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峰被命名全国首个“中华女杰之乡”

    全国妇联将双峰县命名为“中华女杰之乡”在全国尚属首例。双峰山青水秀，人杰地灵，尤其是在中国的妇女运动史和解放史上，以蔡畅为代表的双峰妇女写下了浓墨重彩、光辉灿烂的一页。在“中华百年八大女杰”中，双峰就占了一半，有全国妇联第一任主席蔡畅、中国著名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家秋瑾、女权运动领袖唐群英、中共中央第一任妇女部长向警予、我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之一蔡和森同志的母亲葛健豪、原全国妇联副主席曾宪植等都是双峰的女杰名流。

    (见2007/10/25《文萃报》)

  不知上述《文萃报》摘自10月15日《娄底日报》关于秋瑾祖籍为双峰依据何在？通行的说法，大致如百度所见：

    一百年前的7月15日凌晨4时，杰出的女革命家、妇女解放的先驱——秋瑾，被清政府杀害于绍兴轩亭口，用自己的一腔热血在中国的历史上写下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篇章。今年江城桃李吐芳的季节，秋瑾烈士的曾孙女、武汉市民革成员赖启湘女士怀着无限的崇敬与深情，追忆了曾祖母生前身后许多鲜为人知的事情，并提供了一批未曾公开的照片与资料。

    女侠身世不寻常

    秋瑾的英雄事迹早已广为传颂，举世闻名。然而许多细节并不为人所知。

　　秋瑾虽然自称“鉴湖女侠”，而且在浙江舍身取义，但是她的出生地却是福建。其根源在于她的祖父。秋瑾的祖父秋嘉禾原本绍兴福全山村的农家子第，自幼聪明好学。中举后秋嘉禾被派往福建为官，先后在厦门、泉州等地任知县，历时40余年。秋嘉禾育三子。幺子后回绍兴，次子去了东北，长子一直随父母在福建读书，后成婚生育二子二女。长女秋瑾1875年生于福建闽侯。秋瑾父亲中举后进入官场，据说还曾赴台任职，后调往湖南湘潭任厘金局主管。17岁的秋瑾随父入湘，4年后嫁到王家。由此来看，秋瑾祖籍浙江，生于福建，落户湖南，身世的确不寻常。

　　秋瑾的夫家为湘潭首屈一指的大户。两家联姻，也称得上是门当户对。但是夫妻二人性格迥然。比秋瑾小4岁的丈夫王廷钧后来捐资得官,秋瑾随夫同往。进入北京的秋瑾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同时也加深了对清王朝的了解,促使自己走上了追求真理、追求妇女解放的道路。1904年,秋瑾毅然冲破封建家庭,抛下一双儿女,东渡扶桑求学。后回国在浙江从事推翻满清的革命活动。

    烈士身后九次葬

    赖启湘女士从家传的珍贵相片中取出一张血衣照片和秋瑾就义图。血衣实际上是一件长布衫,上面的斑斑血迹历历在目。这是秋瑾在狱中受到酷刑的见证。后来秋瑾赴刑场时特意上穿一件白衫，下着原色生丝绿衫裤，足蹬皮鞋，浑身透出一股豪侠之气，当局对身陷囹圄的女侠依然十分畏惧，不仅给她铐上沉重的脚镣，而且反绑起双手，前面用铁索拴着，后面还有狱卒推搡。刑场上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军警。这张已经泛黄的就义图再现了当时的惨烈情景。赖启湘女士透露，秋瑾的后事几经曲折，先后九次迁葬，其中折射出许多世态和社会变迁。

　　女侠就义后，由于政治高压，娘家和婆家都不敢出面收殓，只是由当地善堂草草将遗体掩埋于绍兴卧龙山麓。三个月后，风声稍缓。秋家暗地将灵柩取出，迁葬于绍兴常禧门外严家潭内舍。烈士生前曾与闺中好友徐自华在西湖祭拜民族英雄岳飞墓时，留下日后埋葬西泠的遗愿。因此，1908年2月，徐自华亲自在杭州西泠桥畔购得一块土地，并在秋瑾盟姐吴芝瑛的资助下为秋瑾造墓。此举为清政府所不容，当局欲强行削平秋墓。无可奈何之下，秋家于同年冬月被迫将灵柩迁回严家潭。

　　1909年，因受秋瑾案牵连的王廷钧在惊吓与郁闷中早逝，12岁的儿子王沅德专程去绍兴迎母亲灵柩到湘潭，与父亲合葬于昭山。辛亥革命之后的1912年春夏之交，此墓迁葬于风景秀丽的岳麓山。1913年7月，浙江方面因烈士有埋骨西泠的遗愿，再次将秋瑾灵柩迁回杭州西泠桥西。

　　新中国成立后，1961年浙江省政府将秋瑾墓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4年，将秋瑾墓迁于杭州鸡笼山革命烈士陵园。国家拨乱反正后的1981.年10月，烈士墓重新迁于西泠桥东堍。这里是西子湖畔风景最美的区域之一，绿树葱葱，青山为枕，碧水相拥，女侠生前祭拜的岳飞墓距此不远。墓前耸立着一尊汉白玉烈士立像，2.5米高。塑像白衣长裙，右手持剑，栩栩如生，活脱脱一副巾帼英雄的神采。

    先烈精神有传人

    秋瑾就义时，儿子王沅德十岁，女儿王灿芝七岁。一百年来烈士血脉人丁兴旺，广布多省。在武汉市职业艺术中专任教的赖启湘女士特地强调：烈士后裔与武汉有着一种特别的情缘。

　　东渡扶桑时秋瑾最放心不下的是四岁的女儿。行前，秋瑾将灿芝托付给谢涤良夫人照管。秋瑾就义后，谢涤良夫人委托邓姓女仆将灿芝送回湖南，路上几乎冻死。辛亥革命后灿芝由姨母秋珵照看，进入上海爱国女校就读，后于1925年毕业于大夏大学。王灿芝颇有女侠遗风，曾自作主张随母姓，并号小侠，练剑术、习诗文，担任女校校长。1928年出国留学，在美国学习航空专业。1932年回国，南京政府委任她为航空学校教授之职，被誉为“东方第一女将”。1933年经老师介绍，与汉阳兵工厂厂长黄公石结婚，两年后生育一女，从母姓王，名焱华。黄公石去世后，上世纪50代中，王灿芝只身入台，埋头撰写秋瑾传记，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广为传播。1967年在台辞世。独生女王焱华退休前一直在上海执教，退休后随丈夫许德定居美国。

　　秋瑾的儿子王沅德生育二女。长女王家栋婚后生一子李兴汉。1937年,19岁的王家栋病逝。李兴汉有二子一女,居住湖南郴州。次女王家梁生育三男二女。

　　王沅德辛亥革命后进上海正风大学求学，毕业后在汉口《江声日报》任社长。1952年王家梁随在铁路工作的丈夫赖敬箴迁居武昌杨园粤汉里，王沅德第二次来到武汉。1955年，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王沅德回湖南文史馆工作，不久突发脑溢血去世。

　　迁居武汉的王家梁一直没有享受烈士后裔的待遇，甚至连秋瑾孙女的身份也被埋没，“文革”中和丈夫一起受到许多不公正对待，过着社会最底层的生活。直到1980年在落实政策的大潮推动下，王家梁致信邓颖超委员长，申明自己的身世。邓颖超将此信批转浙江有关方面，由此，人们才知道：人丁兴旺的秋瑾后裔们居住在武汉。王家梁和赖敬箴的五个子女早已成家立业，他们的后代也长大成人，各有所长。这些秋瑾后人，有的为政协委员、有的为市属工厂厂长，有的为人民教师，有的为高级技师。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工作岗位，他们始终不忘自己是秋瑾的血脉，自觉地继承和发扬先烈精神，为社会默默地贡献着力量和智慧。

       作者：大漠孤雁

   晚清报纸痛斥政府杀害秋瑾

  不仅此也，杀害秋瑾、为大清王朝扑灭星星之火的功臣张曾扬，非但出人意料地未能加官进爵，反而无法在浙江巡抚的现职安身；改任江苏，也被当地绅民拒斥。迁就民意的清廷万般无奈，只好再发上谕，将张氏转调山西。
1907年7月15日（农历六月初六）天亮之前，秋瑾在故乡浙江绍兴被清政府杀害。一个女性因政治原因而被杀，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她的死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作为当时舆论中心的上海，各种不同背景的报纸都迅速作了详细报道，《神州日报》连续公布浙江省发布的有关通报、函电、文告，并转录外电、外报刊出的有关消息。《时报》除了对秋瑾案始末做了连续报道之外，还发表了《哀秋瑾案》、《记秋女士遗事》、《对于秋瑾被害之意见书》等几十篇有关秋案的评论文章和诗词、漫画。对秋瑾慷慨赴死的报道也非常传神，“行至轩亭口，秋瑾不作一声，惟注视两旁诸人一周，即附首就刑。观者如堵。”

  在当时中国舆论中心的上海，几乎没有一家报纸没有发出哀惋和抗争之声，仅《申报》第八天就刊出秋瑾诗六首，全方位跟踪各种体裁有关秋瑾的文字达三万多字。包括秋瑾被捕与就义的情况报道、绍兴府公布的有关秋瑾“罪案”、秋瑾被害之余波、秋瑾男装持手杖照片、秋瑾生前演说稿、秋瑾好友徐自华撰文、吴芝英书写的秋瑾墓表等。

“至于以国民之权利、民族之思想，牺牲其性命而为民流血者，求之吾中国四千年之女界，秋瑾殆为第一人焉。则秋瑾之死，为历史上放光明者，良非浅鲜。”

“今则以巾帼而具须眉之精神，以弱质而办伟大之事业，唤起同胞之顽梦，以为国民之先导者，求之吾中国二万万之女界，秋瑾又为第一人焉。……适所以振起二万万人之精神也。则秋瑾之死，为社会之影响者，尤非浅鲜。”

  而秋瑾之死当年激起的祭挽歌哭、抗议请愿的雪片：《祭秋瑾》、《挽秋女》、《吊越女》、《哭侠魂》；《轩亭冤》、《轩亭血》、《轩亭秋》、《碧血碑》……不仅均见诸报端，许许多多电文竟是直达清廷的——从江南到塞北纷纷扬扬，铺天盖地，何止持续至清廷崩溃的整整四年？

  各报纷纷报道秋瑾之死

  《申报》在当月的一篇报道中称赞秋瑾“时或垂辫作男子装，到处演说颇能动人。现方创立女子体育所，殊负新学名誉。此次惨被株连，无不同声叹息云。”在7月22刊出的《秋瑾之演说》中高度评价她组织女报、提倡女学、追求女子独立的作为，并以热情的语言写道：“闻女士擅口才，每登演说台，雄辩恣肆，往往倾动众耳，掌声如同白日春雷。”并摘录了秋瑾慷慨激昂的演说《敬告姐妹行》，字里行间满溢着对她的“才”、她的“志”的无比推崇。

  7月23日，也就是秋瑾被杀第8天，刊出她的6首遗诗。

  7月25日，发表《论绍兴冤狱》评论，直接指出冤案是绍兴府假公济私、捏造告急所造成的。

  8月13日，登出官方伪造的《绍狱供词汇录》，后面还有“编者按”：

  “按秋瑾之被杀，并无供词，越人（浙江人）莫不知悉。有之，则惟‘寄父是我同党’及‘秋风秋雨愁煞人’之句耳。而今忽有供词，其可疑者一秋瑾之言语文词，见诸报章者不一而足，其文辞何等雄厉，其言语何等痛快，而今读其供词，言语支离，情节乖异。其可疑者二：然死者已死，无人质证，一任官吏之矫揉造作而已；一任官吏之锻炼周纳而已。然而自有公论。”

  《时报》也说：

  “浙省官场，因外间人言啧啧，群为秋女士讼冤。大吏授意某某，求秋女士书函等件，仿其笔迹，造通匪等函件，以掩天下耳目。此说若真，官吏之用心，不可问矣。”

  10月6日《申报》刊出的《徐锡麟传》一书广告中，有“徐手刺皖抚，剖心而死，祸及秋瑾女士大狱。……小像七幅，并有秋瑾女士墨迹一章”等语，尽管是广告，其中却充满了对秋瑾的敬意和惋惜之情。

  《中外日报》、《时报》、《文汇报》等昌言无忌，大声疾呼，指斥贵福等的罪恶，不留余地。对秋瑾没有确供就被杀害，舆论更是一致谴责，普遍称为“秋案冤狱”。认为没有证据， 秋瑾只是办报、办学的回国女学生而已，所编   《中国女报》爱国情绪昂然而气宇平和，没有煽动激越之辞。

《文汇报》说：“绍府贵守，无端杀一女士，竟无从证实其罪，是诚大误。”《神州女报》发表题为《秋瑾有死法乎？》的尖锐评论说：“浙吏之罪秋瑾也，实为不轨、为叛逆。试问其所谓口供者何若？所谓证据者何若？则不过一自卫之手枪也，一抒写情性之文字也。”

署名“瘁民”的《浙江之危机》一文指出“杀学生，杀女士，无口供，无确证，仅谓‘有通匪笔据’，‘有绍绅告密’。不宣布，无以塞人民之望！”

《述浙省官吏之罪状》一文同样指出“妄杀秋女士。无口供、无见证、无实据”，既没有正式审判，也没有明白宣布的罪状，因此严厉谴责“杀人以媚人”的张曾扬、“戕无辜之国民”的贵福、“纵部兵以肆淫威”的李益智。

据陶沛霖《秋瑾烈士》一文回忆，“秋瑾就义后，陶心云驳浙抚和绍兴知府致电军机处，电文很长，谓：‘绍府蒙上，浙抚欺君，秋瑾无供无证，处以极刑，无法可据。彼所根据者，是彼心腹中野蛮之法律。’电文揭发贵福之暴行很详”。

贵福受舆论攻击不已，也深以当时没有确证为忧。因此对被捕的大通学堂学生及教员程毅等六人严刑逼供，“跪火练、火砖，惨状不忍睹”，试图在他们口中得到秋瑾“通匪”的证据，但终无所得。直到1908年10月25日，少年胡适参与编撰的《竞业旬报》第31期还发表了《好个大胆的贵福》的评论。

《卖友者之将来》一文对于告密者冷嘲热讽、义正词严——“秋某之死，不死于侦探，而死于告密；不死于渺不相关之人，而死于素号开通，昕夕过从之人。”

急得袁翼为此上书浙江巡抚为自己辩白，“今《神州日报》为秋瑾死事，不察实情，听访员之言，遽诬翼告密。”也可见舆论影响的一斑。

  上海报馆还直接致函因为争路权而名动一时的汤寿潜，要求他作出答复。一时间，报纸上出现了多封戏代汤寿潜复上海报馆函，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杭州知识界因秋案而对汤大为不满，他是绍兴人，又负有声望，秋瑾被捕后，张曾扬曾征询过他的意见，而他的意见是不利于秋瑾的。

  舆论当然也不会放过旁观的“看客”，署名“佩韦”的《致浙省绅界书》，责备他们“不敢异议，是不惟无义气、无热血，亦且胆小如豆，胆小如粟矣。是天下可鄙可怜之人”。

  1908年2月29日，《神州日报》刊出记者《公祭秋女士大会述闻》。10月20日，《杭州白话报》刊出《各地绅商对于秋瑾墓案之评论》，转载了10天前上海《新闻报》有关浙江当局试图毁平秋瑾墓、严拿徐寄尘、吴芝瑛等的消息之后，“沪地商绅大动公愤，连日会议”，10 月13日，“江苏绅士上书江督，力争此事，由江苏省教育总会沈友卿、太史同芳领衔。”

“明夷女史”的《敬告女界同胞——为浙江明道女学堂女教员秋瑾被杀事》一文则给予秋瑾之死极高的评价——

“至于以国民之权利、民族之思想，牺牲其性命而为民流血者，求之吾中国四千年之女界，秋瑾殆为第一人焉。则秋瑾之死，为历史上放光明者，良非浅鲜。”

“今则以巾帼而具须眉之精神，以弱质而办伟大之事业，唤起同胞之顽梦，以为国民之先导者，求之吾中国二万万之女界，秋瑾又为第一人焉。人皆谓秋女士之死，阻我女界之进步，而不知适所以振起二万万人之精神也。则秋瑾之死，为社会之影响者，尤非浅鲜。”

  民间舆论始终难消

  正如当年发表的《敬告为秋女士呼冤者》一文所说：“女士之死，海内冤之。哭以诗者有人，吊以文者有人，传其遗事者有人，刊其著述者有人，闻其冤而愤浙中士绅致函诘责者有人。”

  1907年8月8日，《振华五日大事记》第24期发表《中国女侠秋瑾之真相》。9月初，无生的短篇小说《轩亭复活记》在上海《女子世界》增刊本发表（后改题为《秋瑾再生记》，由竞存书局出版）。小说描写夏瑜（后改为秋瑾）死而复活，鲁迅先生1919年4月发表的小说《药》中塑造的“夏瑜”就源于这里。

  主办《女子世界》的陈勤，来自浙江南浔，“因鉴湖女侠恶耗……本社拟即赓续之以继女侠之志”，于1907年12月创刊《神州女报》，创刊号载有徐自华（寄尘）的《神州女界新伟人秋瑾女士传》、吴芝瑛的《秋女士传》和《祭秋瑾女士文》、佛奴的《秋女士被害始末》、佚名的《论秋瑾之被杀》、《秋瑾有死法乎》，还有徐自华的《祭秋瑾女士文并序》、《挽秋女士四章》、王钟麒的《秋瑾女史哀词》、孔繁淑的《哭秋瑾七律四章》及《吊秋女士》、《吊越女》、《挽鉴湖女侠》、《浙祸》、《挽秋女士》、《哭秋女士瑾》、《挽竞雄》等大量悼念秋瑾的诗词、联语。

《秋女士被害始末》记载了六月初一到初六这六天的情况，其中说临难的那一刻——“秋女士是时从容如故”作者当时置身绍兴城中，或得自口碑，或亲历其事，他的记录因而是可信的。

  1908年1月，《神州女报》第二号发表《吊秋璇卿女士文》、徐自华的《为秋瑾营葬事致吴芝瑛女士书》及《哭秋璇卿女士》、《哭秋女士》、《哭秋瑾娘》、《挽秋璇卿女士联》、《挽秋女士瑾》等大量诗词、联语，其中不乏“惨成七字狱，风雨断肠天”这样令人长久难忘的沉痛诗句。

  陈勤还和吴芝瑛等一起，通过各种关系把秋瑾的遗稿交给各大小报刊乃至《万国公报》发表。

  少年英俊的《孽海花》作者、江苏常熟人曾孟朴不仅带头与三十多人联名电奏抗拒张曾扬调任江苏，而且在秋瑾被害第三个月就在他主持的上海《小说林》第五期上一口气刊载了秋瑾遗诗 21首，第六、七期连续发表徐寄尘的纪念文章《秋女士历史》（1907年11月）和《秋瑾轶事》（1907年12月）。接着刊出了多种以秋瑾为题材的小说、戏曲，小说有包天笑的连载长篇《碧血幕》，戏曲有吴梅的《轩亭秋》杂剧、龙禅居士的《碧血碑》杂剧，啸卢的《轩亭血》传奇等，只因《小说林》出到1908年9月就停刊了，这些作品大多没来得及登完。

  萧山湘灵子的《轩亭冤》传奇（又名《中华第一女杰轩亭冤传奇》），写成于1907年9月9 日，距秋瑾遇害仅三个月零三天，其中有《叙事》一篇说：“秋瑾何为而生哉，彼生于自由也；秋瑾何为而死哉，彼死于自由也。自由为彼而生，彼为自由而死。”

  1907年9月下旬，古越嬴宗季女的《六月霜》传奇，由上海改良小说会社出版单行本。

  同年，黄民编《秋雨秋风》史料由竞存书局出版，此外还有大兴书局石印、佚名编的《鉴湖女侠》和广东铅字排印本、沧桑客编的《秋女侠冤狱汇案》史料。

  1908年，上海复汉社印行了《流血女杰秋瑾》诗文集。1909年，陈勤创办《女报》月刊，在第三期后专门出了湘灵子编的《越恨》等增刊，这是有关秋案比较完整的专辑，收集了当时报刊上发表的大量有关秋瑾一案的史料。

  官僚凶手被民众泼粪

  秋瑾弟弟秋宗章曾在《国闻周报》（14卷22期）发表过一篇《六月六日与李钟岳》，详细叙述了山阴（绍兴市那时分山阴、会稽两县）县令李钟岳在秋瑾被害前后的言行，及最后自尽的选择。

  李钟岳，字崧生，别号晴岚，生于山东安邱，耕读传家，进士出身，先后任浙江江山、山阴县令，深得民心，所以离任之日有数千人自发送别。贵福在决定逮捕秋瑾之前把案子交给他和会稽知县李瑞年会同办理，他曾多次委婉陈辞，遭到贵福否决。1907年7月13日，军队荷枪实弹包围大通学堂之时，他在现场，曾在门外向士兵大呼“但加逮捕，弗许伤害。”

  秋瑾被捕后，先是押在山阴狱中，贵福要李钟岳严刑拷问，推其本意恐怕是他不想担当杀士的恶名，所以企图借李的手杀秋瑾。

  第二天，李钟岳仍不肯刑讯逼供，只是让秋瑾自己写供词，于是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这七字传世的绝命诗。秋瑾遇害两星期后，张曾扬致电贵福：“报纸中载：该匪当堂书‘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有无其事？有即送核。”当日，贵福复电“七字在山阴李令手，已晋省。” 可见实有其事。

  贵福怀疑李钟岳偏袒，有意开脱。在得到浙江巡抚同意“将秋瑾先行正法”的复电后，立即召见李，令他执行。李说：“供、证两无，安能杀人？”好一句“供、证两无，安能杀人？ ”百年之后依然掷地有声。

  秋瑾男装相

作者：QQ公子

　　近代革命家、作家。字璇卿，号竞雄，别署鉴湖女侠、汉侠女儿。浙江绍兴人。出身于小官僚家庭。生于福建,曾随父旅居台湾、湖南。

　　光绪二十二年(1896),与湘潭王廷钧结婚。后曾两次入京。庚子事变之后思想剧变，决计献身革命，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光绪三十年(1904)，赴日留学，先后参加实行共爱会、演说练习会、洪门天地会，并创办《白话》杂志。次年初，一度回国，加入光复会。七月，再返日本，加入同盟会，任总部评议员和浙江省主盟人。她经常登坛演讲，鼓吹革命，又学习射击和制造炸药，准备日后进行武装斗争，成为激进的革命活动家。当年十一月，日本政府颁布约束留学生规则，她力主全体回国，并先行返沪，参与筹办中国公学。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初，在浙江浔溪女学任教，后到上海筹办《中国女报》。1907年春，回绍兴主持大通学堂，积极联络会党与军学各界,组织“光复军”,准备与徐锡麟同时在安徽与浙江起义。7月6日，徐锡麟在安庆先期发动，失败牺牲。13日，秋瑾在绍兴被捕，15日,从容就义。1913年，孙中山曾到杭州秋瑾墓致祭,题赠"巾帼英雄"的匾额。

　　几十年来，亿万中国人民一直纪念着她的英名，缅怀着她的业绩。生为人杰，死为鬼雄。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秋瑾是足以当此赞话受之有余。

　　夜深兄补充资料很详尽。再转一帖补充：

       一抔黄土埋忠骨

　　1907年7月13日下午四点，15岁的范文澜被一阵急促而沉重的脚步声和几声零乱的枪声惊起，他走出自家庭院，顿时被眼前的景象惊住。他家西端的大通学堂出事了。

　　有三百多名荷枪实弹的士兵，层层围住了学堂，他们大叫着抓秋瑾，抓秋瑾。接着便鱼贯而入冲进学堂。学堂里又传来几声枪响后，不一会儿，秋瑾穿着白汗衫，双手反绑，被士兵们鱼贯而出地推了出来。

　　士兵们乱哄哄的，前面几个兵开路，又有几个兵紧跟在后面，他们的枪都上了刺刀，这群人席卷着秋瑾冲锋似的奔过范家门旁的锦麟桥，向绍兴知府衙门的路上奔去。

　　大祸就这样来临了。其实这天早上，大通学堂来过两个乔装打扮的人，他们是反抗清朝统治的革命党人，他们的到来是为了通知秋瑾避开刀锋。刚刚七天前，秋瑾的革命同志徐锡麟在安徽起事失败，连心肝都被清兵吃了，负责浙江起事的秋瑾自然成了奸细告密的对象。无奈此时的秋瑾心意坚决，她说："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如满奴能将我绑赴断头台，革命至少可以提早五年。"真有"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凛冽和坚定。
秋瑾一被带到府衙就接受了三堂会审。绍兴知府贵福和被徐锡麟刺死的恩铭有亲戚关系，所以对徐的同党秋瑾自然一心谋害。而山阴县令李钟岳却对秋瑾同情有加，他爱惜这名有才有勇气的女子。大堂上，秋瑾对贵福的提问针锋相对。当被问到同党时，秋瑾对着贵福说，你也常来大通学堂，你也便是同党之人！贵福听后大怒，对秋瑾动了"拶指"的酷刑。

　　7月14日，知县李钟岳提审秋瑾，他在花厅屏退众人，让秋瑾坐在椅上，缓缓对谈。县衙内外唯见长日流转，鸦雀无声。秋瑾向父母官讲了自己的家庭、婚姻和留学日本的经过。当李钟岳问她有什么话想留下时，秋瑾忍着手痛，在纸上先写下了一个指盖大的秋字，之后，便续出一联，"秋风秋雨愁煞人"！李钟岳看得一片黯然。当晚向贵福禀明秋瑾之案无凭无据，不该定罪。然而一定要置秋瑾于死地的贵福竟立即起身前往杭州，向浙江巡抚谎称秋瑾已伏案认罪，立时得到了就地正法的手谕。7月15日凌晨三点到五点，一夜未眠的李钟岳来到大牢。秋瑾身上穿着她来时穿的白色汗衫，脚上穿着一双即将走去的皮鞋。两人都知道大限将近。秋瑾从容静气地对父母官提出了三项请求：一、我是女子，死后万勿剥衣；二、请为备棺木一口；三、刑前允我写家信一封。李钟岳慨然应允了前面两个请求。

　　风和雨，轩亭口，黎明在即，鸦雀绕树。秋瑾四顾茫茫，死于刀下。68天之后，被革职的李钟岳，闭门在家，心怀忧愤，自缢身亡。

        作者：金Q公子

有位湖南地方文献工作者，邹华享，对秋瑾有所研究。他曾经写过一篇长文，《秋瑾与湖南》。转发在这儿，为有兴趣的网友参考。

秋瑾与湖南

辛亥革命先驱秋瑾烈士在清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六（1907年7月15日）被浙江绍兴知府贵福杀害，年仅31岁。她短短的31个春秋，在湖南就度过了10年，且是人生最重要的10年。她与湖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剪不断，理还乱”。

1 1893年冬侍父来湘，冶游长沙，寄寓常德，学书弄剑，方显出“秋小姐”本色

      清光绪十九年癸巳（1893）冬，秋瑾随父秋寿南来到湖南，侍居长沙。秋寿南为李维翰《慕来堂诗文征存》题七言长诗曰：“忆我听鼓到湘东，敦州滥厕癸巳冬”，明确指出是在“癸巳冬”来长沙的。此前，秋寿南任福建台湾巡府文案。受巡府余姚邵筱 中丞友濂的举荐，擢直隶州知州，签分湖南候补，并非和邵友濂一同来湖南的。光绪二十年九月，邵友濂调任湖南巡府，最早十月才到任视事，十一月即被清庭调往日本议和。（田伏龙主编：《湖南近150年史事日志》（1840—1990），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秋寿南在长沙候补期间，“闺阁小姐”秋瑾常随父读书习诗，也邀约二三友人登定王台，谒贾傅祠，引酒赋诗，写了不少感时忧伤的诗篇。

光绪二十年底或次年春，秋寿南由“知直隶州”改签常德厘金局，任总办。清末，各省厘金局人员的委任，皆用到省后经过一定年限（起码一年）之候补人员充任各局卡之委员，一般由候补知府或候补直隶州知州充任，常德厘金局在当时不是湖南重要的厘金局，委派秋寿南任总办是官吏的正常任用，并非秋家无钱厚贿吏部，或因秋寿南性狷介、不善营谋而改签的。在常德呆的时间不长，旋奉调湘乡厘金局。在离开常德坐船到湘潭途中，秋瑾有《去常德舟中感赋》一首：“一出江城百感生，论交谁可并汪伦？多情不若堤边柳，犹是依依远送人！”

      2 走进湘乡，与王廷钧错接连理。养儿育女，过着平静而优裕的少奶奶生活，而内心却异常苦闷，哀怨难耐

   秋寿南在光绪二十年夏秋之际，上任湘乡县厘金局，不久即结识了曾国藩的长孙曾重伯（字广钧），曾重伯是光绪年间进士，有“翰林才子”之称。经曾重伯的介绍，秋寿南又认识了王黼臣。王黼臣家在湘乡荷叶塘神冲老铺子，离曾国藩的出生地白玉堂只有三华里，是曾家人出入的必经之地，两家有一点姻亲关系，来往比较密切。王黼臣在湘潭十四总由义巷开设义源当铺，又与曾澄侯（即曾国藩的大弟曾国潢）在十八总合开钱铺，积资巨万，富甲一方。是年冬，王家请人作媒聘瑾。秋寿南将秋瑾许配给了王黼臣的季子王廷钧，字子芳，生于光绪五年，比秋瑾小2岁。光绪二十二年（1896）四月初五，王廷钧与秋瑾在湘潭十八总泰顺栈举行了婚礼，由于是官、商联姻，婚礼排场很大，很热闹。婚后，王廷钧一方面帮助父亲经营义源当谱，一方面延师课读，夫妻切磋学艺，也还琴瑟和谐。秋瑾一般住在湘潭，也经常到神冲婆家。第二年农历五月二十八日（6月27日），秋瑾在神冲生了第一个孩子，取名沅德。因为是个男孩，王家上下都很高兴，专门雇请了一名叫吴妈的女仆服侍秋瑾母子。这一时期，秋瑾过着一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少奶奶生活。秋瑾来湘后，先后住过长沙、常德、湘潭，都是相对比较开放的地方。当时，一些维新派人士救亡爱国，提倡新科学，宣传民权等对秋瑾的思想是有一定影响的，使她亲身感受到“湖南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的气息，而身处这样闲适、闭塞的生活环境却使秋瑾感到窒息和苦闷，“重重地网与天罗，幽闲深闺奈何”。同时，秋瑾与王廷钧的婚姻本来就没有任何基础，仅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初婚的男欢女爱已经结束，双方的性格、兴趣、学识的差别日益凸现，以致于秋瑾对婚姻愈来愈感到不满，“可怜谢道韫，不嫁鲍参军”（秋瑾：《咏谢道韫》），“知己不逢归俗子，终身长恨咽深闺”（秋瑾：弹词《精卫石》第四回）。郭延礼在所著《秋瑾年谱》中说：王子芳“为典型的没落阶级的纨绔子弟。瑾秉性端庄凝重，性格又热情豪放，与王氏纨绔气格格不入，因此夫妇不相得”。不知根据何在？未免信口雌黄。如此评判他的“研究者”代不乏人，大都为尊者讳，想当然而矣。倒是秋瑾的弟弟秋宗章的说法是比较客观公正的，在其所著《六六私乘》中说：“婿字子芳，行四（三），风度翩翩，状貌如妇人女子，姊转伉爽若须眉，琴瑟异趣，伉俪不甚相得。”又在《关于秋瑾与六月霜》中说王廷钧“美丰姿，状貌如妇人女子，第质美弗学，远不如我姊。”王、秋的儿女亲家张翊六撰写的《子芳先生夫妇合传》曰：子芳“体清腴，面皙白，有翩翩佳公子之誉。读书善悟，不耐吟诵；作文写大意，不喜锤炼。不临摩碑帖而书法秀丽。”秋瑾在北京结识的日本友人服部繁子在《回忆秋瑾》一文中说她第一次到秋瑾家时，“秋瑾的丈夫也跟了出来，白脸子，很少相。一看就是那种可怜巴巴的、温顺的青年。”看来，按现在流行的说法，王廷钧是一个女性化的奶油小生，缺乏男人的阳刚之气，与秋瑾理想中的“白马王子”相差太大。秋瑾少习书剑，性好游侠，工诗文，娴词令，而王廷钧只是一个蜗居山村、目光短浅的白面书生。因而这桩婚姻是不般配的，是错位的婚姻。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只能维持于一时，一旦有条件，就会破裂乃至解体，分道扬镳，势所必然。不能简单地把婚姻的破裂归结为某一方，无端地指责、丑化甚至鞭挞王廷钧，这是不公正的。

3 随夫二上京城，拓视野，广见闻，悲国事日非，以身许国。抛夫别子，毅然留学东洋。致书湖南“诸姊妹”，赴日求学寻自立

光绪二十五年（1899），王廷钧为了“以报效秦晋”（张翊六《子芳先生夫妇合传》语），帮助秋瑾解脱寂寞和苦闷的痛苦，“账款议叙工部主事”（同上）。翌年，王廷钧夫妇携带沅德从荷叶起程，绕道上海赴京。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十二日，清庭诰封秋瑾为“恭人”，据此，可以断定王廷钧第一次上京应在光绪二十六年三月以前。居京宣武门外“蝇匠胡同吴宅”（四月初九日《致琴文书》，信中云“瑾在京，假寓蝇匠胡同内吴宅，每月租金八两。”又有句“夫婿近日亦习洋文”，阅秋瑾留存所有书信，称“夫婿”惟此一句，应是王、秋关系较好时所言。第一此到京，心情较好，才有如此之称。1903年第二次到京后，夫妻关系已经紧张，不可能再有如此昵称了。）在京期间，“手不释卷，口不废吟哦，湘乡同乡郭桐白、李翰屏诸君，慕其诗词，索题索和，辄应之。”（张翊六《子芳先生夫妇合传》语）有《题郭桐白宗熙湘上题襟集即用集中杜公亭韵》二章，“他年书勒燕然石，应有风云绕笔来。”八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秋瑾作《杞人忧》诗云：“幽燕风火几时收，闻道中洋战未休。漆室空怀忧国恨，难将巾帼易兜鍪。”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早已逃出京城，达官贵人也纷纷携眷外逃。此时的秋瑾也只能“空怀忧国恨”，和夫君又经上海返回湘乡荷叶塘神冲，写有《申江题壁》：“一轮航海又南归，小住吴凇愿意违。马足车尘知己少，繁弦急管正声稀。几曾涕泪伤时局？但逐豪华斗舞衣。满眼俗气忧未已，江河日下世情非。”次年八月二十五日，第二个孩子王灿芝出生了。

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月十六日，秋寿南在桂阳知州任上病逝，秋誉章兄弟扶柩至湘潭，择地安厝，眷属亦租房安顿。与王氏合资创和济钱庄于城内十三总。秋誉章经商是外行，“不谙圜 利弊“（秋宗章语），所托主事者陈玉萱，包藏祸心，任意侵渔，中饱私囊，致使钱庄破产。癸卯（1903）五月，秋誉章扶先君灵榇，携全眷回归绍兴故里。不久，王廷钧第二次上京，上京时间可能在夏历五月以前。而秋瑾是五月以后才走的，沅德因”祖母所钟爱，不令远离“，只带了不满两岁的灿芝上路。秋家归里不久，秋瑾再次绕道上海，回绍兴省亲，“来去匆促，未暇席暖”（秋宗章：《瑾姐归宁定省考》）。秋宗章《关于秋瑾与六月霜》云：“癸卯五月，遂全眷南归。而姊婿子芳入赀为郎，亦先期接眷北上，南辕北辙，劳燕分飞。”这里“先期接眷北上”似应为“先期北上”，才有“南辕北辙，劳燕分飞”之说。秋宗章《六六私乘》云：“犹忆成行之先日，予偕侄辈往王宅谒姊辞行，。姊虽不作儿女之态，顾骨肉分离，相逢无日，亦不禁黯然。临歧，丁宁频数。予侪惟含泪应之。归途道经湘潭厘局，追惟先人宦辙，以及儿时游钓之所，益为怅触。今兹事隔三十年，回首前尘，犹恍然在目也。”“自予家归里后，姊婿子芳入赀为小京官，携眷北上。”似可判断，在秋家全眷离开湖南时，秋瑾还在湘潭。过上海时，有《重上京华申江题壁》：“又是三千里外程，望云回首倍关情。高堂有母发垂白，同调无人眼不青！奥恼襟怀偏泥酒，支离情绪怕闻莺。疏枝和月都消瘦，一枕凄凉梦不成。”秋瑾第二次入京，寓南横街圆通观斜对一小宅，后徙南半截胡同。经庚子之乱，她更加关心国事，阅读新书报，思想亦日趋激进，“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持铁血主义报祖国“。先后结识吴芝瑛、陶荻子、宋湘妩等，又通过吴芝瑛，结识了日本人服部繁子。为了寻求自身进一步获得解放的道路，立志去日本留学，“身亲文明教育”。对秋瑾东渡日本，王廷钧是持反对态度的，但见她去意已绝，挡是挡不住的，只好妥协，却在经济上不给予支持甚至封锁。秋瑾只得托陶荻子典卖首饰，以筹措留日费用。

4 恶语咒夫君殃及儿女，家事难断自损形象。叹王廷钧无奈“鳏居”，近而立之年就驾鹤西去，魂断情殇

由于王廷钧、秋瑾婚姻的错位，酿成了一场婚姻悲剧。又因为秋瑾是名人，悲剧色彩就更加浓厚。王、秋都是悲剧的受害者，相对来说，王廷钧受到的伤害更严重一些，他不仅受到秋瑾咬牙切齿地咒骂，而且身后还受到一些人想当然的指责。从1904年冬到1905年底，秋瑾给其兄秋誉章写过10来封信，信的内容真实地反映了秋瑾的思想和人生价值取向，反映了她对社会、对人生、对他人、对家庭的态度，更由于秋誉章是秋瑾在这个世界上惟一可以信赖的“大人”，因而无任何矫情、虚伪。要想去认识一个真实的秋瑾，就必须实事求是地去分析这些信件。遗憾的是，还没有见到有人专门分析这些信件的，倒有一些人借秋瑾信中的一些偏激之词去诋毁他人，王廷钧就是受害最深的。秋瑾在信中骂王廷钧已经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似乎用世界上最肮脏、最恶毒的语言也不能解心头之恨。“子芳之人，行为禽兽不若，人之无良，莫此为甚！……闻此人，令人怒发冲冠，是可忍，孰不可忍！”“吾能决其终身不能改变其无信义、无情谊、嫖赌、虚言、损人利己、凌侮亲戚、夜郎自大、铜丑纨绔之恶习丑态。”还恨恨地说：“惟切齿者，吾之仇，报复无计，实平生隐痛也。”把一个王廷钧骂成十恶不赦的恶棍，与其有不共戴天之仇。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为什么与这样一个“恶棍”同床共枕这么多年，还为他生儿育女？其实，秋瑾的哥哥秋誉章也是不以为然的，否则秋瑾在信中不会信誓旦旦地讲“待妹之情义，若有虚言，皇天不佑。”信中除了泛用恶毒的漫骂语言外，所举事例，即“曾不见从前待我之情形乎？后妹出居泰顺栈，则又使其仆妇甘辞诱回，其种种举动更厉于前，无一毫改悔之心。”指的是秋瑾在神冲王氏婆家乡居时，或与其公婆、或与其丈夫发生争执，赌气跑到湘潭十八总泰顺栈居住之事。泰顺栈是王、秋结婚之地，也是侨寓湘潭之所。就是这样一件事，徐自华《炉边琐忆》，“忆”成了王廷钧因逛窑子，吃花酒，秋瑾以牙还牙，着男装去戏园看戏，被王发觉，打了秋瑾，于是一气之下走出阜外，在泰顺客栈住下。不少“研究者”引用，作为王“嫖赌”的证据，可笑复可叹矣！为什么秋瑾如此憎恨王廷钧，她在信中说：“呜呼！妹如得佳偶，互相切磋，此七八年岂不能精进学业？名誉当不致如今，必当出人头地，以为我宗父母兄弟光，奈何于此比匪无受益，而反以终日之气恼伤此脑筋”，这大概是秋瑾深恨王廷钧的根本原因。秋瑾与王廷钧夫妻关系紧张，秋瑾的好友吴芝瑛、陶荻子都是劝她的，希望夫妻和好。果如秋瑾所骂，具有开明思想的吴芝瑛等人必定会仗义执言，劝秋瑾早日挣脱这不幸婚姻的藩离。

秋瑾恨王廷钧，也不爱自己所生的一对儿女。秋瑾毅然东渡时，王灿芝还不到4岁，后被“寄托在友人谢涤泉家，由邓姓女仆携归家中，几乎冻死饿毙于中途。”（王灿芝：《读<六月霜>后之感想》，其子早留在湘乡乡下，也不过七八岁，都是最需要母爱的时候，可秋瑾说“妹近儿女诸情，俱无牵挂，所经意者，身后万世名耳”。（己巳年八月十四日与秋誉章信）秋瑾是一位诗人，柔肠侠义，写过很多诗词，却没有一句留给儿女的，也没有写信问过儿女的情况，能为后人理解乎？但讲不近儿女情的秋瑾，却对侄儿侄女关怀备至。、，希望他们“若能循良勉学为秋氏争荣光，方不虚生于人世。”（《致秋壬林书》）其子王沅德1955年5月16日在长沙去世，生前是湖南文史馆秘书，在世人都赞秋瑾时，作为儿子的王沅德没有一句回忆母亲的文字，恐怕也有难言之隐。走笔至此，笔者窃以为秋瑾既是一位惊世骇俗、特立独行的奇女子，又是一个人格异化的怪女人，把追求女人自立与博取“身后万世名”等同起来，与近儿女之情绝对对立起来，是一种走极端的表现。

      毋庸讳言，王廷钧乃凡夫俗子，既无文韬武略之才，又无风流倜傥之貌，秋瑾与之结合，感到跌入了婚姻的峡谷，完全是可以理解的。而王廷钧何罪之有？有女千家求，王家向秋家申婚姻之好也是门当户对，无可厚非，秋家如不允准也自然可以。王廷钧面对一个比自己强的妻子，是很依顺的（秋瑾的日本友人服部繁子说秋瑾是家庭中的“女神”），在不同意秋瑾留学问题上的态度也是在可以允许的范围之内。秋瑾去日本后，王廷钧一直“鳏居”（没有任何史料证明秋瑾说的“早已娶新妇”），不到三十岁就去世了，带走了多少离愁别恨！

      5 为革命筹款，女着男装，孑身赴湘，刀逼王家要钱，谁说女子不如男

6 惨遭杀害，冤魂归何处？移榇葬昭山。民国成立，英雄受彰显，返葬西泠桥畔。湘省建秋祠，留烈士永驻

1907年7月15日，秋瑾在绍兴轩亭口就义后，其兄弟“慑于淫威，不敢前往收尸，但由善堂草草成成殓，藁葬于府山之麓”，后“移榇常禧门外严家潭丙舍暂厝”（秋宗章《六六私乘》）越明年，秋瑾生前好友吴芝瑛、徐自华女士“推故人之谊，为窀穸之谋，卜兆西泠，营建墓地”。（同上）讵知风波骤起，有清庭御史常徽奏请平墓，经人斡旋仍不能幸免，又“间关万里，遄返浙中，仍移厝严家潭丙舍”（同上）宣统九年（1909），当王家得知秋瑾之柩无处落葬时，王廷钧的母亲屈氏即在八月派人移秋榇来湘，是时，王廷钧已离世快半年。王家派去的人到山阴后，又遇上秋誉章在天津病亡，秋家连遭变故，家运艰危，门衰祚薄，凄惶可知。这几个人只好在越中盘桓月余，到九月中旬才扶柩起程，葬湘潭昭山。王时泽讲“烈士遗骨由王廷钧以其子沅德名义，迁葬于湘潭之昭山”，又有人说，由沅德扶母柩归湘与父合葬，似都不确。王廷钧死于宣统元年闰二月二十一日，葬湘潭三都四甲叶子塘，他早已与秋瑾在另一个世界相见了。至于沅德去未去，秋宗章在《六六私乘》中未提，肯定是没有去，如果去了的话，秋宗章势必记忆犹新，在所写文章中不会不提的。为什么不把秋瑾与王廷钧合葬，恐怕婆母屈氏是有所担心和考虑的。不过，王家能派人去山阴移榇，也说明王家还是认秋瑾为媳妇的，他们是在尽一种传统道义上的责任，王家是善良的、宽容的。

      1912年民国成立，作为革命先驱的秋瑾理应得到彰显。杭州“秋社”成员请示国民政府将秋瑾灵榇还葬西湖，被批准后，派“秋社”的陈去病专门赴湘洽商，并迎秋榇还浙。这时期，湘省同盟会会员要求迁葬岳麓山，都督谭延 也同意此举。王沅德以烈士子女均在湘潭为由，拒绝迁葬。在浙江方面的坚持下，于是年6月前后，始得启穴返葬杭州西湖西泠桥畔，湖南都督谭延 专门派人护灵。烈士遗骨复葬西湖后，湖南妇女会及同盟会呈准都督府拨长沙黄泥 （今蔡锷中路）陈 住宅改建秋女祠，由王时泽主持其事。房主陈 ，即陈翼栋（前清浙江藩司陈玉山之子），秋瑾被害时，适任浙江候补道，“奉增抚札，搜其余党，遂及于难湘同盟支部干事周震麟、盛时、唐支厦等推原祸始，实陈一人为阶之厉，特呈请都督即将陈所置之黄泥 房屋及陈玉山专祠，一律查抄充公，陈之专祠改为秋女侠祠。”（《民主报》1912年7月22日）经费则全部由王家负担。（王时泽：《回忆秋瑾》）1912年7月19日（农历六月初六），湘省政学警工商各界于烈士祠召开追悼大会，有数千人参加，临时会长王时泽主持，王沅德致答谢词。（《民主报》1912年7月22日）民国2年，王家为秋瑾举行亡灵超度，并在王廷钧墓旁筑衣冠冢，“佳城方位，针定巽山乾向”，“填场墓地，均遵旧制，竖立祁阳白色墓碑，上刻显妣王母秋老太君之墓，下浣刊有孝男王沅德奉祀等字样，坟址地名叶子塘”，“与笔者蜗居，相距咫尺”。（邹觉明：《秋瑾烈士与湘潭》 载台北《湖南文献》第五卷第四期 1977年10月）。邹觉民与王沅德交情深厚，曾在民国二十八年后任过墓址所在地昭阳乡乡长，此说当为可信。1939年，王沅德应邹觉民代王韵伯所求，将昭阳乡境内大冲王氏别墅无条件赠与王韵伯所办的私立新群中学作为校舍，只提出在别墅内建秋瑾堂一间，以追念母仪。大冲王氏别墅占地数百亩，房屋两百余间，雕梁画栋，气势恢宏。（同上）现为大冲学校校址。

      7 “王氏族谱”重见天日，有助于解决秋瑾研究中的一些疑难问题

近年，有研究曾国藩的学者在曾的出生地白玉堂后山偶而在一王姓农户家里发现《上湘城南王氏四修族谱》，1916年太原堂活字本。湖南有三湘之称，上湘即湘乡，中湘即湘潭，下湘即湘阴。“上湘”姓王的很多，只在《城南王氏族谱》中发现了王黼臣及其季子王廷钧、媳秋瑾的资料。这部“族谱”的发现，对深入研究秋瑾，解决秋瑾研究中一些悬而未决或是是非难断的问题提供了直接的史料依据。如关于秋瑾的生年，目前的说法有1875、1876、1877、1878、1879等5种之多，1879年之说，曾一度得到学术界认同，并在1979年举行了秋瑾百年诞辰纪念活动。后来，秋家的后人出来更正，说是1875年，并说是根据秋氏家谱，言之凿凿，又加上他们是秋氏后人，说话的权威似乎又大一些，因而有些学者又出来支持此说。究竟生于哪一年？“王氏族谱”有明确记载：清光绪三年十月十一日，即1877年11月15日，秋瑾比王廷钧大两岁，王廷钧生于光绪五年十月初六。王、秋两家订婚时，男女双方要交换庚帖，庚帖上写有订婚者的姓名、生辰八字、籍贯、祖宗三代等内容。订婚是非常重视双方生辰八字的，要请术家推算，双方八字不能相可 ，否则是不能联姻的。“王氏族谱”显然是根据庚帖写的。至于秋氏家人说秋氏家谱中有秋瑾的生卒年、月、日，那是想当然。殊不知，家谱、族谱，是封建宗族制度的产物，是具有男性血缘关系的社会群体成员参予撰修的图籍。自有家谱以来，女子是不能入谱的。即使到了民国中、后期，也只有些思想开明的撰修者把“不字”（即不嫁人）的女子且家族承认有承嗣权的才与男丁同例提行入谱，至于“已字”妇女入谱，绝无例外。还有几种说法，都是亲友回忆，或臆断推测，不足征信。又如，“王氏族谱”中刊载了王黼臣、王廷钧父子的生卒年、月、日，还有墓图、诰封等，有助于辨析秋瑾的某些活动的时间和一些史事的真伪。在“王氏族谱” 中，有一篇张翊六撰写的《子芳先生夫妇合传》，张翊六是王、秋的儿女亲家，是王沅德的岳父，在京又与王共事多年，他所撰写的“合传”也是研究秋瑾的重要史料。

    楼上各位所引资料很详尽。据楚人所引“近年，有研究曾国藩的学者在曾的出生地白玉堂后山偶而在一王姓农户家里发现《上湘城南王氏四修族谱》，1916年太原堂活字本。湖南有三湘之称，上湘即湘乡，中湘即湘潭，下湘即湘阴。“上湘”姓王的很多，只在《城南王氏族谱》中发现了王黼臣及其季子王廷钧、媳秋瑾的资料。这部“族谱”的发现，对深入研究秋瑾，解决秋瑾研究中一些悬而未决或是是非难断的问题提供了直接的史料依据”，双峰乃从湘乡分出，从夫家原籍看，也可勉强沾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