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我们下乡插队时，生产队里有知青八男一女共九人。几天时间里我们的厦门城市户口没有任何麻烦变成武平户口。一年以后九个农村户口又变成十个农村户口。
      扎根的结果证实女人确实是一种生产力。女人是金城的老婆秀云。 金城是我们一伙人里最年长的大哥，日本鬼子还没投降他就生出来了，文化还没大革命他就下乡了。他和秀云文革前高中毕业，下乡去的市郊农场是市政府在厦门岛外的试验点。文化一革命，农场也就荡然不存在了。但是金城和秀云这对男女好像是命中注定的“永远的知青” ,1969年秋天又和我们一起奔赴武平山区。第二年他们生了个小孩。（他们早就领到“革委会”签发的结婚证），      
      孩子取名“强生”这名字---秀云用尽自我严刑拷打的手段，喝了不少足以催残接班人的汤水也拦不了---强强要生出来！
      没有奶吃也就无须断奶的“强生”不到半岁就留在美丽露岛的祖父母身边，而他一出生，那户口就同遥远深山里那片他从没见过的土地打成一片了。三年后，金城的老爸提早退休让儿子补员回厦门。因“孩子户口随母亲”的政策规定,金城让秀云先走一步，以图抢救两代人的户口。不料那政策已经随着形势的发展变成了过时的废物，四面办亮出更崭新更完美的政策：“孩子的户口随在农村的一方”这个政策威力彻底粉粹了金城自以为是的愚蠢企图。结果，粗大健壮，浑身是劲，好卖力气的金城自已先走，回到厦门做那没城市户口的儿子的父亲，秀云仍在山里继续当儿子那份农村户口的母亲。
      1975年底是知青们的“冬季战役” 多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调回厦门的招工将使很多人重新得到城市户口。这场充满幸福希望的“解放战争”很快变成自相残杀的“知青内战”。用文革语言来形容就是  “乱了知识青年，锻炼了四面办干部”。
    历次招工，自知无望，冷眼旁观的秀云看着我们一伙同锅而食，同床而眠的知青兄弟突然同室操戈，面对“生死牌”竟然“誓死争夺云水怒，六亲不认风雷激”。她猛然悟了道，并做了个伟大的决定，用高价买个儿子户口。        
      做买卖的时间定在我们都去公社墟场，名为赶墟买菜，实为打通关节的星期天。她声言自愿留家做饭。傍晚，各自心怀鬼胎的我们回来时，灶膛里没有烟火，也不见她的人影。闻到骇人的农药味又敲不开她的房门，我们全慌了。撞开门时，床上的秀云像出水太久的草鱼，嘴巴大开却呼吸艰难，双目圆睁却视而不见。空气里充满了“乐果”刺鼻的农药味 。      
      记不起当时是怎样卸下门板，又是怎样把瘦小的她放了上去，只记得一路上大家撞撞跌跌，汗流浃背，马不停蹄，在混乱中人脚互相踩踏。翻过一道山腰时有人脚底打了滑，顿时全都滚到了下面的稻田里，摔在收割后干操稻田里的秀云不知是死了还是没摔痛，反正她没出声。我们重新把她放上去，有人建议用打结的稻草连人带板绑紧她，抬上来又飞奔了......。

    公社卫生院已经下班，跑去宿舍找来闽南人林医生。林医生看秀云那样相，再摸她的手，晋江闽南话立刻浸透了泪水；“我没法了赶紧去县医院！”
       手扶拖拉机在夜幕中的盘山公路上小心翼翼行驶，上坡时气喘吁吁，我们全跳下车在后面推。下坡时战战兢兢，公路旁的山谷像无底的深渊。车灯照着高低不平的路面上的啐石泥沙，手扶拖拉机在黑暗中蹦蹦跳跳，渐渐变冷的秀云也跟着蹦蹦跳跳，我们都知道她死了，谁也不说她死了。半夜里送进县医院的是秀云冷硬的尸体，在过道里停了一下。值班医生看了一下，我们重新抬起她，缓缓进了太平间。
      ......

   回到生产队时天已大亮。秀云的房间里那“乐果”瓶还像昨天那样在地上一动不动。引人注目的是木箱上一串钥匙压着一张白纸，昨天在慌乱中没人注意的这张惨白摊开的纸上的字迹因太熟悉而显得恐怖；

    亲爱的金城：

        我只有走这条路，我们的阿强户口才能回厦门。
     所有的东西我都整理好了你带回去。你千万要疼爱阿强。做人太难，太苦，我先走一步。                                      
                    
                                你的妻秀云

                                 1975年12月14日
                              
   我半天木然。过了很久，失神的眼光----巡视她的遗产，那床打了补丁的被单，那条发硬的棉毯，那只贴上旧报纸的木箱，还有门后那只她用塑料丝编织的桶袋已经装好了她的毛巾，牙杯和日用杂物。她是打点妥，轻装上阵，义无反顾向前走去了。......

  不知何时，泪水已行在我的脸颊冰冷地滚落。
  我立即又赶到了县医院。遗书在守护着秀云遗体的知青兄弟们手中传阅，无言中的泪水化解了那场昨天还在纠结的招工怨恨。
   县四面办的程阿姨大早已经来过，知道秀云的死因她立即赶了过来。这位一向对我们厦门知青很好的女干部她女儿曾插队在我们那个公社。程阿姨一遍又一遍地看着秀云的遗书，泪水如雨下。她跪了下去，摸着秀云死不暝目的双眼，她泣不成声，好像死了她了自已的女儿。医生，护士围在一旁，有人跟着哭出声来。
       ......

     秀云埋在武平县医院的后山坡上。        
     强生的户口迁回了她母亲的故乡厦门。
   我的记忆里时时重现秀云瘦小的身影，她生前沉默寡言，对我们总是报以大姐式的宽厚的微笑。她活了三十年，唯一的伟业就是用生命换回了儿子的户口。在千人踏万人踩的逃生路上她用瘦弱的躯体做了伟大的牺身牲。  

    我的记忆里时时重现金城趴在秀云的新坟上，十指深入泥土，头脸发疯地趴着潮湿的坟堆，狼嚎一般地哀号，浑身痉挛颤抖，......他从厦门赶到武平再送秀云入土，两天里成一个精神恍惚的老头。
   我不知道强生现在长多大了？干什么？记得他的母亲吗？
可知道他那户口的代价？
     多年来没同他们父子联系，或许是因为这个故事太真实。只希望他们看到我写的这篇短文，知道我在想他们和秀云。

  文：庄南燕，男，67届厦门一中初中，1969年武平插队知青，现厦门一中任教。

多么善良的秀云,她是不应该死的呀

我想对一些朋友说：不管遇到什么艰难险阻...；首先要坚持一个信念，风雨过后是晴天，艰难困苦只是暂时的，好日子还在后头。
祝天下知青朋友，天天好心情！！

能上网,打z b出来！

月朦胧，肉朦胧

儿子的同事，一伙外地在厦工作的单身男女知道我很会料理海味，休息日晚上应邀前来品尝。看他们把一盘一盘又一盘的鱼、虾、肉、鹵料拼盘、蠔仔煎……处理得干干净净，听他们大喊：“叔叔，您的手艺真专业！”我很得意。

年轻就是好！年轻有胃口又碰上有东西往肚子里装，实在是人生的一种大幸福！我也年轻过。只不过那时候的年轻好胃口碰不上有东西装进肚子里，年轻的意思就不大了。在我年轻的时代，好像地上也养不好畜生，水里也养不好鱼虾，许多动物我都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才看见它们冒出来的，在此之前不知何故都躲到哪里去了？因为看不到其他动物，我一直认定猪的肉是这世界最好吃也是唯一好吃的东西。十八岁之前有厦门城市户口，那时猪肉的形象就是家里一人一张定量几两的肉票。十八岁之后变成武平农村户口，猪肉就是农民家里一户只可养一头的猪，它们在肮脏的圈子里躺着，在狭窄的田坎上走着。这些猪变成猪肉要很久很久，逢年过节才有变的机会，间隔的时间最短的起码也要三个月。

在我年轻的时代，我们伟大的祖国事事都要与“革命”挂钩，那时我最真实、最具体的革命向往就是：吃猪变成的肉！

我下乡第二年的秋后，听说去闽赣边界开公路当民工挣的工分比生产队多又每星期有一歺肉吃，贫下中农和被再教育的知青踊跃报名。我有幸被批准加入了那支有肉吃的队伍，走进了一片深山老林。

吃到那歺肉说不准是星期几，这一来一星期就可以有七天幸福的期盼，也就有六天难耐的等待。那六天的失望在大清早的平静空气中就显示明白了。幸福降临的那一天气氛就是不一样，清晨早起的农民兄弟带回了一脸喜气：“公社电话来了！”“电话”是“猪肉”的同义词。“电话”鼓舞得屋瓦顶、柴草堆的白霜映着朝阳金光闪闪，鼓舞得工地上整天群情激昂，干劲倍增。阶级感情朴素的贫下中农个个喜气洋洋，撬石头、挖树根，出大力、流大汗，开山号子震天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今天暗午，大块猪肉！”午饭的半斤米饭菜干下了肚，有人深情地吹响了竹笛：《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有人跟着它唱出了深情的歌词：“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从草原来到天安门，咪啦啦啦哆啦啦啦，咪啦啦啦多啦啦啦……”革命理想与大块猪肉很现实很浪漫地融化了荒野的霜雪。

读过点书的知青对猪肉的热爱表达得比贫下中农虚伪，心动怦然却故作平静，私下里又商议要不要喝几口。“喝个鸟！抢吃都来不及！未等你喝农哥都抢光了！”这幸福的聚歺以大队为单位，农民与知青混合搭配八人一盆，大干快上，谁等你慢慢品尝作绅士状？

月牙升在东山坡上，人影窜动东山坡下。持续了一整天的激动、喧闹突然严峻地肃静了下来。每组八张嘴紧张地对着摆放在大地上的盛满萝卜、猪肉的大脸盆。幸福是沉默的。在沉默的幸福中按老规矩谁年长谁主事，一声坚定的口令：“食！”八双筷子齐刷刷往大盆里猛扎早已瞄好的目标。目标经常是共同的。迅速转移，继续搜索，这一筷子上来是肉是菜不容反悔！第二筷再等那声威严的“食！”，八双筷子再次齐头并进直探大盆。往下如是，同步前进……山坡上一片急切有力的咀嚼声。

月朦胧，肉朦胧，眼睛也朦胧，只有嘴巴不朦胧。八张嘴围着一大盆骤然失去高度的东西正急速开合，几百张嘴巴围攻着几十只大盆如同春夜的蚕食，几百双迷糊的眼睛扫瞄着千百块菜肉混杂的物体，几百张不朦胧的嘴巴准确地检验着几百双朦胧眼睛的工作质量。蹲在我旁边的阿成发出低声的愤怒：“干你老母的！你爸夹的块块菜头，你四只眼还块块都是肉！”我顾不上他的悲哀又同情他的失误，只能眼镜不离菜盆，语言尽量精练教导他：“瞄准难看的夹！”

很快，山坡上的气氛又轻松活泼起来了。窝成一团的人形陆陆续续变成站立的或走动的，咀嚼声渐弱，嬉闹声渐强。大盆里仅存的几块纯白东西和浑浊汤水终于使大家精神得以松懈，放手扒自己砵头里的米饭。短兵相接的“肉搏”已经结束。知青们不屑与贫下中农共同战斗到最后一刻，都先跑去河边洗碗筷。

阿成追在后面满怀感激之情称赞我：“四眼的！干你娘的，你怎么这恁内行？”我顿时被感奋得自我敬佩起来，很老师傅地道以哲理：“暗摸摸的时候，四只眼，两只眼都一样，但是，菜头和猪肉大不一样。肉是形不规整色不纯正，难看。不过，这世界上难看的往往是好东西。”

众知青听罢大有觉悟，频频点头，赞口一词：“内行！内行！”

  
文：庄南燕，男，67届厦门一中初中，1969年武平插队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