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未能燃烧的火柴棍〈回忆录〉-----文革的最初二年[7]

从韶山回来，除几个住在总部的人外，其余的就先回家去了。我们到总部时，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办公室的门大敞开，办公室里面一片狼藉，这是为什么？我们进门查看，所有抽屉上的锁，全被撬开了，所有的地方都被翻过了的痕迹，红卫兵团的大旗，被撕烂了，油印机被砸破，油墨、纸张被抛洒得满地都是，上百红卫兵袖章被烧成灰烬，仅留有桌椅床铺设有被打烂。

这肯定是被那个红卫兵组织给砸了，被反对派的红卫兵组织，乘我们到韶山串联之时来砸的，可又是那个组织所为呢？

站在被砸的总部办公室里，我们几个人在猜测，分析众多的红卫兵组织，有那个组织与我们红卫兵团有矛盾，有隔阂，是个人原因？还是组织原因？经过分析，最后我们把结果选定在组织原因同上，认定是高司派的“红色少年造反兵团”所为，只有他们那个组织就是我们兵团的直接对立派。

“红色少年造反兵团”也是由小学生组成的，它是“高司”派的宣传队，主要负责人是谁？搞不清，但负责的人里面也是一些学校里的子弟，有方XX，有倪XX等，都是住在集贤村的，还有小学的几个老师，在长保军还没有倒台之时，我们宣传队与他们就有矛盾，这种矛盾实际上就是大人们的派性矛盾引起的。长保军倒台后，我们树倒猢狲散，他们“兴灾乐祸”过，就因为对他们不服，我们才自己成立的组织，与他们针锋相对，这肯定引起他们心里极大的不满，才会出此下策，偷偷地砸了我们总部，让我们彻底的大败。对于他们这种不光明正大的行为，我们痛恨极了，都决心与以报复，按照鲁迅先生的说法，就是“以牙还牙，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总部被砸了后的我们，大伤了原气的我们，已是无力回天了，只好又回到家中当起了消摇派。

在那动乱的年代，疯狂的年代，这样的事情太多了，每个红卫兵组织都把自己标榜成最革命的，将与自己组织有分歧，有矛盾的其它组织视为“保皇的”，或是反动的。他们凭借自己人多势众，就去公然围攻，砸、抄那些比他们小，或者是弱小的组织。有的还抓人，打人，关人，到后来，还有打死人的事情发生。然而这一系列行为，都是以“革命行动”的名义冠之。

“革命总是无罪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句当时最时髦，最流行，最有理的口号，是以毛主席最高指示的名义流传在社会上的，而人们对于它的理解，确是抽象的，片面的，近于绝对化的。它就像电影。小说中表现出来的，那种革命先烈用刀，用枪，用锄头、木棍对敌人，对地主、资本家，对一切剥削、压迫人民的人那样，去打，去斗，去造反，去消灭他们。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这本书中写到“革命就是暴力，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革命是暴力，那造反也肯定是暴力。那些个革命的小将，不是在批斗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时动拳脚吗！那些个红卫兵战士，不是在揪斗地、富、反、坏、右五种人时，对他们五花大绑的牵着游街示众吗！那些个造反派先锋，不是在申讨资产阶级当权派，走资派的大会上将他们反剪双手，再责令其跪下，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吗！在矿冶学院那年的一二．九，长沙工人不是成群结队的，浩浩荡荡的开了进去，好几万人呀，口口声声地高喊着要血洗矿冶，不是还动用了木棍，硫酸吗！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稚，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位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个毛泽东主席在一九二七年三月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写的这句话，在当时是运用得最多的一句话，也是红卫兵战士行动的理论基础。

特殊的年代，特殊的思想，特殊的理论，特殊的人际关系和特殊的社会关系，造成了一些特殊的人与人之间情感的矛盾，和斗争的手段。什么亲情、友情、爱情，全都可以抛弃。一夜间，父母、兄弟姊妹、夫妻都有可能成为仇人，敌人。一切都以“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为基础，为转移，人们的感情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个人的灵魂纯洁得可以舍弃一切私心杂念，跟着毛主席闹革命。个人的感情，可以虔诚到只盲目的信奉一尊神而五体投地。

毛主席说的就是对的，一切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就像《毛主席语录》开篇上印的林副统帅的提词上写的：“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那样，永远跟着毛主席闹革命。

总部被砸，我们也就无回天之力了，只得是等于解散红卫兵组织，解散了组织，按当时的说法，也就是成了逍遥派。

这时间，长沙也同全国许多的地区一样流行着脑膜炎病，长沙市的医院都住不下了，省文革领导小组就将省委大院后十层楼高的湖南宾馆让了出来做了零时的治疗脑膜炎病的专门医院，我弟弟也就是在这时患上的脑膜炎病，住到了湖南宾馆脑膜炎病的专门医院。

那时的湖南宾馆是长沙市最高的楼房，它前面是湖南省的省委大院，后面是烈士公园的年嘉湖，那顶层可是一个最佳观景地，站在那平顶上可以看到长沙城的全貌，同时也能观赏到烈士公园的优美风光。

这是我第二次到这上面来了，第一次是六四年国庆节的夜晚，在省委当工人的表哥带我上这里观过一次焰火。弟弟在那住院期间，我只跟母亲去过一次，还在那里玩了半天。弟弟这次治疗还是很彻底的，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出院后，因不要上课，回来后还可以继续休息，这也给他的恢复好转起了很大作用。

这一段时间，由于当起了逍遥派，安安心心的玩，在家的时间也多了，睡也睡在家里，所以对弟弟在一定程度上给予照顾。这时，母亲从长保军倒台后，虽说没有再参加其它组织，可仍在电话总机上班，很少回家。父亲这时在“岳麓公园”的麓山寺做事，但他参加了工人造反组织湘江风雷，也很少回家，家里一般还是我们兄弟俩。

成了逍遥派后，我是什么组织也不参加，一心一意的在学校的校园里玩了起来。可这玩并不是单纯的玩，我们几个铁杆保皇经常的聚集在一起，对高司派，我们当时心目中认为的“反动组织”进行了一系列秘密的斗争，就像电影里的地下党对付国民党反动派的秘密行动。我们对他们的大字报，电话线，及组织办公室进行秘密行动——破坏，最多的是撕毁他们的大字报，剪掉他们的电话线，对他们的办公室击之以石，打碎窗上的玻璃等阿式的方式。仅我和万大林俩人就对“红色少年造反兵团”和“风雷激”战斗队二个组织进行了毁坏性的破坏，使他们二个组织也遭到了灭顶之灾。

那时的“风雷激”战斗队，总部设在科学馆三楼西北角的那间大教室里，这个组织有多么人我们不知，那些人负责也不知，唯一晓得的就是；这个组织是高司派的，有一个叫X建国的是这个组织的成员。我们两人半夜撬开窗户爬了进去，再撬开了里面所有抽屉上的锁，把他们组织的大印，袖章，电话，刻、印传单用的钢板、铁笔、滚筒、纱网等，全都做一统柜子搬了走，另外还将他们战斗队的大旗，撕成了碎片．油印机砸烂，油墨泼了一地，再将印刷纸张全撒在了油污了的地板上，这次行动花了不到一个小时，拿出来的东西，全藏到了科学馆一楼的地道中。

科学院的地道是防潮、通风用的地道，不到一米高，只有一楼的东南角大教室后面有一进出口，我们就是从这里爬进去的，按照我们所爬进去的方向，东西应当是放到了西南方向的楼梯脚下了。

另一个组织“红色少年造反兵团”，也是利用黑夜，偷偷地去的。这个组织的总部办公室设在子弟学校“文庙”的顶楼，“文庙”边有一小侧门，撬开这张门进去，就是一道木楼梯，一直上去就到了“文庙”的顶层，上面有四、五间房，我们不知那间是办公室，就把所有的门全撬开了。与前一样，这里只没有电话；我们又如此这般地进行了一番大的破坏，倒毁了一些用具，拿走了所有有用的东西，把拿的东西又塞到了科学馆一楼的地道中，与前次拿来的东西放到了一起。

所以我说我是做贼出生的!

哈哈!绝了.

一群小调皮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