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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子缠足 脚的历史[知青大学.公共频道 ]  (http://2007.hnzqw.com/dispbbs.asp?boardid=85&id=17182)

--  作者:友情周末
--  发布时间:2007/1/28 18:11:04

--  女子缠足 脚的历史[知青大学.公共频道 ]

脚的历史之一:缠足


                 脚的历史

  “在我刚记事的时候,妈妈的祖母从山东老家来到我家。她那一双尖尖小小的鞋吸引了我:弓形的木底,镶着白边的海兰色鞋面,鞋面上绣着的各种颜色的小花,在我看来,它就象二艘精致的小船。老人穿着它,咯咯咯地走来走去。”…… 这是一位长期从事妇女工作的干部的回忆,幼时的她,还不懂得这一双尖尖的小脚,浸透了多少血和眼泪。在中国悠久而漫长的历史中,中国妇女曾忍受着各种歧视与压迫,其中也包括缠足的痛苦。在千余年的时间里,一代又一代的妇女被迫将脚裹缠起来,使它变小变尖,以取悦男子。
  为了让您了解这可悲的历史,以及革命如何铲除这一迫害妇女的陋习,我们特地选取了以下六篇文章,希望您能喜欢,并欢迎您留言和继续关注。
                            ——编者



              脚的历史之一:缠足
                 ○梁 平

  中国中部的湖南省华容县一带,曾流传过这样一首民谣:
  “裹脚呀,裹脚;裹打脚,难过活;脚儿裹得小,做事不得了;脚儿裹得尖,走路只喊天;一走,一躄,只把男人做靠身砖。”
  这民谣里,唱的是女子缠足的苦楚。缠足的习俗起于何时?何人首创?没有确切的的记载。有人说是公元十世纪南唐最后一位皇帝李煜,一个荒淫无耻的昏君,他曾让人做六尺高的金莲台,用宝物缨络装饰,命爱妃窅娘以白绫裹足,舞于台上,首开缠足的先例。也有人说在公元618—907年的唐朝,就有一老妇人在马嵬山中拾得唐明皇的杨贵妃所遗小鞋一双,只有三寸长,鞋口以珍珠装饰,老妇人因此发了财。由此断定杨贵妃是中国女子缠足的第一人。
  但是,缠足之风的兴起,还是公元960年的宋代以后。窅娘开了先例,宫女竟相仿效,后来经教坊乐籍之人的模仿传至民间。到公元1127年的南宋时期,缠足靡然成风。
  宋代的中国,封建经济高度发展,出现了与之相应的新礼教——为维护和加强封建君主专制的程朱理学。封建统治者奉理学为官方哲学,用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几条绳索加紧对人民的束缚和控制。理学的倡导者们,大力提倡扶阳抑阴(阳为男,阴为女),宣扬男尊女卑的观点。并提出了对妇女贞节和处女的严格要求,致使宋代以后妇女的地位明显下降,成为男子的附庸和玩物,她们被“凿其耳,削其足,粉黛其面首”,以博取男子欢心。南宋时福建还有一种规定,女子要在鞋下设木头,使之步履有声,以防妇女逃跑与私奔。缠足的方法正适应了这些对妇女的要求,可以“拘束其身”,“禁乱步”,“敛性情”,从而被大力提倡,到了宋朝末年,已以大脚为耻。
  缠足风俗兴起,使人口的一半成为残疾,妇女再不能跑,不能跳,不能疾步,变得更加软弱。只得将自己束缚于狭小的天地之中,思想也被拘束于一最狭小的范围。
  正因为这种压迫妇女的手段适应了统治者的需要,因而被历代封建王朝的君主所提倡、推崇。
  公元l271年到1644年的元、明两个朝代,缠足之风愈演愈烈。元代的杂剧词曲中,随处可见“三寸金莲”的说法;明代名著《水浒传》中人物潘金莲,不仅脚缠得小,而且以金莲取名。市井文学中对小脚的描述也很多。明代浙东一带,对讨饭和执贱役的人家,甚至有“男不许读书,女不许裹足”的规定,使缠足成为区分等级贵贱的标志。
  清初(公元1644年),满族入主中原,建立了少数民族统治的王朝,曾试图以本民族的习俗影响汉人,强令汉人禁止缠足。但一纸禁令,抵消不了形成巳久的社会习俗,加上清统治者上台不久,便看到缠足不仅无害于统冶,反倒利于维护封建礼教,便撤销了禁令。满族妇女纷纷效法,屡禁不止。在汉族男予被迫剃发易服,同满族男了一样拖上了一根长长的辫子的清朝,缠足之习仍岿然不功,以至清末志士梁启超叹道:“强男之头,不若弱女之足。”
  有人说:妇女必须缠足,否则强壮如男子,丈大就不能制服她了。这是男人的观点。而那些深受缠足之苦的母亲,为何又成了逼迫女儿缠足的罹人呢?究其原因,不外是为了使女儿能够讨得男子的喜欢而得到一个较好的婚姻。
  在封建社会里,妇女毫无经济地位和政治权力可言,只能依靠男子生活。她们惧怕的,一是没有儿了,不能为夫家传宗接代,二是得不到丈夫的宠爱。既然小脚可以决定尊卑与贵贱,何不用紧缚的脚带,来系牢男子的爱情呢?这是一种类似宗教殉道观念的自我牺牲。
  旧时男人认为,女子以柔弱为美。这种流行于封建社会的病态的审美观念,是大男子主义的表现。尤其上等人家娶媳妇,先不问聪明美貌与否,只问脚有多大。媳妇脚小,表明婆家家道富有,女子能坐以待食。又表明从小有家教,长大不致放浪。由于小脚成为订婚条件之一,便有千百万个女孩,忍受着一生的苦楚,将脚缠了又缠。
  缠足从幼儿开始。一般富家女儿从五、六岁便开始缠足,穷家之女,多待十几岁才缠,闲为需要帮助父母干活。年龄愈大,其痛苦愈剧烈。
缠足所用工具,不过是一条手机纺织的布袋,宽为二寸,长为丈余,将布的一端,由脚面拦过四个小趾,使压于足心,再由足心缠绕一周,经过足背,而达脚跟。使后跟与脚趾相接,脚面屈作弓形脚底折作凹状。然后再如前缠绕数圈,将余布用线密缝封口。
  女子缠足时,往往终夜哭泣不已。寒冷天气,也不敢将脚包入被中,因为肢体热,则痛苦更甚,犹如锥刺。缠的过程中,筋肉常常溃烂,并有因此而丧生者。
  这种可畏的痛苦,要长达一年之久。以后渐渐减轻,到二、三年后才不觉疼痛。
  也有农人家的女子,或偏乡僻壤的村妇,一双脚未经缠裹,待到出嫁,将脚略事束缚,婚礼完毕,立即松开,照样可以里外操劳。边远穷乡的妇女,往往全是大脚,既能跋山涉水,又能走长路,偶尔走近城市,或遇到迎神庙会,把脚略加修饰就行了。少数民族的妇女,更是绝少缠足。广东、广西及江南一带女子,素有下田干活儿的习惯,天足妇女也很多。
  妇女缠足,还产生了一些相关的习俗。
  缠足之风导致社会习尚以小脚为美,民间有了赛脚的活动。春秋两季,各地赶庙会时,妇女们便坐在门前板凳上,用帘子遮身,只露出双脚供行人品评。这种风气,以山西大同最盛,称晾脚会。与比美相反,缠足同时又使妇女产生羞耻感,当她们洗脚时。不许丈夫随便窥探,一旦小脚被人看到,就等于受到侮辱。女子将绣鞋送人,便是定情的表示。受苦不过时,裹脚布又成了最方便的自缢之物。
                        (摘自《英文中国妇女》)

--  作者:友情周末
--  发布时间:2007/1/28 18: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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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的历史之二:反缠足的志士




             脚的历史之二:反缠足的志士
                  ○吕美颐

  卫道的圣人们,特地替女子制造下许多枷铐锁链——礼教,但总不大放心,便又竭力想出许多约束和防范的法子来,缠足是约束女子的最残酷的办法。
  缠足之后,女子不便行走,自可以“防隔内外,禁止淫佚。”《女儿经》上说:“为甚事,裹了脚?不因好看如弓曲;恐她轻走出房门,千缠万裹来约束。”歌谣唱道:“裹上脚,裹上脚!大门以外不许你走一匝!”
  可是“物极必反”,稍有点人性的反抗精神的再也没有“容忍”、“缄默”的余地了。
  宋朝(公元960——1279)已有人发出了反抗缠足的第一声,质问:“缠得小束,不知何用?”在根深蒂固的缠足之风中的呼喊,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强大了。
  清朝道光(1823——1850)初年,一个叫李汝珍的人,以女子为题材写了一部《镜花缘》。他有意安排了男子在女儿国中吃尽缠足之苦的情节,对缠足之风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对只享受“小脚之用”的男子,总能引起一些警觉了。以后,有人从各个方面分析缠足的弊害。俞正燮说缠足会把女子弄弱,男子也要受累。他又说缠足是从前舞女的贱服,缠足的女子是低贱的,男子也随之而贱。这在当时都是非常大胆的言沦。此外,道光年间的龚自珍,也是极力提倡天足的一员健将。他的歌咏中,屡屡露出提倡天足的思想。如:“娶妻幸得阴山种,玉颜大脚其仙乎?”意思是娶了一个大脚的妻子,非常满意。
  不但男子敢大胆反对缠足,就是贴伏如羔羊的懦弱女予,此时也揭竿而起了。有女子写了《谢禁缠足表》,陈述缠足的苦处,指出“男女虽殊,而天性之亲无异。”反映了女子的觉悟。这一时期,声势较大的,是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中的禁缠足。
  1851年,中国的南方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革命战争。战火席卷半个中国,建立农民政权达十年之久。由于战争的需要,太平天国对妇女采取了一系列开明的措施,经济上同男子一样可以分得土地,政治上设有女官制度,并允许女子参军、参战、参加科举考试,农民政权还下令废除买卖婚姻,严禁娼妓、买卖奴婢及缠足,以鼓励组织妇女参加各种劳动生产。太平天国时期,太平军内吸收了不少“赤足裹头”的劳动妇女。太平天国运动发展到长江流域的湖北省后,妇女人数增加,太平军又采取了“悉迫令解足”的措施,强制妇女不再缠足。1853年太平军定都天津,军中女兵不下十余万人,均被编入女馆,或进绣锦营,或进劳作队。由于男子多赴前线作战,妇女承担了割稻、收麦、挑砖、负米、劈竹签等重体力劳动。太平军大营之内,“令女馆妇女悉去脚缠。”“夜问女百长逐一查看,有未去脚缠者,轻者责打,重则折脚。”这样,缠足恶习在一定范围内有所扭转。部分妇女们在肢体上以及政治、经济、思想方面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社会风气发生了变化。有书记载,1861年英同军官吴士礼剑天京(令南京)访问时,他得到的印象是:“这里跟全国我所曾游的其他城市大异的地方,即是妇女随便游行,或乘马于通衢大道……”
  但是,太平天国的禁止缠足,多半出于战争的需要,采取的是强制手段。制订禁令的人始终也未能摆脱封建主义的羁绊,不可能从思想上动摇人们对缠足的传统认识。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这一新气象也风流云散。对整个社会,没有产生更大的影响。
  1840年对中同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鸦片战争爆发了。资本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列强们取得了在中国自由传教的特权,天主教、耶稣教的传教士蜂涌而下。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西方传教士开始宣传不缠足。他们除散发传单、小册子外,主要依靠办报纸作为宣传工具。传教士们以每篇润笔洋几十元的高价,在社会广泛征求有关抨击缠足恶习的文章。《万国公报》上,先后发表了不少反缠足的文章,其中有西方传教士的手笔,而以中国教徒撰写者居多。这些文章反复讲述缠足的危害,指出缠足有损于妇女健康,使“足胚常冷不温”,进而“召痼疾”、“戕生命”。妇女缠足“不能操作”,使“男人而做女工”,造成“民用空乏”、“国计困穷”。当然,他们更重视的是“不能赴稍远之会堂听道礼拜。”他们从“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宗教教义出发,强渊“上帝生人,不分男女,各予两足”。女子缠足则将“重用之肢,归于无用之地”,是“辜天恩、悖天理、逆天命,罪恶从生。”
  传教士们不厌其烦地呼吁清廷,对缠足严加申警,建议各商埠外商所设工厂“所用女工不收小脚”。要求入教之家的妇女放足。
  1875年,厦门传教士在信徒中组织了“厦门不缠足会”。规定,凡不愿为女儿缠足的人都可入会。入会者须立约划押,保证履行公约。这是我们知道的最早建立的不缠足团体。该会前后举办了三年,入会者八十余家。1895年4月,以英国商人立德的夫人为首的西方女传教士及“女善士”,在上海没立了“天足会”,并且筹集捐款,选举董事,著书作论,印送行世。
  同西方传教士举办各种慈善事业和传播科技文化一样,提倡不缠足者中,阑然有虔诚善良的基督徒,但他们的活动,是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很难为中国人民接受,产生的影响也十分有限。尽管如此,中国的资产阶级维新派还是从中汲取了一些有成效的经验。
  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已经注目妇女问题,他们主张“男女并重”,反对把妇女当作“玩好之物”。一位叫陈虬的提出“驰女足”和“严禁裹足”的主张。维新派代表人物郑观应也指出:缠足是中国妇女的大不幸,“如膺大戮,如负重疾,如沟沉灾”,应该彻底废除。
  这些看法,在当时还只是少数先进知识分子的认识,不能形成强大的思想潮流。看来,缠足之风,只有在惊天动地的社会大变革中才能来个较大的改变。
  晚清大规模的不缠足运动,随着民族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而开展起来。
                        (摘自《英文中国妇女》)

--  作者:友情周末
--  发布时间:2007/1/28 18: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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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的历史之三:戊戍维新时期的不缠足运动高潮



         脚的历史之三:戊戍维新时期的不缠足运动高潮
                 ○吕美颐

  戊戍时期,有人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名叫《中同之女铜像》。书中的女主人公受到新思想的影响,要将正缠裹着的小脚放开。她的守旧婆婆坚决反对,并哀叹:“只可惜我们一二百年的小脚家风,被怪妇断送得尽尽绝绝。”并恶狠狠地说:“他断送我们的小脚种子,我也只得给他些厉害看看了。”
  这不仅是一个婆婆的话,而是道出了封建顽固派对维新派戒缠足运动的仇恨。戊戍时期(公元1898年)资产阶级维新派发起领导的戒缠足运动,正是在同封建守旧势力的斗争中展开的。
  十九世纪末,刚刚诞生的中国资产阶级,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为了取得政权,不得不向社会各个方面寻找支持的力量。资产阶级朦胧地意识到,占人口半数的妇女,是一支不可忽视的生力军。于是,他们承担起妇女解放运动领导者的责任,把解放妇女纳入维新变法的轨道。
  维新派认识到,形体的解放,是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因而把不缠足当作妇女解放的突破口。他们在积极兴办女学堂、创办女报刊的同时,用很大精力倡导了不缠足运动。他们开展了大规模的宣传活动,组织了不缠足团体,把不缠足运动搞得有声有色。
  当时,在《时务报》、《湘报》、《国闻报》、《女学报》等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办的报纸上,曾刊登了大量关于戒缠足的文章和报道。一些论著还被选印成册,广泛散发。
  维新派的宣传活动,刺激了顽固派,他们认为堂堂中华秉礼之国,固有的伦理观念、社会习俗无需改观。扬言不缠足于强国无益,无足挂齿。一些守旧派人士说:缠足是两千年来居民士庶一体遵行的古制,不可废,男女的区别在于足,女子不缠足会使男女混杂,败坏风气;还有人说:不缠足,对女子无所约束,任其高视阔步,其结果必使“女权日重”。更有甚者,把女子缠足视为国宝,奉为神明,说洋务运动以后中国旧制硕果仅存的,便是女子之足。如此谬论,不一而足。
  维新派利用宣传工具有力驳斥了这些谬论。
  首先,他们从强国保种的角度,揭示缠足的弊害。他们说,列强虎视耽耽地觎视着中国,正喜欢我们自残自毙,而缠足就如同作茧自缚,使妇女们成了残废的人,大大消弱了自已的力量。妇女因缠足而气血不流畅,不仅上传身体,还会流传子孙,带来整个民族的羸弱。因此,他们强调,要救国,先救种;要救种,先去掉害种之事;而害种之事,莫过于缠足。妇女不缠足了,才能母健儿肥,人种也渐渐改进。维新派还从富国富民角度出发,指出妇女如果都来放足舒趾,从业之人中增加一倍,土产物产及各地区税务,也可以增加一倍。国富民强,指日可待。
  第二,维新派从维护妇女自身权益出发,痛斥了缠足对女子身心的迫害。他们说,缠足残害女子肢体,使妇女行动艰难,只能深居闺阁,足不出户,孤陋寡闻。聪明才智受到严重的封锁和压制,是“削人权”的行为。
  维新派还特别强调说,缠足使妇女失去了经济独立的基本条件。女子缠足后,走路靠人搀扶,站立靠倚他物。贫苦人家的女子,为生活所迫,要从事女红,或下田劳作,常苦于力不胜任;富贵人家的女儿,终日颓坐,行动需人相伴,结果不能学习本领。
  此外,缠足还使妇女丧失了自卫能力,遇灾祸盗贼而不能防身,安全也没了保障。
  资产阶级这些以民权学说为指导的宣传和与爱国救亡、维新变法运动相结合的不缠足主张,有力驳斥了顽固派的谬论,触动了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更多的人开始意识到缠足的危害。
  但是,在千余年来人们把腐朽当神奇,对缠足恶习举国仿效的中国,要提倡戒缠足,确是一件难事。那时的大脚姑娘嫁不掉,所以不得不结成不缠足的同盟,以对抗社会的压力。
  1887年,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在他的家乡广东南海,仿照传教士创办的不缠足组织,谋创“不缠足会”,但在族人、乡人的强烈反对下,失败了。1895年,康有为与弟弟康广仁再度在广东成立不缠足会,他的女儿康同薇、康同璧带头不缠足,在当地产生很大影响。两年后,广东顺德也组织起不缠足会,入会者多至百人。
  当时最有影响的不缠足组织是上海不缠足会。该会会章规定,凡入会人所生女子,不得缠足;凡入会人所生男子,不得娶缠足之女。并在各省建立分会,各州、县、市、集设小分会。上海不缠足总会于1897年6 月30日正式成立。
  上海不缠足总会成立后,海内风动。各地名士纷纷来信表示赞同,讨论条例,据有人或有夸大的估计,入会者约三十多万人。在上海总会带动下,全国先后成立了许多不缠足会组织。一时间不缠足成为舆论的中心之一,进步报刊还对放足进行具体指导,选登洗足药方,一些鞋店特别出售放足鞋。资产阶级维新派人士有的上书清廷,要求严禁缠足;有的拟定各类奖惩办法供朝廷备采;有的人慷慨解囊,赞助不缠足会的活动。一些地方女学堂在章程中规定,“以不缠足为第一要义”,优先招收不缠足女生。社会上还出现了激进知识分子争娶不缠足妇女的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湖南是维新势力最强的省份。1897年下半年,维新派人物谭嗣同等开始筹办不缠足会,他们先在《湘报》上刊登了广告,邀请愿入会者前来登记,随后又在《湘报》上公布了二十一条章程。1898年1月在长沙正式成立湖南省不缠足会。为防止妇女放足后为世俗所弃,他们特地制订了《湖南不缠足会嫁娶章程》十款,除规定入会者可以互通婚姻,娶会外人须系不缠足之人外,还提倡婚嫁不限远近,不计较聘礼与嫁妆多少,并号召入会者出资“随地设立女塾”。这些规定,对于改变旧习俗,推动不缠足运动起了一定作用。
  署理湖南按察使的黄遵宪,应开明绅士之请,颁布了禁幼女缠足的告示,列举弊端七条,要求全省上下开展不缠足运动。以官方名义公开出面倡导不缠足。
  1898年7月,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又上书光绪皇帝《请禁妇女裹足折》,他在列举缠足危害时,将中西妇女进行了比较,说欧美人体直气壮,是因为他们的母亲不裹足,中国人纤弱是因母亲缠足所至。康有为希望得到光绪帝的支持,自上而下地戒缠足。但直到戊戌政变前光绪帝始终没有发出上谕。政变发生后,维新运动被镇压,上海兼办不缠足总会的大同书局被查封,各省不缠足会相继瓦解。随着变法维新运动的失败,资产阶级倡导的不缠足运动也陷于夭折。
  维新派以爱国主义为思想基础,领导和组织的不缠足运动,有力地冲击了千余年来摧残妇女的恶习,结束了小脚狂的时代,开创了社会新风气。不缠足运动与当时兴办女学的活动相辅相成,完成了对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启蒙。但是,这一运动在全国发展并不平衡,在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农村和劳动妇女中间未能开展,而且宣传、组织者主要是男子。这些都是戊戌时期不缠足运动的局限。
  不缠足运动既然是一场触动千百年习惯势力和社会风气的深刻变革,就必然有人反对。它不仅来自反对变法维新的封建顽固派,还来自旧的习惯势力和传统观念。这种“数百年之旧说,千万人之陋习”虽极愚谬,却“积久成是”,成为一种强大的历史惰力。缠足本不是天下女子乐为之事,其害世人皆知,但要兴起不缠足,仍要受到指责非难。难怪维新人物康有为叹日:“盖变千年之俗,诚不易也。”
                        (摘自《英文中国妇女》)


--  作者:友情周末
--  发布时间:2007/1/28 18:1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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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的历史之四:二十世纪初第二次不缠足运动高潮


        脚的历史之四:二十世纪初第二次不缠足运动高潮
                 ○吕美颐

  1898年,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变法失败,不缠足运动也处于低潮,不缠足团体停止了活动,缠足之风东山再起。只有西方传教士办的“天足会”还在公开活动。
  到1900年以后,不缠足运动才有了新的起色,1901到1905年再度形成高潮。
  不缠足运动发达的根本原因,在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兴起,并成为不可阻挡之势。“西学”进一步输入中国,“天赋人权”、“男女平等”之说也经太平洋漂泊而来。中国一代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掀起了广泛的社会启蒙运动。妇女解放运动随之发展起来。自1901年一位中国人在上海创立务本女学后,各地竞设女学成风;1902年《女学报》在上海重新创刊,很快一大批女子报刊创办于国内外。1903年,作为女子团体的“女学会”也在上海成立,使妇女解放运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不缠足一事,随着妇女解放运动高潮的到来而重掀高潮。
  二十世纪初,清政府的统治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国内人民斗争的双重打击下,出现严重危机,为了渡过难关,慈禧太后勿忙打出了变法旗号,发布了“新政”上谕。其后,又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开始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改革,1901年2月1日慈禧正式下达了劝戒缠足的上谕。清政府的明确表态,大大减少了不缠足运动的阻力,并使不缠足在某些人眼中变为时髦的事情。很多封建官僚、督抚大吏,也以不缠足的积极倡导者自居。四川总督刊印了《不缠足官话浅说》五万本,颁布所属各官绅;直隶总督、湖北总督亲自撰文劝戒缠足,到l904年,中国十八个省的总督都有了不缠足的指示,很多大员亲自参加不缠足组织召开的各种集会,以表支持。不少官员让自己的妻、女、亲属率先放足。
  1901年到1905年的不缠足运动,扩展的地区十分广泛,不仅在大城市迅速发展,也深入乡镇农村。当时京城内外遍贴劝戒缠足的上谕及官府告示;在有的地区,禁止缠足的通告张挂于大街小巷,沿途不断有人分送劝戒缠足的宣传品。不缠足会、分会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
  1905年1月10日天足会在上海议事厅举行会议,与会者不下八百人,会场十分拥挤。一次会上往往就发出一、两千本宣传不缠足的小册子。仅1905年一年天足会在上海、成都、西安发放的宣传品,就有十万余本。据当时统计,在运动发达的省份,富家女子不缠足者已十有七八。广州市放足者十有八九。象山东潍县这样一个普通县份,“放足者不下千人”。出现了“女子相率放足者,指不胜屈”的局面。
  几年前,资产阶级维新派倡导不缠足时,发起参加者还主要是男子。各种不缠足团体,也属于男子为保护妇女结成的联盟。妇女们虽是缠足的直接受害者,但拘于封建礼教的约束,大多数人还不敢在社会上抛头露面,公开地为自身的解放奔走呼号。 1901年后,这种局面被突破了。一批先进的知识妇女,开始走上革命道路,在积极进行政治斗争的同时,热心倡导不缠足。女革命家秋瑾1904年连续发表了《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等文章,号召广大妇女积极行动,对缠足恶俗“兴师问罪”。大多数妇女虽尚无参加政治斗争的觉悟,但为着自身利益,也积极参加了不缠足运动。1905年天足会在上海召开的大会,到会千余人其中有1/3是妇女。山东潍县召开的不缠足会,到会女宾达四百人。有些妇女还在集会上发表演讲,痛陈缠足之苦之害。
  这时,还出现了妇女自己组织的不缠足会。1903年2月16日,由高白叔夫人主持成立了《杭州放足会》,女来宾八十余人。会上,诸女士慷慨陈词,会后合影留念,十分隆重。这是中国妇女自办的第一个不缠足团体。由于妇女的加入,不缠足运动显现了极大的活力。社会人士对女子的认识也于前大不相同了。当时,中国出现了崭新的“国民”概念,这是一种“备人有格,享有人权"、“自立于天地”的“新民”。妇女自然成为“国民之母”。人们认识到,伟大高尚的国民,不可能生自孱弱污贱的女子,中国国民之所以以病夫贻笑他国,原因之一就是体魄的脆弱。而体魄脆弱,难道不是国民之母都缠足造成的吗?因此,要铸造强健的国民,从先铸造国民之母开始,必须解除国民之母的缠足恶习。
  很多报刊以“天赋人权”的理论,宣扬“男女同生天地间,同有天赋之权力,同有争存之能力”,即同享“民权”的主张。他们强调说,女权与民权有直接关系,缠足使女子成为废人、病人,愚昧而怯懦,还谈什么女权!女权没有了,何言民权,如此,必然带来国家的衰弱。这种削弱女权、侵犯民权来认识缠足的危害,是思想认识的一大提高。
  此外,随着近代科学知识的传播,人们开始用遗传学说明缠足如何使传种愈弱;用体育学、卫生学来论述缠足如何损害妇女的身体,造成难产及易患某些妇女病。有的地方还用x光片来证实缠足使脚骨折断变形。使宣传工作更有说服力。
  由于不缠足运动声势浩大和清廷颁布了劝戒缠足的上谕,顽固守旧分子慑于舆论的压力和皇权的威力,不敢明目张胆地反对不缠足,但暗地作祟的情况仍时有发生。一些地方,不缠足会被诬为“谄媚洋教”,有的地方出现了咒骂不缠足运动的无名揭帖,还有的地方不缠足会的会牌被人窃走,斗争十分尖锐。
  不缠足运动遇到的强大阻力,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艰难历程。
  1905年以后,中国的形势有了重大变化,资产阶级革命派成为政治舞台上的生力军,妇女运动受到革命形势的影响,有了新的发展。早期的女子留学生冲破家庭牢笼,面向世界,以秋瑾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妇女,积极投身推翻清王朝的斗争,并勇敢地为革命流血捐躯。不缠足运动作为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全国继续发展。1907年专门宣传不缠足的《天足报》问世,同年,上海士绅接收了传教士主办的天足会,各种不缠足团体在城乡宣传始终很活跃。
  在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中,不缠足运动已不再是妇女解放运动的中心内容。但是晚清不缠足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摧残妇女的陈规陋俗。它冲击了千百年来歧视妇女的传统观念,更重要的是,妇女们在获得形体解放的过程中,接受了教育,接触到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产生了连锁反应,参加不缠足运动往往成为先进妇女追求解放,甚至走上革命道路的起点。
                        (摘自《英文中国妇女》)



--  作者:友情周末
--  发布时间:2007/1/28 18: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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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的历史之五:放开缠脚布


              脚的历史之五:放开缠脚布
                  ○张家芬

  缠足恶习风行千年。从公元960年的宋朝初年,直到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才告结束。但是,这并非意味在广大落后的农村以及一部分地区缠足之风已被禁绝,在以后的革命战争年代,妇女们继续为禁止缠足而斗争,并且还进行着另一项更为广泛的工作——劝导千百万已经缠足的妇女放开她们的裹脚布。
  放开裹脚布并非一件简单的事情。比如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一位妇女领袖何香凝,就是用剪刀保住了她的天足。
何香凝从小好胜,在院子里爬树,哥哥弟弟都比不过她。她家的几位亲戚同太平天国的人做过买卖,太平天国是第一场注意到妇女的农民战争。亲戚们讲了不少关于太平军女兵的战斗故事,讲她们都是天足,英勇善战。何香凝非常羡慕,便从心里讨厌缠足。当她的母亲希望女儿养成淑女的性格,而强行给她缠足时,她每天晚上都用剪刀将缠足布剪掉。剪刀被搜去,她就再买来剪刀,藏在祭祀祖先的祭坛香炉下面。等到大家都睡觉以后,再将缠足布剪掉。屡次如此,母亲最后只好放弃了给她缠足的念头。
  何香凝十八岁时,她后来的丈夫廖仲恺从美国回到家乡,这位生长在大洋彼岸的青年人不喜欢缠足的女子,非要找个大脚的妻子不可。何香凝适合他的条件,他们结了婚。婚后两人情投意合、非常幸福。他俩先后赴日本留学,并在那里一起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活动。
  另一位叫谢冰莹的妇女,她的母亲已体会到小脚的不方便,决定迟一点替她裹脚。但后来惧怕邻里的闲话,还是将她的脚缠上紧紧的带子,塞入一双朱红绸子做的尖尖的花鞋里面。那时,母亲认为应当替女儿做的三件大事是:裹足、穿耳、出嫁。 12岁时,谢冰莹走出封闭的家进入大同女校读书。看见许多活泼天真的女孩子在拍皮球、跳绳,她快乐得发疯了。可是她的脚还是紧紧地被带子裹着,而裹脚是她向母亲换取读书机会的条件。她的同学里小脚姑娘很多,几个天足的老同学每天来检查她们的脚放了没有。谢冰莹逐渐感到自己的三寸金莲太丢人了,最后将她那蓝色的裹脚布统统烧掉。从此下大雨的时候,她也可以赤脚在天井里玩水了。
  谢冰莹后来成了一位女战士和著名的女作家。
  1911年到1927年这一段时间里,有很多女工、乡村妇女、女学生参加了反对列强侵略,打倒军阀的国民革命,她们不仅自己去掉了包脚布的束缚,还积极动员其他姐妹放足。男性的革命者,抱着同情与支持的立场。也担负起宣传放足的责任。
  1917年7月,年轻的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撰文,痛斥女子“包脚为肉刑”;1920年冬天,新成立的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在《群报》上发表文章,号召妇女不缠足;早期共产党人李大钊还嘱咐生活在农村的女儿要带头不缠脚;首倡大学开放女禁的蔡元培,早在1900年丧妻后,向媒人提出的第一个择偶条件就是天足。二十年代相继成立的一些妇女革命团体和女权运动同盟,也都把禁缠足作为争取男女平等的条件之一。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北伐革命战争中群众性的放足运动。
  由女革命者高怡波等率领的三支女子北伐队,分别从广东、广西、湖南北上。她们边走边宣传打倒列强、打倒军阀,同时在沿途经过的地区鼓动女子放脚、剪发。在她们带动下,很多乡镇建立了女子协会,帮助妇女放足、剪头发。北伐军经过的福建、江西、河南等省,都颁布了有关放足和禁止缠足的告示,有的县、乡还组织了天足运动委员会。委员会的委员们上街宣传放脚的好处,还教妇女们唱“放足歌”,歌中唱道:“缠足实在真可怜,受尽苦中苦,身体不安全,弱人种,妨工作,放足莫迟延。眼见中华人强健,男女都平权。”
  1926年10月,北伐军占领长江边上的武汉,国民政府也由广州迁到武汉,湖北一时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革命潮流有力推动了放足运动。1927年1月8日,湖北省工人代表大会决议案指出:湖北女工、童工至今尚缠足、包小脚。3月8日,汉口十万妇女集会纪念三八节,一发言者讲妇女解放须将本身锁链解除,如缠足一事,束缚我们妇女同胞,残废我们妇女同胞的身体。经会议主席提议,通电全省妇女,一致起来放足,并且禁止小孩缠足。会后,群众游行,提出包括严令各地官吏采取措施,禁止缠足等十三项要求。
  3月23日,湖北政务委员会公布了“取缔女子缠足条例”,规定:以三个月为劝导取缔缠足期,逾期仍有违抗者,处以数目不等的罚金。湖北妇女放足运动委员会还通令全省各县、市、乡组织放足分会、小组,大张旗鼓宣传放足,同时调查登记小脚人数、名单。据汉口《民国日报》记载,武汉三镇当年实行放足的妇女已达十分之九。
  与湖北相邻的湖南,农民运动开展得十分猛烈。衡阳县农民协会妇女部刊印了一首农妇歌,用通俗易懂的民谣形式给妇女们讲解翻身求解放的道理,号召她们加入农民协会。歌中唱道:农妇更要莫包脚,包脚不便做工作,遇着一些重大事情,没有男子莫奈何。
  1926年底1927年初,湖南农民和妇女举行的代表大会,都把严禁妇女包小脚写入大会宣言。岳阳农民协会和女界联合会领导的天足会,公布简章规定:“本会以铲除缠足之毒魔痛苦,促进女界天足,注重身体之发育,以求达到男女平权之目的,为唯一宗旨。”“妇女概不准缠足,已缠者一律解放,违者视情况分别处以四、二、一元罚金;”“凡共产党员之家属及妇女,须带头施行,否则也处以罚款。”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妇女组织遭到破坏,大规模的放足运动受挫。但是它的影响已深入千家万户,不会消失了。甚至在地方军阀韩复渠管辖下的山东省——这个孔夫子诞生的省份,也继续明令禁止妇女缠足。韩复渠甚至下令,从1937年1月起,男子不准与20岁以下缠过足的妇女结婚,违者处罚。
  但是,在少数封闭、落后的穷乡僻壤,传统习俗仍较深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小脚妇女仍旧蹒跚地在锅台边、院落里走,消磨着最宝贵的青春。直到1947年,一位来自山东南部的妇女工作干部在延安面对妇女们热火朝天的生产和学习,叹息说,她们那里的妇女全部是小脚,甚至七、八岁的女孩子也几乎都裹着脚。
  个别落后地区的缠足风气仍旧存在。但是,放足运动取得的效果同样十分明显。例如,就在上面所说的山东省,1946年在解放区,已有百分之七十的妇女放足,总共有四百二十一万一千二百九十二名妇女。1941年到1943年对云南一个城镇的调查表明,所有过了三十岁的妇女都缠足,不到三十岁的妇女缠足的就很少。在城市和国民革命开展的地区,放足已不再作为妇女解放的重要问题。
  正如早期共产党人恽代英所说:“缠足是妇女受封建压迫的内容之一,妇女参加国民革命,谋求自己的解放,应当在缠足等问题上进行‘彻底改造’”。这一时期的群众性放足运动,正是借助了国民革命的东风得以实现的。
                        (摘自《英文中国妇女》)

--  作者:友情周末
--  发布时间:2007/1/28 18: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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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的历史之六:“解放脚”


              脚的历史之六:“解放脚”
                  ○张家芬

  缠过又放开的小脚,被称“解放脚”,它略小于天足;这个时兴的名字还含着革命解放了妇女的双脚的用意,直到今天,一些商店里仍在出售为那一代老人准备的“放脚鞋”。
  三、四十年代,在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解放区,解放妇女双脚的工作是为进行革命战争服务的。
  1932年5月,江西省的苏维埃政府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宁都等新发展的苏维埃区域,十六岁以上的女子,十分之八是小脚。因为脚小,下田插秧、上山砍柴。挑水都有困难,不得不依靠丈夫和儿子。当时苏维埃处在包围之中,形势十分紧迫,青壮年男子都去当红军了,后方的农业生产,给红军送弹药、抬担架这些工作都需要妇女参加,因此,红色区域内加紧实行放足、就变得十分紧迫。并且,它的目的已超越了仅仅为了解除妇女的肌肤之苦;而是由于革命和战争的需要。当时的中共江西省委妇女部长蔡畅,提出“要广泛的进行放脚运动”。缠过脚的妇女干部带头解开了她们的裹脚布。
  由于缠脚的妇女每日用绷带紧紧地裹住骨头,起了支撑骨头的肌肉的作用,有时候打开布反而削弱了体力,因此放足时也要讲求办法。童养媳出身的闽浙赣苏维埃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主任杨树兰,回忆当年她带头放脚的情况时说:为了把脚放开,她拆下长长的裹脚布,把脚泡在温水里,用棉花将弯曲的脚趾垫起,慢慢舒展开,一次一次的,就这样把脚放开了,从此,她有了一双“解放脚”。
  那时,根据地的红军时时要作战,妇女也要参加战斗。放了脚的妇女如何练习行走,方能日匍夜行于山峦丛林,开展游击战争呢?曾任闽浙赣青年妇女部长的王荣贞——又是一位当过童养媳的农村妇女,她回忆道:1934年红军主力北上长征后,她随游击队分散到山里打游击,坚持斗争。她和队员们辗转于山谷峻岭之中,靠着一双缠过又放了的半大脚,熬过了八年的艰苦生活。她说,党的早期领导人方志敏同志,在闽浙赣根据地开辟伊始,就多次在党和妇女干部的会议上,作出开展放足的决议,要求妇女干部带头,并且告诉她们,放了脚,还要练脚力,战斗环境中没有一双能走、能跑的脚是不行的。因此,她放了脚后抓紧时间练习脚力,举杠子,搬石头,单脚独立,跑步……她深情地说:我这双“解放脚”,踏遍闽浙赣地区的山山岭岭,经过了艰苦战争生活的考验,这都是听了方志敏同志的话呵!被誉为“红军女司令”的康克清,现在是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她的一双大脚帮助她南征北战而未受脚疼的痛苦。这位出生在江西农村的妇女,童年便成了望郎媳。她听到新派妇女号召女子不缠脚的宣传,便打定主意保护自己的天足。她向养母、养祖母说,缠了脚,她将不能上山放牛、砍柴,也不能去河塘挑水和下田干活儿。她的决心赢得了老人的同情,后来,她参加了红军,并担任了一支二百人的女子义勇队的队长。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又在一些偏僻落后的乡村建立了抗日根据地,陕甘宁边区就是最有名的地区。当共产党人到达时,这个地区仍在给女孩缠足,当地妇女又尖又小的脚和南方来的“苦力大脚”形成鲜明对照。当这些妇女不得不下田锄草或薅菌时,就在双膝捆绑上厚厚的布垫子或旧鞋底,在田中一步步匍匐前移。
  为了使这些妇女得到解脱,共产党的妇女干部做了很多工作。她们没有试图强迫妇女们解开裹脚布,而是首先用自己穿着草鞋的解放脚爬山下岭的自由行动影响她们,妇女干部还在街道两旁张贴写给群众看的街头诗:
  宝塔山,高又高,张三娶了个女姣姣。
  眼睛黑,身段巧,可惜一双小脚象辣椒。
  地不会种,水不会挑,
  走路风摆腰,怕过独木桥,
  鬼子打来更是逃不了。
  边区笫一位女县长——安塞县长邵清华,是来自城市的知识分子。一次在乡村的庙会上,她登台劝导妇女放脚。台下的妇女们个个红着脸,羞答答地低着头哧哧笑而不语。邵清华便命令一位青年女子脱下鞋,解开裹脚布,然后抖搂着它,向人们述说妇女缠足的痛苦,讲解放脚干革命的道理。在庙会上,她规定各乡各村要建立放足委员会,妇女干部要下乡检查放足工作,教给妇女放足的方法。如今,那里的老人谈起这位女县长的时候,还啧啧称赞说,这是她的“政绩”。因为从那次以后,安塞县放足工作的局面打开了。
  1937年7月,在陕甘宁边区召开的县区长联席会上,经周恩来、邓小平等人提议,通过了禁止妇女缠足的议案。1939年8月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颁布“禁止妇女缠足条例”。条例规定;.凡违抗并继续给妇女缠足者,分别处以半年、一年时间的徒刑。此后,又多次发出训令,限期完成。1940年,八路军总部到达华北,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放足运动也在五台山、太行山区和华北一些农村开展起来。当时的八路军十八集团军付司令员彭德怀,在一次妇女委员会上讲话时,尖锐地指出:在以小脚为美的观念下,将妇女送上“三寸金莲”的绞台,剥夺了妇女最后一点走路的自由,成为永远幽禁在家庭的囚犯。“妇女运动的基本纲领就是解除如缠足、包办婚姻等妇女所受的特殊的封建束缚和压迫,以便达到抗日之总任务。”放开小脚的妇女高唱着:“剪发放足男人样,日本来了能抵抗”的歌曲,她们和男人一样操练,并积极参加了华北地区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游击战争。在青纱帐里,地道的巷道中,到处活跃着她们的身影。
  抗日战争的形势不断发展,妇女广泛参加了对敌斗争,放脚工作也不再困难。
  新中国成立后,缠足的恶习得到根除。妇女们在法律上获得了与男子同等的权利,可以自由地读书、就业、恋爱、结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回想从小脚到“解放脚”,再到天足的历史,可以看到是革命帮助了妇女,使她们走出狭小的天地,看到了更广阔的社会,接触到新的思想,进而反省到自己的痛苦,挣断了身上的锁链。
                        (摘自《英文中国妇女》)



--  作者:友情周末
--  发布时间:2007/1/29 1:3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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