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的十月革命改变了人类历史的方向，它对中国的影响更是至深巨大。今天由这场革命所形成的苏维埃政权也落幕已久，在它90周年到来的日子里，有人怀念，有人诅咒。其实，如何看待这场革命，从历史到今天，始终就是一个问题。这里不妨呈现一下当年胡适、鲁迅对苏俄革命的看法，他们的意见庶几能给今天的我们提供一个参照。

胡适对苏俄革命抱持的态度是“同情之理解”他说“俄国的大革命，在经济方面要争取劳农大众的利益，那是我们同情的。”但下面话锋一转：俄国大革命的“阶级斗争的方法，造成了一种不容忍、反自由的政治制度，我认为那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不幸的事。这种反自由、不民主的政治制度是不好的，所以必须依靠暴力强力来维持他，结果是三十年很残忍地压迫与消灭反对党，终于从一党的专制走上了一个人的专制。”

在西方，民主政治是一种“政党政治”。它的基本条件是有两个互为作用和互为反对的政党存在，一在野，一在朝。而暴力革命已经破坏了反对党存在这一民主政治的最基本的条件。

鲁迅是革命的盛赞者，他的名言是“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如果说胡适不赞成革命是担心革命后的暴力因其惯性而刹不住车，鲁迅担心的却是革命后暴力没有贯彻到底，以致功亏一篑。1927年，鲁迅写下了《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文中涉及俄国革命，他引用了列宁的一段话：“第一件事就是不要陶醉于胜利，不要骄傲；第二件事就是要巩固自己的胜利；第三件事就是要彻底消灭敌人，因为人只是被打败了，但是还远远没有被彻底消灭。”鲁迅盛赞：能说出这种话，“俄国究竟是革命的世家，列宁究竟是革命的老手”。并由此及彼，把十月革命的经验引入到对中国历史的反思：“前年，我作了篇短文主张‘落水狗’还是非痛打不可，就有老实人以为苛酷，太欠大度和宽容…在中国，历来的胜利者，有谁不苛酷的呢…？只是他嘴上却说着什么大度和宽容……事实上，到现在为止，凡有大度，宽容，慈悲，仁厚等等美名，也大抵是名实并用者失败，只用其名者成功的。然而竟瞒过了一群大傻子。

鲁迅的陈述固然是事实，于是，事实判断也就成了鲁迅的价值判断。这种判断表现在他对辛亥革命的经验总结上，就有了对应的表达：“民元革命时对于任何人都宽容(那时称为‘文明’)，但待到二次革命失败，许多旧党对于革命党却不‘文明’了：杀。假使那时(元年) 的新党不‘文明’，则许多东西早巳灭亡，哪里会来发挥他们的老手段?”一直到去世前一年的1935年，鲁迅依然看法无改：“二十四年前，受了所谓‘文明’这两个字的骗。到将来，也会有人道主义者来反对报复的罢：我憎恶他们”鲁迅的见解和以上列宁所论述的第三点(彻底消灭敌人)是一个脉系。不妨注意一下这篇文章的写作日期：1927年4月10日。这篇文章，鲁迅是为当时已取得很大胜利的北伐革命而写，他是担心国民党重蹈历史覆辙，所以，特地在北伐胜利前夕谈苏俄经验并辛亥教训，意在鼓励继续革命。始料不及的是，仅仅两天，就发生了历史上驰名中外的“4·12事件”，蒋介石果然借鉴了苏俄革命的“杀”的经验，又汲取了辛亥革命“欠杀”的教训，于是，以后的历史就变成了杀来杀去的历史。

可以看到，胡适、鲁迅对十月革命的态度，取决于他们在政治上对“宽容”的态度。如果胡适是主张宽容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鲁迅则反对(“一个都不饶恕”)；于是，表现在十月革命的态度上，就构成胡鲁之间的价值分野。主张宽容的不会轻言革命，因为革命本身就是最不宽容的事。反对宽容的，通常不会反对革命，因为革命很能满足那种、不宽容的峻急。至此，我们也许可以明白，在胡适、鲁迅的评价上，什么叫“最坚决”、“不妥协”、“彻底”，什么又叫“软弱”、“妥协”、“不彻底”……

(文载《南方都市报》2007年11月28日A30版，作者邵建系南京晓庄学院副教授)  

鲁迅是著名的文学家，在一般人眼中他是清贫、严肃、学识渊博的尊长。善良的人们不可能想到他是年收入上百万光洋大富豪。他爱喝酒，男性生命力强，当时有些上海小报的报道当然不能信的

他与著名的汉干周作人是嫡嫡亲亲的兄弟关系。

据笔者所知，哥巴有当教授的资格，他现在的水平比一般教授要高，总体素质高。

此君由一个初中生底子能在教育界站稳并且在全国心理学界经常发表文章连外国心理学界也小有名气，可见非池中之物

只是我们同辈，均已人近黄昏，夕阳已照，哥巴能否大器晚成，

我们这些流连于山水之间，忘情于闹市之中，当乐天翁之人，乐见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