年，破四旧后，开始大串连。北京红卫兵去外地开开眼界。一些出身革干、军干子弟的红卫兵，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真挚地向往全国都能成为一所“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北大附中的红卫兵甚至还一起商议过，是不是把北大附中搬到东北或内蒙古，搞成半工半读、半牧半读的学校呢？

  很快，现实和理想发生了冲突。红卫兵所到之地，“炮轰”不断升级，省委、市委的各级领导班子基本瘫痪，党委和党委负责人纷纷落马成了黑帮……。

  如果说这一切还能容忍的话，回到北京之后，他们亲眼看见自己的父母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造反带来的灾难已经降落到了他们自己的头上，他们原先“红色贵族”的地位正在动摇，甚至还有可能坠入社会的最底层，成为黑帮后代，成为新的“狗崽子”。

  他们愤怒了。他们突然清醒过来，共和国的危机和自身的危机纠缠在一起，使他们卷入漩涡之中。他们开始了一轮新的思考和战斗。

　这些敏感的老红卫兵们，即使在愤怒之中也没有忘记斗争策略。他们中间，有着极其复杂的家庭背景和社会背景，条条根脉甚至可以把他们同中南海直接联系起来。从各种途径，他们已经听出了中央有两种不太一样的声音。

  他们得选择其中的一个声音。他们知道，如果中央的两个声音都不支持他们的话，他们的行动无异于以卵击石。

  在喧嚣的声浪中，他们的耳朵在搜寻着。

  1966年10月22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小礼堂接见红卫兵多数派代表时说：“怀疑一切是不科学的，不能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都怀疑。怀疑是允许的，但总要有点根据。”在另一次接见全国红卫兵的会上，周恩来又说：“是不是所有的领导机关都是黑帮呢？我们，你们，没有一个人是这样看的。对于任何一个问题都要一分为二。犯了路线性错误而没有实际的反党行为，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对一般犯错误的人不能采取无情打击、残酷斗争的态度。”

  陈毅大声疾呼，仗义直言：“有人要搞垮我们党，我们要警惕他们的阴谋诡计！”

  叶剑英说：“有的干部心脏病发了，倒下了，还要抓人家斗，还不让人家走。我对这件事很愤恨！这些人没有无产阶级感情，不是无产阶级的军人。”

  徐向前说：“我们解放军、海军、陆军、空军，随时保持战斗状态，一声令下，就要开得动。

  周恩来和几位老帅的讲话使老红卫兵兴奋不已。同时，也更加坚定了他们的信心，鼓舞了他们的勇气。

  1966年11月27日，在北大附中教学二楼的一间会议室里，正酝酿一项重要的决定。参加会议的是北大附中、清华附中、石油学院附中、北京工业大学附中、八一学校等海淀区十几所中学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他们大多数是革干、军干子弟，历史的使命感和严峻的现实使他们紧紧地抱作一团，努力要形成一只铁拳头，准备朝他们认为应该打击的地方打过去。

“联动”成立之后，所办的会刊名为《准备！》，鲜红的封皮上写着血淋淋的“准备”二字，准备什么？封面下方是一片空白，只有“准备”二字后边拖着个巨大的惊叹号，像虎视眈眈的炸弹悬在半空中，随时“准备”落下来爆炸。

  11月27日的会议是由牛皖平主持的。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研究当前运动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会议开始后，气氛渐渐热烈起来，共同的遭遇和相同的命运使老红卫兵们的话题集中到了一点：“中央文革就是中央文革，它既不是毛主席，也不是党中央，对它有意见为何提不得？”“现在谁提意见谁就是反革命，这岂不是国民党作风？”“我们中学红卫兵应该联合起来，和蒯大富、聂元梓之流干到底！”

  此建议一经提出，立即得到会议室里几十个人的一致响应。

  关于这个组织的名称，会议上进行了一些推敲。有提议叫“红卫兵第四司令部”的，以示与蒯大富的“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相抗衡；也有的提议叫“造反兵团”，意思是要再造一次那些一窝蜂出现的造反派的反。经过协商，大多数人赞成用“联合行动委员会”的名字，并且在前面加上“首都中学红卫兵”的字样，和大学红卫兵有所区别。

  会议还决定，“联动”的组织机构采用集体协商的办法，由各校派出一名联络员主持常务工作，总部设在北大附中，总联络员由北京工业大学附中红卫兵于增寿担任，组织工作由北京石油学院附中负责，并委托北大附中红卫兵宫小吉起草《“联动”宣言》。

  经过几天的筹备，12月5日，“联动”宣告正式成立。当天夜里，“联动”成员冒着刺骨寒风倾巢出动，四处张贴标语和《“联动”宣言》。北京工业大学附中邹建平等人竟爬上了几十米高的西直门城楼，用几十张大字报纸刷成了一条巨幅标语：“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这幅标语，发出了向中央文革进攻的信号弹。此时《“联动”宣言》已经撒遍了北京城，在这份宣言中他们写道：

  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今日宣告成立。

  本委员会誓死忠于党、忠于毛主席，为了粉碎一切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行为，时刻准备施行必要的行动。

  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出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式乃是对当前运动的最大威胁，它威胁着革命群众血汗换来的胜利果实，它将使群众重新回到被专政、被压迫的地位，它将夺取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权利。它将使千百万人头落地，它将使历史车轮倒转。它，威胁着我们！

  只有一条道路：拉起队伍来，干！自己的事情自己去做，革命的果实需要自己去保卫，自己革命的权利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保卫十六条，保卫我们的总司令部党中央，保卫我们的伟大统帅毛主席！

  我们宣誓：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卫无产阶级铁打的江山永不变色！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誓死保卫党中央！

  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

“联动”成立，当然不仅仅是为了刷几条标语，散发几摞传单。12月6日，也就是“联动”宣告成立后的第二天，牛皖平带领十几个“联动”成员来到蒯大富控制的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点名要求辩论揪斗老干部的问题。

“联动”成员大多有背景，是“红色贵族”，在文革初期他们秘密成立红卫兵组织，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更是出尽了风头，有浓烈的优越感。可是那些大学中的红卫兵更非庸常之辈，他们是在人生道路上经历了种种拼搏之后，才跨进大学门槛，考进高等院校的，他们并不把“红色贵族”怎么放在眼里。

  在大门口，牛皖平等“联动”成员即遭到几十名大学红卫兵的围攻，眼看寡不敌众，牛皖平等人只好夺路而逃。

  习惯了凯旋归来，又岂能容忍这般近似耻辱的失败？第二天，“联动”再次派出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京农业大学附中20余名红卫兵，来到“三司”所在地。谁知道，对方竟用电话迅速调集了上千名红卫兵，将“联动”成员团团围住。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对“联动”这样一个新出现的红卫兵组织，周恩来从一开始就关注着。从理智上讲，他希望这一批“红色贵族”在文革的风雨中迅速成长，共和国需要这一代人快点成熟；从感情上讲，他更是与这些“红色贵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联动”成员的父母，有许多是他的老同事、老部下，他有责任帮他们一把。但是，面对文化大革命这样极其复杂的局面，他自己也得步步提防。红卫兵中派性已经产生，明显支持“联动”一派，等于否定另一派，甚至有可能挑动两派大动干戈，这是周恩来极不愿意看到的。另外，“联动”所攻击的目标是毛泽东所依赖的中央文革小组，支持“联动”，等于将自己置身于毛泽东的对立面，这更是周恩来不愿意的。何况，“联动”成立前后，其前身主体“西纠”、“东纠”等红卫兵纠察队组织大搞“红色恐怖”，打人抓人甚至杀人，在北京城的群众中造成了不良影响，这些过激行为，周恩来无论如何也是不赞同的。

  但是处理过无数复杂场面的周恩来，意识到两派冲突如不及时调解，将有可能酿成大乱。因此在得知“联动”成员被围困的消息后，他立即派出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前往调解。

“三司”上千名红卫兵，怎能让周荣鑫轻松地将20多个“联动”成员带走？在周荣鑫的耐心劝说下，直到第二天凌晨一两点钟，他们才勉强同意放人，并要求得到明确的答服：“联动”不得再来冲击“三司”总部。

  1966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73岁诞辰。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天意，这一天，老红卫兵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匆匆谢幕。悲壮的尾声，成了他们献给最高统帅毛泽东的生日礼品。

  这天，“联动”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破私立公誓师大会”。会议由北大附中周春英主持，清华附中等4个学校的“联动”代表就运动以来本红卫兵组织的成绩和缺点作“破私立公”发言。

  台上，麦克风将“联动”红卫兵代表的声音传遍会场，不时被一阵阵掌声打断。

  但是就在发言过程中，一份份署名“红后代”的传单从红卫兵头上纷纷扬扬落下，会场上起了一阵骚乱。抢到了传单的，脸上满是兴奋；未抢到传单的，伸长了脖子四处打听。红卫兵三五成群，围在一起热烈地议论，会议暂时开不下去了。

  石油学院附中“联动”负责人马晓军、贺邯生等人，索性走上主席台，向大家宣读这份口号传单：“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近几天发表的反毛泽东思想的讲话！”

  话音落地，会场沉默了一会，接下来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再往下念传单，每读一句，会场就会有一阵巨大的反响。

　　“反对纵容、支持、鼓励反革干、军干子弟的行为！”

　　“坚决打倒镇压中学运动的郐子手‘三司’！”

　　“沉默就是死亡，战斗就是生存！”

　　“揪出‘三司’后台，抢毙‘三司’后台！”

　　“反对乱揪老前辈！”

马晓军将中气运得足足的，每念一句口号，他都要停顿一下，台下异口同声叫一个“好”字，震得整个会场都在抖颤。当台下的喧哗声渐渐平息下来，马晓军才接着念下一句口号。这个情景，像俄国作家肖霍洛夫在《静静的顿河》中所描述过的高加索兵营中的一组镜头。

  当马晓军喊出“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这句口号时，全场几千人愣住了，一秒，两秒，三秒……突然，仿佛平地里卷起一团风暴，掌声大作。“联动”红卫兵们发疯似的蹦起来，跳到桌子上、椅子上，拼命鼓掌，大声叫好，鞋子、帽子、头巾、传单等物件抛向空中，在圆形屋顶下飘舞着。不知谁弄来了鞭炮，噼哩啪拉，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在剧场中炸开了。

  “联动”老红卫兵的血液像火一样燃烧着。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也有头脑还清醒的部分红卫兵意识到，在这种时候，过激的行为可能导致更严重的事端，会把“联动”引向彻底毁灭。

  1967年初，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给“三司”红卫兵一位负责人打电话时指责道：“在‘联动’问题上，你们是不是手太软了？这个‘联动’都对付不了，今后还想当左派？”

  铰杀令已下，“联动”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1月21日，以首都中学红卫兵为主，在北京召开了“彻底批判‘联动’大会”。接着，“联动”设在北京101中学、北京工业学院附中、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师大附中、人大附中、十一学校、八一学校等校园内的“联动”据点先后被摧毁，分散在上海、沈阳、武汉、南京、广州、长沙、新疆等全国各地的“联动”力量均遭到镇压，大批“联动”头头被逮捕。

  张春桥曾经把老红卫兵比作俄国的十二月党人，不少老红卫兵觉得这个比喻很确切。至少，其中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像是被历史着意导演过的一样。

  在一些老红卫兵眼里，十二月党人大失败后的流放也是充满诗意的。闭上眼睛，他们能想像到那位贵族青年军官的漂亮妻子在风雪中蹒跚而行，她在地上跪下，亲吻丈夫脚下冰冷的脚镣……。

现在，轮到老红卫兵失败了。

即使失败，他们也不愿低下高贵的头颅。

1月19日下午，“三司”为首的上万名红卫兵包围了“联动”组织部所在的石油学院附中，谢富治派出警察，以公安部的名义将任志明、马晓军等“联动”成员逮捕。当那些老红卫兵戴上手铐、押上卡车时，他们迎着寒风唱起了《国际歌》，仿佛像是电影中慷慨就义的烈士。

在北大附中的“联动”总部里，“联动”总联络员于增寿死死抱着电话机不撒手，几个红卫兵冲上来，粗暴地指着他，从他怀里抢走了电话机……望着血洗后的总部，于增寿禁不住大放悲声。

1月25日下午，公安部与“三司”红卫兵配合，调集了三万多名人员，要拔掉“联动”的最后一个据点——八一学校。他们把八一学校围得水泄不通，师生一概只许出不许进。下午五点钟左右，逮捕开始。这一天，共抓走了32名“联动”红卫兵。

“联动”的头头大部分已经被捕入狱，北京半步桥第一监狱，因为关押了“联动”的老红卫兵，被人们称作“红卫兵监狱”。狱中的生活是艰苦的。有人还编起了歌谣：“想起当年送沙果，江青阿姨真爱我。可怜今天送果人，戴着手铐把牢坐。”看见纸条上这首歌谣的人，无不会心一笑——那笑纹中，分明有几分苦涩。

  据一位当年蹲过红卫兵监狱的老红卫兵回忆，当时为了有一只笔，他们想尽了办法。起初，只能用牙膏皮写字，后来一位老红卫兵的哥哥在送进来的牙膏皮中夹了几只圆珠笔芯，这才解决了笔的问题。

  有了笔，老红卫兵之间便开始写信，互相传递信息。写得最多的是各种诗词。有一首《忆秦娥》的词中写道：

　　莫悲伤，

　　何必惆怅，泪满眶，

　　应学青松挺胸膛，

　　断头不惧，

　　岂畏秋霜……

　　另一首《沁园春》的词中写道：

　　从心愿，

　　变耕牛一只，

　　踏雪驰骋。

　　笑颜仰啼戏春风，

　　岂料向谁吟。

　　在一首《七律》中，老红卫兵互相鼓励：

　　一见同志喜心狂，

　　欲言不能急断肠。

　　眼神能传千言语，

　　相视一笑友谊长。

  在最苦闷的时候，他们唱起了《长征组歌》：“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女红卫兵则唱起了童年时的歌曲：“谁给我们金色的童年？谁哺育我们成长？少先队员都知道，是毛主席和共产党……”唱着唱着，泪水从眼角涌出，顺着脸颊，默默无声地往下流。

  时间无情地流逝。春天了，高墙外探过来的树枝上，挑着一点嫩芽，报道春的消息。可是对于监狱里的老红卫兵来说，春天与他们无缘。每天，他们依然如旧，日复一日地“劳动改造”。

  虽然，在口头上，他们一遍遍背诵革命先烈的诗句：“我们愿——愿把这牢底坐穿！”可是在心底里，他们多么渴望能重新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啊！

  4月22日，红卫兵监狱中涌动起一阵小小的骚动。几辆大轿车开过来了，一百多名“小政治犯”排队上车，在车上，他们仍在心里猜测命运未卜的前程。

  大轿车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前停住了。老红卫兵看见了天安门，看见了天安门广场，看见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眼前熟悉的一切使他们想起了昨天一幕幕生动的情景。昨日已成黄花，老红卫兵心上悄然爬上一种名为苍凉的东西。

  老红卫兵们下车，被带进灯火辉煌的人民大会堂，安排在东大厅的会议室等候。一分钟，两分钟……突然，大厅的门开了，老红卫兵们看见周恩来、江青、康生、陈伯达、戚本禹等人走进来，“哗”地一下全体起立。

  “坐下，坐下。”周恩来做着手势，示意让老红卫兵坐下。

会议室渐渐安静下来。江青酝酿着情绪，以沉重的表情说了句：“委屈你们大家了。” 就这么一句话，在场的老红卫兵都哭了。“委屈”二字，使他们想到了当初秘密组建红卫兵的一幕幕情景，也想到了“联动”被捣毁、他们一个个被捕入狱的情景……开头是两三个人小声抽泣，接着抽泣声转为呜咽声，越来越多的人心酸了，眼泪簌簌往下掉，几个月来的委屈，在这一刻找到了发泄口，会议室哭声大作，女孩子们凄厉的哭泣声中夹杂着男孩子们狼嚎般的哭叫，连成一片悲怆的交响曲。

  台上，周恩来的表情很严肃，他的眼眶也有些红了。周恩来向前走了两步，用低沉的声音问道：“有没有清华附中的？” 清华附中老红卫兵卜大华站起来，他想开口回答，可哭声不止，说不成一句完整的话。他的身前身后，几个清华附中的老红卫兵和他一样呆立着，像几尊雕塑。毛泽东曾经“表示热烈地支持”过的这些老红卫兵，衣衫褴褛，眼泡浮肿，头发乱蓬蓬像是刺猬一般……毛泽东对他们始爱终弃，他们尝到了被人遗弃的滋味。

  周恩来继续问：“董良翮在不在？”满面泪痕的董良翮站起来，大厅里一阵沉默。谁都知道，董良翮是董必武的儿子。

  周恩来接着问：“谁是孔丹？”孔丹站了起来。因为难过，也因为激动，他低着头，不知说什么好。

周恩来说：“你父母的情况我都了解。你不要难过，你们是党和人民一手抚育大的，你们是党和人民的孩子，受了挫折不要灰心，要继续跟党走，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孔丹抬起了头，他的目光和周恩来的目光碰在一起，他发现周恩来的目光中，有一种难于言说的爱和凄楚。

  在场的老红卫兵，周恩来认识不少，他们大多数人的父母亲是周恩来的老熟人、老部下。周恩来一一叫着他们的名字，亲切地交谈着。前排有的老红卫兵发现，周恩来眼角也闪着泪花。

  周恩来努力克制内心中的感情，在台上说道：“这次在这里见到大家，是毛主席的意思。我送外宾到广州，发现抓了许多人，都是些孩子，这怎么行呢？不能不教而诛嘛！回京后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说：‘不要抓嘛，放回去嘛。’……你们回去后，不要搞向毛主席请罪的活动，这样不好，这也是毛主席一贯反对的，应当以实际行动跟着党干革命。”

  江青在一旁插话：“你们不要把自己划成小团体，会引起误会，你们自己考虑。” 顿了一下，江青问道：“谁是牛皖平？”牛皖平站了起来。 江青笑了笑，用讽刺的口吻说道：“啊，久闻大名，今天才见到。听说你们有些人骂我，说我这个人不好？”牛皖平没有回答。江青说：“骂吧，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不怕骂的，也是骂不倒的。你们还小，还不懂得斗争是艰巨的，也是复杂的——”说到这儿，她停下来，意味深长地向全场打量着。大厅里，一片沉默。

  午夜时分，一百多名“联动”成员走出人民大会堂时，月亮在乌云中穿行，时隐时现，朦胧的月色中，人民英雄纪念碑上那几个镌金的大字显得格外清晰……。老红卫兵从监狱里取回了衣物，步行回家，他们心中回荡着的不知是激动、是悲怆、还是别的什么？

  失而复得的自由使他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发泄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仇恨。这时的“联动”，不可能把矛头再次直接对准中央文革，就拿一切出身不好的“狗崽子”开刀。他们高喊“把狗崽子斩尽杀绝！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叫他们尸骨成山，血流成河，要杀尽这些狗崽子！”这种歇斯底里的情绪只能使他们加速走向悲剧性的结局，只能在群众中煽起对老红卫兵更大的反感、更深的憎恨。

  更多的“联动”成员在经历了这一次的磨难后，对政治产生了厌倦情绪。一个老红卫兵说：“我再也不过问政治了。”另一个老红卫兵焚烧了“联动”袖章和以前保存的全部传单、日记，含泪同昨天告别：“让我去醉死梦生吧，太阳出来了我要睡觉。”

  当时，有相当数量的“联动”老红卫兵情绪消沉，不再与风起云涌的红卫兵运动相呼应。他们组织地下沙龙，读“黄书”（被封禁的中外小说，以前苏联小说居多），练小提琴，传唱外国歌曲，聚餐，游山玩水……。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些老红卫兵是在“颓废”中积蓄力量，在“沉沦”中汲取养分，等待着在下一轮角逐中再展露头角。但是在当时，他们被人们普遍认为已经“跨掉了”。

  他们在“跨掉”的过程中发现了另一个更为广阔的天空。在“跨掉”的过程中，他们认识了普希金、莱蒙托夫、蒲宁、叶赛宁、艾特玛托夫、叶甫图申科以及萨特、加谬、赛林格等等一批人类的天才和疯子，他们在“跨掉”中体验到了幸福，享受到了乐趣，也为自己重新崛起奠定下了坚实的基础。

40年后，狱中同屋的难友又重逢了，

左起白建中、马晓军、本人

几个八一学校的难友，左起陈小帆、白建忠、本人

原清华附中的红卫兵负责人卜大华在发言

聚会者在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