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体模特一百年

　
    从上世纪初一些留学欧、美、日的青年学子把人体艺术连同其教学程式带回中国至今，裸体艺术经历了近百年的兴衰荣辱。中国第一个人体模特出现在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专，1917年，美专成绩展览中陈列的人体习作素描骤然触发了一场人体模特风波，引来孙传芳的干预。作为最早引进这种艺术实践方式的教育家，刘海粟被斥为“ 艺术叛徒”、“教育界之蟊贼”……使用与禁止的斗争从此开始。
    
    新中国成立后，人体模特的运用被严格控制在高校美术专业的基本功练习中。直到1965年毛泽东一纸批示，才将这一艺术学科解救于危亡之中。
    
    
    裸体艺术和人体模特传入中国已近百年，每一次的风波都显现着社会的进步和观念的更新裸体艺术，中国古代就有了。但是，作为西洋艺术意义上的裸体艺术创作样式，和与之密不可分的人体模特写生训练手段传入中国，则是20世纪以后的事。
    
    20世纪初，一些留学欧、美、日的青年学子，把西洋艺术意义上的人体艺术连同其教学程式带回中国，开始在美术院校里开设画人体模特的课程。最早进行此类实践的是后来出家当和尚的李叔同。有记载，他于1914年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首创了人体写生课。但因此举仅限于学校内部，与社会敏感人士井水不犯河水，故在当时并未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
    
    “引起模特教学风波而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是刘海粟。”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陈醉说。1912年，刘海粟在上海创办了上海图画美术院，两年后，在西洋画科开设了人体模特写生课。
    
    但是在那个时候，寻找模特成为一个大难题，不但女子模特难找，男子模特也找不到。最后，不知从什么地方找来了一个15岁的小男孩，绰号“和尚”。初来乍到，小男孩扭扭捏捏，日子久了，才慢慢适应。“这是中国美术学校充当教学人体模特且留有姓名的第一人，尽管是个绰号。”陈醉说。
    
    不过，学生不能只画童体，招募成年模特又成了当务之急。后来有一位校工表示愿意尝试，但只同意裸露半身。校方认为，先裸半身，时间久了，或许就会全裸。不料此人始终不肯全裸。校方只好提高待遇，多方招聘人体模特。
    
    优厚待遇吸引了不少人来应聘，但这些人一旦进入画室，便咋舌而奔。最后，来了一位男子。刘海粟与他讲好条件，若临阵脱逃便要受罚。那人满口答应，但一入画室便喃喃自语：“我情愿受罚。”
    
    在刘海粟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记录有他与此人的一段对话：“愚等用力诘之曰：‘你为何愿罚钱？’答曰：‘人众之前，要使我赤暴其体，实难如命。’愚乃更问曰：‘为何不肯裸体？’答曰：‘大众之前，实在难以为情。’愚曰：‘身体是人人皆有，衣服是保护身体之用，并非因你之身体不可为人见而衣。好好事不干，还要罚钱，可合情理乎？’”
    
    刘海粟的“软硬兼施”产生了如下效果：“其人为余言所动，寻思片刻，乃徐徐卸却其衣，渐露出紧张之肌肉，表白一种高音之曲线，惟其怕羞，肌肤乃透出玫瑰之色彩，作不息之流动，益使初习者惊奇。”
    
    “就这样，这位没有留下名字的男子，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人体教学的第一位成人模特。”陈醉说。
    
    “而中国第一位女人体模特则是一位白俄妇女，1920年才迟迟‘诞生’。”陈醉说，“自此雇用女模特也就不足为奇了，如北京美专、上海神州女校美术科、美术研究所以及一些画家个人的练习、创作都使用女模特儿。”
    
    一场历时十年的模特儿风波
    
    若是仅限于教学，人们还不会留意这个20世纪初才传入中国的“洋玩意”，然而，一旦裸体画作公诸于世则情况大不同。那一场历时十年、震惊全国的人体模特风波，发端于1917年上海美专举办的成绩展览，卷在旋涡中间的人便是刘海粟。
    
    这年夏天，上海美专举办成绩展览会，因为其中有裸体习作，引起了参观者的惊骇，其中以城东女校校长杨白民的反应最为强烈，她大骂刘海粟是“艺术叛徒，教育界的蟊贼”，并撰文称展览会为“丧心病狂崇拜生殖器之展览会”，掀起了一阵声讨浪潮。这是模特风波的第一波。
    
    1919年，刘海粟等又举办了一个小型画作展览，其中有几张裸体画，展期五天，骂声不断，引来工部局派人前来调查。工部局见不过是几张裸体画作而已，且展期将至，也就没了下文。这是模特风波的第二波。
    
    “这两次事件的社会影响力都还有限，展出的还只是男人体。在模特问题上的第三次较量，社会影响力可就大了。”陈醉说。
    
    1924年，上海美专学生饶桂举在南昌办画展，陈列了几幅人体素描，江西警察厅勒令禁闭。于是，以此为导火线，开展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围绕模特的论战与官司。
    
    “当时，上海滩的社会环境混乱，有人借美专举办画作展览的机会，拍摄娼妓裸体照片，画淫秽画作，都称之‘模特’，招徕贩卖，四处兜售。”陈醉说，“而对于这些社会新动向，一些人把账都算到了刘海粟头上。”
    
    1926年5月4日，上海市议员姜怀素，呈文五省联军司令孙传芳请禁“堂皇于众之上海美专模特科”，严惩“作俑祸首”刘海粟。上海“正俗社”也去信责骂刘海粟“非艺术叛徒，乃名教叛逆也！”5月13日，《申报》又刊载了上海县知事危道丰发出的“严禁美专裸体画”的命令。
    
    在风声日紧的讨伐下，刘海粟决定以攻代守。他干脆直接向华东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状告危道丰，5月17、18两日，《申报》发表了刘海粟函请孙传芳申斥危道丰的全文。然而，孙传芳与危道丰是一路人。6月3日，孙传芳在《申报》复函刘海粟，对其好言相劝：“美亦多术矣，去此模特，人必不议贵校美术之不完善。”
    
    但刘海粟并没有顺水推舟送孙传芳一个人情，而是据理力争，于6月10日再次在《申报》发表公开信：“学制变更之事，非一局一隅；学术兴废之事，非由一人而定。”
    
    大军阀孙传芳恼羞成怒，密令通缉刘海粟，并交涉封闭上海美专。所幸美专地处法租界，孙传芳不敢轻举妄动。
    
    法国领事劝说刘海粟想办法敷衍孙传芳和危道丰。于是，7月15日刘海粟在《申报》发表了致孙传芳的第三封公开信：“遵命将所有敝校西洋画系所置生人模型，于裸体部分，即行停止。”不久即见报载：“孙传芳严令各地禁止模特，前刘海粟强辩，有犯尊严案已自动停止模特。”
    
    至此，围绕模特的纠纷，本应画上句号了。可是危道丰仍不依不饶，再度挑起事端。他向法院起诉刘海粟在其发表的公开信中，言辞不逊，侮辱他的人格，毁谤他的名誉，要求赔偿。最后，法庭象征性地判刘海粟罚款50元。
    
    这样，一场人体模特风波，终以“破财免灾”的收梢和气散场了。
    
    “历时十年的一场风波，形式上虽然失败了，但实则胜利了。经历了一番洗礼，‘人体模特儿’终于在中国大地上乃至部分国人的观念中扎下根。”陈醉说，“这场斗争的胜利，除了刘海粟的顽强和雄辩之外，与‘五四’前后新思潮、新观念勃兴的大时代背景和社会进步舆论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
    漫长的人体模特幽闭期
    
    历经了十年之久的人体模特风波，“人体模特”和“裸体艺术”在中国大地扎下了根，但却没有发展起来。“毕竟处于内忧外患的年代，老百姓根本顾不上艺术。所以，裸体艺术基本上只存在几所美术学校及小部分艺术家的圈内活动中。而且，多半是一些画室里摆一个模特等习作性的作品，如刘海粟的《裸女》，林风眠的《女人体》。”陈醉说，“至于美术学方面，正面论述裸体艺术和模特问题的著述，就真可谓凤毛麟角了。”
    
    陈醉称，从20世纪初至1949年的这段时间，为中国裸体艺术的“培育期”，虽然发展不起来，但毕竟有了其存在的社会根基；而1949年至1980年的这段时间，则可以称得上是中国裸体艺术的“幽闭期”了。
    
    建国以后的30年，由于特定的体制和路线，裸体艺术创作样式被禁止，甚至被划归黄色一类，即便是世界名画，也不能在国内刊物上发表。此后，这个领域便成了“禁区”。
    
    不过，同时也还有一个“特区”。“由于新中国需要绘画直接为政治宣传服务，而西洋画、尤其当中的人物画是很好的工具。于是在美术学院中，不但油画、雕塑等原样保留了固有的教学程式，就连中国画系，也引进了画裸体模特的基础训练。”陈醉说，“但这一切被严格控制在画室内，作品绝不允许在社会上露面。这时的裸体艺术，就像在封闭‘禁苑’中培育的有特殊用途但又极其危险的物种，被小心翼翼地看管起来。”
    
    但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特区”也难逃厄运，甚至濒临灭顶之灾。1964年5月，在“四清”运动初期，康生等人在《关于使用模特儿问题》的报告中批示：“我意应坚决禁止，我绝不相信要成为画家一定要画模特。”
    
    3个月后，文化部发出了《关于废除美术部门使用模特儿的通知》。“这对美术尤其油画、雕塑教学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陈醉说。于是，1965年5月12日，中央美术学院教师闻立鹏等上书中央，力陈“真人(模特)写生是美术基本功训练的重要方法”，并谨慎建言：“至少在油画专业和雕塑专业应有一定比例的人体习作”。
    
    文件呈送到毛泽东的案头，“人体模特儿”的命运已走到了生死关头。
    
    1965年7月18日，毛泽东主席在来函的首页批示：“此事应当改变。男女老少裸体Model，是绘画和雕塑必须的基本功，不要不行。封建思想，加以禁止，是不妥的。即使有些坏事出现，也不要紧。为了艺术学科，不惜小有牺牲。请酌定。”
    
    这道令硬是把一门艺术学科从鬼门关前拉了回来。1965年11月11日，由中宣部转发文化部党组《关于美术院校和美术创作部门使用模特儿的请示》，正式为裸体艺术和模特正名。
    
    好景不长。1966年，“文革”爆发。模特写生“想当然”地被打入“封、资、修”的行列。“不但真人模特不能画，连石膏像全都被砸烂了。”陈醉说。1967年初秋，针对人体写生模特问题，周扬等中宣部、文化部几位领导遭到了批斗。一些美术专业的师生被扣上“资产阶级学院派”、“回潮”、“复辟”的帽子。
    
    1967年8月4日毛主席再次批示：“画画是科学，就画人体这问题说，应走徐悲鸿的素描道路……”“然而，毛泽东的批示并没正式发表，只是在私下传抄或小报和专业刊物引用，所以申辩者也‘腰杆’不硬。”陈醉说。
    
    混乱状态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但大家仍心有余悸，不敢恢复模特写生。”陈醉说。1978年12月15日，文化部不得不再次转发1965年11月11日的文件，并强调“望遵照执行”，才算拨乱反正。
    
    在1949年至1980年这一裸体艺术的幽闭期，因特殊需要，“人体模特”虽然没被取缔，但却被圈养在封闭的“禁苑”里。“这实际上是从上世纪20年代倒退了。”陈醉说，“以‘文革’为巅峰，中国处于极左的社会环境中，裸体艺术确实遭遇了灭顶的灾难。”
    
    晨光中的人体模特风波
    
    在中国裸体艺术的幽闭期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虽然其险恶程度比50年前大得多，但得益于主席的批示，在中国画系教学中引进了人体素描训练，使传统中国画里面的人物画有了极大的飞跃，可谓是不幸中的万幸。
    
    “当然，就裸体艺术本身而言，真正得以合法存在，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事。”陈醉说，“从1980年至20世纪末，为中国裸体艺术的‘复苏期’。”
    
    改革开放，带来了宽松的社会环境，也带来了中国人观念上的急剧变化。在这个大背景下，社会诸领域都呈现出令人惊诧的发展态势，作为“禁区”的裸体艺术更是突飞猛进，出现了唐大禧的雕塑《猛士》、袁运生的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等先锋代表作。
    
    与此同时，“禁苑”的樊篱被打破，一些大城市的美术专业院校开始了建国以来首次公开招聘模特。“1985年初，上海戏剧学院公开招聘人体模特时，报名者出人意料地踊跃，不到半天工夫，500份报名表已全部发完。”陈醉说。
    
    当然，“人体模特”风波总是会在不经意中迭起。1986年8月，曾在南京艺术学院做人体模特的陈素华因病回江苏乡下休养，正巧电视上播放一部有关刘海粟的片子，里面有画人体模特的情节。村民见后，恍然“明白”了当模特是怎么回事，于是天天有人跑到她家来看“西洋景”，甚至抱怨她不该“卖身”。最后，竟把这位年仅19岁的姑娘给逼疯了。
    
    然而，“人体模特”风波并没有阻挡艺术学科的繁荣。尘封了几十年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些译著被当作“新”学问重新受到重视；国门打开，各种新学说、新流派以及新观念传入，迅速开阔了学人的眼界，促进了艺术科研的发展。
    
    1987年，陈醉的科研成果《裸体艺术论》出版，引发了持续两年的社会轰动效应。1988年，该书累计印刷20万册，创造了出版史上学术专著成为畅销书的奇迹。1988年，也因此被舆论界称为“陈醉年”。
    
    1988年末至1989年初，又一件轰动社会的事情出现了——“油画人体艺术大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油画人体艺术大展’全部都是裸体作品的专题画展，且在中国美术馆举办，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裸体艺术在中国又向前迈了一步。”陈醉说。
    
    但就在这个裸体艺术迎来晨光的时刻，又爆发了一场模特风波。在这次展览的过程中，一位模特在展厅画前被观众认出并遭恶语中伤，丈夫也因此与她闹离婚。另一位模特被公婆在电视新闻里认出来，引发了家庭纠纷。于是，两位人体模特强烈要求撤下作品，并要求学校给予经济赔偿并增加工资。后一个要求遭到拒绝。后来，在一家民办律师事务所的支持下，两位人体模特状告美术学院侵犯肖像权。这场官司又打了十年，1998年才以调解方式并给原告一些经济补偿作为了结。
    
    “与上世纪20年代的风波及上世纪60年代的事件相比，两者有很大区别。那时‘人体模特’只是一个导火线，引发知识阶层及官方的科学、进步思想与封建、保守思想的冲突，与模特本人无关。后者则由观念冲突进入到了经济冲突的层次。而且是模特自己站到了第一线，为维护自身的权益而斗争。人们的自我意识增强了，价值观改变了，法制意识出现了。这些都是社会进步的体现。”陈醉说。
    
    21世纪的泛裸体时期
    
    时至今日，接受并欣赏人体美越来越为人们所追逐。“‘裸体’逐渐成为人类自炫本能在特定环境下的一种心理释放。”陈醉说，“21世纪初，中国进入一个泛裸体时期。”
    
    陈醉说，所谓“泛裸体”，是指“裸体”这种样式或手段被普泛使用，有艺术的也有非艺术的，甚至有的还成为一种时尚，而社会对此也给予了普遍的关注和理解。
    
    在人体摄影方面，陈醉介绍，2002年9月《汤加丽人体艺术写真》的出版，不能不说是一个突破。以公开的身份和姓名出版自己的裸体摄影集，汤加丽创造了全国第一。然而，非议也纷至沓来，再加上其他的一些纠纷，一时间，汤加丽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网上争论尤其火热，媒体称之为“汤加丽事件”。
    
    “不过，这次事件与以往的风波和事件有很大不同。第一，以前还没有互联网，而这次除传统媒体外，信息主要是通过网上传播，信息量大，传播面广。第二，20世纪90年代初之前还未兴炒作，此时则炒作风盛，虚实难辨。第三，因为模特是公众人物，又因为主要是在网上讨论，公众兴趣浓厚，畅所欲言，使裸体这一话题更加普泛化。”陈醉说，“如果不是因为2003年春的非典转移了大家的注意力，相信热闹的时间还会更长。”
    
    “从整个模特历史来看，每经历一次风波、事件，都能体现出社会的前进和观念的更新。”陈醉说，在泛裸体时期，至少可以看出中国女性更自信、更独立、更自主，中国的社会人文环境越来越好了，中国人逐步走向富裕了。
    
    从20世纪初裸体艺术和人体模特传入中国，裸体艺术已走过百年路程。而今，在艺术环境多元化的今天，已有了它应有的位置。而模特儿，作为一种特殊的劳动，突破了现存伦理观念的桎梏，为艺术事业做着特殊的贡献。“对于社会，人体模特是一种需要，它本身就是一条正当的就业渠道。对个人，这可以是一种谋生的手段，也可以是一种生活的追求。”陈醉说，“时代变了，我们没有必要再将此举提到‘为艺术献身’那么悲壮，更不应该对他们采取歧视的态度。大家都待之以平常心态之时，他们才算真正地受到社会的理解与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