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三人
-- 发布时间:2007/5/15 23: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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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岁月[三十二]
这次回乡是汽车将我们送回的,我们到公社时都快十点钟了,公社什么也没有安排,大家就只好连夜走回生产队。
记得这晚的天气很好,是春季难有的好天气。大半边月亮挂在当天的夜空,夜空中还飘浮着几丝的云彩。我们大队只有我一个人,因此也就只能是一个人回队。好得天空中有那一轮明月,能够照清楚那山间的小路,让我不至于要摸黑走那五里多路。
在农村搞了近一年,来住渡口也有几十次,过去也帮那摆渡的老者划过船,在划得不好吧,可也能够划得几下,这晚我就是自己独自划船渡的河。
山冲春季的夜晚并不寂静,有虫吱、蛙鸣和布谷鸟的啼叫声,偶尔还能听见几声“呵,呵”的当地人称作的鬼叫声,而实际却是猫头鹰的叫声。
“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向那迷雾的远方,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呀,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我挑着行李,一路唱着这支歌,翻山越岭,穿垅过港地走进了生产队,走进了离开近半年的家——低矮的小仓房。
门是锁的,说明房内无人。房门页上那山画的那幅“再见吧,哥儿们!”的粉笔画还是清新如故,可岁月却已经转换了一轮多。仓房里如同那画上所告知的那样,致和悌都没在仓房里,仓房里空无一人,他们俩都被生产队安排出去做事去了,都暂时地都再见了仓房,看来这仓房里只会是我一个人了。
在固定的位置找到钥匙后打开门,门内一股霉气,我擦燃火柴在桌上找到煤油灯,并将油灯点燃,环看了一下屋子内,从四周的蛛网可以看出,这房真有好久没住人了,还可能是上一年的十一月我回来住过几天后就再没住过人了。
尽管过去在这房里我也独自一人的住过,可这天夜里是刚从头一夜的集体宿舍里突然住进来的,这中间的差别太大,一时心理上还接受不了,所以心也难以平静下来睡觉。
反正是坐了一天的敞棚货车,身上衣服己不干净,而我又不是一个讲究卫生的人,我没有管那桌椅上有多厚的灰尘,连行李也没有打开,就一屁股坐在了桌子前,吸起了烟来。
偏西的月光虽然己不能从小窗照进房内,可窗外那山坡上的竹林却依然在月光下轻抚下,竹梢沙沙,婆娑起舞。
忽然,窗外影影约约地飘进来一阵低鸣声,有谁在这夜深人静时还在哭泣呢?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认为是听错了,可再细听还是像清析的哭泣声,这应该不会听错。
但这深更半夜的哭泣声并没有引起我的联想,我也没去再意它,而是继续抽着我的烟,想着自己的问题。
首先是吃饭问题。一个人在队上我是不会想自己动手做饭吃的,这饭还是搭在队长家去,尽管是没有饱饭吃,可还是能让我图个聊别,省心。再就是还是要找队长,争取去外面做派工,那样既能吃饱饭又能多赚点工分,一举两得,不像在队上,拿着那七分五一天,在队长家吃还吃不饱。
正想着这些,忽然门外传来脚步声,这晚怎么还有人来找队长?纳闷时又听见有人叫老X,这不是队长的声音吗,他干什么去了,这晚还没有睡?听见队长叫,我应了一声,就听见上楼的脚步声,我赶忙开门,队长己到了门口。
队长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告诉他,我回来一会了。
我问队长怎么这么晚还没有睡,他告诉我,说队上XX家的爹爹死了,他在那里帮忙守夜,并问我去不去。
那个年代的我可是最怕见死人的,总担心那死人会突然爬起来扑向自己。更担心世上真的有鬼,那死人会变鬼来缠着我。这都是小时候在我家小院内听大人们说鬼的故事太多的原故,使我一直以来就怕鬼,怕死人。
记得小学四年级时,我们院内有一家的男人上吊自杀在家里,晚上使我兄弟俩在父母不在家时根本不敢回家睡,就坐在隔壁邻居的爹爹娭毑屋里,硬是要等他们送我们进屋,并等着我们睡着后才得离开,是这样过了半年多才好一点,可吊死人的那一户人家却几年后还不敢去,就是晚上从那家门口过身还有些心虚。
文革开始那年的秋天,我家邻居爹爹死了,待我们就象亲孙子一样的爹爹我都怕,宁愿住在红卫兵组织的办公室里也好几个月不敢睡在家里。
生产队牛栏屋转角的吊脚楼下摆放着一口大棺材,这是我们出生产队最近的路,大白天我一个人经过这里时心里还紧张,就更莫说是晚上,这晚我一个人回队时就是胆寒发竖地走过那里的。
可这一个大男人怕这总不是光彩事,从不敢跟别人说起,胆小怕去,也不能直接了当的回答队长说不敢去吧,我告诉他说我不想去,队长见我没答应去也就独自走了。
队长走后我关上了仓门,可那胆怯的心却敞开了。仓房里仿佛一下子生滋生出许多恐惧的幽灵,弄得我心怀戒备,神形紧张,房内有一点点的响动也会惊出一身冷汗。
后来这一夜真不知是如何渡过的。
白天队长他在死者家里帮忙处理丧葬,我不想去,没工出,一个人在家又无事,就跑到公社集市上去买了一些东西,邮局去聊了一会天,吃了一餐饭后回队,下午又去八队同我一道在麻阳挖过隧洞的XX家坐了一会,到吃过晚饭才回的队。
回队后在队长家坐了一阵,跟他聊起了仍想队长安排在外做工的一些想法,及在队上出工时伙食还是搭在他们家,同他们一道吃。
队长说:眼下正是农忙季节,生产队今年是三亩多田的双季稻,大队公社的派工插田时节都还要回队出工,一时还不好安排我出外做事,要我在队上先做一阵,等插完田再说。
队长还跟我说,说听说我在修三线时表现不错,希望我回队后也好好干,我的事他会考虑的。还说我们三人中数我出身最好,只要我干得好,应该是最先调上去的。
既然队长是这样说了,我也只好按他说的去做,争取能早日招工回长,离开这贫穷落后的山村。
回到生产队后,又回到了过去那种孤苦、贫乏的单调生活中。致与悌这时在外面做事,很少回队,就连插秧时他们也争取留在了工地没有回队,因此,三个人在一起的时间很少,正因为在一起的时间少,也就没有矛盾发生。
他们偶尔回队来打一转,就跟做客一样,吃上一、二顿饭就走,还是在队长家吃,也没有什么好计较的,不存在做多、做少,更不存在吃多、吃少的问题。 因为第二年整个一年我只在生产队住了十来天,其余时间都在三线铁路上修路,在外修路计满分,所以,第二年我的工分是全生产队最高的,有三千六百多分,生产队的第二年年终决算时,我一个人分的口粮就有六百多斤谷,还有六十多元钱,只是这六十多元钱仅仅只是一个账,兑不了现。但也比上年年终决算时的二百七十多斤谷,十七元多钱,好出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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