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深感中国、尤其是农村的危机

在“文化大革命”这个左祸横行的黑暗时期与中国最下层的民众─--广大农民在一起，亲身经历那完全是牛马般的劳动，过着物质极其贫乏、精神极度压抑的生活，使我对中国的未来，对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前途几乎全都失去了信心。我尤其对中国的农村和农业的前途感到没有信心。

虽然我知道农民兄弟都怀念“包产到户”“四大自由”，但当时我却没有从这一点上认识到,只要真正解放了生产力,我国的农业和农村还是有希望的。当时我并没有认识到，中国农村、农业的困境,主要是由于农民的思想和手脚全都被极左路线束缚住了的缘故。

当时的农村，可以说危机重重。一方面，是劳动生产效率低下以及土地资源不足，而另一方面，却是人口的高速增长。

人口的高速增长和土地资源、生产效率的矛盾，不但使从走路还走不太稳的幼儿到已经病病歪歪行将就木的老人都要为生计而担负责任（在当时的农村，两三岁的幼儿在父母出工以后就要负责照看坐在萝筐中的比他更小的婴儿弟妹是普遍现象），不但使农民陷入从天未亮忙到天大黑，从年初一累到年三十，却仍旧是吃不饱穿不暖，常常连点灯的钱都没有的困境，而且也使自然资源遭受到极大的破坏，人们的生存环境空前恶化。

例如，由于人口增加了，为了使粮食产量也增加，岭下的乡亲们毫不保守地接受了上面推广的水稻高产良种和密植方法。

然而高产良种却不如传统的品种耐病虫害。此外，密植造成的不利于日照和通风也使水稻极容易产生病虫害。于是，杀虫剂，毒性越来越强的杀虫剂成了稻田的必需品。

在不搞密植、不必使用或很少使用农药的年代，岭下的水田里泥鳅和小鱼小虾很多。这常常使乡亲们有额外的改善伙食、弄一点打煤油的小钱的机会。但大量使用有毒农药以后，岭下水田里的这些可爱的小动物绝了种。

岭下周围山上的野生动物，也遭受到同样的命运。

我刚到岭下生产队那年,一次在山上采摘茶子时,曾与一只麂子不期而遇。当然，那只惊恐的小动物很快就逃去了另一个山包。以后的六年，我在山上伐树、砍柴、割草、摘茶子时，就再也没能遇到那种可爱的动物了。

乡亲们说，以前岭下村周围的山上，除了油茶树外，还长满参天的古松、古柏、古杉及密密层层的灌木。岭下村完全处在茂密森林的包围之中，白天在村旁，也常常能够遇到从山上走下来的鹿、獐、麂。而与山上的森林连在一起的村旁的大树上，则栖息着成群的猫头鹰。小孩子白天独自走到村口都感到害怕。但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山上和村边的大树、古树全都被砍了烧成木炭来搞大炼钢铁……。

我相信乡亲们所说的，但也觉得五八年的急性破坏只是岭下的山林破败下来的一方面的原因。今日岭下周围的山上树木稀疏，野生动物绝迹，并不光是一九五八年造成的。

我自己就很清楚，我刚到岭下时，上山砍柴并不太难。对面的山沟里就有一大片长了几十年的老灌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砍柴越来越难了。周围山上除了那几十年前由岭下人的祖父辈种下的已经开始衰败、产量早已远不如前的油茶树外，那些做薪柴的杂树、灌木，由于春天要以自己的嫩枝叶为岭下的水田提供绿肥，过后又要以自己的树干、甚至树根为岭下人的灶头提供做饭取暖煮猪食的燃料，而终因“长不过斧头”以致接近消失。

山上那些挺拔的古杉、古松、古柏，甚至村口那棵须好几人才能合抱得了、树龄至少有几百年、已成为岭下村标志的大枫树，都一一被砍伐，为的是换几个钱。人口急速膨胀的岭下村也确实需要钱来维持村民那已低得不能再低的生活。他们只有靠祖宗留下的青山。而青山却因为承受不了那日益增加的刀斧的斩伐而迅速地颓败了下来。

岭下周围的山已不再是林木繁茂、郁郁葱葱的青山，而是树木稀疏、红土外露的“癞子山”。如果照这样下去，要不了多久它就将变成“光头山”……。

山林的破败不单只是使山上的野生动物消失了，也使岭下那条以前清泉水长流的溪涧干涸了。我看到，只有春季和初夏（这个时候是多雨的季节），涧里才有水流，其他时候，是涧底的石头在晒太阳。涧里的鱼、虾、蟹，还有鳖（据说这涧里以前有很多鳖）都早已不知逃到哪里去找自己的生路去了。或许，它们根本就未能逃走，而是就地灭了种。

山林的破败使水土流失一年比一年严重。一下暴雨（湘南的初夏又常有暴雨），便会有山上的红土被水冲到田里掩埋禾苗。而稍长一段时间不下雨，岭下人就又要担心禾苗被干死。

山林的破败，使岭下人的生存环境变得越来越脆弱。而山林的破败，以我当时的观点看，除了要怪一九五八年的砍树烧炭炼钢铁外，也要怪岭下人自己，是由于他们毫无节制地生育从而使人口超过了土地的承载能力造成的。

要岭下的村民节制生育吗？从他们对政府的计划生育宣传的无比反感，我认为是不可能的。我想，也许只有靠负荷到了极限的大自然回过头来严厉地惩罚他们，才能使岭下的人口得到限制。

应该说，我当时的看法是十分悲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