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岭下生产队六年，眼看着岭下村及其周围的自然环境变得一年比一年恶劣，心中充满了悲观。那时我甚至认为岭下、全国所有的乡村自然环境变坏的趋势不可遏止。

然而，当极左路线被纠正，当中国的改革开放进行了十几个年头以后,我重返岭下时发现,岭下的自然环境变得比以前好多了：虽然山上还缺少参天的大树，但不论山上也好，路旁及溪边也好，都野草茂密、灌木葳蕤。绿色又开始成为岭下的主色调。村前的山涧也恢复了全年都潺潺流水。

是什么原因使岭下的自然环境大大转好了呢？

我认为，这中间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使岭下的经济发展了，乡亲们手头的钱多了。由于手头宽裕了，乡亲们现在已普遍买煤做燃料，而不必上山砍柴了。另外他们也比以前买得起化肥，而不必上山割树叶和茅草做肥料。这就使山林植被也有了休养生息的机会。

同时，我也发现，岭下的人口虽比以前多了些，但增长率却大大减缓了。为什么岭下现在的人口增长会减速？当年是什么原因使岭下的人口迅速膨胀呢？

当年在岭下时我看到这样一种现象，那就是农民们虽然饭都吃不饱，衣衫破破烂烂，却都想着要砌屋（建房子），都在为实现自己的砌屋计划而勒紧裤带。

为什么呢？

一问，我才知道，他们之所以饭都吃不饱还要砌屋，是为了使自己的儿子们今后分家时有屋住。家境较好的人，甚至老婆还没讨就在筹备今后砌屋了。

从这一事实，我明白了，为什么解放前有的人终年穿草鞋，也舍不得做件棉衣冬天穿，却要买田买土。

生物学的一种理论认为，每一生物物种都有为自己物种的保存而最大限度地进行繁衍的本能。这种本能也在每一个生物个体身上表现出来。一个人,实际上也是一个生物个体,生物的本能在他身上也会反映出来。尤其是当那个人的社会性发展得不好时更是如此。

我在岭下生产队看到农民个个都想尽可能多地生儿子。在自己生了一大堆儿女以后，他们又都会积极地为自己的儿子创造多生儿子的条件。其表现，就是他们虽然温饱都没有解决，却还是要勒紧裤腰省钱为儿子做家业上的准备。

在解放以前，这种家业上的准备是买田买土这类生产资料。到了解放后，田土这类生产资料是公有公用的，不必（也不能）再买了，但房屋还是私有，还得自己建。因此这时，建房子就成了他们为尽可能多地繁衍后代所作的家业上的准备。

至少对于岭下的农民来说，这样一种思想在指导着他们：如果没有家业（房屋），儿子讨老婆就困难。儿子讨不到老婆，自己就抱不到孙子，家族的繁衍就成问题。

因此，解放后岭下乡亲们勒紧裤带都想砌屋，与解放前的一些人冬天没有棉衣也要省钱买田，最原始的动机看来是一样的，都是缘于人的那种生物本能。

在岭下村的几年，使我对岭下的未来，对中国农村的未来都失去了信心，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看到中国农村的人口与土地资源存在着巨大的矛盾。而以当时中国社会的运行机制，以当时农民的思想状况,我认为这个矛盾无法解决,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以正常的方式无法解决。

当时的农民生活虽然极其困苦,但生育的欲望却无比强烈,当然对计划生育也就异常反感。他们毫不理会上面的宣传和号召，只管一个接一个地生孩子。他们之所以如此，除了上面讲到的人的生物本能外，也由于当时中国社会的运行机制,由于当时的基本政策,即吃大锅饭的劳动制度和土地制度造成的。

由于极左路线非理性的政策,当年的中国农民,从他们的劳动之累、生活之苦，从他们童年缺少嬉戏、青年没有欢乐、中年牛马般负重、老年不能安享来看，可以认为他们是世界上最不幸的农民。

然而,换个角度,从他们不必顾虑自己或后代生活无着、从他们完全摆脱了生产资料、劳动技能对个人及家庭生活的压力来看，他们又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农民。

他们的家庭没有土地、牲畜、大型农机具等生产资料。他们也不需要这些。同样，他们也无须考虑对后代进行教育及技能训练投资。因为中国当时的社会制度和社会运行机制使他们完全没有必要考虑或顾虑这些。

他们可以敞开肚皮生孩子，而不必考虑孩子生得太多以后，家庭缺少足够的生产资料、缺少对后代进行必要的教育投资的本钱而使自己及后代生活无着。

他们完全没有这个压力。

相反，他们越多生孩子，他们的家庭在集体共有的生产资料中所占的份额就越大。多生一个孩子，就可以在生产队多分到一份基本口粮。同时，他们的孩子只要具备了与他世世代代的祖辈比也丝毫没有进步的最粗糙的劳动能力,只要准备了一把锄头,一担箢箕，就可以在生产队“出工”挣工分。这样，活着就有了保证。

能够活着，也就能够繁衍后代。

当时农村人口之所以迅速膨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制度及社会运行机制上的原因。

使农民摆脱了土地问题给他们造成的苦恼，使“耕者有其田”这是自古以来中国多少社会改革家、革命家的最高理想啊！这个理想，似乎毛泽东终于实现了！

然而，这个理想只是小农经济思想的产物，它能给社会带来进步吗？它能使国家得到发展吗？它能使人民生活幸福吗？否！

毛泽东把土地平均分给了农民。但是他很快就发现，土地又在向一些人手里集中。

本来,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世上的人并非一个模子里倒出来,他们成长的环境和条件又千差万别。这就决定了每个人的能力（包括体力）、秉性，甚至运气都有很大差别。

虽然平分了土地,大家似乎站到了同一起跑线上,但一起跑，差距就立即显现出来。一些或不善经营、或不够勤劳、或遇到了天灾人祸的农民的土地,又开始流向一些头脑活、善经营的新的富裕户手里。

新的地主富农、新的雇农贫农又将出现！

毛泽东的理想面临挑战。

怎么办？

应当认为,部分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部分是为了加强对农民、农村的控制，毛泽东开始推行农业合作化。他将已经分给农民的土地等生产资料收归公有（名义上是农民“自愿”入社），以集体劳动的方式，人人在土地上投工，并按自己投工的多少及家庭人口的多少来取得一份生活资料。

也许，毛泽东想以这种“耕者既有田，又没有田”的土地公有的方式来保证“耕者有其田”。毛泽东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使中国农民“共同富裕”。他以为这是使农民共同富裕的良方。

毛泽东的用心也许是好的，但效果之糟世人有目共赌。以后的二十多年,中国农民不但没有共同富裕,反而落得个共同贫困、共同饥饿的下场。城市居民也因此尝尽了农产品供应匮乏的苦头。

而缺乏竞争、难以调动生产积极性的“吃大锅饭”的集体劳动及土地公有，使农民除了生活困苦劳累以外（中国农民早就习惯了过困苦劳累的生活）暂时没有了其他的生存压力。于是，生产发展的停滞成为必然，人口无节制地膨胀成为必然。

幸好,这种状况终于在一九七六年九月,更确切地说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得到了解脱。

改革开放以后我又多次回到岭下村。

我发现,这十几年来,岭下的人口增长大大地减缓了。这中间有推行强制性的计划生育等原因，但我认为也有这样的原因，即改革开放以后，社会部分地恢复了作为社会本来面目的、作为社会运行法则的竞争机制，这种机制对人口增长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

岭下大多数人的生活虽然比改革开放前好了很多倍（例如绝大多数人家有了彩色电视机、电风扇，电饭锅、摩托车，青年人在不下地干活时也穿着擦得发亮的皮鞋和城里流行的新式服装，干活如今又是半年辛苦半年闲了）,但仍有个别人家未达温饱。

在我离开以后成长起来的那十来个男青年中，有三个因家庭仍处在贫困之中（他们同为那未达温饱的一户中的三兄弟。有一个已近中年）而未能娶妻生子。

看来他们也很难娶妻生子了。

正是由于他们在竞争中落伍，没有娶妻生子的经济能力，才使岭下村现在仍只有六十多口人（七十年代前期我离开岭下村时岭下就已经有五十六口人了）。否则，以目前岭下村三十岁左右的夫妻全都有三个子女的情况来计，岭下村的人口应当超过七十口。

非大锅饭的、竞争性的生产经营方式限制了综合素质低下者的生育，这构成了限制岭下村人口过快增长的一个因素。

不过，岭下的土地制度还是“吃大锅饭”的。

我想,只有土地使用制度也已经不再吃大锅饭了,再加上通过教育和宣传来提高农民的认识，才能更有效地控制岭下（包括全国农村）的人口增长。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却让青年人去接受农民的再教育。讲过来是他，讲过去也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