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最初二年[一]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点名批判该剧作者、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由于当时被批为毒草的文艺作品已经不少，人们对姚文元文章并没有充分重视。不久，这篇文章在“北京日报”，“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及全国各地的主要报刊上先后转载；后来又传出了姚文元的文章是毛泽东亲自授意，通过江青到上海，让张春桥组织写作的，文章的矛头主要不是指向当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以及彭真、刘仁为首的北京市委，而是要继续清算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其后发展为全国性的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的运动。

毛泽东针对“海瑞罢官”的谈话指出：“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篇文章的发表被视为文化革命序幕的揭开。

一九六六年，就在我们将要进入复习阶段，迎接毕业考试之际，一场由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的，由文化战线开始，继而发展到各个领域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学校在上级的布置下，纷纷组织了我们学生参与了对“三家村札记”的批判，（三家村，即邓拓、吴哈、廖沫沙）什么“燕山夜话”的批判，到后来是一系列的电影、小说等的批判，把我们小学校里搞得是热火朝天。如“海瑞罢官”、“早春二月”、“上海的早晨”、“苦菜花”、“红河激浪”、“怒潮”等等应有尽有的批判，牵扯到我们小学生身上，也就是在教育线上深受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流毒的影响，成了低头读书，不抬头看路的，只专不红的资产阶级苗，好像一夜之间把世间的一切都翻了个边，黑白都颠倒了。我们过去认为的好老师，这时都成了有问题的老师，而过去我们认为不好的老师倒成了革命的，敢于抵制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好老师。包括学生也一样，成绩好的是受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影响深，种毒也深的学生，反之确是好学生。这一点，在我们周围，湖南大学的校园、“麓山中学”的校园和我们小学的校园内，都能看到对此十七年来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流毒的揭露，批判和控诉。

那时时髦说法叫“口诛笔伐”，学校的墙上到处贴满了大字报，小学校里的墙上都贴满了，没有地方再贴，就用绳子牵到房柱上，树上来供学生、老师挂大字报。

大学里，办公楼前面的大马路两旁，到科学馆北边一线，都用树木和竹席钉起了大字报的专栏。还不够，一层一层的，有的你今天贴的，明天就被别人的又遮盖了。有的大字报上还注明了请保留几天。简直成了大字报的海洋。什么“革命小将”、“肃清优毒”、“死不悔改”、“反戈一击”、“牛鬼蛇神”、“坚决打倒”、“彻底决裂”，什么“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某某某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国民党残渣余业”、“叛徒、特务、地主狗患子”、“资产阶级代言人”等等词句充斥在大字报里面，好些名字上还用红墨水打上了一把把大红叉。

纸张没有了，就用旧报纸写。墨水一瓶瓶的麻烦，就用大水缸装。那一段时间面粉大部分都熬了浆糊，连吃的都紧张了。六六年的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委员会决定撤销彭真领导的“文革小组”，重新设立以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等五人小组的通知向全国人民公布后，运动逐渐进入高潮，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批判，四大自由在校园里铺天盖地，而矛头己开始针对周围的某些个人，有些老师，学校领导己成为批判，斗争的对象，其中包括我们班上一些同学的父母亲在内，成了大字报攻击的对象，还有的拉到了批斗大会的台上，遭受了人身侮辱和伤害。

印象最深是住在岳麓书院内的女同学仔仔，她家被一大群大学生冲进去贴满了大字报，连蚊帐上都贴上了，大字报上说她父亲在旧社会是残酷剥削工人阶级的大资本家，并与海外有联系，又是美、蒋特务，说她家还藏有“变天帐”，时刻妄想着回到旧社会去，从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那天，我和班上的几个同学跑到她家去看时，真是吓了一跳，怎么身边就隐藏着一个这么大的大坏蛋呢！

从那大字报揭露出来的罪行还真的令你非相信不可。但看到我们那位女同学仔仔，畏缩在家中的一角，泪流满面的凄楚情形，心中不免又生出怜悯之心。可在那种时刻，谁也不敢过去安慰她几句，因这是坏人的子女，是敌人的子女，对待她们，只能像雷锋叔叔说的那样“钱酷无情”。

面对着这突如其来的斗争，说是阶级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感到了迷惆，怎么这过去的一切一夜之间都成了反动的呢？怎么这认真读书，一心一意学知识的好学生就成为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教育下的“毒苗”了呢？过去，在我们眼里，那些认为和蔼可亲的叔叔伯伯，阿姨大婶们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坏人，有的还被揭发为美、蒋特务，逃亡地主，剥削工人的资本家。

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学生是不可能弄得清这些问题的，可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告诉我们抱定一个信念，那就是“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他老人家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就像那从小唱的那样：“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思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干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

这一年的6月1日国际儿童节，《人民日报》本应发表社论向孩子们献上鲜花和祝福的，可这一天却被一篇充满血腥味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替代了。我们学校也没有象往年一样组织任何形式的庆祝活动，一切都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替代了。

由于对解放后十七年教育路线的否定，要改革教育，使学校的一切正常教学都处于瘫痪状态，从六月下旬起，学校就宣布了停课闹革命的通知，这一通知的结果就是使我们从此丢下了书本，摆脱了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重负，把我们推向了社会，推向了社会上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

从学校出来后的我们能够干什么革命？造什么反？连跟着大人们去“混”都“混”不进“档”，只有是玩。村子的男同学每天就是在大学校园内游荡，看看大字报，关心关心又有那些熟人，认识的人被揭发出来了，那些同学的父母又上了大字报。对那些平时不喜欢的人贴出的大字报，特别是他们贴出的，反我们认为好的，喜欢的人的大字报，我们就会寻找机会去破坏，去撕毁。要不就是在那贴大字报的“竹晒垫”上挖一个小洞，站在大字报栏的反面，用铁丝枪去打那些观看大字报的单个的人。

那时，从办公楼前的马路边，到“三舍塘”（现保卫处）路口，路的两边都立着专供贴大字报用的“竹墙”，“竹墙”都是用树木支撑，“竹晒垫”钉着而成。我们躲在后面，用铁丝枪打那看大字报的人，一般是发觉不了，因为，有些人挨了一枪后，根本就反应不过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用眼睛四处看看，没事，又继续看他的大字报，这种人，可能还不知道有专打“纸弹”的这种铁丝枪。即使是被发觉了，他们一下子也抓我们不到，等他从“竹墙”的顶头转到后面来时，我们就早跑好远了，从来就没有听说有人被抓住过。

[末完待续]

[接上]

文革的最初二年[二]

这年不记得是从几月份起全国各地慢慢地都开始了学毛主席语录的高潮，最开始的毛主席语录是64开本的，人人都想有一本毛主席语录，可那印刷厂就是日夜加班也根本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人们为了买上一本毛主席语录是深更半夜的站在新华书店的门前排队等着还不见得能够买得到。与此同时，还有毛主席的三篇文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出”被称之为老三篇也被印成了合钉本成了无法满足人们需要的紧俏书。还有毛主席的标准像，一并成为当时新华书店最大的三大卖点，只要书店有卖，那书店门前马上就会排起长龙。

我记得我们当年为此真的在麓山门的新华书店的门前冇少排过队，因为仿佛你手没有毛主席语录也就会遭人冷眼相看一样。自觉低了人一等。

我其实在校外没玩多久就被学校老师叫回了学校，因学校组织了一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要我到了宣传队去宣传毛泽东思想。当时宣传队好象有二三十人，我们同班同学就占了一半以上。

那年代宣传毛泽东思想也就是跳一跳革命舞，唱一唱革命歌，和在人多集中的车站，码头和公共汽车，轮渡的船上朗诵毛主席语录。当时的毛主席语录歌也出世了，所以更多的革命歌曲就是毛主席的语录歌了。为了表示自己是积极参与毛主席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最听毛主席的话的，我们从最开始的朗读毛主席语录到后来的完全背诵，是费了一番工夫的，好得那个时候年纪轻，记心好，很快就赶上了趟，那老三篇是一字不漏的能够背诵出来了。

那时在我们河西，从溁湾镇到左家垅还只有一趟五路公共汽车，我们经常的宣传毛泽东思想就是在这趟公共汽车上。那时在这趟车上我们不但要朗诵毛主席语录，唱革命歌曲，还要帮助公共汽车上的售票员们验票和督促乘客购票，一天十几个小时的在五路车上同司乘人员混在一起，因此没有多久，我们就和他们相当的熟悉了。在我们宣传队的同学中与他们关系最好的应当是大林了，他在那里不但认了干姐姐，而且还拜了干爹，并且那关系一直持续了十几年。与他一样的还有一个叫和平的矿冶学院的子弟，比大林与他们的关系还要好。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这是当时最流行的毛主席话录，同时也是流行的毛主席话录的毛主席语录歌，这歌和语录都成了当时的学生们开批判会，斗争会，和向批判对象，斗争对象动之以拳脚的有力武器。

这个时期的大学校园里，纷纷揭露“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丑恶嘴脸，检举“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动言行，控诉这些人利用各种名目的规章、制度，对革命人民，革命群众执行管、卡、压的滔天罪行，批判、肃清十七年来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流毒，影响，及“破四旧，立四新”，从文化领域开始，继而向其它各个领域开火的斗争。

一时间，各个部门、单位，都“揪”出了一大批的“牛、鬼、蛇、神，”并对他们以小会“批”，大会“斗”的形式，触及灵魂，触及皮肉，触及家庭成员的斗争，比比皆是，随处可见。被冲击，被打骂，被冠以“高帽子”，挂上大牌子，破鞋，游街示众，并被“泼”以墨水的大学者，大知识份于，部真是不计其数。

我们班同学XXX的父母就是不堪忍受这非人的礼遇，和人格侮辱，而双双上吊自杀于自己家中，丢下了三个儿女。XXX的父亲，大学图书馆的馆长也因受到冲击而服毒自杀在爱晚亭边，对于这些不堪忍受羞辱的自杀者们，当时的革命小将都是给予了一个评价：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成为了人民的敌人，是一堆臭狗屎。

当时，我们班还有好几个同学家的父母也受到了批判斗争，和高帽子游街。

记得在学校学生五舍的操坪中举行“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及其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代言人贝某某”的批斗会那天晚上，贝的女儿当天下午在湘江河里游泳时不幸淹死，可在那个年代，谁也不敢于自己站出来说一句同情的话，说他女儿下午刚刚淹死，晚上暂不开他的批斗会着。

因他女儿小学时与我同过学，所以，那天下午我在湘江边一直等着看着他女儿从河中打捞上来后才回家，晚上又去学生五舍的操坪看了批斗会，会场上的大幅横幅上写着贝XX的三个字上还用红笔重重的划上了一把大的红叉。

最最难忘的是大学的副校长魏东民，他是文革初期驻师范学院的工作组长，而工作组被毛主席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定性为镇压学生运动，压制学生起来造资产阶级走资派反的爪牙，历史车轮的绊脚石后，他就成为了学生批斗的重点。所以，他是那时学校内受冲击最为历害的人物之一，对他大大小小的揪斗，批判次数也最多的。在师范学院的批斗会上，我见到十几个学生，轮番地揪住他，要他向革命师生们跪下，要他低头认罪，并不时与以拳脚痛击。跟他一道被揪斗的人都是老实听话，学生要求怎样就怎样，唯独他魏东民不一样，就是“死不认罪”，不承认自己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侩子手”，“走资派的黑爪牙”，而饱受其皮肉之苦。不管学生们怎样反剪着他的双手，揪住他的头发，用强力使劲的压他跪下，让他低头，可他，只要他们一松手，马上就会站立起来，从新抬起他那高贵的头。

在被抓去游斗的人群中，他的高帽子高达一米多，挂在胸前的牌子大到一个多米方，人们还脱去他的鞋袜，令他光着脚沿着大学校园的大马路游街示众，在他后面，还有人为他举着一面用破草席做成的大幌子，草席幌子上写着伟大领袖的著名诗句，送瘟神中的“借问瘟神何所去，纸船明烛照天烧。”有一次，他爱人梁再与他一道游街示众，被造反的学生们小将用绳子拖了走，实在走不动了，后来，勒令其老公魏东民背着她走，就像“红色娘子军”的电影里，斗争大恶霸地主南霸天的那情景。

这可是共产党的干部，大学的堂堂副校长，在共产党领导的天下，受到的特殊礼遇。我在革命小说“红岩”里，看到的那些革命志士，“头可断，血可流，革命意志不可丢。”的大无畏精神，在他的身上体现出来了。可还有那么多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他们都像出卖革命的叛徒普志高（小说《红岩》中出卖江姐的叛徒）一样，卑颜屈膝，唯唯若若的没有骨气，那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你说魏东民他是一个坏人，可他表现出来的意志，根本不像那电影、小说里描写出来的那些坏蛋，你说他是好人，可又为什么这么多人说他是坏人呢？其中还包括一些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们都说他坏。难道坏人中也有不怕死的人？也有斗志顽强，铁骨铮铮的硬汉。那眼前的现实与我们那早些时候所接受的教育是多么的不相符呀，我又真的弄不明白。

[末完待续]

收录在《靖县知青文集》中有署名贝华的文章《回家》，最后一段是这样记述：

“我回家后，我爸爸才从乡下回来。星期天，妈妈、哥哥也都回来了。这是下乡以后的第一次全家团聚，1966年文化革命开始以来我家人最全的一次。从1966年以来，我们家不可挽回的是，我妹妹贝婴永远缺席了。实际上，从文化革命开始，我家就再也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团圆了。”

当我读到这段文字时，我感受到作者的心在哭泣。我不知道他妹妹贝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见到过贝华兄一次，没有敢问及此事。今天，从三人的文章中，知道了事件的原委。

三人有超强的记忆力和文字表达能力。写出这样的原创文章，显示出支撑怀化版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