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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箩北太平沟:由“二条路线”到“天线地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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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场突如其来、莫明其妙的“极左妖孽”之风吹遍了大江南北以后，每一个人将面临着新的挑战与选择，在残酷严峻的阶级斗争面前，人的本质与属性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曝光。夫妻之情、父子之爱、手足之缘、同学之谊、朋友之恋等都得服从政治斗争的需要，并被阶级关系所代替。

   作为一个学生娃，从小就在蜜糖中泡大的毛主席的红卫兵，当然是理直气壮地站在无产阶革命派这一立场上讲话、做事的。特别是想到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们红卫兵有责任去解救他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一想到这些就热血飞腾，磨拳擦掌，这种“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最后才能解放自已”的英雄胆魄，气壮山河与日月同辉。

然而在那个失去理智的狂妄的年代，并不是你想革命就可以革命，你想参加革命就可以参加革命的。这中间还有一个人家要不要你参加的问题，要不要你革命的问题，“黑六类”子弟就是不受革命欢迎的人群。虽然当年“中央文革”小组领导多次呼吁，他们是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但是在这些革命小将“红五类”子弟眼中，“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无异于人类的残渣余孽，最多是革命的团结对象，那年月出身好的“红五类”子女占绝大多数，还团结不过来呢？谁有功夫，谁愿承担责任去团结“黑字类”人物呀。

为了拼命挤进这支革命队伍，投身到“三大革命”的火热斗争中去，也为了自身的政治前程，改善生存环境需要，就有个别的“黑六类”子女不得不纷纷打出了与反动或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线的大旗，作出伤害亲人、伤害骨肉之情的事，捡举揭发，立功受奖以向无产阶级乞取点“剩菜冷饭”吃吃的也大有人在。

我班有个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同学，学习成绩名列前茅，表现也不错，可无论是评三好学生，还是选优秀班干部总没有他的份。文革开始时没有一个战斗队要他，但他也是从小沐浴着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长大的少年，他也有理想、有抱负、有朝气、有热情，他也想革命，可别人却不要他革命，这就成了六十年代中期的“小阿Q”。“小阿Q”要革命唯一的出路是与反动或剥削阶级家庭彻底决裂，划清界线。于是这位同学做出了一件大逆不道的事，就是在公开场合多次辱骂其父为“吸血鬼”，并用大字报形式发表声明与剥削阶级家庭彻底划清界线。一个未成年的孩子生活尚不能自立，请问他如何去脱离家庭而生存，明知是瞎胡闹，可居然得到造反派们的大力支持与赏识。嗨，人家说了，这叫政治上划清界线，生话上哪个“剥削阶级”还得继续负责供养他到自立为之。其实类似于这样的“活报剧”在文革中并不少见，写血书与其反动家庭划清界线的“黑六类”子女也常有出现在我们的那个年代。但是应当说这类主动要求划清界线的“黑六类”子女毕竟是极少数，绝大部份都是抱着听天由命的心态而顺其自然。

这人啊，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各种丑态毕露，为换取自身安全或自身的利益需要，什么样的事在那年月都能带上一顶冠冕堂皇的帽子来闪耀它的功勋。虽然他在忽悠别人的同时，也在忽悠着自已的灵魂，鞭鞑着自已的良知与人格。

  我有幸也曾作为“黑六类”子女中的一员，度过了一段令人刻骨铭心的岁月。

   那是第八次大串连从北京返回，原在上虞农村搞社教（四清）的老爹已被造反派揪回本单位，接受革命群众批判审查，作为”当权派”接受运动考验，经受风浪洗礼是很正常的事。但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大字报数量的不断增多，揭发材料质量不断上纲上线无限拔高，则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罪行就不断充实、发展、升级，这才感到事态的严重，全家人不得不掐着一把汗，提心吊胆地过日子。特别是六六年底到六八年中旬，这日子确不好过，造反派是欲置你于死地而后快啊！想方设法把你往绝路上推，往死路上逼。勒令批斗的“海报”三天两头的居然给你贴在家门口，体育场、人民大会堂、工人俱乐部等都有老爹戴着高帽、挂黑牌、坐喷机式、套白袖章的狼狈像，东门口宣传窗张贴着大幅批斗现场的实况照片，造反派画的宁波官场“百丑图”漫画，是个手拿铜锣走在最前面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的吹鼓手，戴高帽、游大街家常便饭。那年我看到过的罪行材料就有两大本，有当时的红旗杂志那么大，还分上、下两集呢？上集主要是历史问题及其工作中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罪行，下集是在文革中抗拒交待，反攻倒算的罪行。人家说得有理有据，白纸黑字写得有根有底。那年代人心扭曲，香臭颠倒，妖孽当道，群魔乱舞，畸型的社会引发畸型的心态，从而做出畸型的事来，可悲的是还自认为这是最革命的行动。

  在这个疯狂的年代，对于“黑六类”家庭更是雪上加霜，而作为新加入这个群体的“人们”更是无法适应，人人自危。作为一个尚未成年的少年在懵懵懂懂中犹如天灾降临，从人间一下子跌入了地狱。与邻家孩子嬉闹，其长家居然可以不问青红皂白指着鼻子骂你是搞阶级报复；对某一事物与同学意见发生分歧，其结果是你的阶级本身决定了你的观点错误；想当兵连报名，体检的资格也没有；就是到广阔的天地里去吃苦磨练，你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黑龙江建设兵团、农场也不要你们这类人。这确是一群不该来到人世间的“孽债”，既然厚着脸皮来了，那你就得先在“阎王爷”的名册中打上红叉，随时有被拉出去“炼炼”的可能。那时候，人类有多少悲剧就产生在“先天不足，娘胎选择失误”中，可悲的是自称继承、捍卫、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居然也能默许这种明显的“唯心史观”在社会上猖狂，张扬到顶峰。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顶莫名其妙的帽子，在当年犹如压在五指山下的“孙猴子”受尽人间炎凉，尝尽人间心酸，虽“夹着尾巴做人，不越雷池半步”，但红卫兵组织是不允许有任何杂质存在的，况当时两派、三派斗争激烈，相互挖空心思钻对方的孔子。于是周围的人在指指点点，旁边的人在评头评足，人言可畏带来的后果是狐独寂寞，害怕担忧，天天心惊肉跳，今天不知明天会发生什么。识事务者为俊杰，“三十六计”走为上，“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就这样我被逼离开了这支曾亲手参与缔造并积极维护的“造反部队”，那已经是第二年秋天的事情了。当然现在看来这是件好事，至少少作了许多孽，今天就少些沉重的反思与内疚，不过却给现在的写作带来了一定的麻烦，缺乏第一手资料与素材这不得不说是件让人遗憾的事了。

造反派说我老爹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情有可愿，可说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三反份子”实在是不理解，可在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并在执行过程中去理解的特殊时期，作为“黑六类”的孩子那更为怨屈，因为我从小只知道有个爹，但他的形像却是模糊的，早出晚归，从正月初一到年三十除夕夜，“鸟叫出门，鬼叫进门”，从没有领孩子去逛什么公园、看什么电影、参加什么娱乐活动，更没见他从单位拿过什么好吃的回家过，逢年过节都在单位度过，家的概念对他就是旅馆，家人只不过是同住旅馆的陌生旅客。

“学到老一身正气，做到死两袖清风”，这就是父辈们在那个年代对人生的态度，遗憾的是这种优良传统在今天已大面积地缩水。记得小时候老师常常告诫我们“美国总统艾森奥威尔把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第三代身上”，当然前美国总统艾森奥威尔的预言是否被言中，这儿勿需多言，因为老百姓心中都有一杆称，亮堂着呢。

要感谢文革运动使老爹从繁重的负荷中解放，有机会接触到家及家中的人。记得“靠边站”后想作奉献也没门，在家时间就多了，开始有同学上门找人，碰到他那可就倒霉了，同学问：“某某在家嘛，”他就得一愣，反问来者：“你说的某某是老三还是老四啊”他能记往上百个厂长书记，甚至科长的名字，恰恰记不住自已几个孩子的名字。你说这个“三反份子”给评得怨不怨啊，你造反派还有没有人性啊？喔，对了那年月是不能讲人性的。记得造反派当时的口号是痛打“落水狗”不算，“还要踏上一只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翻不翻身那是以后的事。作为子女面对家中亲人惨遭污蔑陷害，不仅不能伸张正义还得逆来顺受，你说这过的是什么日子啊？这种现象整整坚持了将近一年多，后来造反派忙于派性搞窝里斗，要抢班夺权成立什么革委会，就把“三反份子”扔一边去，无人过问了，乐得他们悠闲自在了好一阵子，当然“伪革委会”成立后，这帮“三反份子”都被集中到“牛棚”里去学习提高，认罪伏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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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湖南知青公共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