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干掉了林彪“256”专机？(组图)

1.潘景寅与256燃油

　　公元1971年9月13日凌晨零点32分，清秋的下弦月在东方地平线上窥视着渤海湾边寂静的古长城终端，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的林彪，偕同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林办主任、其妻叶群；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其子林立果；以及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处长刘沛丰、林彪专车司机杨振刚，乘坐由空军34师（专机师）副政委潘景寅驾驶的中国民航256号三叉戟专机从海军航空兵的山海关机场起飞，没入了苍凉的北国夜空。

256起飞后，顺着山海关机场的244度（西南）朝向天津的方向飞行了4分钟，其后用了大约10分钟的时间缓慢而艰难地转向325度（西北），朝蒙古方向飞去。（注：飞行图上，正北为零度，正东为90度，正南为180度，正西为270度）

　　1点55分，起飞83分钟后，256于中蒙边界414号界桩上空越界进入蒙古上空。在2点30分左右，256飞行了约118分钟时，由于不明原因坠毁在东经１１１°１５′、北纬４７°４２′，距温都尔汗约60公里的蒙古肯特省依德尔莫格县苏布拉嘎盆地。机上包括4名机组人员共有9人，全部死于坠机。在中国大地威名显赫、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林彪副主席就此魂丧大漠，身葬黄沙。这就是在中国当代历史上留下了重墨浓彩而又扑朔迷离的“913事件”。

　　30多年过去了，“913事件”的许多关键之处仍然处于雾锁烟迷之中。尤其是256专机的坠毁原因始终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燃油耗尽说、导弹击落说、阴谋爆炸说、机组搏斗说、迷航坠毁说等等，不一而足，至今没有一个能够服众的结论。

　　近年来，当年没登上256专机的第二副驾驶康庭梓先生对于256的坠机原因写了不少分析文章。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连载在《航空知识》2002年第2、3、4期上的《林彪坠机过程的思考》一文。该文虽然透露不少256坠机过程的细节，对了解“913事件”不无裨益，然而不知是出于什么用心，在对当事人活动的分析上犯了不少主观臆断的错误。本文尽可能使用目前已有的资料，对913事件中256号三叉戟坠机原因作出合乎逻辑的分析，以探求这一中国当代史上重大事件的真实面目。

　　一、潘景寅与256燃油

　　空军副参谋长兼专机师党委书记胡萍是在9月12日下午5点左右通知任专机师副政委的潘景寅执行去山海关的飞行任务。在此之前，下午4点半左右，胡萍接周宇驰电话，来到西郊机场“工字房”的客厅。周字驰向胡萍传达说林立果在得知毛泽东已回到北京后，决定实行南飞广州的方案。周宇驰与胡萍一起确定了专机师南下飞机的飞行计划：当天用三叉戟飞机256号送林立果回山海关，13日早8点林彪乘该机由山海关直飞广州；周宇驰和胡萍乘坐一架伊尔-18，13日7时起飞去山海关，会齐林彪和林立果等人，与256一起飞广州，但伊尔-18到上海要落个地，接上上海小组人员，再飞往广州。另一架三叉戟飞机（252）由空军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王飞，拉上黄、吴、李、邱和机关的人，13日8时直飞广州。再用一架安-12飞机，拉上两架云雀直升机也飞广州。另外，派一架安-24飞机，先“训练”去上海再到广州。其他大飞机也准备好随时待命。

　　按照这一计划，256是这次南下飞行的重中之重，一般人物不可担此重任。技术精良自不必说，更重要的是必须在“政治”上靠得住。既然胡萍挑选了潘景寅担任256机长，也就证明了潘景寅属于“可靠”人员。因而胡萍在下达命令时应该是明确告诉了潘景寅256第二天要飞广州的安排，并强调了要严格保密，要潘隐瞒真情，使用252号机试飞的名义申请256的航线。潘接受任务后，在作飞行准备时要求将燃油加到16吨，这一油量大大超出了北京飞山海关往返的用油量，足够从北京飞到广州。在紧急情况下，用尽备份油，这一油量也可维持从北京到山海关后再飞广州的距离。根据技术规范，256三叉戟1E的满载油量是21吨，在正常情况下，其满载燃油最大续航能力是3600公里（不留备份油）。按此推算，从理论上讲，16吨燃油可以飞行2740公里，不过这是在理想状态下，实际上要打一点折扣。但不管怎么说，256以16吨燃油维持飞行2300公里还是没问题的，这恰恰是北京到山海关，再到广州的距离！这完全说明潘景寅对于第二天的飞行是心中有数的。

　　12日下午，当油罐车为256加油时，加到15吨时没油了，256的副驾驶陈联炳认为北京到山海关15吨燃油已经超量，没必要再要油罐车去跑一趟了。潘出于保密需要，不能吐露第二天的远航计划，同时，在山海关还有机会加油，就没有再坚持加到16吨。因此256在北京出发时油舱载油是15吨。这个油量飞山海关，再飞广州就十分危险了。

　　256载上林立果后，在傍晚19点40分起飞，35分钟后，20点15分到达山海关。300多公里飞行加起落，256耗油约2吨半，油箱剩油约12吨半。按说这个油量，如果用尽备份油，飞到广州不是没有可能，但稍有情况，如风向不顺、航线调整等，就有油尽坠机的危险。因此潘景寅下飞机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机械师李平将燃油加到17吨，这里面就为256飞广州准备了正常情况下所需的4吨左右的备份油。然而等到油罐车来到，取了油样，准备给256加油时，这才发现油车油管接头与256机翼下部的加油口不配套，无法进行压力加油，需要把管线拉到机翼上部的加油口去实行重力加油，这样一折腾就又要花费很长时间。潘看到天色已经很晚了，而且机组是正在吃晚饭时被召来执行紧急任务，晚饭都没吃好，现在都9点多了，机场餐厅又准备好了夜餐，就同意等第二天一早再加油，让机组先去吃夜餐然后抓紧时间休息。从这里可以看出，潘是一个关心同事和下级生活的好心人。这种“好心”在“913事件”里不但导致了256北飞油量不足，还使得机组近半数人员未能赶上飞机。这一点留待后面再说。

　　潘已然了解到南飞广州这步棋是步险招，对第二天的飞行计划心中很是忐忑不安，所以当晚一直守在调度室没有睡觉。这是违背飞行常规的。在正常情况下，如果第二天一早就有重要飞行任务，飞行员前一晚肯定要抓紧时间好好休息，养精蓄锐，以便第二天有充分体力和精力完成任务。大家熟知的民航禁止“红眼”航班的规定就是为了防止驾驶员疲劳驾驶导致事故而专门作出的。而潘景寅不顾第二天的飞行重任，不去睡觉，彻夜不眠，一定是在得知这次飞行的内幕（指飞往广州）后，感到了自己这趟担负的任务吉凶难卜，心中隐约预感到不定有些什么事情要发生。

　　果然，10点半左右，胡萍来了电话，说是吴法宪在追查256飞往山海关的事情，再次叮嘱不能说出256到山海关的真实原因，只能说是试飞。而潘景寅则为胡萍编出了飞机油泵出了问题，无法马上飞回北京的谎言来应付吴法宪要飞机立即回京的命令。这充分说明胡萍把潘当作圈内人，而潘的言行也确实是一个“圈内人”的作为。潘能为胡萍编理由对付“上面”，明显的是知道自己的飞行任务是不可告人的。试想一下，不是一个圈子里的人能够和自己的顶头上司一起策划去欺骗更高一级甚至高两级的领导吗？

　　林立果等人长期在空军活动，专机师是他们的重点单位。策划南飞广州时就准备拉走专机师的几乎全部飞机。在这样一个长期重点活动的单位，林立果肯定要物色和安插几个“自己人”。林立果虽然手头的人员不是很多，但如果不是在各重点单位有那么一部分铁杆部下追随他，他也没有胆量和能量同毛泽东叫板。很难设想林立果在专机师这样关键的单位连一个信得过的驾驶员都没有。林立果安排9月13日飞广州的关键飞行，肯定只能由自己人来飞。因此，如果林立果在专机师有自己的驾驶员的话，那么第一个就是潘景寅。种种迹象也表明，潘景寅是林立果信得过的人，而且很可能是长期参与了林立果等人的秘密活动。只有这样，胡萍才能把南飞广州如此重大的机密向潘景寅交底并和潘共谋，一起欺瞒吴法宪有关256飞北戴河的真实目的。

　　12日晚间11点20分左右，周恩来在了解到256在北戴河以后，打电话给叶群“关心”地询问了林彪的情况，并问到了256飞机。

这个电话加上综合了林立衡已向8341部队报告有“绑架”林彪的阴谋，以及周宇驰、胡萍等各方上报的情况，叶群、林立果知道自己的“秘密”南飞计划已经不能按原计划在第二天秘密进行了，于是在11点40分左右说服了林彪连夜行动。在这以后紧急行动的忙乱中，林立果抽时间打电话通知了在山海关还未睡觉的潘景寅马上准备飞机。一片忙乱中，林立果在电话里是怎么同潘景寅讲的，已经永远无法晓得了。但是从潘的表现来看，显然他没有从林立果的电话里听出林彪是十万火急就要到机场来，他认为还有足够的时间来作好飞行准备。

　　潘景寅马上叫起了三个机械师为256起飞做准备，并且再次要求机场调度派油车给飞机加油，为飞往广州做准备。前面说过，由于256的加油接头同山海关机场的油车管线接头不配套，很耗时间，因此没有加油。山海关机场虽然是海军航空兵基地，但为了便于往返北戴河的高层人士安全使用机场，海航的飞机和部队都已经转移到其他基地去了。山海关机场已经没有战备值班任务了。作为一个没有战备值班任务的机场，深更半夜的，等调度找到司机等有关人员，再开上油车来给256加油，等加完油，再怎么快也得一两个小时。潘景寅对此心中是有数的，如果潘知道林彪在半个小时之内就要到机场起飞了，他就不会安排根本就无法完成加油的加油车了。加油车只会耽误紧急起飞。后来，256滑行时，果然就被加油车擦碎了机翼航行灯。所以潘的估计应该是林彪现在正在准备出行，至少还需要1到两个小时才能来到机场。甚至可能还认为，在林彪离开北戴河时值班人员会按照常规再来电话通知机组做好准备工作。照理说，这是秘书和办公室人员的日常工作，可是在9月12日的混乱中，又有哪个秘书会想到这一点呢。

　　所以当林彪一行赶到机场时，潘景寅还在调度室与程洪珍等人讨论北京追查256飞机的事情。这也说明潘并不知道林彪等人这时候就会赶到机场，不然他不会不在飞机处等待。

　　另外还有一件小事也说明潘景寅没有料到林彪这么快就会赶到机场，那就是林彪等人是用机组人员在做飞行准备时用的简易梯从前门爬上飞机的。如果潘景寅知道林彪随时会赶来登机，他就会要求机场人员提前准备好登机用的专用舷梯。加油也许来不及，但是准备舷梯还是没有问题的。

　　以上事态说明潘景寅绝没有料到林彪这么快就来到山海关。这也就是为什么潘悄悄地叫起了三个机械师而没有叫起副驾驶和领航员。他是想让这几个关键人员多休息一会，等接到北戴河值班人员的正式通知后，或者至少等加完油之后再叫起他们。这样，他们可以多睡一两个小时，在执行夜航任务时能够更有精力，从而保证飞行安全。而这三个机械师在飞行中的工作不多，基本是闲着无事，可以趁机休息，所以先把他们叫起来做准备工作。这也是潘景寅关心下属和工作细心的自然表露。对于这样一个非常合理的工作安排，不知为什么康庭梓在文章中要说成是为了保证出逃安全，潘景寅按照林立果的部署有意把把他们给甩下了。

　　根据三叉戟飞机生产商英国霍克尔-思德利公司的设计，三叉戟的驾驶仅需配置3名机组人员就足够了，在驾驶舱里也只安装了3个座位。如此看来，256的8名机组成员（不含服务员）实在是太多了点。

　　康文中说“在林彪等人乘车离开北戴河之前，很可能已经通过电话通知在山海关机场等候在调度室主任房间的潘景寅：马上把飞机准备好，机组人员越少越好。”潘景寅是为了执行林立果的这一命令而有意没有叫起机组的副驾驶和领航员，有选择的扔下了他们几个机组人员，以防有人在飞机上制造麻烦。

　　仔细分析一下，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前面已经讲了，潘很可能是因为不知道林彪这么快就到机场，才没有尽早叫醒康庭梓等机组人员。就算是潘有意要甩掉几个机组人员，他首先要考虑的是上飞机的人员必须能满足保证安全飞行的需要。因此，潘最不可能甩掉的恰恰是没上飞机的副驾驶员和领航员，只有他们才能和潘景寅一起操纵飞机飞行。而叫起来的这三个机械师反而正好符合康庭梓所说的“麻烦制造者”的标准。他们在飞行中没有事情可做，只有添乱的可能。因而，潘景寅要根据林立果命令做取舍选择的话，只能是甩掉这三个机械师，而不是反过来，甩掉副驾驶和领航员。潘在没有副驾驶的情况下，一个人驾机起飞实在是出乎了所有内行人的意料。即使能成功起飞，也很有可能是能飞上去，而落不下来。像潘景寅这样的技术尖子和担任专机师副政委的双重人才，怎么会作出这么弱智的选择呢？

　　还有一点就是，那两个从北京同林立果一起乘飞机跟过来的女孩子可是铁杆的林派，程洪珍连手枪都给她们配发了，要“誓死保卫林副部长”。林立果把她们专门从北京带来，可见信任度非同一般。为什么连她们也没有叫起来？难道连这些自己人都要甩掉吗？也许康庭梓可以解释为怕吵起来与她们同屋的女服务员小魏。但这根本就不成其为理由。小魏仅仅是一个服务员，随便找个借口就可以搪塞过去了。甚至到时就是不让她上飞机，她也只能服从命令。退一万步，她就算是跟着上了飞机，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山海关机场卫星图片。进机场的公路要经过一个铁路交叉点。

　　9月13日林彪在通过交叉口时正好碰上过火车，结果被尾追的8341部队跟了上来，最后只好不等副驾驶等人登机就让256飞上了天。

　　因此，只是由于潘景寅对林彪到机场时间的误判，才造成了机组人员的分成两组的现象。特设师邰起良看到机组人员还没到齐，用内线电话通知调度室喊起了康庭梓和其他几人。而在当时林彪突然到达造成的混乱情况下，很有可能是潘景寅需要马上去见林彪等人，自己没有时间，而安排邰打的这个电话。因为只有潘最清楚那几个人还没有起来，而邰却不知道潘从调度室（与康等人休息的房间挨在一起）过来的时候是否已经提前通知了康等人紧急出动。而且也只有机长可以调动安排机组成员的活动，没有机长的命令，机械师不能擅自通知机组成员如何行动。康庭梓说潘景寅有意甩掉他们是经不起推敲的。

　　然而林立果等人一登机就命令潘景寅马上起飞，这时已经没有时间等待被刚刚叫起床的其他人员了。8341的于仁堂副大队长带人乘坐的吉普车就跟在林彪坐车后面赶到机场，满载8341部队士兵的卡车在康庭梓等机组人员出门的同时也开进了机场。康庭梓一出门就碰上了乘小车赶来的8341的人员，挥动着手枪要康设法阻止飞机起飞。康让他把卡车开到跑道上去就可以挡住飞机起飞。在这种情况下，试想一下，如果等待康庭梓等人上飞机，那还不如说是等待8341部队来扣留飞机。因此，叶群、林立果不得不顾一切地命令潘景寅不等刚刚起床的机组其他人员，立即开动256起飞，这就造成了飞机上关键部位机组成员严重不足的局面。而潘景寅是绝对不会料到8341部队竟然会拦截“副统帅”的飞机，根本就没丝毫思想准备。如果没有8341部队的追兵，即使是林彪来到机场后，飞机一边做起飞准备（林彪从舷梯登机、发动机开车、机场调度开灯、加油车离开），一边再通知康庭梓等人来登机都是来得及的。

　　可以说，是潘景寅的“好心肠”造成了256起飞时关键位置上的机组人员严重不足，这并非是康文所说的是潘景寅按照林立果的旨意来作出的北逃的安排。

　　北戴河卫星图片。推测当年林彪可能的住处。两个区域都有极佳的游泳沙滩近在眼前。中间好似有个小山，符合描述913事件中“山上、山下”的说法。

　　256起飞以后，航向先顺着山海关机场跑道方向（244度）向西南飞行了4分钟，来到山海关西南40公里，林彪刚刚离开的北戴河上空（林立衡、张宁都听到了飞机声音），然后缓慢异常地转了一个大的出奇的弧度向西北（310度）飞去。

康庭梓写到：“从零时32分起飞到46分，在14分钟的时间内，飞机从244度右转弯到310度，共转了不到70度，这个转弯动作在地图上画出了一个很不均衡的大弧线。对一个飞行员来说，用多于平时十几倍的时间，用如此怪异的加入航线的转弯动作，在他一生的飞行中，恐怕都不会发生。”对于这种现象，康文认为“虽然无法知道当时驾驶舱内发生具体争执与斗争的情况如何，但是从飞机航迹上看，飞行员操纵飞机不是向西飞，就是想掉头往东，竭力回避向北叛逃的航向。可见潘景寅即使在林立果逼迫下，也在想方设法与其周旋，雷达屏幕上的航迹是有说服力的。”然而这就与康文中前面分析的潘景寅为执行林立果叛逃命令而不顾航行安全，有意抛下部分机组成员相互矛盾了。既然对于林立果的命令，潘可以置飞行安全（包括自己生命的安全）而不顾，甩掉副驾驶等人，这里怎么又成了“可见潘景寅即使在林立果逼迫下，也在想方设法与其周旋”呢？可见康文在逻辑判断上的混乱和不合理。

　　如果是潘景寅在同林立果周旋的话，这样做是毫无用处的。林立果学过驾驶直升飞机，懂得机上一般仪表常识，对于罗盘这一飞机通用仪表应该是很熟悉的。当林立果命令潘转向时，潘敷衍了事只转一点就不动了，林立果马上就会发现潘有不愿外逃的意向，此时林立果必然会监视潘景寅立即把航向调整到外逃的310度航向，决不会允许潘继续磨磨蹭蹭，似转非转地白白消耗掉本来就不足的燃油。因此开始一段的慢转，还勉强可以解释为潘的不情愿，而后来的几段慢转弯就不能这样解释了。康庭梓可以辩解说，林立果看不懂或者没看到罗盘，不知道潘是在慢转弯。如果是这样，反正林立果不知道飞机是在朝哪个方向飞行，那又何必多此一举慢转弯呢？

　　在本文的开头一段已经分析出潘景寅是林立果线上的人员，他早就已经上了“贼船”，此时即使想下船也知道自己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了，不管是真心保林也罢，还是迫于无奈也罢，潘只有一条路跟林立果死心走到黑了。林立果指到哪潘景寅就飞到哪。然而那为什么又有这么奇怪的大弧度转转停停的拐弯现象呢？合乎逻辑的分析是，林立果和潘景寅在合作，以这种缓慢的转向方式来欺骗飞机上的某些乘客，不想让他们觉察到飞机正在改变方向，飞向西北方向！

　　乘过飞机的人都知道，飞机在转弯时机身要发生倾侧，虽然身体感觉不到这种倾斜，但窗外的地平线会发生明显的起落现象，即使在夜间，看到地平线的变化，乘客也会明白飞机正在转弯。而9月13日凌晨（实际上就是9月12日那天的后半夜）半弯月亮正在东南方向的地平线上，让人很容易就能看到地平线。因此如果256正常转弯的话，机上人员很容易就可以觉察得到。为了隐瞒飞机转弯的现象，林立果（叶群）刻意安排潘景寅在向西南飞行了一段之后，再以很难让机上人员觉察得到的极小倾角缓慢而坚定地将航向转向了西北。如此小心翼翼的转弯，如果不是特意留心，机上的乘客是很难觉察到飞机正在改变方向。

　　飞机上除了林立果和潘景寅，还有林彪、叶群、刘沛丰、杨振刚以及三名机械师。叶群和林立果可以说是外逃的同谋，无须隐瞒什么。刘沛丰是林立果的死党，也无须欺瞒。杨振刚这个人很有意思，不知道为什么作为一个司机也上了256。如果他也是“林派”，当然跟着林彪走就是了，飞机飞向哪个方向，他不会关心。即使他不是林彪线上的人员，作为一个很少乘飞机的下层工作人员，很可能根本就不会知道飞机拐弯，即使觉察出了也不会知道飞机在飞向哪里。

　　这样一来，林立果（也包括叶群）想要欺瞒的乘客就只剩下林彪和三位机械师了。

　　三名机械师是奉命执行任务，对于飞机的目的地虽然不能说漠不关心，但也只是知道就可以了，他们的职责是飞机的保养和维护，只要飞机各项设备运转正常，他们的工作任务就算完成了。林立果当然也会考虑到这些机械师发现飞机航向的异常会提出疑问，但是对于这种疑问只要说首长身负秘密使命，要到一个不能公开的绝密地点去进行某项计划就可以完全搪塞过去了。那个年代，有谁敢怀疑副统帅的正确性？实在不行还可以来硬的，同刘沛丰一起用枪来威逼机械师就范，而机械师是没有枪支的。有了这两条预案，足以让林立果放手令潘景寅大胆转弯。不过这两手都必须要有林彪的首肯才行。如果林彪不同意这条航线的话，三个机械师加上杨振刚（可能还有半个潘景寅）林立果和叶群就很难对付的了。再有一点就是，三名机械师都是飞行老手了，尽管256以小倾角转弯，要完全的骗过他们飞机转向这一事实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可以说，林立果不会是为了这三名机械师去冒险在境内转来转去的浪费燃油。

　　就以上分析来看，林立果想要欺瞒的人就只剩下林彪了！

　　913至今已经30多年了，对于林彪参与林立果策划的“571工程”并参与外逃谋划一事仍然没有可靠的证据。对林彪据以定罪的过硬证据只有两条，1、李文普的口供，说林彪在车上问“到伊尔库茨克要飞多久？”；2、林彪的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彪 9月8日”。

　　但是李文普的口供只是孤证，并无旁证，没有任何人证或物证来确认他的说法。按照法律重证据，轻口供的原则，这条仅是孤证的口供显然作为旁证都很勉强，而作为给林彪定罪的重要依据实在是难以令人信服。

　　至于林彪的那个手令更是让人摸不着头脑，首先手令并没有讲是林立果。周宇驰要传达的是什么样的命令，因而林立果以某种其他方面的事情骗取林彪写手令的可能性并不能排除。连十分熟悉林彪和林立果关系的林立衡都认为林立果和叶群要“绑架”林彪，可见林立果和林彪之间必然存在着一些不协调的因素。再有就是，林立果伪造林彪“手令”的可能性也很大。江腾蛟就供认自己看到的“手令”和法庭出示的不是同一张“手令”。可见林立果可能伪造了不止一张“手令”。

　　由此看来，林彪很有可能并不知道林立果和叶群要把天捅下来的大手笔，当然也就不可能事先同意事变失败后外逃苏联的安排。在9月12日深夜，当叶群和林立果发现事变计划败露后，赶去劝林彪外逃时，林彪这才知道老婆和孩子已经闯下了滔天大祸，自己是在劫难逃了。然而对于外逃的安排，林彪流着泪说“我至死是个民族主义者”，这表明了林彪至死不同意外逃的心情，另一层意思就是林彪对于南下广州或者香港的计划还是同意的。事情至此，林立果和叶群也只好退一步，至少在表面上带着南飞广州或者香港的计划同林彪上了飞机。

　　这样一来，256起飞后，就按照南飞广州的航线先向西南飞行了几分钟。但是，一来林立果心中的最佳选择是北飞苏联；二来林立果很快就知道，飞机上的油料刚够在9000米的巡航高度上，以每小时800多公里的速度飞到广州。而在3000米以下规避雷达的高度上，由于空气阻力大，256每小时只能飞600公里左右。照此计算，256机上12吨半燃油只能飞行大约2个半小时，最多飞约1500公里，而山海关到广州要飞约2000公里，因此256根本就飞不到广州或者香港。

　　在山海关机场降落后，潘景寅就要求将256的燃油加到17吨，就是要保证256能有足够的燃油飞到广州。现在256只有12吨半燃油，又属于违规起飞，中途无法加油（在山海关就差点被扣住，再在国内机场降落只能是自投罗网）。此时林立果万万不敢在国境内以9000米的巡航高度飞行近2000公里，那几乎就等于是给导弹和歼击机提供的活靶子。林立果心里明白，现在只剩下就近外逃一条路可以走了。但是按照林彪的脾气，他很有可能宁肯降落在国内，承受和毛泽东摊牌的结果，也不肯背上“叛国”的罪名。这样一来，林立果就只好采用先斩后奏的手法，让潘景寅以让人很难觉察的微小倾角飞出了这么个让后人难以理解的大弧线航迹。这种飞行方法主要是为了骗过林彪，当然顺带也附有最好也能瞒过机组中机械师的作用。因此，林立衡所说的叶群、林立果要绑架林彪并非是毫无根据的空穴来风。

　　黄线为林彪等人自北戴河乘车前往山海关的可能路线。

　　红线为256起飞后的航线。可以看出256确实曾飞经北戴河附近上空。913凌晨，林立衡和张宁所说的听到飞机声音是可信的。但张宁所谓的256在北戴河上空打转就是杜撰的了。

　　从山海关到中蒙边界414号界桩大约有700公里，而256起飞后拐的那个大弯子用了100多公里。因此当256在9月13日凌晨1点55分飞越414号界桩时共飞行了83分钟，飞行距离约800多公里，平均时速为600公里左右。256于9月13日凌晨2点30分左右在温都尔汗东北约70公里处迫降失败，爆炸起火。机上9人全部丧生。

　　三叉戟在巡航高度的耗油量为每小时4.5吨左右。在3000米以下高度飞行，256每小时耗油要超过4.5吨，但至多也就是5吨。256坠机时已经飞行了约两个小时，也就是说最多消耗了燃油约10吨，机上至少仍有约2.5吨的燃油。

　　康文认为潘景寅这时已经不知道机上还有多少燃油了：“在驾驶舱右后方的机械仪表板上有5块与油箱对应的油量表和燃油压力表。在山海关起飞时，那指示中央油箱的油量与压力表已经回到‘O’的位置不动了。两个小时后，内外组4个油箱中一共才有两吨半油，它们反映在4块油量表上的指示数据已摆动不稳，读不出确切剩油数量。由于叛逃航线的高度、速度都是很不正常的，此时的潘景寅已无法计算出准确的油量消耗数据，也不敢相信自己对油量的判断。”因此，潘景寅只好冒险带油迫降。

　　可能是出于某些不便明说的原因，康庭梓在这里没有讲老实话。256上的5块油量表都是在大约沿着圆周330度范围内（留有约30度的无刻度空间）均匀的以公斤为刻度作出标示的。每100公斤一个小刻度，每千公斤一个带有数字的大刻度。5块表的满刻度分别是：中央油箱8500公斤，内组油箱5500公斤，外组油箱2500公斤。

　　燃油使用顺序是先耗用中央油箱，然后机翼外侧油箱，最后机翼内侧油箱。飞机驾驶员可以控制连通机翼内外组油箱的活门的开关。

　　当256只剩下2.5吨燃油时，中央油箱早已耗完，而机翼油箱组的外组油箱也已耗空，全部燃油都已经集中到机翼的两个内组油箱里面。也就是说每个油箱还有约1.3吨燃油，作为一个满刻度为5500公斤的油量表，此时指针离零点位置还有接近1/4的指示行程。恐怕没有任何一架飞机的油量表在离零点位置还有整个指示范围1/4的距离上就会“指示数据已摆动不稳，读不出确切剩油数量”了吧。何况三叉戟的油箱设计充分考虑了燃油的利用率，燃油可以消耗到“油箱中最后残留油底只有不到200公斤”（康庭梓语）。因此康庭梓说还有2.5吨（应该是在3吨左右时就决定迫降了，因为从决定迫降到实施迫降还有一段时间间隔）燃油时就不能从仪表上读出剩油量实在是言过其实了。

　　图为三叉戟燃油表

　　注意中央油表两边燃油表的刻度。1000KG离零点尚有很大距离。

　　再说康庭梓的另一个理由：“此时的潘景寅已无法计算出准确的油量消耗数据，也不敢相信自己对油量的判断。”这就更加不能令人信服了。作为一个中国当时的顶尖飞行员，潘景寅的飞行技术和经验要超出康庭梓至少一个档次。武汉720事件中，毛泽东在“文革”中唯一一次乘坐飞机出行，驾驶员就是潘景寅。而在256机组里，康只能做副驾驶，而且还是第二副驾驶。以康的经验和水平尚且能够判断出256坠机时仍有2.5吨燃油，何论亲自驾驶256飞机、经验技术都高过康的潘景寅反而“不敢相信自己对油量的判断”呢？这种明显有违逻辑的推理使人不得不怀疑康文背后有些什么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在实际中，256上的潘景寅凭自己的经验和实际情况，应该比在地面上的康庭梓更加清楚地知道256的剩油情况。而不是像康文所说的那样，把整个情况颠倒过来，显得康庭梓比潘景寅还要高明。

　　潘景寅既然知道256燃油的实际情况，在正常情况下就不会冒险带油迫降。康文记述了潘景寅在60年代初的一次迫降经历：“有一年冬季下雪，他在起飞时飞机左边的主起落架撞在了跑道边沿清扫堆起的雪丘上，致使起落架后撑杆受损而不能正常落地。在此情况下，潘景寅首先想到的是在空中盘旋，尽可能将机上的燃油消耗掉，以防止落地时另一个没有受伤的起落架也支撑不住，机身与道面磨擦起火爆炸。潘对这一事故处理的结果是：在落地滑跑中，随着飞机速度的逐渐减小，由于左起落架失去支撑，左机翼下沉，造成向左偏出跑道, 致使左发动机的螺旋桨触地打坏，飞行员安然无恙，飞机经修复后继续使用。”在这次经历后，潘景寅又经过了近十年的飞行磨练，对于飞机迫降，尤其是三叉戟这种下置油箱飞机迫降更是没有道理在燃油没有耗尽的情况下就贸然实行。

　　合理的做法是潘景寅会利用这仅剩的2.5吨燃油寻找最近的机场进行降落。尽管机上没有领航员，但是使用仪表数据，根据飞行速度和飞行方向还是不难推断出飞机的大概位置。何况林立果在9月10日通过周宇驰搞到了三北雷达布置图，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航线、机场位置图、频率表及呼号（913后，所有256上残存的资料全被苏联搜走，孙一先说其中就有从北戴河到伊尔库茨克的航线图）。利用手头资料，林立果和潘景寅完全可以在燃油耗尽之前寻找就在附近几十公里范围内的温都尔汗飞机场（中方大使馆调查256失事事件的人员就是在这个机场降落的）；甚至可以大胆地飞往约半个小时航程外的乌兰巴托机场谋求安全着陆；按照256的剩油情况这也不是不可做到的事情。

　　然而256既没有飞往温都尔汗或者乌兰巴托寻找机场，也没有在最终迫降之前尽量用尽机上燃油（三叉戟没有紧急放油设施），而是选择了最不合情理的做法，机翼内侧油箱带着2.5吨燃油以机腹擦地方式在野外实行迫降！以三叉戟下机翼的设计特点，机翼内侧油箱与机腹几乎是在一个平面上，以机腹擦地着陆，机翼油箱不可避免地要摩擦到地面，因此只要油箱里有剩油，这种在野外以机腹擦地迫降的方法几乎可以说是100％要起火爆炸。然而潘景寅却不得不不采用这种近乎自杀的方式迫降，只能说256碰上了比这种迫降还要危险的事态：256已经失去了继续飞行的能力！在仍然还有燃油的时候，256却不能飞了，也就意味着256发生了重大变故，这已经不是主动迫降，这种迫降说穿了实际上是坠机。

　　图为民航退役的三叉戟。注意机翼与机腹几乎在一个平面上，在野外不用起落架迫降，不可避免的要使机翼摩擦到地面，从而引燃机翼内的剩余燃油。潘景寅不可能不知道带油迫降是自寻死路。

　　导致256坠机的重大变故有可能来自自身和外部两个方面。先说自身因素，这又分为人员和机械两个方面。在人员方面，潘景寅是关键人物。潘是唯一能控制飞机飞行的人，只要他出了问题，256就要出问题。不过从前面的分析和256的飞行状态来看，基本可以排除潘景寅有意驾驶飞机撞地的可能性，反而是他已经尽可能地做好了迫降的准备工作，打开了着陆减速用的飞机襟翼。从主观意识和现场客观情况来看，潘是在努力保证256的安全迫降。

　　另外还有可能导致坠机的内部人员就是那三名机械师。但是一来他们无法了解飞机的真实目的地；即使知道飞机在飞往国外，也很易被“副统帅”的神秘光环所迷惑，分辨不清是“叛逃”还是“秘密使命”；二来，他们即使想反抗也没有武器，很容易被制伏。从现场的情况看，和其他人一样，三名机械师也都没有穿鞋子，说明他们也都做好了飞机迫降前的准备工作，这就不符合要把飞机搞下来的人的行为了。据负责处理256坠机事件的前苏联KGB第九局局长透露，在现场没有发现机上有打斗现象。因此，基本可以排除256上人员导致飞机坠毁的可能性。

　　再说机械方面。飞行故障是导致飞行事故的重要因素之一。256的坠机也有可能是飞机机械发生突发故障而引起的。根据航空界对机械事故的统计分析表明，机械故障的起因有如下几大主要原因：

　　1、 飞机老化，飞行时间过长，部件磨损过度，材料疲劳。这是飞机机械事故的最主要原因；

　　2、 飞机设计有缺陷，使用的部件结构或者选用材料不当，导致在飞行中发生故障；

　　3、 飞机维护人员操作发生重大疏忽或失误，没有严格按照维修保养规则对飞机进行维修保养。

　　而这几条对256机来说，都不适用。首先，三叉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喷气式客机之一，是霍克尔-西德里公司在世界首架喷气客机“彗星”的基础上于60年代才推出的。1963年底向英国航空公司交付了第一架三叉戟，编号为2106。256飞机的生产编号是2131，1966年出厂，在1971年正处于最佳使用期，不存在老化问题。第二，三叉戟飞机一共生产了171架，从未出现过因设计缺陷导致的飞行事故。而我国除了在70年代初从巴基斯坦买回四架外（包括256），后来又从英国陆续买了31架，成为除了英国航空公司外最大的三叉戟用户。1975年最后一架三叉戟出厂，客户就是中国民航。这些三叉戟在中国一直飞行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如果三叉戟在设计上存在缺陷，我国政府就不可能在913后还这么大量购买该机型。另外，也不会只有256一架因此而失事。至于第三条，可能性也不大。256是作为林彪专机使用的，其保养和维修水平必然是国内第一（当时的中国头号人物毛泽东是不乘飞机的），从某种程度上讲，256相当于中国的“空军一号”。对于这架飞机，哪个维护人员敢掉以轻心？256机组配备了8名机组人员 （三叉戟设计上只配置了3名机组人员）其中有3名专门负责飞机维护的机械师，这就可以看出对飞机的保养是多么重视了。“自从空军设立专机以来，在空地勤人员的密切配合下，从来没有摔过专机。也就是说，专机尤其是重要的专机从来没有出过一等飞行事故，二等事故也没有。”（舒云《噩梦九一三——9.13事件中几个小人物的命运悲剧》）很难想象专机师会在256这一头号重点飞机的保养上出现能导致飞机坠毁的重大疏忽和失误。

　　就此看来，256的坠机原因应该是外部因素引起的。

　　三叉戟驾驶舱。其中只有三个座位，左面是正驾驶，右面是副驾驶，后面是领航工程师。

　　外部因素又包括自然和人为两大类别。

　　自然因素无非是雷电和风暴导致飞机坠毁。根据我国驻蒙古大使馆二秘孙一先先生的文章和他接受凤凰台采访时的说法，蒙古那段时间正是秋高气爽，一年当中最好的气候，并没有雷雨和风暴现象。我国和澳大利亚的记者曾分别采访过913坠机时的现场目击者，也都没有提到在气候上有什么异常。凤凰台采访前苏联KGB官员时，在说到坠机原因时，根本就没有提到气候。蒙古方面当年草拟的事故报告里就说到：“据乌兰巴托中央机场气象台报告，在９月１３日两点钟时，肯特省伊德尔莫格县上空有２至４级的云，能见度５０公里，无危险的气象情况，无风沙，无雾，无风。”因此，自然因素也应该属于排除之列。

　　256的坠机原因现在只剩下外部人为因素了，也就是被击落这个可能性了。

　　企图击落，并有可能击落256的有三家：中方、蒙方和驻蒙古的前苏联军队。

　　中国军方是第一家有可能向256开火的可疑对象。林立果也清楚这一点，所以256起飞之后没有爬升到正常的巡航高度，而是在不到3000米的中低空飞行，以避开雷达的探测。同时256选择了一条非正常的飞行航线，估计就是为了避开中国的防空火力和飞机的拦截。综合多年来陆续透露出来的点点滴滴信息来看，中国军方很难说具有击落256的手段，也很有可能并没有企图去击落256。

　　在空中击落飞机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空空导弹。中国飞机使用导弹进行作战的最早记录是1967年6月12日。当时美国1架BQM-147H型无人驾驶侦察机在越南岘港附近海域上空投放，侵入广西上空。航空兵第三师飞行员刘光才驾驶歼-7飞机截击。在地面指挥所的引导下，发射了空对空导弹进行攻击，但未击中。后来逼近目标使用火炮将其击落。到1971年，国内空军列装的最先进机型是歼-7基型，装有1门30毫米航炮，可外挂2枚霹雳-2空空导弹。但是由于没有装备火控雷达，因此只有昼间目视作战能力，并无在夜间自主对目标发起攻击的能力。中国空军要迟到80年代才参考MIG-21MF设计出J-7III，首次在J-7上安装了火控雷达。如果256是在高空飞行，地面雷达比较容易探测得到，还可以引导歼击机接近256，再利用目视以天空为背景向上发现在高空飞行的256。而对于低空飞行的256，雷达发现困难，探测距离有限，很难引导战机。同时由于256飞行高度较低，适于高空作战的战机很难比其飞的更低。而在高空向下看就只能说是两眼一摸黑了。所以说，在1971年9月13日凌晨，空军飞机根本无法找到低空飞行的256并向其发起攻击。9月13日空军曾出动数架战机截击周宇驰等人乘坐的直升飞机，结果连直升飞机的影子都没找到。可见当时中国空军的夜战手段实在是有限。

　　至于地空导弹，中国那时最先进的是60年代后期生产的仿萨姆2的红旗-2号（HQ-2）中高空、中近程地空导弹。一来该导弹的最大射程只有35公里，对于距离35公里以外的目标毫无威胁；另外这种专门对付中高空目标的导弹主要用于万米以上高空的目标，对于中低空的飞行目标效力大打折扣。对于了解中国防空部署的林立果来说，256只要大体避开导弹基地35公里以外，再加上低空飞行，就可保万事大吉了。

　　中国搞掉256的最后方式就是在256上安放炸弹的阴谋了。但在现实中这是很难实现的。如果使用定时炸弹，没有人能确切知道256什么时候起飞，林彪什么时候上飞机。连潘景寅都蒙在鼓里，又有谁能提前定好这个爆炸时间？在午夜以前，256甚至都有可能在周恩来的干涉下，空机飞回北京。定时炸弹怎么安装？另一种说法中方使用了遥控炸弹。然而连边防雷达都无法探测到256的去向了，又有什么遥控手段在北戴河或者北京来引爆1000多公里外的炸弹呢？

　　因而，中方有关没有对256采取措施的说法是可信的；也可以说，即使想采取措施，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至于蒙古方面，这个苏联当年的小伙伴在军事装备上并不比中国强，甚至很有可能还不如中国。当年蒙古全国的军事力量也不过2万多人，其中绝大部分是陆军，国土防空军全部才千余人。对于156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和数千公里的中蒙边界根本就无力防守。其国防力量基本上是由驻蒙苏军来维持的。在凤凰台的采访中，那位前KGB局长说，当256进入蒙古时蒙古方面询问苏方是否要击落256，苏方答复不要击落。实际上这很可能是蒙古没有力量击落256，而向苏方求援的报告。因而，蒙方出手的可能性也基本可以排除。

　　至此，256坠机的最大疑凶就只剩下前苏联这个中国当时的冤家对头了。

萨姆-2导弹

　　一九五六年二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的秘密报告彻底毁掉了毛泽东手中的“一把刀子”（毛对斯大林的称呼）。自此，一直对苏联的老大地位心怀不满的毛泽东与苏联渐行渐远，争吵不断加剧，终至反目，而且两党的矛盾逐渐发展成国家的矛盾。“文革”期间中苏矛盾不断恶化，逐步走向战争的边缘。1969年3月，两国终于在珍宝岛发生边界冲突，大打出手，几乎酿成大战。据徐焰的文章记载，对于珍宝岛上的武装冲突，苏联领导层反应十分强烈。苏联军方的《红星报》上居然公开炫耀其核武器的威力，声称要以核武器给“现代冒险家”以摧毁性打击。据曾任苏联派驻联合国任副秘书长的高级外交官舍甫琴科后来在回忆录中记述：“参加政治局讨论的一位外交部的同事告诉我，国防部长安德烈•格列奇科元帅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的计划。他主张无限制地使用西方称为‘巨型炸弹’的几百万吨级的炸弹。”哈利逊•Ｅ•索尔兹伯里在他的著作《中苏战争》也中写道：“一位最优秀的苏联科学家，在１９６９年春曾同他的美国朋友谈到，苏联已经非常讨厌中国，有可能爆发战争。他说：‘假如发生战争，我们就不会像你们美国人那样，只是小打几下，我们是要彻底干的。’”当时苏联大使馆对中国外交部的态度很真实的反映了两国关系恶化的程度。中国外交部找苏联驻华大使馆办理交涉，苏方竟然柜绝会见。即使会见也常常拒不接受中国外交部提出的声明、照会、备忘录，有时竟把声明、照会、备忘录扔到大使馆的墙外公路上。可见中苏两国已经不正常到何种地步。

　　中苏关系恶化后，蒙古成为苏联筹划进攻中国的重要一环。1962年起，苏军重新进入蒙古。1963年7月，苏蒙签订了旨在对付中国的《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的防务协定》，接着苏军就开始大量进驻蒙古，１９６６年１月，苏联同蒙古签订了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苏蒙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条约第五条规定：“缔约双方将在保证对方的防御力量方面互相提供援助，缔约双方为保证两国的安全、独立和领土完整，可共同采取包括军事措施在内的一切必要措施。”１９６６年３月，苏联在蒙古配置导弹。 1９６８年１月，配备有坦克和导弹的苏军进驻蒙古。１９６８年１０月，苏联在蒙古建立了许多针对中国的导弹基地。 １９６９年3月珍宝岛冲突后，苏联大举增兵蒙古为中苏战争作准备，驻蒙古的苏军兵力达到15万。苏军实际上已形成了对蒙古的军事占领，此时，只有2万人的蒙古军队已经完全被置于苏联的指挥之下，蒙古军队的作战部队营以上、边防总队以上都有苏联军事顾问指挥。蒙军的作战指挥、兵力部署、军事演习、人事调动、军事训练等一切权力，均掌握在苏联军事专家、顾问和教官手中。有外国记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蒙古是苏联的第十六个加盟共和国”了。

　　进入70年代初，中苏两国关系的持续恶化和中苏战争的压力迫使毛泽东向“万恶的美帝国主义”伸出了橄榄枝，邀请尼克松访华，缓和中美关系，意图结成中美反苏同盟，来顶住苏方咄咄逼人的攻势。1973年2月基辛格第4次访华期间，毛泽东在会见基辛格时，提出了著名的“一条线”战略的设想，即按照大致的纬度划一条连接从美国到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的战略线(一条线)，并团结这条线以外的国家(一大片)，整那个“王八蛋”（指苏修）。可见苏中两国的关系已经与交战国相差无几。

　　256就是在中苏这种敌对和战争阴云密布的气氛中，于1971年9月闯进了苏联“第十六个加盟国”的领空。

　　众所周知，苏联对于不请自来的民航客机从来都是恶脸相向的。最著名的就是在１９８３年９月１日击落了韩国一架波音７４７客机。那架航班号为KAL007的客机在从安克雷奇飞往汉城途中，不知何故严重偏离航线，飞临前苏联的萨哈林上空，尽管起飞拦截的前苏联空军苏－１５战斗机分辨出那是一架波音747客机，但仍遵照地面命令用空空导弹将其击落在莫涅龙岛附近海面，该机上的２６９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丧生。其实这是韩国航空公司客机第二次被苏联击落了。

　　1978年4月20日，一架航班号为902的韩国航空公司的波音707客机从巴黎经北极航线飞往汉城，由于驾驶员的疏忽，在苏联北方城市摩尔曼斯克附近的苏芬边境上空进入苏联领空，向北飞行。苏军立即起飞６架战斗机进行拦截，美国监听到苏联飞行员向其上司报告说根据标志看这是一架民航客机，但苏军地面指挥仍然下令将其击落。苏-15战斗机向９０２航班发射了两枚P-98空空导弹(西方称为AA-3)，一枚没有击中，一枚近机爆炸，打断了波音707左翼四米多的一段，导弹弹片穿入机舱，打死了两名乘客，另有１３人受伤。尽管被导弹打掉了部分左外翼，座舱被击穿失压，但波音707在低空又坚持飞行了一个多小时，直到在数百公里外苏联境内科尔皮亚尔维湖的冰面上找到迫降场，迫降成功。苏联直升机迅速把死难者遗体、伤员以及儿童送往苏联凯姆市，其他乘客被安置在军营里。3天后(4月23日)，在摩尔曼斯克机场苏方将机上的95名乘客转交给了美国驻列宁格勒总领事馆和美国泛美航空公司的代表。

　　1978年4月20日，在苏联境内科尔皮亚尔维湖的冰面上迫降的韩国航空公司波音707客机。注意其左机翼被导弹打掉一截，在这种情况下居然又飞了一个多小时。

　　1、在从巴基斯坦购进这批三叉戟之前，中国最好的民航客机就是林彪以前的专机所用的“子爵号”涡轮螺旋桨飞机。该型飞机使用涡轮螺旋桨飞行，速度远远低于三叉戟，在巡航高度也只有500多公里。而三叉戟的巡航速度是900多公里。这新买来的四架三叉戟喷气机进入中国时间很短，从没在民航中使用过，也没有计划给民航做普通客机使用。那时的中国民航根本就没有喷气客机。因此，在夜间的雷达上如果苏联军方看到这种大型、快速、中国民航从未使用过的飞机入侵，从而将其认做中国先进的喷气式军用侦察机甚至轰炸机是十分合理的推断。　　70年代初，中国民航最先进的飞机“子爵号”。

70年代初，中国民航最先进的飞机“子爵号”。

　　2、256飞行的不是民航国际航线，而是一条很少有民航飞机使用的偏僻航线，同时采用了规避雷达的低空高度直插蒙古腹地，从这点上看，很容易作出判断，这是怀有某种不明目的使命的军用飞机。对在正常高度飞行的民航客机尚且不留情面，256采用这种偷偷摸摸方式溜进来，苏联人当然更加不会客气了。

　　3、根据凤凰台就256坠机一事采访前苏联KGB官员的内容看，驻蒙苏军一开始就掌握了256的行踪。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军方看到256一味向蒙古纵深飞行，大有“攻进”苏联境内的势头，为避免受到更大的损害，在256进入苏联之前下令将其击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击落韩国两架客机的苏-15战斗机是前苏联苏霍伊设计局六十年代初开始研制的单座双发全天候高空超音速截击战斗机，北约集团给予的绰号是“细嘴瓶”。苏-15的原型机T-58于1962年5月30日首次试飞，1965年生产型开始装备部队，并逐步取代老式的苏-9、苏-11，成为前苏联的主力国土防空战斗机。不过苏-15是前苏联高度保密的机种之一，只配置在前苏联本土，没有进驻华约其他国家，估计也不会布置在蒙古。因此用于对付256的应该是苏-9或者苏-11。苏-9在1954年首次飞行，1958年投产，1959年开始服役，其最大速度在高度 11000米时1.8马赫，在高度300米时1160公里/小时；实用升限17000米；机上装РП-9У雷达，对中等尺寸目标的搜索距离为17～20公里；跟踪距离9～10公里；攻击武器为AA-1、AA-3空-空导弹，没有机炮。 击落韩国客机的就是1965年研制出的AA-3“阿纳布”中程空-空导弹（P-98）。因此，当时苏联空军的装备是远远超过中国的，完全有能力将256一举击落。

　　再说地空导弹。苏联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研制出了S-125（萨姆－3）中低空导弹系统，可以攻击飞行时速1500公里、飞行高度200-10000米的中低空空中目标。1970年，苏联曾秘密派出防空部队携带萨姆-3导弹前往埃及，支持纳赛尔与以色列的战争准备。因此，在与中国相邻的蒙古境内配置萨姆－3导弹防备中国空袭更是不成问题。所以，萨姆-3也有可能是256坠落的一个原因。不过最大的威胁应该还是来自苏-9/11的空空导弹。

　　闯入蒙古境内的256就像是一头水牛在黑夜跑进了迷布地雷的雷区，其命运可想而知。以中国俗语来讲，可以说是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在中国境内，林立果凭着对中国防空力量的了解，以及中国防空力量的不足，可以安然无事。然而进入蒙古后，一来对驻蒙苏军的军情难以掌握，二来苏军的军事装备要远超中国，加上苏军对于“误入”领空的不明飞机的一贯做法，256就在劫难逃了。果然，当其在蒙古境内飞行了半个多小时，来到距中国边境414号界桩400公里左右的温都尔汗东北上空时，256被至今未明的外来力量所击中，机身起火燃烧，虽然潘景寅竭力挽救，然而256已是失去控制，无法安全迫降，最终坠毁在寂凉的漠北黄沙之中。

　　中国《环球时报》驻蒙记者在1997年10月16日采访了913坠机现场的目击者，做了如下描述：

　　“我们来到拉哈玛家已是下午6 时多。拉哈玛大娘的蒙古包前有2 0 多头牛，家里摆设特别简单，看来大娘家并不富裕。她今年6 7 岁，中等身材，穿着一身灰色蒙古袍，头上围红色头巾，右眼不好。她的老伴已去世了。提起‘九一三事件’她摇摇头说：‘那是可怕的夜晚。’

　　拉哈玛大娘回忆说，1 9 7 1 年9 月1 3 日凌晨2 时，一阵‘嗡嗡’的声音把她惊醒。她急忙穿好衣服，出门一看，发现这难听的声音是空中传来的，这时羊群惊散，马嘶狗叫。她仔细一看，从西南向北飞过来一架冒着大火的飞机，飞得相当低。在巴图脑尔布苏木上空，绕图门山转一圈后顺着扎森山谷向西南方向飞行，声音越来越大。大概不到2 0 分钟在苏布尔古盆地坠毁。当时没听到大的爆炸声，现场大火连天，第二天出事地方人少，当地老百姓保护了现场。在飞机坠毁地方，一片废墟，还冒着青烟。机上9 人全部死了。其中一具女尸，还有一个高大的‘欧洲人’尸体。人们在9 名死者身上盖上白布，乌鸦、老鹰一直在上空盘旋。第三天，飞机坠毁的地方来了不少苏联军人，不让人们靠近。最后大娘说：‘死者埋葬时坟旁立起‘无名墓碑’，离这里不远，你们是否去看了？’’”

　　从拉哈玛的叙述中，可以看出，256坠毁时已经是起火燃烧。其实，256在空中着火燃烧这一情形，早在1994年1月31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社记者彼特•汉南和苏珊•劳伦斯（ Peter Hannam; Susan V. Lawrence）的文章《解开中国之谜》（Solving a Chinese Puzzle）中就已经有所披露。彼特•汉南和苏珊•劳伦斯在1993年亲赴蒙古和俄罗斯，行程上万公里，历尽波折，采访了256飞机坠毁的目击者和苏蒙双方的经手官员，刺探出很多不为人知的内幕，写出了《解开中国之谜》一文。其中记载目击者对256坠机过程是如此描述的：

　　“林彪的末日在遥远的漠北结束。1971年9月13日凌晨约2：30分，多佳亚莞-敦吉达玛（Dugarjavyn Dunjidmaa）正在看管贝赫尔萤石矿的废弃爆炸物，此时空中传来涡轮发动机的轰鸣。敦吉达玛现在住在贝赫尔的一座蒙古包里，她回忆说，‘很快，我看到一架飞机，机后拖着火苗向下坠落。从我所在的地方可以跟随飞机一直看到它坠毁在地面上。（大约9英里以外）’这就是英国造的三叉戟1E的最后旅程，机翼上带有中国航空的256编号。”

　　不同的目击者，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时间，不同的记者采访，然而对于256在空中就已经起火燃烧的描述却是如此惊人的一致，因此这个说法要远比李文普一人说的那句“飞到伊尔库茨克要多久？”的证言具有高得多的可信度。可是不知何故，很多人对李文普的话深信不疑，而对同913本无利害关系，因而最易说实话的多名蒙古目击者的描述却是千方百计地要予以否认，真不知道是何用心。

　　在康庭梓的文章中没有提到《解开中国之谜》，但是对于拉哈玛大娘的说法，则说是她把飞机的着陆灯看成了大火！

　　首先要注意的是，在这里使用“大娘”这个词很易使人产生误觉，以为拉哈玛是年老眼花，见识不广，从而很容易把灯光看成火光。在康文的插图中，也把拉哈玛画成一个头发苍白的老年妇女形象。然而要提醒大家的是，在1971年，拉哈玛不过是一个41岁的中年妇女，正值壮年，眼力和见识不会差到那种分不清灯光和火光的地步。

　　三叉戟的着陆灯在飞行中是折叠在机翼内部的。笔者从熟悉三叉戟结构的朋友那里了解到，这个着陆灯倒是可以在起落架没放下的时候就打开，只是飞行速度不能超过400公里，不然会损害灯具。这种着陆灯是采用聚光灯效果的，其下射角度大约在8-9度左右，而且只是向前方照射，照射面积有限。人们都有在夜间被汽车大灯照射过的经历，在汽车正前方会觉得灯光刺眼无比，可只要角度偏一些，在汽车旁边，灯光强度就会立刻减弱，就不用提在汽车后面，根本就看不到车灯了。汽车大灯还考虑到驾驶员在夜间要分辨近在眼前的路边标志，因此特意加了部分散光效果，使灯光能够照到路边的交通标志。而在飞机上就无此必要了，全部灯光都可以集中到照射飞机前方的着陆区域。因此只有当拉哈玛在飞机前面的一定范围内，才能看到那刺眼的灯光，而当在飞机侧面和后面时，就不会看到着陆灯的“火光”了。256不是直升机，不可能长时间停在一个部位，也就是说，即使拉哈玛看到着陆灯光，也只能是在很短的时间里。这种一闪即过的灯光竟会被一位正常的中年妇女看做是长时间燃烧的火焰，康庭梓的想象力真够丰富的。

　　《解开中国之谜》中的描述更加证明那火光不可能是灯光产生的错觉。目击者目随“机后拖着火苗”的256直到9英里之外，那“火苗”肯定不会是256把着陆灯转向后方，特意照射目击者的吧。康庭梓故意回避了彼特•汉南和苏珊•劳伦斯这篇文章中的有关段落，也是有所苦衷的吧。

　　曾看到有人以256坠落的第一落点没有发现有燃烧痕迹来作为否认256在空中就起火的证据。其实这一点很容易理解。根据飞行常识，在一定范围内，飞机的仰角（也叫迎角AOA）越高，失速的临界速度就越低。通俗点讲，就是说，在一定的范围内，飞机的仰角越大，就可以飞得越慢，而不至于掉下来。因此，人们看到飞机着陆时都是“昂着头”减速。康文认为256当时是以7-8度的仰角在作迫降。在这个仰角情况下，256尾部的三个发动机以与机身平行方向向后喷出的高温燃气倾斜向下，可以直接到达地面，而在机身上部的燃烧火焰是向上的，比较难以到达地面。如果连高温燃气都没有留下燃烧痕迹，机身上部的火焰又怎么可能在地面留下痕迹呢？

　　康文否定“击落”说的另一个论据，就是说被导弹击中的飞机应该在空中爆炸。这一点就不用多说了。看看上面所举的1978年苏联击落韩航902巴黎经北极航线飞往汉城的客机一例就可以清楚了。苏联导弹打断了波音707的机翼，击穿了机身，打死了机内的乘客。而飞机却又飞了一个多小时，并且迫降成功。这是因为导弹大多都有近炸引信，虽然导弹没有直接击中飞机，但在接近到目标一定距离时，也会爆炸，以战斗部的碎片来击毁目标。这时目标就不一定当场爆炸。普通人可能不清楚这一点，但作为一个飞行员，对于导弹击中时，飞机并不一定当场爆炸这种常识，应该是了解甚透的。可是中国的“优秀飞行员”（不优秀也进不了专机师，更开不了三叉戟）康庭梓却说：“从反面推论，如果是打下来的话，飞机应该在高空爆炸，其飞机碎片的撒落范围应该是圆形，而不应该是狭长的梯字形。” 这确实很难令人理解他为什么这么说。

　　至于那个引起广泛注意的右机翼根部圆洞，“击落”说和“油尽迫降”说都有不同的解释，甚至细化到洞口铝刺“外翻”还是“内翻”的争辩。可是在争论中，人们却不知不觉走入了盲人摸象的误区，忘记了要把256作为整机来分析的普通常识。256飞机翼展28.96米，机长34.98米，机高8.23米，不仅仅是一个右翼而已。256机身任何部位的损坏都有可能导致256的坠毁。256坠机后机身爆炸分裂，30多米长的机身变成无数碎片，四散飞落在数百米的现场上。在如此大的分散面积上，无论是机身、机翼还是发动机，如果在爆裂的接口处有什么“洞口”或者外来物造成的损坏，在短时间内是根本无法辨别的。只有把残骸搜集齐全，拼凑到一起，或许还能找出蛛丝马迹。仅仅否定右机翼上一个来历不明的圆洞是导弹造成的并不能排除256被击落的可能性。

　　256坠毁现场。如此破碎的机身怎么判断其中有无导弹击中的痕迹呢？（且不论被苏联人窃走的那台发动机）

　　据我驻蒙使馆人员孙一先的回忆，苏联人在我使馆人员到达现场之前，开着直升飞机，匆匆忙忙拆走了256的一台喷气发动机。一般通行的看法是苏联人急于窃取三叉戟喷气发动机的先进技术。可是，仔细分析一下，难道就不可能是为了隐瞒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如果苏联人确实击落了256，后来又在飞机的机翼上发现了“中国民航”的标志，就不免要想尽一切办法避免背上“击落民航客机”的罪名。所以在后来的谈判中指示蒙方一口咬定256是军用机。另外苏联人肯定还要想方设法消除留在现场的256被击落的痕迹。苏联人急忙把火的赶在中国使馆人员到现场之前拆除一台发动机，就有这方面的嫌疑。很可能那台发动机上留下了某种导弹或者炮弹造成的明显损坏。

　　如果说是为了窃取技术，苏联人大可以从容地在中国人员勘查完现场再行动，何必那么猴急？为此不惜指使蒙古方面再三编出天气不好的谎言，阻挠中国使馆人员前往失事现场。可以说，这里面肯定是有什么原因使得苏方不想让中方看到这台发动机。因此，说发动机带有被击落的痕迹有很大的合理性。再有就是，苏联人对剩下的那两台发动机似乎毫无兴趣。如果第一台发动机是为模仿技术而“偷”走的，剩下的这两台虽说损坏严重，但是作为模仿技术参考还是有很大价值的。搞过技术模仿测绘的工程人员都知道，在拆卸一部先进机器时，很多部件拆开后，是无法复装还原的。而在测绘中，很多时候需要在拆卸后复原未拆卸前的情况。在无法复原时，要确切知道拆卸之前的情形，虽然可以采用事先照相的办法，但是最好的办法就是再有一台同样的整机作参考。1967年1月27日，美国执行阿波罗 AS－204 任务的 012号指令舱在发射塔试验中失火，三名宇航员被烧死。为了查清事故原因，要把012号指令舱拆为部件进行分析。尽管作事故调查的美国工程师手头有012号的详细图纸，然而为了有一参照物，在1967年2月1日，把正在用于训练宇航员的014号飞船指令舱调到事故调查中心来与拆卸012号指令舱互相对照。这使得阿波罗宇航员的正常训练受到很大影响。由此可见，在拆卸一台机器时，有一台参照物是多么的重要。反观苏联人，在手头没有任何图纸的情况下，如果要拆卸一台发动机搞测绘时，再搞一台发动机作为参照物是必不可少的措施。256上使用的是三台发动机是同一型号的Spey 511 @ 11,400lbs发动机，完全可以相互参考。然而，在那么急吼吼地拆走一台发动机之后，苏联人任剩下的两台发动机在荒漠野外风吹雨打20载，再也无人问津，直到90年代分别被港商和蒙古商人当作废铁买走。这不由得使人怀疑，苏联人拆走的那台发动机真的是为了技术研究吗？

　　另外，当年被苏联人拿走的黑匣子，到现在也不肯归还，也叫人心存疑窦。这里面到底有什么不敢公开的猫腻呢？1992年11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问韩国准备签署俄韩基本条约时，亲手将1983年被苏联击落的韩国民航007客机上的“黑匣子”交给卢泰愚总统。虽然，韩国人后来发现“黑匣子”里都是假货，但是，原件最终还是找到了，并移交给了事故原因调查国际委员会。为什么256的黑匣子就不能归还呢？另外，苏联人拆走的那台发动机也应该尽快归还中国，即使原物已经不在了，但详细照片和有关资料也应该尽快提交给中方。拖得越久，就越证明前苏联在256坠机事件里有着不可公开的秘密。

　　也许就是因为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直到现在，俄罗斯人还在耍弄花招。为了搞乱思维，混淆视听，前苏联KGB第九局局长在接受凤凰台采访时竟然编出了256曾经飞到苏联赤塔附近然后又掉转头飞到温都尔汗附近坠毁的谎言。

　　从地图上可以清楚的看到，赤塔距离256飞越的中蒙边境414号界桩约有800公里，而赤塔距温都尔汗约600公里。扣除KGB所说的256距赤塔还有50公里的往返距离，也就是说，256在越界之后又飞行了大约1300公里！256在13日1点55分越界，约在2点30分坠毁，也就是说，在大约35分钟里256的飞行速度达到了每小时2200多公里，实现了超音速飞行！由此可见这个谎言编造的是多么荒诞。

　　256在蒙古境内飞行图。256 零点32分起飞，1点55分在414号界桩上空进入蒙古，飞行了83分钟，飞行里程大约为800公里，平均时速为600公里，符合三叉戢中低空飞行性能。按照那个前苏联KGB对凤凰台的说法，在2点30分坠机之前的半个多小时里，飞机奇迹般地飞到了距中蒙边界约800公里的赤塔附近，又飞到距赤塔约500公里的坠机部位，半小时飞了近1200公里！这也扯得太离谱了吧。他以为林彪坐的是协和机？ 岂不是拿着凤凰台涮着玩？

　　在2000米到3000米的高度上，256的飞行速度只能在600公里左右。笔者没有找到准确数字，但可以参考现代的空中客车310的飞行数据。A310手册规定，飞机起飞后，在3049米以下飞行时采用的时速是每小时560公里，当达到11000米高空时，巡航速度为850公里。再看一下当代战斗机的低空性能：米格-31的在高空的巡航速度为2500公里/小时，而在低空只有1500公里/小时，高低空的速度相差40％；苏－30在高空的作战半径达1315公里，而在低空作战半径仅为625公里。因此，作为巡航高度为9000-11000米，巡航速度为900公里/小时的256三叉戟，在2000-3000米的高度上飞行，速度为600公里/小时是很正常的数据。256坠毁的地方距414号界桩大约为400公里，正好在256进入蒙古后飞行了35分钟的距离范围内。

　　很多人对于256为何带着火苗掉头选择向南飞来迫降有所疑问，其实这又是一个很简单的常识问题。在夜间视线不好的情况下，256飞行高度高了根本看不清地面的情况，无法选择合适的迫降地点。256只好低飞（同时更有可能是已经飞不高了），而在低飞的情况下，等你发现有合适的迫降场时，飞机已经飞过了这个地点了。更不要说飞机在降落之前必须在距离降落点一定距离之外（三叉戟需要3000米左右）就开始作降落的准备工作，逐渐降低高度，这样才能保证飞机在降落点上着陆。要求潘景寅在夜里能判断出3000米以外的着陆点以及更远的着陆场的情形是不可能的。因此，只有当潘景寅整个飞过了这个迫降场，才能了解到这个迫降场的全部情况，然后调整航向，掉头，利用这个迫降场降落。所以，256的迫降方向并非就是其最后的航向。根据256的飞行速度和飞行距离判断，潘景寅是驾驶着着火燃烧的飞机在飞过的第一个可用迫降场上空，艰难地驾驶着256由向北飞行掉头转为向南飞行实行了一次自杀式的带油迫降。

　　本人还是认为把这次迫降叫做坠毁更接近一些256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