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教育家：徐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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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特立公园山坡中心为师恩台。师恩台正中间一个半圆形石墙上，镌刻着毛泽东对徐特立发自内心的感言：“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石墙的背面刻着毛泽东1937年在延安祝贺徐特立60岁生日的亲笔信。

　　公园最高处，矗立着陈列徐特立生平事迹的师圣阁。师圣阁高达4层，主体为仿古悬挑式结构，屋顶具有现代建筑气息。

长征中年纪最大的男红军――徐特立 　　
长征中年纪最大的男红军――徐特立。徐特立，湖南长沙人，1877年生，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教育部长，长征时58岁。　 　　
此外，年长的同志还有谢觉哉、林伯渠、董必武。(红网)

    给中学生讲“怎样打游击战”

    有一回，徐特立在广益中学讲演。原定是在教室内讲的，哪知道他来讲演的消息早传遍了全校，结果全校的学生都来了，全校的老师也都来了，教室内外，人山人海，脚都插不进了，最后有人提议：“移到食堂去。”食堂里没有讲台，人们搭拢两条长板凳权当讲台，徐特立就站在板凳上讲。

    徐特立是位教育家，这次讲演的对象又是中学生，大家以为他要讲一些如何读书的问题，结果不是，他讲的竟然是“怎样打游击战”。

    他说：“人们都说，共产党会打游击战，我今天就同你们谈谈怎样打游击战。”

    全场鸦雀无声，大家都竖起了耳朵听。

    徐特立说：“我们打游击战是不发枪的，因发了枪，士兵只知道保卫自己的枪，而忘记了去抢敌人的枪。我们有一个师，开头全是梭标，后来个个都有了枪，有的还不止一支。”大家哄堂大笑。

    徐特立讲演时语言急促，唾沫星子四溅，不时用手去擦嘴巴，显得非常兴奋。这场讲演，约摸一个半钟头，他始终精神饱满，毫无倦容。

    “这个老头儿，我非写不可”

    版画家彦涵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说，他在南下逃难途中，听了徐特立的讲演后，决定步行去延安。

    他回忆说———

    “有一天一个进步的同学告诉我，说在一个中学里头，徐特立有个报告。我说徐特立是谁？说他是共产党。因为一分好奇心，我们就去了。他（徐特立）在台上讲话，我就跑到最前头去，挨得很近，看得很清楚，他是小老头，有点胡子，穿着棉军装，还勒着个皮带，是冬天嘛，穿着一双童子军的皮鞋，热闹地在讲话，讲了很多。他操着湖南话，虽不能完全听懂，但是主要的我听懂了：八路军，共产党领导八路军，华北抗战，平型关大战……还讲到了延安。延安我还是很生疏的。他说欢迎你们学生去延安，不要钱，免费，管吃管住。”

    曹禺也在长沙听过徐特立的讲演。大概是1937年12月中旬的一天，他听说来了一个老头儿，抗日讲演讲得极好，就赶到长沙银宫电影院去听。闻讯赶去的听众约三四千人，把电影院里里外外挤得水泄不通。这个演讲的老头儿，就是徐特立，讲《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曹禺回忆说：“听过之后，我感动极了。第二天，天不亮我就跑到这位老人住的地方去了。他已经不在了，房间里只有他的小勤务兵。他们同住一间小房。勤务兵告诉我，他和老头睡在一张床上，老头子还教他读书。现在看来，实在不稀奇，但在当时，给我的刺激之大，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当时我觉得，这个老头子，我非写不可。这位老先生给了我极大的启示、鼓舞，我才写了《蜕变》中的一个人物——梁公仰。”

    “抢了说书人的买卖”

    火宫殿是旧长沙一处热闹地方，徐特立在那里进行的讲演非常成功。他在讲中国共产党是怎样抗日的这一问题时说，国军把大量土地给了敌人，八路军则从敌人手中夺回来，这叫“人弃我取”；人家打仗有枪炮，八路军打仗用双手，打死一个敌人，把敌人的枪拿来武装自己，这叫“打一个得两个”；在战场上“八路军是老百姓，老百姓也是八路军”；敌人来进攻，“我军得了情报，派军队埋伏了要隘，当敌人趾高气扬的时刻，出其不意而歼之，所有枪枝都武装了老百姓，八路军就是这样武装起来”。

    当时的《观察日报》报道说：“徐先生是深入民间的，以他那滑稽的口吻，把国家的大事说得很周详，抢去了不少说书人的买卖。听众越来越多，徐老讲了又讲，到了午餐的时候，大家公请了徐先生一顿，这充分表明了那一群的民众，并不是不关心国事的。”

    “军中老伙夫”干大事

    徐特立是湖南教育界的名流，堪称长沙教育界的“长沙王”，离乡十余年后此番返回，引起空前关注。

    徐特立回忆说，自己到达长沙的当天，《国民日报》就登载消息：“湖南老教育家徐特立须发近白，然精神颇佳，身着灰布短衣，乘武汉特别快车回湘。”

     到达长沙后的第二天，即1937年12月10日，《力报》也报道说：“湘教育家徐特立氏，离湘十余年，昨下午二时由武汉来长。徐鬓发皆白，着灰布短衣，精神奕奕，不减当年气概……”徐特立成了一个热门人物，每天去拜访他的人络绎不绝。

    不过，人们见到的徐特立的“真人”，与其的鼎鼎大名距离有些远：60多岁的小老头，鬓发皆白，门牙掉了二个，身穿八路军的粗布装，腰间勒一根皮带，脚上是一双步兵的皮鞋，看上去完全像个军中老伙夫。

    而当时，长沙城内国民党高官都是衣装笔挺，出入乘车。

    对于自己的伙夫形象，徐特立是早就习惯了的———早年在长沙时，他就有雅号“徐二叫化”：一般教师到校上课，往往坐着“三丁拐”（三个人抬的轿子）来来去去，保持一种绅士派头，而徐特立总是挟着讲义稿，在城内大街小巷穿来穿去，雨天就撑把雨伞，穿双古式钉鞋去学校上课。他家在长沙县五美农村，每次回家返城，要步行一整天，路上的午餐，多是从家里带的红薯片。

    虽然徐特立自己早就习惯了这般的艰苦朴素，但还有相当多的旁人并不习惯，所以，当小老头徐特立以老伙夫的打扮去会见当时的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时，门卫想都没想就把他轰了出去：“今天张主席会见八路军代表，别人免进。”徐表示自己就是八路军代表，门卫却全然不信。张治中左等右等等不来徐特立，派人再去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相请，才晓得其中原委。

     徐特立是赢得了张治中的尊敬的。此后有人回忆说：“张治中对于我党驻湘代表徐老表示尊敬与联络，如请徐老参加抗战统一委员会……”徐特立和中共湖南省工委则基于张治中对抗战采取开明态度，重视对张的统战工作。最后，张治中允许建立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和出版《观察日报》，赞成中共组织民众抗日的主张，成立了湖南省民众训练指导委员会，支持释放政治犯。

    徐特立1960年回忆说：“1937年抗战爆发以前，我们很多同志被关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党为了营救这些同志，曾派王凌波同志去监狱看望了一次，但监狱只开了一个小门让王凌波同志看了看。第二天我去监狱看望被捕的同志，监狱开了大门，下了被捕同志的脚镣手铐，我便召集被捕同志讲话。经过这次与被捕同志的讲话与交涉，有的同志第二天就被释放了。”

    1940年，党让徐特立撤离长沙。党组织发给徐老一百元钱，并派一位同志照顾他乘火车去桂林。徐特立花20来元钱买了两张三等票，坐在离车头最近的敞篷车上———这节车厢刚刚运过猪啊牛啊等，奇臭无比。剩下的钱，徐特立退给了组织。

    “老怪物”徐特立坐在臭哄哄的车厢里，顶着火车烟囱喷出的层层烟灰，离开了长沙。

    平息伤兵闹事

    1938年抗日战争最激烈时期，前线抗日官兵负伤的多，送到长沙来的有十几万人。国民党部队有些负伤官兵仗着抗战有功，骄横放肆得很———在戏院闹，闹得长沙几乎所有的戏院不能开演；在酒馆吃好的喝好的不给钱，老板要钱就要挨餐打；有几次报馆报道了伤兵闹事的新闻，结果报馆被砸了。

    全长沙人都被伤兵搞怕了。

    伤兵搞得民怨比较大，政府还是要管的。当时的警备司令丁炳权就出了个狠招，主张把闹事伤兵就地正法，于是组织了几个巡逻队，荷枪实弹，遇闹事伤兵就格杀勿论，有一天就地枪毙了几十人。

    但即便是格杀勿论，伤兵也只消停了几天，不久又故态复萌，搞得长沙城上下脑壳痛得很。

    大约在1938年六七月份，徐特立在长沙市召集了一次座谈会，到会的大都是长沙市各机关团体学校的一些进步人士，会议主题是共商抗日救国大计，但大家议论得最多的却是伤兵闹事问题。

    徐特立对伤兵问题发表了与众不同的见解。他认为伤兵为什么老是不守纪律、外出滋事，与大家对他们关心不够有关。因此他主张加强对伤兵的安抚工作，沟通伤兵与后方人民的感情，这才是治本之道。

    徐的意见，受到与会者的一致拥护和赞成，于是在座谈会上大家就商定了一些安抚伤兵的具体措施。

    会后，在徐持立的策动和具体领导下，长沙各界以抗敌后援会的名义，组织了几十支慰劳伤兵的队伍，分头至各伤兵收容所、各临时医院进行慰劳。他们向受伤官兵赠送各界捐募来的慰劳礼品，宣读慰问信、表演文娱节目、举行联欢会，请受伤官兵介绍英勇抗战受伤的事迹，并且定期定人为伤兵们浆洗、缝补衣服、代写书信，竭诚为伤兵服务。

    这样一来，伤兵们感受到了后方人民所给予的温暖，外出滋事的日渐减少，旬日之间，长沙市秩序好转。（摘自朱费隐回忆文章《抗战时期徐特立同志安抚伤员的英明决策》）

    徐特立简介

    徐特立（1877-1968），长沙人。

    参加辛亥革命，被选为湖南省临时议会副议长。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挺身而出加入共产党。参加南昌起义。

    以43岁的“高龄”亲赴法国勤工俭学。创立包括长沙女子师范学校在内的多所学校，被誉为当时“教育界的长沙王”。1934年以58岁高龄参加长征。抗战爆发后任八路军驻湘代表。

    1940年后，任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中共第七、八届中央委员等职务。

　　6月25日，《人民日报》网络版在《永远的丰碑》栏目中刊出了被毛主席称为“坚强的老战士”的徐特立生前简要事迹。每说起徐特立，他的丰富履历人们可能记不清，但毛主席评价徐老那三句话“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却永志难忘。

　　三个“第一”是毛主席于1937年11月30日在延安为徐特立60岁生日时写下的祝贺信中的核心观点，概括了徐特立光辉的一生。这位1927年5月在白色恐怖中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并以57岁高龄参加二万里五千里长征的老战士，也就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的光辉实践者。

　　令人回味的是，毛主席在称赞徐特立的“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同时也尖锐指出了“有些人却是风头第一，休息第一，与自己第一”。（见《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版刊印）从1937年至今，尽管时空已横跨69年，然而毛主席69年前指出的某些人与徐老“三个第一”品德相反的另“三个第一”依然存在，某些人甚至变本加厉沿袭了。

　　“风头第一”，用时髦话比喻就是“作秀第一”。热衷“作秀”，无疑是热衷形式主义。比如，在新农村建设问题上，一些人们不顾实际搞劳民伤财的大拆迁；在指导农村经济问题上，搞不切实际的养牛镇、搞令人啼笑皆非的“科技大跃进”等等。有语道，形式主义害死人。这类以形式主义为核心的“风头第一”给群众带来的思想污染，给社会造成的伤害是众所周知的。

　　战争年代的“休息第一”在时下改革开放发展的新环境中，其“同类项”恐怕就是“享乐第一”。应该肯定，对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全国人民辛勤努力共同创造的改革开放成果，人们理应从中得到享受。事实上，中央近来也反复强调，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成果。但是，对于官员而言，“享受”不等于用公款去“享乐”。而今，一些官员热衷出国旅游、热衷住高级宾馆、热衷按摩乃至灯红酒绿生活，就是“享乐主义”的典型。一个地方官员们此种“享乐第一”盛发之日，恐怕就是背离人民蜕化变质的灾难之时。因此，抵制“享乐主义”理应严肃地摆在各级官员面前。

　　“与自己第一”的另种解读就是“个人主义”。反映在领导干部身上，此种“与自己第一”就是个人意见第一或老子天下第一。一切为自己说了算，一切按自己的意志办事。许多事实证明，凡是沿袭“与自己第一”思想的人们，在班子中几乎会出现“一言堂”的陋习，在干群关系中也会引发高高在上、目中无人的恶习。在依法执政、民主执政、科学执政的今天，强调“与自己第一”就是意味着危险。翻开媒体曝光的一批官处党政企一把手岗位的贪官，他们几乎都与“与自己第一”的作风不无关系。因此，抵制“与自己第一”的思想意识也是保廉的具体措施，更是推进社会和谐的要义。

　　毛主席称赞徐老的“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与毛主席批评某些人们“风头第一，休息第一，与自己第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形成了为官可鉴的一面镜子。在人们面前，焦裕禄、孔繁森等人就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的楷模。这“三个第一”也是人们评判为人民服务的好官与为己谋私的劣官的一个视角，一个标尺。而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八荣八耻”社会主义道德观就是在新形势下道德与官德的标准。

　　在纪念中共建党85周年之际，重温毛主席称赞徐特立的“三个第一”及与之相反的另“三个第一”，人们会从比较中悟出为人为官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