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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的幽默观
林语堂被人称作“幽默大师”，主要是因为他的随笔创作，林语堂随笔写作中的的幽默乃一家之长，他不会用笑话引人发笑，而是在生活中捕捉有幽默感的事物透出哲理，并使人会心一笑。如在《粘指民族》里，为了揭露国民党史官僚搜刮民脂民膏的丑行，他用"粘性液质"这一貌似荒诞事实的渲染营造出幽默的意境和氛围。当然，我更喜欢他生活气息浓郁的幽默风格，如《我怎样买牙刷》、《冬至之晨杀人记》等，读来令人哑然失笑，妙趣横生。林语堂精通中、英文，学贯中西，广闻博见。他最先引进幽默一词，在文章中也极力主张幽默，有了丰富的文化蕴，所以在《论幽默》、《论孔子的幽默》、《论解嘲》等文章中旁征博引，精彩的例证是信手拈来，随处可见。　　
　　　　幽默本身一直存在于人类文化生活之中，但中国传统文论中并无幽默一词。幽默一词在中华大地上传播开来，林语堂居功至伟，是他首创把英文Humour音译为幽默。林语堂最初给文坛留下的有影响的文章是两篇提倡“幽默”的作品，即1924年5月23日发表在《晨报副刊》上的《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以及1924年6月9日刊于《晨报副刊》的《幽默杂话》。他在《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一文中写道：“我早就想要做一篇论‘幽默’（Humour）的文，讲中国文学史上及今日文学界的一个最大缺憾。（‘幽默’或作‘诙摹’，略近德法文音。）中国人虽素来富于‘诙摹’，而于文学上不知道来运用他及欣赏他。于是‘正经话’与‘笑话’遂截然分径而走：正经话太正经，不正经话太无礼统。不是很庄重的讲什么道德仁义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便是完全反过来讲什么妖异淫秽不堪的话。”而在《幽默杂话》中，林语堂自问自答，更是对幽默作淋漓尽致的阐述。
　　　不过真正对幽默作系统阐述的文章当属林语堂的另一篇文章《论幽默》。其开篇就说：“幽默本是人生之一部分，所以一国的文化，到了相当程度，必有幽默的文学出现。人之智慧已启，对付各种问题之外，尚有余力，从容出之，遂有幽默--或者一旦聪明起来，对人之智慧本身发生疑惑，处处发见人类的愚笨、矛盾、偏执、自大，幽默也就跟着出现。” 1932年9月16日，林语堂和潘光旦、李青崖、邵洵美、章克标等发起创办的《论语》问世，《编辑后记》中这样解释刊名：“我们同人，时常聚首谈论……这是我们‘论’字的来源。至于‘语’字，就是谈话的意思，便是指我们的谈天。”这份半月刊以“幽默闲适”和“性灵嬉笑”见长，借“笑”暴露黑暗现实，有讽世之意。它可谓一鸣惊人，创刊号屡次加印，每期发行量很快达到三四万册。随即，幽默刊物纷纷亮相，幽默文章成为时尚，以至翌载被称作上海文坛的“幽默年”。　　
　　　　不过当时文坛的巨匠鲁迅先生对林语堂的“幽默”文学始终抱有敌意，最开始鲁迅似乎还是支持林语堂所提倡的性灵、幽默文学，后来鲁迅则语含讽刺地说“轰的一声，天下无不幽默”（鲁迅：《一思而行》）。鲁迅认为在反动派屠刀下，没有幽默可言。在血与火的斗争中，鲁迅自己无畏地宣称：“只要我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再后来鲁迅觉得林语堂似乎是不可救药了，“以我的微力，是拉他不来的”，对他不再抱任何希望了，于是乎加紧了对林语堂的批判，先后写了《骂杀和捧杀》、《读书忌》、《病后杂谈》、《论俗人应避雅人》、《隐士》等。其中1935年4月20日刊于《太白》上的《天生蛮性》，全文只有三句话：辜鸿铭先生赞小脚；郑孝胥先生讲王道；林语堂先生谈性灵。把林语堂与前清遗老和伪满大臣相提并论，足见鲁迅对其厌恶之深。但是林语堂对自己的文艺观点也确信不疑，声称“欲据牛角尖负隅以终身” （林语堂：《行素集·序》），同时写了《作文与作人》、《我不敢再游杭》、《今文八弊》等文章来回敬反对者。　　
　　　　以今天之眼光来观鲁迅与林语堂的“幽默”之争，我觉得鲁迅也有其不是的地方。文学创作本宜百花齐放，可以投枪，可以匕首，可以嬉笑怒骂，自然也可以幽默，可以性灵，可以风花雪月，又何必仅仅是一种严峻批判的面孔呢。你鲁迅愿意投枪、愿意匕首，但也不必拉上所有的人。在任何政党的统治下，人民都需要日常生活，这是任何意识形态都无法控制的。如果说在国民党统治下没有幽默，我觉得是比较偏激的说法；鲁迅曾说：中国并无幽默，要有，也只有“将屠夫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一类的东西。然而我倒觉得越是在血与火的人生中，越是需要幽默与宽容。人生离不开幽默，幽默是死水般的生活里的一抹亮色。鲁迅先生活在绝望之中，故对日常人生里的幽默抱以仇恨的心理。　　
　　　　关于“幽默”，世间的论者各有所见。譬如英国萧伯纳认为：“幽默定义是不能下的，这是使人发笑的一种主要的原素。”美国马克·吐温认为：“有的人对幽默具有一些乱七八糟的领会，只看到一千种低级、琐碎的事物的可笑一面。而世界上还有一万种高级的滑稽可笑的东西。”卓别林则说：“所谓幽默，就是我们在看来是正常的行为中觉察出的细微差别。通过幽默，我们在貌似正常的现象中看出了不正常的现象，在貌似重要的事物中看出了不重要的事物。”中国的作家老舍认为：“幽默首要的是一种心态，是由事物中看出可笑之点，而技巧的写出来。笑里带着同情，而幽默乃通于深奥。”学者钱钟书另有高见，其云：“幽默当然是用笑来发泄，但是笑未必就表示着幽默。真正的幽默是能反躬自笑的，它不但对于人生是幽默的看法，它对于幽默本身也是幽默的看法。” 而林语堂是这样认为的：“愈是空泛的，笼统的社会讽刺及人生讽刺，其情调自然愈深远，而愈近于幽默本色。”　　
　　　　应该说林语堂所提倡的幽默文章吸取了东西方关于幽默的精华，同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论幽默》一文的结尾他这样写道：“因此我们知道，是有相当的人生观，参透道理，说话近情的人，才会写出幽默作品。无论哪一国的文化、生活、文学、思想，是用得着近情的幽默的滋润的。没有幽默滋润的国民，其文化必日趋虚伪，生活必日趋欺诈，思想必日趋迂腐，文学必日趋干枯，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其结果必有天下相率而为伪的生活与文章，也必多表面上激昂慷慨，内心上老朽霉腐，五分热诚，半世麻木，喜怒无常，多愁善病，神经过敏，歇斯的利，夸大狂，忧郁狂等心理变态。《论语》若能叫武人政客少打欺伪的通电宣言，为功就不小了。”话说的不错，但最后一句“《论语》若能叫武人政客少打欺伪的通电宣言”则过于天真与书生气了。这与世故老辣的鲁迅相比，确实有很大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