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友情周末
-- 发布时间:2007/7/12 10:17:45
-- 【公共图文】《1998年十大考古发现》【湖南知青公共频道】
【公共图文】《1998年十大考古发现》【湖南知青公共频道】 1998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评选泥河湾盆地、于家沟旧石器遗址等10项发掘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鹿邑隐山遗址商周青铜墓等3项发掘获全国重大考古新发现提名荣誉奖 。 本次评选由宿白、徐苹芳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中国文物研究所的10余位著名考古学家,从去年的460项考古发掘项目中评选出10项作为"1998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十项考古发掘上迄1万多年的旧石器时代,下至唐宋,时间跨度大,是1998年全国考古工作成果的突出体现,在恢复中国古代历史面貌、揭示中华文明发展进程等方面具有重大价值。 此外,专家还确定河南鹿邑隐山商周青铜墓等3项发掘为1998年全国重大考古新发现提名荣誉奖。依时代顺序,获得1998年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项目分别是: 1、泥河湾盆地于家沟旧石器遗址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系于1995年至1998年对河北省阳原县泥河湾盆地进行发掘,1998年重点对泥河湾中部虎头梁一带的于家沟遗址、马鞍山遗址等10个旧石器遗址和姜家梁新石器时代遗址和墓地进行了揭露,发掘面积达2700平方米。其重要收获是在于家沟遗址找到了华北地区极为难得的更新世末至全新世中期的地层剖面和文化剖面,为这一地区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考古学文化研究提供了科学可靠的地层证据和文化序列证据。剖面下部距今8000-14000年前的细石器文化层中,出土有细石器工艺制品、装饰品和楔形石核、细石叶、端刮器、尖状器、雕刻器、锛状器等石器,以及年代超过万年的夹砂黄褐陶片;剖面上部含有新石器文化遗物,年代约为距今5000-8000年前。这一发现,对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农业起源、制陶业起源等重大学术课题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2、含山凌家滩新石器时代祭坛和墓地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1998年10-11月对含山县凌家滩遗址进行了第三次发掘,探明以凌家摊遗址为中心,半径约2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6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和1处大型墓地,系一处规模较大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聚落群。本次发掘最重要的收获是在凌家滩墓地中心的最高处发现新石器时代祭坛一座,面积约600平方米,由大小不一的石块和鹅卵石与粘土搅拌铺设而成,中间高四周低,平面为不规则圆角长方形;祭坛可分三层,分两次建成。44座墓葬中出土大量精美玉器,有玉人、玉龙、玉璜、璧、玉喇叭形饰、玉鹰、玉铲等,其数量之多、种类之丰富、雕琢之精湛为安徽省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大收获。其中玉人以浅浮雕技法制成,体态比例匀称,是我国发现时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人体玉雕塑;玉鹰、玉龙等造型独特,在制作思想、造型构思、工艺技术等方面都表现了崭新的观念,为长江中下游地区玉器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研究资料.石钻和与之伴出的一件正面磨成凹形的褐红色砂岩砺石,系石制加工工具,在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中属首次发现,对研究新石器时代制玉工艺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凌家滩文化出土的玉器钻孔技术尤为发达,是中国玉器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祭坛和玉礼器的发现为探讨中国文明的形成提供了重要信息。 3、金坛三星村新石器时代遗址 三星村遗址是苏南地区保存好、面积大的一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现存面积10万平方米南京博物院等单位在发掘的640平方米面积中,共清理不同时期的墓葬1001座,灰坑55个,房址4处。出土陶、石、玉、骨角牙蚌等各类文物达4000余件,数量之多,价值之大,器物之精在国内同时代原始文化中极为罕见。其中骨角牙蚌器数量众多且制作精良,刻纹板状器前所未见,可能与原始宗教、巫术等有关。石器中的七孔石刀是此类器分布的最东缘;石钺无使用痕迹,为礼器,对全面认识钺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刻印云雷纹的彩陶豆是目前所见云雷纹最早的实证。遗址墓葬分布十分密集,叠压关系丰富,尤其难得的是墓中人骨标本骨质坚硬,头颅骨大多完整,这在长江下游地区同时代遗址中为仅见。1000余具人骨标本填补了我国新石器时代体质人类学研究领域的空白。这一发现为研究长江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和文明起源等重大学术课题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4、忠县中坝遗址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1997年12月至1998年底对重庆市忠县中坝遗址的发掘中,首次发现了有明确地层关系的三星堆文化(三星堆文化与老官庙下层文化晚期阶段共存)-老官庙下层文化-哨棚嘴文化的地层叠压关系,初步建立了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商时期的年代序列,对建立峡江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序列具有重要意义;发掘首次在重庆峡江地区揭示出东周时期房屋居住遗址48座,其数量之多,上下叠压延续分布的现象,在同时期遗址中尚属罕见;房址均为地面建筑,平面多呈长方形,面阔3间,房址地面都经过加工处理。这批房址的发现对了解峡江地区东周时期的聚落形态、房址结构的发展和变化、生活方式等,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发掘还揭示东周时期墓葬23座、汉代龙窑5座,是四川盆地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龙窑,对了解汉代龙窑的结构、研究龙窑的起源、发展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5、北票康家屯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址 康家屯城址现存面积1.5万平方米,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1997年至1998年间共发掘面积4000多平方米,清理东、南两面180多米的城墙,东城门址一处,东、南城壕二段;在城内西部清理出早、晚两期石墙建筑14道,19座规模大小不同的房址台基,5座石筑穴;城内东北部清理出3道石墙,一座石穴。发掘揭示出城址原呈方形或长方形,在长期延续使用中经历了早、晚两阶段。城墙上窄下宽,分段而筑,内外墙面选用较大块的青灰色厚石板抹泥口垒砌。东南城墙外侧和城墙外角发现砌筑突出的"马蹄形"石建筑,酷似后世城墙上的"马面",尤为重要。这次发掘是我国首次对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址的大规模发掘,对我国北方早期城址的形制、布局以及当时的城居生活与社会形态等多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6、绍兴印山越国王陵 1996年9月-1998年4月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绍兴县文物保护管理所进行发掘。 整个墓地占地面积10万平方米,四周设有隍壕围护,规模宏大。墓葬是带宽大长墓道的长方形竖穴岩坑木椁(室)墓,墓上有巨大封土堆。墓坑从山顶岩层中挖凿而成,平面呈东西向长方形,现存坑口长46米,最宽处19米,坑深14米,墓道设在东壁正中。墓室呈长条两面斜坡状,横断面呈三角形,规模巨大,内设前、中、后三室,均用巨大枋木构筑,枋木三面髹漆,加工及其规整平直,构筑整齐合缝。墓室前设2.5米长甬道以连接墓道。大型独木棺置于中室,棺长6.04米,宽1.12米,内高0.4米,内外髹漆。此外,墓葬的填筑采取了防水、防腐的方法。墓葬中室出土石剑、玉镞、玉镇、龙首形玉件、长方形玉饰、微型玉管珠、漆木杖、残漆木器等精美随葬品30多件。墓坑青膏泥填土中出土的保存完整的青铜铎和木质夯具,十分珍贵,为了解当时的夯筑工具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陵区规模巨大,木室墓和墓内巨大的独木棺构成了越国王陵的鲜明特色,这种特殊形制的墓室和木棺的发现,对深入了解越国的埋葬制度、推动越文化的研究具有特殊的价值。
7、三峡库区云阳李家坝遗址 1998年10月-1999年1月,四川大学三峡考古队对重庆市云阳县李家坝遗址进行发掘。 遗址内涵丰富,时段长、规模大且保存完好。发掘清理的46座战国至西汉时期土坑墓是本次发掘的重要收获。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分布密集,排列大致有序。葬式具一定特色,部分墓葬有殉人、殉头现象,为战国时期巴人实行人牲人殉制度提供了重要实证。墓葬随葬品丰富,出土了大批精美的战国时期巴蜀文化青铜兵器,其中龙蛇纹 矛、通体饰云雷纹矛、通体线刻浮雕虎纹等,均为巴文化精品,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同时随葬器物文化面貌丰富多彩,显示出多种文化交流融合的独特文化特征和时代特征,为研究巴文化的发展、繁荣和融合消失提供了新的极具价值的资料。该遗址作为巴人分布在澎溪河流域的一个区域性中心,是继涪陵小田溪遗址之后,巴文化研究领域的又一重要考古发现,对研究和揭示巴文化的历史面目、探索巴蜀文化及楚文化的联系和差异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8、小浪底水库东汉漕运建筑基址 为配合黄河小浪底水库工程建设,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山西平陆、夏县、垣曲三县黄河北岸的库区淹没区进行调查,发现总长5000余米的黄河古栈道遗迹,并考察了黄河北岸有关黄河漕运与军事布防的建筑遗迹。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对位于小浪底水利枢纽上游的汉代大型建筑遗址进行了发掘,揭露面积5983平方米,遗址整体呈规则的长方形,南北长179米,东西宽29米,由城垣、通道、柱础石、路面等遗迹组成。墙垣内被两道宽约6米的东西向隔墙等分为三个单元,现存通道25条,通道两壁有垂直状柱槽。整个建筑地面及围墙均挖土夯筑而成,墙垣内地表分布有排列有序的大小两种柱础石。所获遗物多是泥制灰陶板瓦、筒瓦和正面模印篆体"关"字瓦当。遗址的使用年代为西汉中期至东汉,其形制与汉长安城内的武库和渭河南岸同时期大型粮仓-京师仓有相似之处,可能具有仓储转运和军事守备双重作用。该遗址的发现将对我国古代建筑、黄河漕运、军事守备等多方面的研究提供宝贵资料。
9、南京六朝家族墓地 南京市博物馆考古队于1998年6-8月、9-12月分别对东晋明臣高菘家族的三座墓葬和东晋豪族王氏家族三座墓葬进行了发掘。墓葬均系砖筑结构,高崧家族的墓葬砖室规模较大,全长在7米以上,墓室高3米余,分"凸"字形穹窿顶和"凸"字形券顶两种,由封门墙、甬道、墓室等部分组成。墓内多设砖砌棺床、灯台、灯龛及直棂假窗等设施;对王氏家族10号墓的全面系统揭露表明,墓葬为带甬道的单室砖砌券顶墓,有长方形墓坑和斜坡墓道,墓门有封门砖和挡土墙,墓坑口上有封土堆,为确认六朝墓的墓葬形制和构筑方法提供了实物证据。另外,此次发掘的三座墓在王氏家族墓地的位置,反映出整个墓地分布着相对集中的四个埋葬区域,为研究东晋世家大族墓地选择和墓室排列规律具有重要意义;高崧家族墓出土的随葬品丰富而精美,计有金、银、铜、铁、玉石、漆木、陶瓷等几大类,以成组成套的玉佩饰、玉剑具和各类金饰品占大宗,尤其是集中出自纪年墓中的30余件玉器,是迄今为止我国六朝墓葬中出土数量最多的一次,特别是玉剑饰和两套完整的组玉佩的组合方式完整地保留下来,对重新认识六朝玉器、研究六朝佩玉制度,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10、林湖寺龙口越窑窑址 1998年9-12月由浙江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系、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联合发掘。清理出龙窑窑炉一座、作坊遗迹一处;获得自唐末五代至南宋初期的各类瓷器三万余件(片)和大量窑具标本。其中南宋龙窑窑炉、作坊遗迹系越窑遗址中首次发现。窑炉由窑床、窑墙、火膛、火膛前工作面等部分组成;作坊遗迹发现于窑炉北侧堆积中,平面呈方形,有东西、南北各一道匣钵墙,残高近1米。这两处重要遗迹的揭露,将会展示越窑制瓷工艺的整个生产流程。发掘首次确定了南宋地层,出土的月白、天青釉瓷器,釉面温润而含蓄,呈半失透状。器类有觚、炉、玉壶春瓶、花盆等,其风格与北方汝官窑颇为接近,应为供器或宫廷用器;此外,南宋层还出土一外底阴刻"官"字的匣钵,证实了此地为南宋初期宫廷用瓷的产地。五代地层中,出土大量秘色瓷和众多带铭文的匣钵或瓷片,铭文一般刻在匣钵外壁或碗内外底心,计有姓氏类、方位类、纪年类、用途类等,是研究五代瓷手工业的重要资料。本次发掘是建国以来对越窑中心窑场的第二次大规模揭露,再现了越窑从唐末五代到两宋时期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为解决贡窑、秘色瓷等学术问题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并进一步提出了越窑与汝官窑、南宋修内司窑的关系等一系列学术问题。
|
-- 作者:友情周末
-- 发布时间:2007/7/12 10:28:15
-- 【公共图文】《2003年十大考古发现》【湖南知青公共频道】
【公共图文】《2003年十大考古发现》【湖南知青公共频道】 一、辽宁凌源牛河梁新石器时代遗址
发掘单位: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领队:朱达 时代:新石器时代 牛河梁第十六地点位居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群的西南隅,东北距遗址群中心祭祀址第一地点“女神庙”约4500米,东向分别与第十三地点大型土石建筑址和第十四地点积石冢相呼应,且呈一直线等距分布。发掘在遗址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红山文化积石墓地、生活遗迹和早期青铜时代夏家店下层文化居住址。 积石冢墓地是红山文化堆积的主要遗存,已清理的12座墓葬可分为4组并在埋葬时间上有早晚之分。其中,位于遗址中心的晚期积石冢大墓M4,是本次发掘的重大收获。它的营造不同于以往发现的土坑墓,也不同于开凿于风化基岩上的土圹墓,而是直接将墓穴辟凿于山体最坚硬的花岗岩的岩脉上。石穴圹南北长390,东西310,深468厘米。石穴南壁陡直下深,北部呈坡状并起有台阶。墓葬以凿出的岩块回填,在接近墓口处用石板砌筑一多角形小石“井”,石板封盖,底平铺石板。穴底置长方形石棺,壁用17层石板平铺叠砌,内壁整齐划一,底铺石板,顶用条状石板封盖。墓中随葬6件玉器,其中玉人、玉凤为红山文化玉器中新发现的器类,玉人高度写实,对研究宗教祭祀活动、人的体态、形体特征等十分重要。玉凤造型简洁生动,线条优美,其枕于头下的出土位置也引人深思。M4是牛河梁遗址群已发现规模最大、营造最费工时的一座墓葬,其规模与围绕四周的墓葬对比悬殊,仅岩石开凿量就多达30立方米。发掘为综合研究红山文化积石冢群的布局、各冢及冢内墓葬结构、葬俗、玉器组合以至分期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新资料。 二、河南郑州大师姑夏侵? 发掘单位: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发掘领队:王文华 时代:夏代 2002年3月—去年12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农村生产基本建设,对郑州西北郊的大师姑遗址进行了连续钻探和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540平方米。通过发掘和钻探,确认是一处二里头文化中晚期大型城址。城址由城垣和城壕两部分组成。城垣距现地表深度不一,一般在1米左右。已发现的部分为南墙西段、南墙东段的部分地段、东墙部分地段、西墙北段和北墙西段,所发现的二里头文化遗存全部集中在城垣和城壕以内,总面积约51万平方米。 早商时期大型环壕也是这次发掘的重要收获。早商环壕位于夯土城垣和护城壕沟之间,和护城壕沟平行分布。其内侧打破叠压城垣外侧的二里头文化层,外侧打破护城壕沟。环壕的形制和二里头文化护城沟不同,断面呈倒喇叭状,沟口宽度在13—15米之间,沟底宽度约1.5米左右,沟深4—6.8米之间。环壕下层出土标本破碎,初步判断其时代应在二里岗下层一、二期之间,环壕上层出土遗物时代为二里岗上层时期。环壕内二里岗期早商文化遗存丰富,说明早商时期这里仍是一处重要的聚落。 大师姑夏代城址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座二里头文化城址,它的发现填补了我国夏代城址考古的空白,为进一步研究我国古代的城市发展、夏代与国与社会结构乃至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城址内部夏、商遗存都十分丰富,对于探讨夏代晚期夏商文化关系、夏商交替年代等一系列我国夏商考古研究中的重大学术问题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三、陕西眉县杨家村西周青铜器窖藏 发掘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宝鸡市考古队、眉县文化馆 发掘领队:王占奎 时代:西周 2003年1月9日,眉县马家镇杨家村五位农民在取土时发现了一个青铜器窖藏,随后,省考古部门对该窖藏进行发掘,并对窖藏周围进行了调查、钻探和发掘。发掘面积300平方米,除铜器窖藏外,共发掘墓葬16座(其中西周墓葬5座,先周墓葬11座),车马坑1座,马坑1座。青铜器窖藏为一长方形竖穴连接一个大致呈圆形的龛。竖穴为南北向,长4.7,东西宽2.5,穴底距地表7米。竖穴自深2.5米。其南部的龛底径为1.6 X1.8米,高1.1米。竖穴与龛的连接处,用夯土密封,27件青铜器放置于龛内,保存状况良好。 这批窖藏青铜器是西周最为著名的单氏家族所有,。一个家族27件青铜器出土于一个窖藏,件件都有铭文,是第一次;其中盘铭文多达350多字,字数超过著名的墙盘,是盘铭中最长的一件,也是建国以来出土最长的意见;一个家族史拥有总数4048字的文字记载,是第一家;标准器多,气势宏伟,纹饰好且有底纹,观赏价值很高。最为重要的是铜器铭文提供的材料,盘铭文一一记载的周王十一代十二位王,在以往的青铜器中是绝无仅有的;单氏家族8代与周王十一代十二位王的对应关系,对估定西周积年总数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对西周青铜器断代研究和夏商周断代工程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铭文对于认识单氏家族史以及研究周王朝与西北少数民族的关系等提供了重要材料。窖藏外的发掘,为这批铜器提供了背景资料。 四、陕西扶风周原李家西周铸铜作坊遗址 发掘单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发掘领队:徐天进 时代:西周 发掘区位于陕西省扶风县法门镇庄白村李家村西,东距任家铜器窖藏(以梁其器为代表)、西南距离庄白一号铜器窖藏(以微氏家族铜器为代表)均各数百米,实际发掘面积875平方米,共清理西周时期灰坑120座、房址8座、水井2眼、灰沟3条、墓葬35座以及车马坑1座。李家铸铜遗址最重要的发现是,出土了数以千计的西周陶范,目前已经辨认出的器类包括鼎、簋、鬲、斝、壶、器盖、銮铃、马镳、马衔、车键、车辖、铜泡、铜扣、钟和工具等,另有部分不见于已知铜器中的器物范。其中部分陶范上有精美的纹饰。 长期以来,仅在洛阳地区出土过少量西周早期的陶范,资料较为零碎,周原李家铸铜遗址出土陶范不仅数量大、器类多,而且在年代上跨越了整个西周时期,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周原是出土西周青铜器最多的地区,但以前在这里没有发掘过西周时期的铸铜作坊,遗址的发掘,既有助于研究周原遗址的聚落形态,也有益于对西周铸铜工艺的认识。根据对出土陶范的初步整理,已经大致了解了当时的一些铸造工艺。 五、山东章丘危山汉代墓葬与陪葬坑及陶窑 发掘单位: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济南市考古研究所、章丘市博物馆 发掘领队:王守功 时代:汉代 危山位于章丘市西部,四周是山前平原,孤山独立,发掘共发现汉代陪葬坑三座(其中4号坑遭破坏),墓葬30余座,陶窑3座,出土了大批彩绘陶车、马、仪仗俑群等文物。陪葬坑均南北向。其中一号陪葬坑长9.7米,宽1.9米,坑内车马俑摆放反映了王侯贵族出行的场面。共出土陶俑173个,马56匹,4辆陶马车,90余面盾牌。二号坑规模较小,内摆放了11个木质器物箱,箱内遗物大多腐朽,有 4个箱内分别摆放了陶车、马、俑等。二号坑内出土的陶俑多为女俑。从摆放的器物看,二号坑与一号坑所反映的内容不同。陪葬坑内出土的车、马、俑均有彩绘,陶俑的彩绘主要表现了衣冠服饰;车马的彩绘主要表现车马的配饰。对彩绘的保护和研究,为汉代服饰及车马的组装及系驾法研究提供了实物依据。危山车马俑坑中,出土陶车5辆,有双辕车和单辕车两类,车的构件除车轴及伞盖的杠外,均为陶土烧制而成的,一辆车的构件,多的达100余个,为汉代车的研究提供了完好的实物资料。 发现的三座陶窑,从其填土及周围堆积情况看,应为主要烧制车、马、俑的陶窑。陶窑出土的车、马、俑的残片与一号陪葬坑内出土的基本一致,说明一号陪葬坑出土的车马俑应该是在当地烧制的。此外在陶窑及其周围发现的大量残破车马俑,以及采集到大量的残破的陶俑和少量马、车的模具,为车、马、俑的制作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标本。对危山顶部的大型墓葬的勘探,基本了解了该墓葬的形状、形制和规模。对危山北坡发现的部分墓葬进行了清理。发现的墓葬多集中在陪葬坑周围。墓葬中除随葬生活用品外,在东器物箱内随葬了大量的兵器,其中一件铜弩机上有错金银花纹,制作考究。从危山陶窑周围出土的陶器及墓葬出土随葬品分析,危山发现的墓葬、陪葬坑及陶窑等大致属西汉早期或中期早段。危山汉代陪葬坑及墓葬的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所取得的资料,为汉代济南国历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六、山东临沂洗砚池晋墓 发掘单位: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沂市文化局 发掘领队:郑同修 时代:西晋 2003年5月初,山东省临沂市在市区王羲之故居公园扩建工程施工中,发现两座较大的砖室墓葬。随即,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临沂市文化局联合组成考古队进行了抢救发掘,取得了重要成果。 墓葬位于临沂市市区洗砚池街北侧、王羲之故居公园东北部。两座墓葬东西相距30余米,除墓门为石制之外,其余均为砖筑。其中1号墓为双室墓葬,为山东已发掘汉晋大中型砖室墓中保存最完整的一座,也是山东已发掘大中型砖室墓葬中惟一一座未被盗掘的墓葬,出土了丰富精美的随葬品。墓葬出土随葬品十分丰富,有铜器、瓷器、陶器、漆器、铁器、金器及其它质料的随葬品250余件(套)。其中瓷器主要为南方风格的青瓷,器形有盘口壶、鸡首壶、罐、钵、水注、烛台等。陶器有盘、釉陶瓶等器类,其中盘多为漆衣陶。铜器有熏炉、鼎、魁、斗、熨斗、灯、碗、弩机、带钩等。金器主要为装饰品,有手镯、钗、簪、铃、串珠、牌饰、指环等。铁器有刀、灯、镜诸类。墓葬随葬漆器数量也很多,但多腐朽严重,可辨器形有奁、壶、耳杯、盘、勺等类。在出土随葬品当中,尤以青瓷胡人骑兽烛台、青铜人物骑兽烛台、凤鸟形铜熏炉等器物造型优美,保存十分完整;铜弩机上刻有“正始二年五月十日左尚方造…”等30余字铭文;部分漆器的底部有清晰的朱书文字,记载明确的年号,内容有“太康七年”、“太康八年”和“十年”三个年号以及“王女”、“李平”、“李次”、“官”等文字。2号墓葬为单砖室墓,主墓室前有宽大的甬道,是山东已发掘砖室墓中规模最大的单室墓葬,虽然经过两次盗掘,但墓室结构保存依然完整,残存各类文物20余件。 从两座墓葬的形制结构、随葬品的器物组合特点和纪年资料初步判断,墓葬的年代应属西晋时期。1号墓完整地反映了当时的葬制葬俗。同一墓葬埋葬3个未成年人,是考古发掘中极为罕见的现象。出土随葬品丰富而精美,为山东晋代墓葬中所仅见。2号墓虽然被盗,但规模更大,墓室结构完整,与1号墓葬相距不远,时代相近。两座墓葬规模较大、构筑方式考究、出土文物丰富精美,墓主应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或一定的政治势力,应与当时的名门望族或达官贵族有一定关系。 七、陕西唐昭陵北司马门遗址 发掘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发掘领队:张建林 时代:唐代、清代 为了全面了解唐昭陵北司马门遗址的布局和遗迹结构,并为制定遗址的科学保护方案提供翔实的依据。2002年7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对遗址进行了清理和发掘,经2002年度和2003年度两年的发掘,发掘面积总计5100多平方米。揭露的建筑遗迹主要为唐代和清代两个时期。 唐代遗迹清理的范围南北约86米,东西最宽处61米。全遗迹以两阙间中线为轴东西对称,并以门庭为界,分门内外两部分。大门以外(以北)遗迹有:最北部东西对称的双阙和双阙后的长条形房址。大门两侧接夯土围墙。大门以内(以南)西部遗存自北向南有:门庭西南的条形房址和其后部方形房址,最南端的长廊状房址。出土的遗物以唐代及明清建筑构件为中心,并有唐代石刻残块和明清祭祀碑8通。唐代建筑构件有长方形砖、方砖、筒瓦、板瓦、各种纹样与规格的瓦当、鸱尾、兽头脊头砖等种类。石刻为十四蕃君长和昭陵六骏残块。 唐昭陵北司马门遗址是唐代帝陵陵园建筑遗址中首次发掘的一组完整建筑群,总体布局较为清楚,整组建筑以轴对称的形式依地势而建,由北向南逐渐升高,外圈有围墙环绕,严密紧凑。通过发掘对于一些建筑的结构和功能有了新的认识。出土的石刻文物如十四蕃君长和昭陵六骏残块在美术史上有重要意义。 八、内蒙古通辽吐尔基山辽墓 发掘单位: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发掘领队:塔拉 时代:辽 墓葬偶然发现于吐尔基山采石矿的采石过程中。该墓为石室墓,由墓道、墓门、甬道、墓室及左右耳室组成。墓道为长斜坡墓道,长48米,两壁石墙残高约10米;墓门口有封门石封住,在甬道中间有一道木门,两扇对开,每扇门各有上下三排鎏金铜门钉,每排6个;墓室近似正方形,为叠涩顶,墓室四壁的壁画绝大部分已经脱落,藻井上面绘有月亮及太阳图案。耳室位于墓室的前部,呈长方形,左右耳室均有木门。葬具有彩绘木棺、内棺及棺床。彩绘木棺以红、黑两色为主色,上面雕刻有仙鹤、凤、缠枝牡丹、祥云等图案,其中仙鹤、凤以及牡丹花叶子为贴金,四周悬有铃铛,在棺盖上面还有三个葫芦状鎏金铜饰件。内棺的棺盖正面有三团贴金龙纹图案,在两侧各有一对贴金凤展翅飞翔,神态生动。内外棺之间夹有丝织品。彩绘木棺棺床为须弥座状彩绘棺床,共由8层组成。墓主人身穿11层衣服,其中一件保存完好的罗裙上发现了带有晚唐风格的对凤图案。 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铜器、银器、金器、漆器、木器、马具、玻璃器和丝织品。铜器有钟、铜铃、牌饰、铜泡等,大部分为铜鎏金。其中的鎏金铜牌饰上面战+刻精美的乐舞图案;金银器上面战刻有栩栩如生的金龙和双狮以及鸾鸟、形态各异的人物和动物图案。这些精美的随葬品,对于丰富辽代的文化交流、艺术等方面认识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实物资料。 从墓葬形制、出土器物看,墓葬风格接近于晚唐和辽代早期的风格,应为辽代早期契丹贵族的墓葬。彩绘木棺和棺床,在内蒙古尚属首次完整发现。该墓的发现,是近年来辽代考古的重要发现,在研究辽代的社会风格、风俗习惯、服饰、艺术以及丧葬习俗等方面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九、内蒙古集宁路古城遗址 发掘单位: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发掘领队:陈永志 时代:元 元代集宁路古城遗址,位于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察右前旗巴音塔拉乡土城子村,北邻110国道,南靠黄旗海,西距乌兰察布盟行政公署所在地集宁市25公里。古城建于金章宗明昌三年(1192年),原系金代集宁县,为西京路大同府抚州属邑,是蒙古草原与河北、山西等地进行商贸交易的春市场。元代初年,升为集宁路,属中书省管辖,下辖集宁一县。城内曾有皇庆元年(1312年)所立《集宁文宣王庙学碑》。1988年6月,被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二批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940米,东西宽640米。 古城东、北墙保存较好,宽 5-6米,残高0.5-2.5米。西、南墙破坏严重,已模糊不清。东、西墙各设一门,东门位于东城墙北段,外置方形瓮城;西门设在西城墙中段,外置马蹄形瓮城。南门情况不详。城内道路六纵七横,将古城分为三十一个单元,城内北部正中有一大型的建筑台基,台基南部为市肆遗址,城外西侧有一条南北向的道路直通西门瓮城。城内地层堆积东浅西深,文化层厚1.5-5米;遗迹丰富,有大量的房址、灰坑(窖穴)、水井、道路、墓葬、瓮棺葬、窑、窖藏等,遗迹间叠压打破关系较为复杂。古城内现辟为耕地,地表散见大量的陶瓷片、石柱础、石臼及砖瓦等建筑构件残块。2002年4月至2003年11月,为了配合集-老高速公路建设,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城内高速公路建设地带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达22045平方米,共发现房址91组、灰坑(包括窖穴)822座、灰沟110余条、水井22眼、道路9条、窑址23座、墓葬11座、瓮棺葬4座、窖藏34座,出土了大量不同质地的各类器物。其中完整瓷器200余件、可复原瓷器7416件、陶器877件、金银器10件、铜器351件、铁器268件、骨器456件、铜钱36849枚、其它石器、木器等各类器物2000余件。 这些遗迹、遗物的出土,为研究元代的城市制度、经济文化生活提供了翔实可靠的实物资料。 十、江西景德镇珠山明、清御窑遗址 发掘单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 发掘领队:刘新园 时代:明、清代 2002年10月——2003年1月、2003年10——12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考古队,对江西景德镇珠山明、清御窑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掘面积788平方米,出土了一批遗迹和一大批遗物。 出土遗迹有墙、窑炉和清末民国时期江西瓷业公司发行所房屋建筑等。窑炉遗迹一组6座(已清理出4座),均为葫芦形,坐东朝西,整齐有序的排列在一条直线上。皆为楔形红砖砌成,由窑门、火膛、前室、后室和护窑墙等组成。这组窑炉遗迹的年代为明洪武中期至永乐时期。葫芦形窑炉是在龙窑的基础上发展、改进而来的,在景德镇元代民窑中已见使用,在御窑遗址中尚属首次发现。出土遗物非常丰富,以瓷器为大宗。瓷器中明代早、中期的数量多,也是这次出土瓷器中的精华所在。种类较为丰富,即有青花釉里红、釉里红、红釉、黑釉、紫金釉、白釉、黄釉、青釉、仿哥釉、仿宋官青釉、青花和斗彩瓷器等。器类也较多,主要有梅瓶、瓶、僧帽壶、梨形壶、罐、小罐、碗、盘、方盘、杯、靶盏、盒、炉、觚、爵、花盆、栏板等。胎细釉润,纹饰丰富多彩。器物上多刻写、书写年款。有不少瓷器品种,如永乐青花釉里红云龙纹梅瓶、釉里红云龙纹梅瓶、红釉刻花云龙纹梅瓶、内红釉外釉里红赶珠龙纹大碗、内白釉外釉里红龙纹小碗、黑釉划花鼎式香炉和宣德仿哥釉瓜稜小罐等,在以往的考古资料和传世品中所不见,是极为珍贵的精品。还出土了其他一些重要价值的标本,均为以往所不见或罕见之御窑遗物。此次考古发掘为研究、探讨明代早、中期御窑的范围、烧成技术、产品特征和管理制度等提供了新的科学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