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周恩来是如何确定内阁人选的

从开国第一天起，周恩来按照中央人民政府的要求，从速组建政务院各机构。首届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阁”的组建工作，成为周恩来的当务之急。

　　熟悉周恩来的人们知道，他早就扮演起了“内阁总理”角色，新“内阁”的框架结构，他已心中有数。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上，周恩来曾透露过：

　　“政务院下面设4个委员会：政治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政法委员会下辖5个部门，财经委员会下辖16个部门，文化教育委员会下辖6个部门，另外还有外交部、华侨事务委员会和情报总署，是直属政务院的，一共是30个单位。重点在于财政经济，次之是文化教育。”

　　机构有了眉目后，接下来就是确定人选。

　　新中国人才济济，但在政务院各部门的领导人的人选问题上，周恩来与毛泽东等人慎之又慎，他们经过反复商量，最后确定了一个基本原则：政务院的人员基础，以华北人民政府的人马为主，然后陆续从其他几个大行政区抽调一部分人来补充。

　　原则定下来以后，便是一个个地确定政务院以及下属委、部、会、院、署、行的主要负责人。这些人中，有许多是由周恩来直接提名的。

　　作为执政党，中共的一些杰出领导人毫无疑问是政务院各部门的主要领导人员。周恩来陆续把各大行政区负责人李富春、高岗、邓小平、彭德怀、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先念、习仲勋等调来，担任政府的重要职务……

　　新“内阁”选人，紧张而有序。在天安门广场庆典结束后的第18天——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组成人员基本配备齐全。就在这天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对除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的人员作了正式任命：

　　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副总理

　　李维汉——政务院秘书长兼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

　　董必武——兼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

　　陈 云——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和重工业部部长

　　郭沫若——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和中国科学院院长

　　谭平山——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

　　谢觉哉——内务部部长

　　罗瑞卿——公安部部长

　　薄一波——财政部部长

　　叶季壮——贸易部部长

　　陈 郁——燃料工业部部长

　　曾 山——纺织工业部部长

　　杨立三——食品工业部部长

　　黄炎培——兼轻工业部部长

　　滕代远——铁道部部长

　　朱学范——邮电部部长

　　章伯钧——交通部部长

　　李书城——农业部部长

　　梁 希——林垦部部长

　　傅作义——水利部部长

　　李立三——劳动部部长

　　沈雁冰——文化部部长

　　马叙伦——教育部部长

　　李德全——卫生部部长

　　史 良——司法部部长

　　陈绍禹——法制委员会主任

　　何香凝——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

　　邹大鹏——情报总署署长

　　孔 原——海关总署署长

　　胡乔木——新闻总署署长

　　胡愈之——出版总署署长

　　南汉宸——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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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份名单，是在各民主党派、各群众团体负责人中多次征询意见、民主协商的基础上最后敲定的。

　　在这份任命名单中，各党派民主人士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占了较大的比重：4位副总理中，有两位是民主人士(郭沫若和黄炎培)；21位政务院领导成员中，有11位是民主人士；政务院下属的34个机构的103个正副职位中，民主人士占49位，其中15位是正职(郭沫若担任了两个正职)。

　　对民主人士的安排，周恩来煞费苦心……

　　中国各民主党派在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斗争中做出过应有的贡献，在新政府中对各民主党派的主要人物的安排显然极为重要而又极为复杂。凭着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经验和对各党派民主人士情况的了解，周恩来提出了一个民主人士的任职名单，得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基本认可。但要妥善地安排他们在政府中任职，还得做大量的工作。

　　傅作义将军，对和平解放历史名城北京有着特殊贡献，毛泽东和周恩来决定给他安排一个部长职位。考虑到傅作义在绥远时曾兴修河套水利工程，有过水利工作的经验，因此周恩来提名傅作义担任水利部长，并把当时的北京市委副书记李葆华调到水利部给傅作义当副部长、党组书记。

　　找来李葆华等人，周恩来特意交代，要协助傅作义先生做好工作，并说：水利部的人员配备中，“凡是傅作义提的人我们都要用。”了解周恩来这层意思后的傅作义，大胆地向周恩来举荐了两位民主人士，一位是原国民党黄河治理委员会技术专家张含英；另一位，则是年过70的原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主任委员、中央执行委员、北平市长刘瑶章。新政府没有食言，很快按傅作义的意思将他们两位分别任命为水利部副部长和办公厅主任。

　　在知名的民主人士中，有一些是曾经拒绝在国民党政府中做官的。请他们担任共产党政权里的高官，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在周恩来等人于情于理的劝说下，他们最终同意“出山”。“出山”后刘瑶章是这样解释自己的行为的：“以往坚拒做官是不愿入污泥。今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我做的是人民的官啊！”

　　著名学者梁希也曾拒绝过国民党政府的高官厚禄，经周恩来动员，他也欣然受命担任林垦部部长。

　　更引人注目的是，周恩来两次亲自登门，请德高望重的中国民主建国会领导人黄炎培“出山”做官。

　　请别的人出任“内阁”成员，似乎好说一些，唯独黄炎培，请他“出山”“做官”，更是不那么容易。

　　众所周知，早在北洋政府时期，当局就曾两次请黄炎培担任教育总长，都被他拒绝了。内中缘由，连毛泽东都曾经不太明了。有一次中共中央在怀仁堂举行晚会，邀请了黄炎培，毛泽东特意走过去问黄：

　　“黄任老，北洋政府两次请你当教育总长，你为什么不去？”

　　黄炎培答：“我的信念是不看清真理所在，是决不盲目服从的。”

　　可见黄炎培当初是以“信念”、“真理”为由拒绝北洋政府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一手包办的旧政协组织联合政府时，又内定黄炎培等7人以民盟代表的身份担任国府的委员和部长。黄炎培再次推辞道：

　　“我已68岁，年纪老了，做不动官了！”

　　68岁，其实并非“老了，做不动”，究其原因，还是他内心的真实心态——有“信念”和“真理”的理由在左右着他。

　　1949 年3月，黄炎培是在人民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中，经周恩来等人的周密安排，摆脱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潜离上海经香港到达北平的。不久，他的二儿子被国民党特务以法西斯手段活埋。噩耗传到北平，黄炎培悲痛至极。这时，周恩来亲自前往黄的住地安慰，并告诉他：“中共愿与你永久合作。”通过对共产党的所见所闻以及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密切接触，真理所在，黄炎培心中已基本有数。

　　新中国成立之时，黄炎培已是走过71年人生、进入72岁的老人。但他心中顿时觉得一片亮堂。应中共之邀，他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在10月9日这天召开的政协一届一次会议上，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李济深、蒋光鼐、张澜、沈钧儒、章伯钧等人一道，被选为常务委员。

　　组建新的政府，周恩来和毛泽东一致认为，非请黄炎培这样的人物“出山”不可。

　　为做黄炎培的工作，周恩来决定亲自登门拜访。

　　10月11日晚，周恩来来到黄炎培的寓所，一番诚心诚意，劝说黄炎培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

　　黄炎培面有难色，因为他自几次拒绝做官后，曾抱定了“不为仕，不做官”的念头。面对诚恳的周恩来，他一开始就有些犹豫：

　　“1946年我68岁时，就觉得已经老了，做不动官了。如今我已72岁，还能做官吗？”

　　周恩来一听，爽朗地笑了起来，连忙称：“黄任公不老。”他细心地解释说：在新政府任职，不同于在旧社会做官，现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在人民政协会议上，由全国各党派一起千斟万酌制定的《共同纲领》，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剧本”。我们编了“剧本”，自己怎能不上台唱呢？

　　“剧本”的确是黄炎培等人参与“编”的，各方人士的意志都较为完整地体现在里面了，此时撒手，“不上台唱”，岂不有违“为人民”的宗旨？……两人促膝交谈，不知不觉两个钟头过去了，最后黄炎培答应考虑考虑。

　　与对待其他民主党派一样，周恩来还与黄炎培协商了民建其他领导人在政府中的任职问题。临走时，周恩来请黄炎培一并考虑。

　　共产党的道路，给黄炎培很多的启发；而周恩来的坦诚，又给黄炎培极大的鼓舞。他基本上被周恩来说服了。

　　第二天，周恩来再次登门，讨取黄炎培的思考结果。政府总理两次登门，黄炎培感激不尽，他知情晓理，不愿让总理“三顾茅庐”。黄炎培欣然同意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和轻工业部部长两职。

　　对黄炎培而言，他并不是勉强同意出山的。他答应周恩来，是因为自己解决了“信念”和“真理”的问题。后来他在回忆中这样解释自己的变化过程：

　　使我认识为可能是真理所在，就是1945年延安之行。直接听到毛主席的指示，看到种种的措施，从此一步步地正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人民服务，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明确地认定了真理之所在……

　　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请谁来担任农业部的首任部长呢？周恩来提了一位大家不太熟悉的人，他就是李书城。党内有人对这一提名大惑不解，并提出疑虑：为什么要委任一位大家都不甚了解的人来担此大任？周恩来坦然解释道：

　　他是同盟会的早期会员之一，辛亥革命首义后在武汉当过黄兴的参谋长，继之又投入了讨袁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起过重要的作用；我们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他家召开的，他的弟弟李汉俊过去在我们党内有过贡献；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他也做过有益的工作……

　　大家恍然大悟，尽管不太熟悉，但最终还是接受周恩来的意见。李书城入主农业部。

　　人们又生疑惑：为什么大家熟知的邓颖超却不在政府任职？建国伊始，党内外各方面的人物对邓颖超已是非常了解。她在中国共产党各个历史时期的杰出表现尤其是在妇女、统战等方面的工作业绩，广为人颂。

　　有的党外人士直接找到周恩来问：“为什么不让邓大姐在政府里担任一项职务呢？”

　　任凭大家如何劝说，周恩来态度坚决：“我不能这样做!”

　　他还有一番高论：

　　“我是政府总理，如果邓颖超是政府的一个部长，那么我这个总理和她那个部长就分不清了；人家会把她那个部长说的话，把她做的事当成是我支持的……”

　　最终他斩钉截铁地回绝了人们的提请：“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

　　这样一个周恩来，人们肃然起敬，佩服！

　　对第一届“内阁”的组成和总理周恩来这种考虑问题周到、安排职位近乎完美的作风，人们心悦诚服，交口称赞。

　　民主人士感叹：“周恩来总理不愧为‘周’总理啊！”

　　参加过一届政协会议的孙晓村称：“民主人士在中央人民政府中担任部长以上职务占全体成员的三分之一强，他们德高望重，深受人民信任。……我深深感到这样的人事安排，充分体现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是任人唯贤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