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惑人生 阎崇年今日来长沙带你畅游历史

阎崇年     给别人一碗水，自己则要事先准备一桶水。这是著名学者、央视《百家讲坛》“开坛鼻祖”阎崇年的风格。今日下午3时，阎崇年将在湖南第一师范做客“天心讲坛——长沙市民课堂”，进行题为《学习历史、感悟人生》的演讲。为了此次演讲，“我作了长时间的思考，准备讲一些历史成功人物的经验，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阎崇年昨日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另外，今天晚上，他将做客本报《你说话吧》。     向长沙的“年糕”表示感谢     阎崇年因在央视《百家讲坛》妙语连珠地正说历史而受到空前关注，因而被称为央视《百家讲坛》“开坛鼻祖”。对于这个称谓，阎崇年连称自己“非常侥幸”：“在我之前，《百家讲坛》栏目已开播了三年，大约有１０００位学者走上过这个讲坛，他们都有很大的成绩。而我讲的次数比较多，在央视讲了８８讲，后来在北京台又讲了１２讲，讲来讲去大家就记住了我，所以说我是非常侥幸的。”     阎崇年“被大家记住”的“后果”之一，是“年糕”（阎崇年粉丝的昵称）群体的出现。阎崇年此番来长，长沙的“年糕”非常期待。在电话中，阎崇年向长沙的“年糕”们表示了诚心诚意的感谢，并表示：“‘年糕’这个称谓很好——我的名字里有‘年’；这个‘年’也是‘过年’的‘年’，很喜庆、吉祥；‘年糕’，还可以看作是大家高高兴兴地‘粘’在一起，很和谐啊。”     阎崇年同时称，类似于“年糕”群体的出现，说明学者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大众化，“大众化好哇，说明别人接纳了你，并且是高高兴兴地接纳了你。科学就是要大众化，科学研究本来就是要为大众服务的嘛。”     欲借历史解开今人的人生困惑     阎崇年是解读历史的行家，此次来长，他也准备与长沙市民在历史思考方面进行交流。     解读历史，有何现实意义？这是历史学者经常要被问到的问题。阎崇年显然对此有深入的思考：“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关于未来，关于人生，大家都有美好的愿望，但怎样去实现这个愿望，每人的途径和方法不一样。每一个人，不管文化高低、职务高低，他都有人生困惑，而我们解读历史，就是要从历史成功人物身上找经验，给今天的我们提供借鉴，使我们的人生更愉快、幸福。”     阎崇年表示，在本次演讲中，他将综合解读戚继光、袁崇焕、努尔哈赤等历史人物，讲讲他们的经验、教训，希望能对听众有所启发。     长沙是历史文化名城，而作为历史学家的阎崇年此次是第一次来长，他表示因之对此行充满期待，“特别想感受一下长沙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氛围”。阎崇年还透露，他还将去一趟韶山，领略一番伟人的情怀。

“读史像农民种地” 阎崇年读历史解人生

5月11日，“天心讲堂”在湖南第一师范开课，著名学者、央视《百家讲坛》“开坛鼻祖”阎崇年侃侃而谈。

   星辰在线5月11日讯（记者 刘永涛 何乐）“历史上才成功人物之所以成功，共同原因的他们做到了‘四合’——天合、地合、人合、己合。”面对众多慕名而来的听众，著名学者、央视《百家讲坛》“开坛鼻祖”阎崇年侃侃而谈。昨日，“天心讲堂”在湖南第一师范开课，这位面容清癯的老者以其独特的视角为听众们解读戚继光、袁崇焕、努尔哈赤等历史人物，引得大家阵阵掌声。
　　
    想用心感受长沙这座名城
　　
    “我一般不喜欢到外地去讲学，要去的话，没到过的地方优先，有文化底蕴的地方优先。”作为历史学家的阎崇年来之前就对这次长沙之行充满期待：“我特别想感受一下长沙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氛围。”
　　
    演讲开始前，阎崇年特地参观了有百年历史的湖南第一师范。他兴致勃勃地说，此次湖南之行，还准备去岳阳楼感受一下湖湘文化的深远，去韶山领略一番伟人的情怀。
　　

“读史像农民种地，种的时候很辛苦，但收获的时候却很幸福。”

    “都说‘百家讲坛，坛坛是好酒’，您认为您的正说清史是一坛什么酒呢？”阎崇年竟被记者的这一问题问倒，思考片刻后，他自嘲道：“年轻的时候，没钱买烟酒。现在有钱了，却早已不抽烟喝酒了。”
　　
    讲“康熙” 创《百家讲坛》收视率收视新高
　　
    在回忆刚开始介入《清十二帝疑案》的制作时，阎崇年概括为八个字：“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在和栏目的编导多次沟通后，阎崇年选择了一种颇具创新性的方案：既要客观真实，又要好听好看。
　　
    此前《百家讲坛》都是实行轮讲制度。开始讲《清十二帝疑案》时，编导也是考虑一位学者讲一个皇帝。由于阎崇年出版过《努尔哈赤传》，所以他被安排讲努尔哈赤。但讲完一期后，他严谨、稳重的治学态度，对历史公正、客观的评价以及亲切质朴的语言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央视编导一再要求他将十二帝全部讲完。结果，讲到“康熙”的时候，收视率创下该栏目收视新高。
　　
    读历史解人生之惑
　　
    学习历史，总结历史，并为今天的人们所用，这是阎崇年进行历史研究的一贯态度。“我们解读历史，就是要从历史成功人物身上找经验，给今天的我们提供借鉴，使我们的人生更愉快、幸福。读史像农民种地，种的时候很辛苦，但收获的时候却很幸福。”

阎崇年讲演大受“年糕”追捧。

    在讲课中，他综合解读戚继光、袁崇焕、努尔哈赤等历史人物，剖析他们的经验、教训，希望能对听众有所启发。其中，他总结的“四合”、“四力”让听众耳目一新。努尔哈赤的成功，他归结为“天合、地合、人合、己合”，其中尤以“己合”为最重要，“现在很多人能够面对成功，但无法面对失败，心理不平衡，这都是‘己合’没有处理好的原因。”“四力”则是一个人在现实社会中通向成功应该具备的能力，即：智力、努力、精力和合力，只有把这四个力组合好才能有所作为。

谦谦君子阎崇年

第一次看《百家讲坛》，是听刘心武讲《红楼梦》那事。觉得这节目还有点意思啊，比那些老师讲得深刻多了。
  

    《品三国》火了易中天。他说晁错是个政论家，他自己也是嘛·（个人觉得他的相貌有点奸的味道。）易先生对哲学和历史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仅此一点他真的非常适合于评述三国，但此人却并不感伤于历史，因此在其评述中会让人觉得观点深刻，高人一等，却不一定能让观众有历史感！
    

    我总是每次看电视看到凌晨才睡觉，时间太晚也没什么好看的。恰好，中央4台在播阎崇年讲《清十二帝疑案》，一看见他，就觉得这个老头真亲切的。
  

    其实我是个不喜欢历史的人，没什么兴趣。高中时班主任教历史的，可惜我一点也考不来，上课也是呼呼大睡。中央4台播阎老师讲课的时候，是人们熟睡的时候，我却精神振奋听得津津有味。有时候，节目放完了，还有怅然若失的感觉。
    

    第一次见阎老师，就是照片上的姿势，觉得这老头真有意思，而且很有亲切感。他那个姿势很规矩，跟我们小学上课似的。（双手放好，防止做小动作。）
    

    论历史素养阎崇年最厉害,研究50年的清史浓缩于几节课上,自然很有深度.在讲《清十二帝疑案》《咸丰》下集，阎老先生所讲有一股“浩然正气”，阎崇年先生讲了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事件,当讲到英法联军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瑰宝圆明园洗劫一空后又一把大火将整个园林烧毁时,先生情绪激昂,满腔怒火,心怀对英法联军的无比憎恨又有对无数国宝丧失之惋惜,情动之处,先生眼中噙着泪花,教导我们中华民族的后代永远不能忘记这奇耻大辱,我们要重振中华雄威.阎先生不仅在学术上造诣高深,更是一位爱国的学者。我终于忍不住流下泪来，心如刀割，真不愿意在听下去了，太难受了！
  
   看了一些关于阎老师的报道。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平易近人的人，而且也有很多可爱之处。虽然是一位那么出名的学者，但从来看不到任何的故作高深的架子。那一份对于观众和读者认真负责的执着，确实是令人佩服与敬重的。
  

    他说他当年读书是靠助学金供给的，是大家出的力，所以今天要把知识还给社会，回报人民。我想学者应该就是这么做的吧，无论怎样，每个人身上都承担着。一份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越是你站在一个高点的时候，越是应该负起多一点的责任。
  

    阎崇年的确是值得每个人尊重的老师，虽然从未谋面，却给人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严谨的治学，是一位满面春风一丝不苟的谦谦君子！！这样一位充满了智慧与儒雅，博学与谦逊的老人，以他认真的人生态度无不给每一个听课者良好的教益，在百家讲坛上他无疑是站在无人比及的高度。  

阎崇年：我像农民种地

http://www.csonline.com.cn  2007年05月10日11时13分   星辰在线

有人说，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是个“造星”的大舞台，谁上谁红。刘心武、易中天……“明星学者”的行列中还有著名清史专家、北京满学会会长阎崇年。     继2004年开讲《清十二帝疑案》、出版《正说清朝十二帝》之后，阎崇年近日又再说明清史，开讲《明亡清兴六十年》。前天，阎崇年在新浪网与网民“面对面”交流。     电视剧戏说别当真     现在荧屏上清朝历史剧、电视剧特别多。为什么？阎崇年认为，春秋战国离现在太远了，大家没兴趣。太近了，民国的事给戏说行吗？肯定不行。清朝离现在不远不近，材料还比较多，也可以编，所以清朝的电视剧、历史剧比较多。 　　     作为历史学家，阎崇年对当下盛行的“戏说风”比较宽容。他认为，演戏嘛，人物可以塑造，情节可以编造，如果像实录那样一板一眼地，就没人看了。戏剧、电影本身是个艺术形式。历史不是，历史就是历史，是两个不同的内容。历史就不能戏说，历史要求尽可能地原原本本地来叙述，就只能正说。我觉得，戏说也有它存在的价值、存在的理由。特别是“文革”刚结束的时候，那时上演香港电影《三笑》，我一看，戏还可以那么演。而现在戏说多了，大家看了以后就问，历史上有这事吗？康熙有没有微服私访过？没有，我看过康熙的起居档案。现在作为戏来看就可以了，别当历史来看，别当真。     每人都有自己风格     同样从《百家讲坛》走红的易中天教授，讲史风格是大量融入现代词汇，通俗易懂。对此阎崇年不作评说，他觉得，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风格。他认为，自己有多年形成的治学语言习惯。搞历史需要第一手材料，不是第二手材料。天天看的都是第一手材料，全是文言文，这样写文章就有了一个习惯，你引入的文章是文言文，底下写白话文就是两码事了。所以，基本上要保持文气相通，久而久之写文章就成为一种风格：跟史录一脉相承，说话也形成这种思维方式。比如我说“清太祖起兵之前，女真各部……”可以有几种表述方式。可以这样说“他们之间矛盾很多，今天我打你，明天你掐我……”但是书里说，“各部纷争，战乱不已，强凌弱，众暴寡”，语言很精炼，大家也觉得有意思，我就尽量用这种半书面语言，半口语来讲。这样文字上也简练一些，节省大家的时间。     像农民种地一样     阎崇年追求的是一种安静的生活，但《百家讲坛》把他推到公众面前。原本宁静的生活被打破了，他得习惯在“聚光灯”下生活。说及时下的生活状态，阎崇年说，第一，我很高兴。因为有机会跟广大观众和读者接触，电话、信件、网络，通过不同的渠道进行沟通，我的视野、心境更宽了，更开阔了。特别是我学的知识能跟大家沟通，得到大家的了解，也得到很多赞扬，我觉得很高兴。另一方面，我像农民种地一样，收获完了以后就不能停了。我把小麦收获完了就吃，不行，还得赶紧再耕耘、播种，再收获，一茬一茬来。《正说清朝十二帝》也好，《明亡清兴六十年》也好，算两次收获，春天收获小麦，秋天收获水稻。     我下一步就是赶紧再耕耘，争取再有新的小麦、新的水稻来供大家享受。

“对历史要存敬畏之心”

央视的《百家讲坛》捧红了一批“学术明星”，如果说易中天掀起民间“汉风”热潮，那么阎崇年绝对开创正说清史的风尚。易中天曾表示将“讲史作为业余爱好”，阎崇年却直言不讳地认为讲史是自己的使命，“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与他人分享其乐无穷”。

    72岁的阎崇年，继《百家讲坛》之后，今年又加盟在北京卫视开播的新栏目《中华文明大讲堂》。在该节目中，阎老风格大变，刚播不久，就有很多观众开始追捧。有观众称《中华文明大讲堂》中的阎老更加风趣与幽默，并且自成一套风格。昨天，阎老笑谈自己的这档新节目。

    ■让学术通俗生动起来

    这次，阎崇年挑选的话题都是清史遗案。他说：“历史学习要挑大众最关心的话题才有乐趣，诸如‘努尔哈赤斩子’、‘雍正夺位之变’等。我对它们解读，不是就事论事，视角会更宽，分析历史事件结合整个文化背景、当时国外国内的形势，做到既有故事又有文化内涵，把学术通俗生动化，观众才爱看。”

    阎老以“康熙立废太子”遗案为例说，平常大家学历史的方法通常是死记硬背，但这是不对的，应该从整个历史背景去学习。像“康熙立废太子”这个事件，人们可以了解到三种文化，康熙的奶奶是蒙古族，康熙的母亲是汉人，康熙本人是满人，他们对立废太子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对于历史事件的分析，我最终要用历史哲学的眼光去看，也就是把历史现象归纳提炼出哲理性的智慧。从‘康熙立废太子’来看，其实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都没有解决好继位的问题。康熙没有找到解决方法，之后的几位清朝皇帝都没有，尤其到了慈禧，完全一人说了算。我们要以史为鉴，来思考问题。”

    ■所有清朝戏都源于“戏说”

    近两年大众对于历史的关注越来越热，电视台都争相开办“讲堂”栏目，而历史剧的拍摄热度不减。阎崇年认为：“这股‘文化热’将会越演越烈，因为现代人有寻找‘归宿’的愿望，这种是来自精神上的归宿，希望从历史上找到关于人本身的一些答案。”

    评价起当前的历史剧，阎崇年却认为，大多数历史剧还是戏说，所谓的正史剧也都是根据一些民间传说的历史史料而来，是没有考证过的。“现在清朝剧大多依托于三种历史资料，分别是《清朝野史大观》、《清史通俗演义》、《清宫秘史》。但其实这三部书里面很多内容是没有史实依据的，有民间戏说成分。”阎崇年称：“这不是一个很快能解决的问题，是我们长期对自己文化缺少敬畏之情，观众可以娱乐，但不能把娱乐当成教材，现在的孩子一提‘康熙’就会说‘微服私访’，但其实历史上康熙是不可能微服私访的。这是一种长期的误导。”

    ■考查资料不惧争议

    “红楼梦另眼解读”、“三国不同理解”，很多学者也开始对传统文化有了新的颠覆，文化多元让同样的“文化讲堂”对于同一个课题，不同人有不同的讲解。对于这种百家争鸣、文化争议的现象，阎崇年表示，在学术界其实有很多课题是有争议的。但他不赞成“客串”似的研究风气。“说史还应该是专业的研究者来谈，因为讲的内容是经过再三推敲的。我不怕在观点上与他人有争议，因为我是经过考证、有据可依的。”

    阎崇年以“孝庄太后下嫁”遗案为例，他说：“现在围绕孝庄是否下嫁，不同的电视台播出的讲堂中，不同说史人都有不同的说法。很多专家、历史戏中，都认为孝庄是下嫁了，但我有十几条考据证明孝庄没有下嫁。历史是严谨的，最怕讲史人自己去联想，凭着感觉走，讲史是传承知识，要对历史有敬畏之心。”

阎崇年：我和易中天各有所长

他亲切的讲述，让我们与曾经陌生的历史如此地接近；他深沉的积淀，让我们仿佛在品味一坛陈年的老酒，清冽甘醇。曾经在《百家讲坛》讲述了《清十二帝疑案》的著名清史专家阎崇年，如今又一次在《百家讲坛》上扯起大旗，带领听众辗转于明亡清兴那６０年间跌宕起伏、纷繁复杂的历史时空中。阎崇年究竟是何许人也？又是什么原因让他走进《百家讲坛》，而且是被一再地邀请登上讲台、欲罢不能呢？

    勤奋求学，擦身北大
    
    阎崇年，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从当年阎崇年的曾祖父带着干粮，走了十几天自老家到北京打工开始，阎家算得上世代经商。由于阎崇年１９４９年到北京后想读书，父亲和几个哥哥都很民主，就加上他５个人投票，两个哥哥赞成他上学，父亲和１个哥哥赞成他做事，加上他自己的一票，３比２，就通过了他上学的事。最终，他进入了北京６中。
    

    阎崇年说：“我中学的历史老师是北师大历史系毕业的，她上课老向我提问，我就复述她讲的故事，她就给我很高的分，所以我基本能把整个课本都背下来。”之后，阎崇年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又从先秦史转入了清史研究。
    

    大学毕业后的阎崇年被分配在一个学校里工作。他思想“右倾”，总看线装书，属于走“白专”路线，１９６３年就被下放到南口农场劳动。由于阎崇年劳动表现比较好，群众关系也不错，１０个人一班，还让他当班长。劳动时他也把书带着，休息时就看。
    

    粉碎“四人帮”以后，阎崇年在一所中学教历史课。因为发表了一些学术文章，他开始引起学界的关注，一些高校想把他调入，其中包括北大。历史系主任邓广铭读过他发表的文章，想调他去北大教明清史，并说他将是建国后非北大毕业生到北大教书的第一人。但是阎崇年所在的中学不放人，最终没能调动成。后来另两所大学也想调他，但因为同样的原因都未能如愿。１９８０年，阎崇年辗转调到北京社科院历史所任所长，开始了他的学者生涯。

    头回开讲，嘴角起沫
    

    ２００４年，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计划做一个“清十二帝”的系列节目，初步的设想是请１２位学者讲解１２位皇帝。栏目组的编导打电话给阎崇年，邀请他讲第一讲——清太祖努尔哈赤。因为编导知道阎崇年写过一本书叫《努尔哈赤传》，所以就请他讲努尔哈赤。阎崇年起初并不太自信，因为他还从没有面对过这么多电视观众一鼓作气地讲一个小时，于是就对编导说：“试试看吧，行就行，不行的话你们就给毙掉算了。”
    

    那天的录制现场在一所大学的多功能厅里。来了七八百名观众，多功能厅里根本坐不下，走廊里、窗户边都挤满了前来听课的学生老师们。不光有历史系的师生，文学、哲学、法律、计算机、经济、国际关系，什么专业的都有。
    

    阎崇年往台上一站，其他无关的事情就都忘了，脑子里都是他要讲的努尔哈赤。滔滔不绝地讲了很长时间后，他问编导：“现在讲了多长时间了？”编导说：“您整整讲了６０分钟。”他赶紧打住，节目需要４５分钟，他已经超出了１５分钟。
    

    后来电视台播放这期节目的时候，阎崇年接到了儿子从美国打来的电话：“爸，您怎么也不擦擦嘴角啊？”原来阎崇年讲得兴起，讲得嘴角起沫，也没有喝水，完全忘记了形象问题。他问编导，怎么我讲得嘴上起沫，你们也不提醒我擦一下，擦完了接着讲不就行了。编导说：“我们看得出神，也没有注意。”

    上了“贼船”， 下不来了
    

    录完节目后，栏目组的编导邀请阎崇年一起吃饭，阎崇年推辞不过，只能去了，其实他心里清楚：吃人家的嘴短，在饭桌上提要求的话，他就不好意思拒绝了。果然，酒足饭饱后，栏目组提出清十二帝都由阎崇年一人来讲。阎崇年赶紧摆手：“不行，其他的研究不多，讲好了别人有看法，讲不好就更糟了，人们会嘲笑说，看吧，让你逞能，说砸了吧。”可栏目组坚持说：“要不就加一讲好不好，再加一集皇太极的吧。”阎崇年一想，自己写过６０万字的皇太极朝代的历史，应该问题不大，于是他就应承了下来。等到讲完了皇太极，栏目组又说：“阎老师，您再加一集，讲顺治。”招架不住的阎崇年想，顺治是个极有故事的皇帝，什么出家当和尚，什么太后下嫁，还有个一往情深的董鄂妃，讲起来应该挺有意思，于是又加了顺治一讲。
    

    讲完顺治以后，栏目组告诉阎崇年：“收视率上去了，还得请您讲康熙。”可阎崇年觉得康熙朝６０年，要讲的东西实在太多了，４５分钟的时间怎么能说得清楚呢？于是他跟《百家讲坛》的编导商量：讲几个故事，也讲重大的历史事件，把康熙这个人物的功绩和特点突出出来。编导们同意了，阎崇年就硬着头皮讲完了康熙。讲完康熙，收视率又很高，这下阎崇年是“上了贼船下不来了”，讲完康熙得讲雍正，讲完雍正得讲乾隆，就这么着，他一直讲到了宣统皇帝。
    

    讲到了宣统还不行，还得讲。阎崇年问：“１２个皇帝都讲了，还讲什么？”编导说：“１２个皇帝是横着说的，您再纵着说，叫做总说，就是清朝历史几个重大问题，比如八旗制度问题，皇位继承问题等等。”结果“总说”完了后阎崇年还是不能停，编导说您得回答问题，观众提的问题可是义不容辞要回答的哦！好吧，那就回答吧，回答完了一次，观众说，阎老师我们还有问题，两次完了还有问题，那就三次。就这么一次接一次，阎崇年不知不觉讲了一年，人也变瘦了，同事问他：“你怎么回事？是不是闹大病了，怎么瘦成这样？”阎崇年这才找到栏目组说，咱们停一停吧。一年来，阎崇年讲了３８讲，就此暂告一段落。

    身心俱疲，众口易调
    

     讲这３８讲“清十二帝”让阎崇年身心俱疲，因为每讲一讲他都要精心地看材料、精心思考、精心设计，每字每句都得精心琢磨。阎崇年讲课的时候从来都是往前看，从不低头看讲稿。阎崇年说：“有一句话说，给别人一碗水的时候你就得有一桶水。我要讲４５分钟，大约讲５０００多字，我准备的资料写成书稿的大约有２万字，就是４倍于要讲的，这样在讲的时候才可以有选择，把一些更重要的事情讲给大家。”
    

    听阎崇年讲课的观众很多，开始的时候，他以为观众以学生和年轻教师为主，后来慢慢地接到了很多观众的来电和来信，这才发现观众群要复杂得多。最小的观众６岁，刚上小学一年级；年纪最大的９０岁，颤抖着给他写了一封长信。来电来信的观众分布得也很广，南到海南北到黑龙江，职业也各不相同，有出租车司机、工人、外企的白领，还有科学院的院士。
    

   面对这么大的观众群体，怎样才能做到“众口易调”？有的时候满足了这一群体可能就忽视了另一个群体。
    

    阎崇年琢磨：人虽多虽杂，但也有共同点。他把观众的需要归纳为“四求”。第一是求知，从６岁的小孩子到９０岁的老人，看节目要求得到一些知识，阎崇年就尽量满足观众寻求知识的需求。第二是求情，这２０年间，古代电影、电视剧，特别是清代、清宫电视剧可以说是铺天盖地，人们在看这些影视剧的时候，往往会产生一个问题：哪些是真的？哪些又是戏说？希望《百家讲坛》能帮助他们分辨一下。第三是求励，也就是励志，特别是中青年，从节目中寻求一点历史的智慧，能够对自己的事业成长有所帮助。最后是求鉴，听阎崇年讲课的有很多是公务员和官兵，求鉴也就是吸取一些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对他们治国安邦，对我们国家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复兴能有所裨益。
    

    这“四求”是阎崇年在讲课的过程中不断总结出来的。讲课的时候，阎崇年习惯眼睛总看着观众，讲到哪个地方大家感兴趣了，观众就会点头微笑，哪些地方不太感兴趣了，观众可能就闭会儿眼睛。根据观众情绪的变化，阎崇年会随时调整讲课的内容。

    不做明星，心向“闭关”
    

    从２００４年３月走上《百家讲坛》至今，随着多期成功的讲座、新书的出版，阎崇年已经从一个学界名人变成公众名人。写给他的来信像雪片一样，即便他２４小时什么事都不做也回不完，所以阎崇年对广大受众最大的一个歉意就是不能一一回信。但是有一部分来信他也会回，比如那位９０岁的老先生，写信说《百家讲坛》只要是阎崇年讲，他就每讲必听，阎崇年就给这位老先生写了一封信，以示尊敬。
    

     很多公众人物走在路上怕被人认出来，就戴上一个大墨镜，阎崇年却从不戴。他觉得没有必要隐瞒自己的身份，无论在商场还是在大街上，认出他来的都主动跟他打招呼：“阎老师您好，我在《百家讲坛》里头看见您……”阎崇年就说：“谢谢你，有什么批评你就跟我说。”前不久阎崇年去意大利，在罗马的广场上，好几个上海的观众认出他来，非要拉他在罗马的广场上留影不可。
    

    如今，阎崇年重返《百家讲坛》讲述《明亡清兴六十年》。他希望能够以明末的著名将领袁崇焕这一个人作为线索，把相关的重要历史人物都拉到历史舞台上来，尽情展现明亡清兴这６０年历史。明末清初这样一个历史大转折的时期，有很多切入点，为什么他会选择袁崇焕作为这段历史的切入点呢？关于这一点，阎崇年有自己的看法：“《明史·袁崇焕传》有一句话，叫‘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就是说，袁崇焕这一个人的生死影响到明清的兴亡。而且我觉得袁崇焕身上有一种正气，他的爱国精神非常强烈，深深地震撼了我，我愿意把我受到的这个震撼传递给大家。”
    

    说到另一位因为《百家讲坛》迅速走红的学者易中天，阎崇年认为各有各的风格，“易中天老师有他的所长，我有我自己的习惯。我是做文献研究的，天天看的都是原文，所以在讲的时候引文很自然地就用到文言文，因为有的地方用文言文讲会更清楚、更文雅，大伙听着也新鲜，用大白话衔接不了。”
    

    完成这个系列后，阎崇年的下步计划也有很多。“第一，我还有那么多该看的书还没看，第二，我还有那么多课题还没研究完，第三，我自己有几本书的出版计划，还有一系列学术研究的计划。到今年年底《明亡清兴六十年》结束后，我就要把门关上，开始做我还没有做完的事情。”
    

    本文素材由央视《百家讲坛》栏目提供

阎崇年：我没有美化清朝

9月1日，阎崇年重返“百家讲坛”，讲述《明亡清兴六十年》。与此同时，中华书局的同名图书也同期上市，首印20万册。     我没有美化清朝     中华读书报(简称读书报)：阎先生，首先祝贺您又有一本新著面世！记得两年前，您的大作《正说清朝十二帝》也是在金秋时节推出，您收获了成功，书业界一时刮起了“正说”旋风。同时，我们也能听到另外一种声音，说您在美化清朝。请问，是这样吗？     阎崇年：这里，我想首先澄清一个问题：我不论是在“百家讲坛”讲座，还是写作您提到的这些历史普及读物，最主要的目的或者说基本的立足点就是“正说”历史，也就是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去给听众和读者介绍历史。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多年来“戏说”成风，已经在普通民众中造成了极大的误导。既然是“正说”，我们的目的就是“还原”，就是尽最大努力接近历史的真相，不夸大也不缩小，用事实来说话。刻意美化和刻意丑化某个朝代，都是我竭力避免的。     我还有一个观点，就是要敬畏历史。为什么要敬畏，因为历史包含着我们先人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这些经验和教训都值得我们很好地总结和汲取。因此，我在讲座和书稿中比较注意总结这些经验和教训。我在《正说清朝十二帝》中讲到了清朝十二位皇帝，其实是以他们作为清朝从兴到盛再转衰的不同阶段的代表，从他们身上总结一个王朝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教训。清朝的历史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啊，其经验和教训也同样值得我们后人去很好的总结啊，怎么能够因为它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我们就排斥呢？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评价，包括学术界也还存在不少争论，我非常愿意参加这样的讨论。但是，从某种立场出发，对前人的事迹，我们的历史，作简单的肯定或简单的否定，都不可取，都是在抹煞历史。     “十二帝”以人系事　“六十年”以事带人     读书报：您觉得《明亡清兴六十年》与《正说清朝十二帝》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您这次为什么选择“明亡清兴”这样一个朝代更迭的特定阶段来写？您在这本书里想告诉读者的核心意思是什么？     阎崇年：《正说清朝十二帝》关注的是清朝由兴、盛到衰、亡的过程，它的关注点是一个清朝。而《明亡清兴六十年》观照的对象是多元的，既有清朝、也有明朝。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朝代更迭的关节点来写呢？我在这本书的“序”里已经有比较具体的说明，这个时代是山崩地解、复杂多变的时代，格局波澜壮阔、事件复杂多变，人物个性鲜明，总的基调是悲壮。这个时候发生的朝代更迭，不仅是王朝统治的更替，还包括民族统治的更迭。这种剧烈的震荡引发的从社会到人心各个方面的变化都非常值得关注和总结。同时，明亡清兴的六十年，又是中国近世社会的缩影，贫与富、夷与夏、官与民、中与西，都在这里汇聚，了解这个时段的历史，对于了解近代中国的一系列事变，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在这本书里提出一个问题：明朝何以亡，清朝何以兴？我想，如果读者读了这本书后，能够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并从一个王朝的成败经验看到对自己人生的某些借鉴意义，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读书报：具体到写法上，这本书与《正说清朝十二帝》有何不同？     阎崇年：《正说清朝十二帝》是以人系事，《明亡清兴六十年》是以事带人。为什么采取这样的写法呢？因为这本书反映的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时代，涉及到的人物和事件很多。仅举明朝的例子，不仅涉及到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代皇帝，而且涉及到张居正、袁崇焕、东林党人，甚至权阉魏忠贤等人；事件不仅有辽东的战事，而且包括“三大案”、“党争”等朝廷上和宫廷中乃至外交上的事变。用人来串连的话有很多的局限性，有些事说不清。所以想来想去，用大事件来串连最为合适。因为在这些大事件中，各种人物、各种力量都有表演。比如讲到“萨尔浒大战”，光讲明军主帅杨镐或者光讲后金主帅努尔哈赤，都不易说清楚。      “平民立场”不是贬义词     读书报：我在阅读过程中有一个感觉，从《正说清朝十二帝》到《明亡清兴六十年》，您似乎越来越有意摆脱学术论文的写法，比如我印象深刻的，您在《正说清朝十二帝》中讲到咸丰皇帝时给了他“三个错”的评价，在《明亡清兴六十年》中讲到万历皇帝时您又说他“六不做”“六做”，这种写法肯定不是学术论文的写法，您是有意为之吗？为什么？     阎崇年：是有意这么写的，根本的原因是由受众决定的。我在电视上讲座，最广大的观众是非专业的人士；我写的“十二帝”也好，“六十年”也好，最广大的读者也是非专业的历史爱好者。如果我在讲座中，在图书中，还摆论文腔，他们是看不下去的。所以，我要采用他们容易接受的方式来讲和写，要做到条理清楚、容易理解、容易记忆。比如万历皇帝，如果完全按照史书的记载写，可以写的事情很多，其中有趣的事情也很多，但是那样写就成了流水账了。读者很难对万历皇帝形成一个整体的认识，那些事件也很难记。我的初稿写出来后感觉不满意，再修改还不满意，最后才形成现在的样子。再比如我写《正说清朝十二帝》时写到康熙皇帝，他在位六十一年，那可写的事情更多了，可以写一本厚厚的传记。如果那样写书的篇幅不允许，而且读者也不易掌握。所以我从“对自己”“对朝政”“对臣民”“对西学”“对子孙”五个方面来写康熙皇帝，实践表明，这样的做法更利于一般读者理解和掌握。     读书报：有人评论，听您的讲座，就好像是听一位老者讲我们身边的人、身边的事，不觉得那是与自己隔得很远的历史上的人和事。我姑且把您的这种讲述方式称为“平民立场”的讲述。您愿意得到这样的评价吗？     阎崇年：愿意啊。平民立场并不是贬义词，给大众讲就要用他们能接受的方式。大众的思维和学者的思维是不同的，在给大众讲述时，作为学者要做好这种思维方式的转换。     读书报：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学者思维和大众思维，二者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阎崇年：我个人认为，一般人的思维趋向于“求同”，而学者的思维是以“求异”为特征的。比如前面提到的“萨尔浒大战”，这一仗明军四路丧师，大败，我们一般习惯于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找原因，当然，任何一个事情的失败都有各方面的原因，这似乎可以称为是“求同”的思维。这是一个学者思考的起点。但是在这么多原因里，哪一个才是最关键的原因？这是学者要追问的。在《明亡清兴六十年》一书中，我找到的答案是，双方胜败的最关键因素是战略战术问题，明军开始制定的战术是“兵分四路，分进合击”八个字，结果实现了七个字，惟独没有实现“合”字，败在兵力分散，后金的战术是“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胜在集中兵力。得到了这样的答案以后，还要把学术思考得到的结果转化为大众能够接受的表述方式，所以我在讲座中，把明军之败归纳为一个“分”字，把后金之胜归纳为一个“合”字，这样，观众才更容易理解和记忆，同时，还可以引申，小到自己的工作学习，大到经营管理、治国理政，都要集中力量，抓住关键。所以，学者在给大众讲述和写作时，要完成“求同—求异—求同”这样一个思维转换的过程。     我不害怕批评     读书报：您重返“百家讲坛”的讲座以及刚刚面世的新作，受到媒体（包括网络）的广泛关注，其中也有批评的声音，我前面提到的所谓“美化清朝”问题就是其一。您是不是感觉现在的读者和观众的口味越来越“刁”了？     阎崇年：读者和观众的口味是在提高，这对作者和讲座者来说是好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促进我们的研究。我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过一句话，叫做“闻过则喜”。听到批评的声音，并不是可怕的事。记得《正说清朝十二帝》刚出来时，一个名叫陈超的初中学生指出，“光绪皇帝”那一节有一处把“珍妃”写成了“诊妃”。打开书一看，果然是！我马上通知出版社重印时赶紧改过来，并且送给陈超一本书，签上自己的名字，请他继续指正。“十二帝”面世两年来，印了17次，每次重印都有修订，而其中大部分是吸收了读者的意见和建议。所以，我不害怕批评，欢迎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