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 一座特别的城池

    在湖南省西部与云贵高原交界的地方，有一座凭水依山而建的城镇---凤凰县城。要是有熟悉中国建筑历史的行家与你同游，他会告诉你这座城池的特点，并让你大吃一惊。尽管现时的凤凰市井喧哗、街铺琳琅，夜晚尚有霓虹灯装饰着一些招揽顾客的门面，也不难看出这座古城的选址、城防的设置、街道的规划布局，都有着鲜明的军事特征，也就是说它依然保留着古代城池的防御性功能。在中国汉语里，“城”是指城墙以内的地方，而“城墙”是指为防守而建筑的高墙，城墙周围常有“城壕”，也就是护城河，与城墙一起合称“城池”。总之，城的建立从来跟防御什么与保护什么相关。

    现有的凤凰城修筑记录，最早为明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明政府在这儿修筑了最初的砖制城墙，到了清康熙五石四年（公元1715年），城垣用粗纹质坚的红砂石块加固，成为一条周长四华里，高一丈五尺，厚二丈有余的坚固城墙，东西南北四面，分别开有“升恒”、“静澜”、“阜城”、“壁辉”四个城门，上设城垛以利于防守。清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从西门至北门扩建了笔架城，建立炮台一座。清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西门外另加建了一圈“城”，并增开了一扇城门，名“胜吉门”。这座城池的修建，先后历时二百多年方得完善，与城西北的高山峻岭中长达三四百里的“边墙”互相呼应，组成了严谨的防御体系。

    关于凤凰城的选址有各种传说。一说为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初，疑部将拥兵自重与朝廷分庭抗礼，派遣凤凰籍将领田儒铭率部将其围剿，为安营扎寨，田儒铭经手建五寨司城，请阴阳风水先生测之。遍勘五竿境中各地之后，阴阳先生建议将初选入围的三个地方：千工坪、大黄土、镇竿的土壤各取一升，取分量最重的地方建城，结果沱江边的镇竿胜出，成为五寨司城所在地。据《凤凰厅志》记载：东北有坪曰竿子，西北有所曰镇溪，故统曰镇竿。后以沱江流经此地，民国三十一年（公元1942）改名沱江镇，沿用至今。

    凤凰人对自己这座小城的风水甚为满意，传说当年阴阳先生将其概括为六句话：“双龙来治水，五马来朝阳。凤凰会百鸟，金盆摆中央。谁能拥得此地在，又出将军又出王。”田儒铭得之喜不自胜。按他们的解释，所谓“双龙”，是指城西北的钩箕坡和城东边的青龙山两条山脉，山势绵亘而有灵气，一上一下汇首于沱江；再有“五马”，即城西和西南、东北三方紧紧环绕古城的五座山峰：雷哨坡、大坳坡、王婆坡、白杨坡和强盗坡；“凤凰”指南华山，其后延绵着数百座峰峦，形为数百鸟雀跟随凤凰来仪，“金盆”当然就是被四周高山托起的城池了，十足一块风水宝地，岂不人才辈出？对外来的客人，凤凰人会又炫耀又惋惜地说，方圆不过半公里的地盘上，历史上有名有姓的文官武将和才子，说出数字来都要吓倒你。五寨司城建成之后，田儒铭任沱江宣尉使司，执掌五寨长官司，任内地泰民安，反而引起皇帝朱元璋的疑忌，亲自南巡视察，蓄意将沱江改道，把城边的观音山从中切断，要不，凤凰城还会出更大的角色呢。

    唐武后垂拱二年（公元686年）黄丝桥曾经设渭阳县，宋、元、明直至清初实行土司制，在镇竿设五寨长官司。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设镇竿协副将，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始将镇竿协升为镇，在清朝全国六十二镇中占有一席之地。康熙四十三年（公元1704年），移辰沅靖道驻此镇，及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改为辰沅永靖兵备道，为全国八个兵备道之一。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1年），改为凤凰厅，升通判为同知，嘉靖二年（公元1797年）凤凰厅更升为直隶厅，统领三府一州军政，管辖“大湘西”二十余县，被视为“扼西南苗疆之咽喉，为辰浦泸麻之屏障”的边陲重镇。

    不难看出，由明至清随改朝换代，凤凰城的地位节节上升，诸如此类，都与朝廷对苗民的弹压密切关联。这里所说的边疆，其实是苗疆。

    如果一个二十一世纪初叶的人，回到一二百年前的凤凰城，会发现那时候这个仅安顿下三五千人口的小镇，实际上是湘鄂川黔边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枢纽，所谓“西托云贵、东控辰沅、北掖川鄂、南扼桂边”。清朝廷设绿营兵驻防镇竿，该军因系招募汉人编成，以绿旗为标志，故称绿营兵，直属湖南提督管辖，拥有马兵、战兵、守兵几千人之多，于是城中的住民，多是派遣移来的戍卒屯丁。按旧时的说法，镇竿镇五千居民七千兵。也就是说，城中的居民只有五千人口，戍卒屯丁倒有七千之多。照这样想来，这座城镇差不多已成了一个兵营。

    公元2000年，凤凰县境内的中国南方长城被专家重新确定的消息，不断见诸报端，成为文物与古建筑专业人士热衷一时的话题。

    这条被后人称作“南方长城”的边墙，上自贵州同仁下至湖南保靖，长约三百八十华里，把“凭恃险阻，从未归化”的苗民当作野人摈之，与熟苗和汉人隔离开来，划定湘黔川三省交界处“经三百里，纬百二十里，周千二百里”的范围为“生苗区”。所谓“生苗”是指不贡赋不纳粮不受朝廷节制的“化外苗民”。

    据明史《一统志》所记：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湖广参政蔡复一亲临苗疆边地，度其险阻，修筑沿边土墙，从贵州铜仁亭子关起，修至镇溪（今吉首）。每筑一丈，兵给银一钱二分，民给银钱一钱八分，共耗银四万多两，修筑边墙总长320华里。明天启二年（公元1662年），辰沅兵备道副使胡一鸿，向北续修镇溪边墙至喜鹊营，长60华里，使苗疆边墙总长达到380华里。当地百姓称前者为蔡氏边墙，后者为胡氏边墙，这380华里的边墙，就是今天所说南方长城主体。

    明末崇祯年间发生的苗民起义，曾将这道御苗土墙夷为平地，驻守边墙的官兵近八千人作鸟兽散。清康熙年间，统管苗边的地方官员多次提出按旧址重筑边墙方案，均被皇上认为“未足捍御红苗”而作罢，直到清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再度爆发苗民起义，朝廷才在旧墙遗址上重修防线，由一千余座汛堡、碉楼、屯卡、哨台、炮台、关门、关厢连接百余里石墙组成御苗“边卡”。

    时至今日，凤凰周边仍有许多村镇以营、哨、堡、卡、壕、关来命名，如阿拉营、靖边关、清水哨、拜亭卡、鸭堡洞等等，或可认作苗疆边墙遗所。自古长城无论南北，均为戍边之大器。苗疆即是边地，凤凰当是边城。然而这“边城”的名号来得实在不轻松。清代流官黄思芝的《边墙夜柝》词，或许能让我们感受当年边陲凄惨紧张的气氛和对苗民的鄙夷：“叹边防严密，关墙筑削，迢迢长夜，更更敲入苗巢。梦里肝胆都落，悔昔日跳梁事错。风寒山径，几点篝灯闪灼，听声声度岭穿壑。天曙也，抱关人方去睡着，正关外鸡鸣膊膊。”

    不妨设想，在历史上，如果没有苗族的迁徙与暴动，朝廷大约是不会费尽心机在这样天荒地远的区域设立行政机关的。或许可以说，凤凰城几百年的历史跟苗汉两族的恩恩怨怨有着无比密切的联系，不懂得苗族，就不会懂得凤凰。试将那个用粗糙而坚实巨大石头砌成的圆城作为中心，向四方展开，围绕了这边疆僻地的孤城，约有五百余苗寨，各有千总守备镇守其间……落日黄昏时节，站到那个巍然独在万山环绕孤城高处，眺望远近残毁碉堡，还可依稀想见当时角鼓火炬传警告急的光景。

    本文基本摘自 蒋子丹 所著《边城凤凰》，这是目前写凤凰写得最好的一本书！

凤凰-- 一座特别的城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