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古城格局的确定与市场的繁荣

　长沙古城内的东部处于古龙伏山西麓，地形多为凸凹不平的丘陵之地，城市开发建设绝非旦夕之功。唐五代时期，长沙有识之士却将此开发成园林、宅苑，使之有了利用的价值。同时城北的一大片土地则形成以寺院为主体的佛教胜地，泐潭寺、铁佛寺及开福寺等当时的三大佛寺均在此地。但是，无论是城东的龙伏山西麓，还是城北的这一大片土地，在唐五代时期还均不在古城范围之内。
　　至宋代，城东在唐五代开发建设的基础上更加繁荣起来。因此，宋代曾在定王台建长沙县学宫，并将长沙县治迁到此处。《湖广通志》引宋本《太平寰宇记》云：“定王庙在长沙县东北一里。”清代所编的《湖南通志》说：“长沙县学宫宋代在浏阳门内，至元代移至府学右侧。由于县治和学宫的迁入，城东人烟密集起来。因此，在修整城垣时将此一带纳入城内，城墙建到龙伏山脊，浏阳门城门也移至现浏城桥处。明崇祯时的长沙知府堵胤锡《星沙守城议》云：“正月初四日，控马登陴，熟视形势，自正南黄道门循东角稍折而北二里许，为浏阳门，皆依上而筑，外出层冈叠峰，环城峙伏，以古法观之，守南城莫若守山矣。”可见宋代长沙城向东扩展到此位置后，在城市的防卫方面已极尽城东之地利，古城东缘格局遂从此确定。
　　长沙城北，在宋代扩展到了今湘春路一线。民国初年，拆除长沙古城墙时，曾在兴汉门东侧、现省妇幼保健院处发现地下还有古城门遗迹，并得宋代的石该“云阳门”一方，门额上有题款，为“景定庚申”（1260年）“向士壁书并立”，向为当时的潭州知州。根据云阳门位置判断，至宋代，唐五代时的泐潭寺已围到城内，而铁佛寺和开福寺仍在城外。
　　长沙城发展到宋代，格局已完全确定，其南起城南路，北至湘春路，东枕龙伏山，西临湘川，整个城市负山面江，直到民国初年拆除城墙时，虽屡经兴废，但范围基本没有改变，只是不断的加固和完善。
　　虽然，这一时期城市范围扩大了不少，但主要的街市仍集中在西半城，特别是集中在德润门、驿步门、永丰街、万寿街、万福街、西长街、太平街、三泰街、坡子街一带老商贸区。这一区域之所以街市纵横，商贸活跃，人口集中，与靠近德润门、驿步门、潮宗门、通货门等水运码头不无关系，由于码头近，起运卸货方便，有利于商品货物的聚散。
　　汉唐以来，城市大都实行里坊制度，将居民限制在井字形居住区里，同时将手工作坊、商业店肆集中在固定的市场内，这种传统的里坊制度和集中的市场越来越不适应日益发展的城市手工业和商业贸易。所以，自宋代开始，取消了里坊制度和唐朝以来的夜禁制度，形成了按行业成街的开放式街巷制度，导致邸店、酒楼和娱乐性建筑大量沿街兴建，城市生活在苟安享乐的生活方式影响下，呈现多样化的景象。
　　宋元长沙街市中的市坊，其繁盛的景象见诸历史资料的不多，仅有制墨业和刻板印刷业所形成的坊市因其在全国颇负盛名而略有记述。元代陆友《墨史》云“长沙多墨工，惟胡氏景纯墨‘千金獭髓’者最著”，“千金獭髓”是墨的品牌名，大抵为墨中精品。“州城大街之西安业坊有烟墨上下巷，永丰坊有烟墨上巷。”此数处载入《墨史》之街巷其制墨业之作坊一定规模不小，产品也极有名。长沙制墨业的兴盛与宋时刻板印刷业的繁荣是分不开的。沈括《梦溪笔谈》说：“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以后典籍，皆为板本雕本印书也。隋唐有其法，至五代而行，至宋而盛。”北宋庆历年间，刘沆帅潭州时，以淳化官帖为底本，命僧希白摹刻于石，又增入伤寒十七日及王羲之、王蒙、颜真卿诸帖，置之郡斋。这次法帖因内容丰富，摹刻精细在社会各界影响广泛，因此摹本甚多，有刘丞相私第本，长沙碑匠新刻本，三山木本，蜀本，庐陵萧氏本等多种版本。因长沙在北宋时称潭州，故以长沙刘沆郡斋本印制的帖称为“潭帖”（又名“长沙帖”，以“潭帖”为祖本而支生的其他四家称“潭派法帖”）。潭帖在社会上能产生较深远的影响，因此长沙的刻板印刷工艺应和制墨业同样的发达，亦应有不少的作坊。
　　元代长沙城内还有一个平坊，坊内有著名的颜料生产工场。1985年，在我省沅陵县一座元代墓中出土了一张包颜料的包装纸，上面印有业主的广告，说颜料为“潭州平坊内白塔街大尼寺相对住危家自烧洗”，“颜色与众不同，四远主顾请认门首红字高牌为记。”据此我们可以想象，当时长沙城街坊之内店铺鳞比，招牌临街高挂，其景象应是十分可观。
　　南宋末的1275年（宋德元年），元将阿里海牙围攻长沙，湖南安抚使李芾率军民固守三月后城破，当时元军已破湘潭并屠杀全城军民，由于阿里海牙的制止，长沙虽没有屠城，但守城将士及居民举家殉宋者不少，几乎十室九空，建筑亦破坏殆尽。至1277年（元至和十四年）复以土甓（砖）作城，并于他县徙民入城，城市才逐渐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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祠庙祀先贤　教堂添异彩

    　因坚信灵魂永存而产生了笃信祖先的观念是古人一种十分重要的信仰习俗，故以古代贤哲或传说中的祖先作为庙神的祠宇在长沙也为数不少。
　　文庙是供奉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的庙宇，因而又称孔庙、孔圣庙、夫子庙。自唐以后，文庙与官学结合，以附“左庙右学”之制，故又称学庙、学宫。据史书记载，自宋以来，长沙先后建有长沙府学宫、长沙县学宫、善化县学宫等学庙建筑，经明清两代修缮增建，其规模日趋完备，建筑巍峨庄严。
　　长沙府学宫，在府城正南门右(今学宫街左)，始建于宋朝，元末毁于兵。1374年(洪武七年)重建，以后屡有增修，才形成清时（音yu:彩云）煌壮阔的局面。整座建筑的形制：外为棂星门、泮池，中为圣殿即大成殿，是祭祝孔子的殿堂。“大成”名源于孟子语：“孔子之谓集大成”， l104年(崇宁三年)徽宗“沼明文宣王殿曰大成”，自此全国通称。东边为教授署，明伦堂、文昌阎、屈子祠等，西边为训导署、名宦祠、乡贤祠等。东南角建有高大的魁星楼，俯瞰学宫。教授署、训导署不言而喻是知识的殿堂，而名宦祠、乡贤祠则是供奉本地著名的宦官贤儒之场所。
　　长沙县学宫，宋时在测阳门内定王台旧址，1276年(至元十三年)移建长沙府学宫之右，1370年(洪武三年)迁建于长沙县署东之烟霞巷，1378年迁建于北门外，明末毁于兵。1658年(顺治十五年)重建于大西门内，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复迁于北门外旧址，1708年巡抚赵申乔再建于新开门内(今红墙巷一带)。中建大成殿、启贤词(1724年即雍正二年改为崇圣祠)。左为名宦祠，右为明伦堂、乡贤词。自1783年(乾隆三年)始，长沙县学宫多次增修、改建。“圣集大成”、“圣协时中”的御书金字题额始终高高悬挂于殿堂之前。因四周红墙围绕，始留下了红墙巷的地名。
　　善化县学宫，宋时在城南兴仁坊，元末毁于兵。1370年(洪武十三年)重建于长沙府学宫左，1562年(嘉靖四十一年)迁建于南门左(今文庙坪一带)，后有二次兵祸，屡建屡毁，规模渐阔。
　　长沙的文庙建筑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一定的规制，基本格局一般为左庙右学。其建筑群大体上可分为3个部分：前导部分，主要由照壁、泮池(学宫前的水池，状如半月形)、棂星门(源于古时帝王祭天先祭灵星，以示祭礼规格之高，如同祭天。一般为三间四柱石构门坊，为文庙的主要标志)等组成；主体部分则包括大成门、大成殿(殿内正中龛祀孔子，东西龛祀“四配”、“十二哲人”)以及两庑(龛祀先儒先贤)所组成的庭院；后部则一般为崇圣祠、乡贤祠、名宦祠、忠义祠、节孝祠、钟鼓亭、魁星楼、尊经阁等附属建筑。建筑形式主要采用官式做法，红墙黄瓦，在城市建设中形成显著标志和突出地位。长沙市区的文庙建筑虽随历史的风云而消失，但位于测阳市圭斋路的浏阳文庙则因其也是始建于宋，发展于明，成制于清，且保存较为完整，可以说是长沙地区文庙建筑的最好历史遗存，是先人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清时长沙还建有不少由具有忠孝节义品行的历史人物而衍化成的神庙。如因忠君而被奉为神的关帝庙，(位于新开门内今营盘街一带)，1680年(康熙十九年)重建；祀元指挥使刘承忠的刘猛将军庙(位于城南书院废址)，1835年(道光十五年)建；祀汉太守张仲景的张公祠，1743年(乾隆八年)建于北门贤良里(今巡道街附近)；以及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在北门大街西建有的祀湖南巡抚李发申之李大中丞祠、1739年(乾隆四年)在北门大街东建有的祀明兵部侍郎王伟的王公词、1824年(道光四年)重建于妙高峰的张南轩祠和真文忠祠、蒋周二忠祠、理灵祠、任赵公祠、郎公祠、五忠祠、昭忠祠……等，真是不胜枚举。这些祠庙建筑因其历史影响的局限性，今已踪迹全无。
　　此外，从明至清长沙城区还出现了一种地域性和行业性的建筑----会馆建筑。会馆建筑的形式类似于祠堂，它一般是由外地商人、迁徙的移民或手工业行会集资兴建的，这里每年要定期地举行隆重的宗教祭祀活动，故会馆的名称也有以“宫”、“殿”相称的。长沙的会馆始于商业和手工业比较发达的明代中叶，清代开始兴盛发展。比较著名的会馆建筑有：
    1664年(康熙三年)始建于坡子街的山陕会馆，该会馆经1794年(乾隆五十九年)、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两次重修，形成前后三栋(中为关帝大殿，后为观音阁，四边客厅，东边义路)的建筑群。
　　位于福胜街的苏州会馆(建于康熙年间)规模宏大，进门为戏台、方坪；正栋关圣殿，左为文昌宫，右为财神殿，中为翠波阁；后进中为大雄殿，左雷祖殿，右杜康词。
    此外，还有福胜街的中州会馆、太平会馆、怡长街的粤东会馆、鱼塘街的湖北会馆(1684年建)、西牌楼的云贵会馆(1866年建)、太平街的江南会馆、坡子街的上元会馆等，均为外地商人在长兴建的地域性会馆。而位于宝南街的鲁班庙，则是长沙木行、泥行各工匠捐资建造的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行业性会馆。鲁班庙始建于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初时为一座小殿，经1850年(道光三十年)、1863年(同治二年)两次扩建，才形成了占地面积3000多平方米、三进殿宇的大型建筑。整座建筑由山门、戏台、庙坪、五睦堂、观音堂组成，殿势雄伟、坚实华丽，尤其是奉祀鲁班仙师的五睦堂，横宽24米，进深8.5米，总高12米，为清代长沙著名的古建筑，是长沙泥木两行建筑大师的杰作之一。可惜毁于1938年的长沙大火。
　　如果说会馆建筑带有明显的地域性文化特征，作为一种补充丰富了长沙传统的建筑装饰方法，那么，带有明显外来文化特征的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的传人及其宗教建筑的出现，无疑使这一地区的宗教建筑在类型和形式上更加锦上添花。
　　创建于7世纪初的伊斯兰教，约在唐代传入我国，14世纪中叶的元末明初传入长沙。1591年(万历十九年)在金线街道建清真寺。1664年(康熙三年)再建于三王街，此时的清真寺规模较大，人们习惯上称其为清真古寺。1711年(康熙五十年)，来自晋陕豫等地的穆斯林商人集资在三兴街又添建一清真寺，这座清真寺为宫殿式建筑。文夕大火，两寺皆毁。由于伊斯兰教徒的教义与仪典的要求，其清真寺的建筑装饰方法，与我国历史悠久的佛寺、道观有着显著的区别。殿内不设偶像，仅设朝向圣地麦加的神龛(因教徒作礼拜时要求面向圣地麦加)。其装饰不用任何动物纹样，均用植物或几何纹样，墙面很少设窗，入口处设带尖券的高大的门楼，屋顶为圆形的，厅堂则为方形的，高而尖的塔与圆形的屋面在建筑构图上形成完美的对比、统一，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神秘的宗教气氛。为体现党的宗教政策，满足在长伊斯兰教的需要，1987年长沙市政府在白沙井岭征地5.8亩新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清真寺。这座建筑面积999.7平方米，殿高三层，白色外墙，绿色大圆顶，典雅大方的阿拉伯式建筑为古城长沙平添了一份异域风情。
　　天主教传入长沙是在1690---1699年(康熙二十九年至三十八年)之间，葡萄牙耶酥会教士陆若瑟第一个来长沙从事传教活动。1699年，陆若瑟在长沙修建了一座临时教堂。因清廷一再颁布禁令，驱逐传教士，从而大大抑制了天主教在长沙的传播。鸦片战争以后，国门大开，西方教会势力在长沙得到了很大的发展。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意大利传教士翁德明利用“衡州教案”赔款，在北门外湘春巷重修天主堂。1910年“抢米风潮”中教堂被捣毁，次年修复，至今已80多年。这是一座仿哥特式建筑，空灵、纤瘦和高耸是其主要特征。堂外正面镌刻着“天主堂”3个红色大字，堂顶高耸的十字架，以其高而直的形象，直指上苍。表达了信徒们想脱离苦难、升腾上天的虔诚的心态。堂内6根10多米高的圆形石柱和6根梅花磨石柱托起两侧14个小穹隆顶和当中3个大穹隆顶，顶棚呈弧形，天蓝色星空，粉红色墙，整座建筑奇异非凡，似有神启之感。80多年保存至今，为古城长沙留下了一座典型的西方宗教建筑遗存。
　　在迷信神佛的观念十分牢固和普遍的古代，遍布城区内外的宗教建筑的确是古代城市建设的一大景观。随着历史的演进，这些祠坛庙宇今日已大多消失，然作为城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毕竟有过辉煌的历史，在长沙的城市建筑史上留下了难忘的光环，为长沙市城市建设的阶段性发展书写了厚重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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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在时光里的长沙

    道教是我国固有的宗教，据历史记载，东晋太尉陶侃之孙陶淡、孙侄陶在长沙城东30里之临湘山学道修炼，是长沙市有道教活动及场所之始。1478年（成化十四年）吉简王就藩长沙，在岳麓 山云麓峰修建的云麓宫,事来成为著名的道宫，称为道教七十福地的第二十洞真虚福地，是道教在长沙兴盛发展的标志之一。清朝尊佛抑道，道教走向衰落，这一时期道教的主要活动场所为云麓宫、斗姥宫、寿星观、东岳宫，长沙县的河图观、陶公庙等。
　　云麓宫位于岳麓山云麓峰顶，至明时已经废圮，明嘉靖（1522－1566）年间长沙知府孙复道令 道士李可经主持修葺，并增植松柏、桐梓、翠竹千枝，道貌由是一新，山峰景色更添秀丽。其时有道士金守分云游到此，有眷眄之意，遂禁足修炼，增建殿堂，凿石为柱，覆以铁瓦，改名为“云麓宫”，香火愈加旺盛。因1665年（康熙四年）、1803年（嘉庆八年）、1832年（道光十三年）的多次修葺或增建，使殿宇日渐辉煌。虽1852年（咸丰二年）毁于兵火，1863年（同治二年）武当道士向建辉在原址上又予重建，其主体建筑前为关帝殿、中为玄武祖师殿、后为三清殿，并于左侧增建五岳和天妃二殿，基本保持了昔日的风貌。清末临湘进士吴獬讲学湖南高等师范学堂时，曾为道宫书题一联云：“对云绝顶方为麓，求道安心才是宫。”字联对仗颇工，并巧嵌“云麓道宫”4字于联中，一时传为佳话，以至云麓道宫声名远播。道宫内原有一个望湘亭，凭栏远眺，水乡村郭岛影风帆，历历如画，故当时文人墨客每游玩至此题咏的联匾甚多，轩廊楹门联：“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系请人黄道让所题，全联写尽麓山雄姿，最为人所传诵。轩外楹联亦有佳作，如马续常题：“古刹出层霄，看岳色平分，湘流环绕；名山留胜迹，有少陵写句，北海题碑。”全联状风物，写人文，确为精萃。日寇入侵，长沙沦陷，殿宇神像碑刻无一幸免。抗战胜利后重新修葺，仅黄道让一联，改用木刻楷书，予以恢复，其他都非往日面貌了。1956年国家拨款于宫门旧址新建二层重檐歇山楼阁一座，名望湘阁，石级回廊，名花佳木，铺设一新。登阁凭栏，桔洲横陈，市街罗列，波光帆影，千里在目。在昔日古刹之地，新建的望湘阁正以焕发的风采祈盼着长沙城里里外外的繁荣昌盛。
　　斗姥阁位于城东定王台稍北之处，始建于宋朝，历朝称为道院，先是1745年（乾隆十年）监生宋悦倡捐重修，继之1824年---1826年（道光三年---道光五年）院中住持募资重建，前后三进的殿宇在鳞次的民居当中鹤立鸡群。在清朝的几百年间，这里一直是香客盈门，盛极一时。斗姥阁正殿祀的斗姥即斗姆，系道教所信奉的女神，传说是北斗众星之母，宋元以来尊为“先天斗姆大圣元君”。民国以后这里逐渐衰落，至今仅剩一条以斗姥阁命名的小巷在静静地述说着往日的风采。
　　寿星观，初在驿步门内，始建于1111---1117年（宋政和年间），因轸宿星官旁之长沙一星寿故名。元初被毁，至1368年左右（明洪武初）迁建于通货门内。1411年（永乐九年）被焚，1458年（天顺二年）道录司掌书邓睿哲募修，1512年（正德七年）经吉藩拨款重修后，殿宇得以“金碧辉煌，高明靓深，瑰传轩豁，胜概壮观。”适逢王守仁贬贵州，过长沙，在寿星观宿了一宵，离开时题诗一首。自此，寿星观常有名人的题咏，声名远播。此后，寿星观渐渐分立为平列的三大殿，中玉皇殿，右雷祖殿，左三宫殿，而寿星观的名称再无人谈起。至明未兵毁仅存一碑。清康熙年间，三宫殿住僧性能募化重修三殿。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巡抚姜晟亲诣玉皇殿行香，目击寿星观倾圮后之残败之景，遂募资大加修葺，重现了寿星观之旧貌，直到清末明初才渐次衰落，今人仍可在寿星街之地寻找往日踪迹。
　　在长沙城东北20多公里外的捞刀河北侧岗地上，有个我国目前唯一保存完整的坤道观---河图观。河图观由武当山龙门十五代道长易本立于1863年（同治二年）创建。在青山翠竹掩映下的观院占地5400平方米。山门额“十方河图观”、“方壶”、“圆峤”和“紫气银河龙门洞天，奇经妙图福地”联，颇具道观风韵。后山门上两旁对联“栖云耐寒暑，采药无冬春”为清翰林肖荣爵题书。大殿前栋左为灵祖殿，右为邱祖殿，中为殿门。过厅沿级而上，进入正殿。殿内供奉吕祖（洞宾）像，为道众早晚上殿的宗教活动场所。因河图观在诵经拜忏的同时，还以玄医秘方济世救人，故四民诚悦，香火百年不断，故得以延续至今。近年来到此参观朝拜者仍然络绎不绝，香火不衰。
　　在长沙县梨镇临湘山，有处神奇的“丹丘紫府”，这就是历经十朝的陶公庙。据史书记载，陶公庙始建于505年（天监四年），因东晋太尉陶侃之孙陶淡、孙侄陶结庐在些修炼，后羽化成仙，众人念其诚建庙以祀之。1852年（咸丰二年）清王朝册封陶淡为孚佑真人，陶为福佑真人，并列祭典，故陶公庙又名陶真人庙。后世屡毁屡建。现存建筑基本为清代遗构。整座建筑循中轴线分别为山门、戏楼、庙坪、48级麻石台阶、前殿和后殿。前殿奉“陶公真人”神像，系1893年（光绪四十三年）重修。后殿供观音佛像，为1777年（乾隆四十二）重建。号称“长沙第一楼”的庙中戏楼重建于1932年，是陶公庙整座建筑群之精华。戏楼平面为方形，单檐歇山顶，出檐深远，翼角高翘。歇山屋顶与硬山巧妙结合，北向琉璃黄瓦，南向青瓦。檐下如意斗拱，饰以龙凤，藻井天花有描金双龙戏珠图案，额枋、戏台矮栏均雕镂山水人物故事，雕刻甚为精美，层次丰富，色彩鲜明。陶公庙的建筑采用的是长沙传统的营造方式，因而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
　　在传统的宗教建筑中，道观一般规模较小，更接近民间建筑，但与佛寺建筑一样，突出的弓形封火山墙以及高大的牌楼式大门使其成为道观的突出标志，显示出神秘的宗教色彩。
　　祭祀，这一古老的纪念活动，源于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为求得五谷丰登，君权统治稳固，历朝的封建统治者对皇天后土、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林川泽、四方百物的祭祀十分重视，并把它视为“国家大事”，故在千百年的封建社会中长沙城内外便有了四方建坛祭祀天地日月的先农坛、社稷坛、神祗坛、城隍庙、江神庙等一片宁静肃穆之地。
　　先农坛是祭祀农神之所。位于湘春门外文昌阁后之东（今文昌阁街一带）。整座建筑由祭坛（高约二尺一寸，广二丈五尺）、供奉先农神位的神庙、门楼、东正房（贮祭器、农具之房间）、西正房（贮田米谷之房间）、东配房（买办祭器之用房）、西配房（农民居住之用房）以及四亩九分致祭之田等组成。自1726年（雍正四年）始，每岁仲春亥日（即每年立春后第二个月的十二日）巡抚以下官员在此举行祭典，不敢有丝毫怠懈。
　　社稷坛是祭祀土地神、谷神之所。旧在浏阳门内赵家坪。1746年（乾隆十一年）迁北门外旧文昌阁西，1821---1851年间迁于天心阁侧，1873年（同治十二年）迁南门外城南书院侧。自古以来，土地和粮食就是立国之本。古人将土地神化，称之为“社”而加以崇拜。稷，又称谷子，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先人视为“五谷之长”，并尊之为“稷”神。“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古人“封土立社”“立稷而祭”为的是祈祷丰收，故历代封建王朝十分重视祭典土神、谷神。古代典章制度规定，祭祀土神、谷神必得“露祭”，才能承受“天地之气”，故社稷之礼，坛而不殿。社稷坛形制为方形北向，东西南北各2丈，高3尺，四面有阶各3级，坛下前12丈、东西南各5丈红垣，四周设四门，由北门入，坛外建有神府、库房等。每年春秋仲月上戊日（即每年立春立秋第二月的初五日）在此致祭。在长沙这块远离皇土的地方兴建的先农坛、社稷坛，虽不及帝王的气派，但也十分简结朴素，符合把人们的精神引入到拜神灵境界之需要。
　　帝王以建天坛、地坛、日坛、月坛祭拜自然之神，而地方则根据清顺治（1644---1645）初年之规定，只需兴建一座神祗坛共祭风云雷雨山川城隍之神。长沙的神祗坛旧址在南门外，1370年（洪武三年）由知府滕缉首建。1746年（乾隆十一年）迁建于北门外与社稷坛相连，并北建神祠以妥神位。坛制与社稷坛同，惟门由南入，神牌三，中为风云雷雨之神，左为山川之神，右为城隍之神。1757年（乾隆二十年）颁定，每岁祭期与社稷坛同，为春秋仲月上戊日举行致祭，以求得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城隍是道教所传护城池的神。唐以来郡县皆祭城隍，宋以后奉祀城隍的习俗更为普遍。1370年（洪武三年）正式规定各府州县均设城隍神并加以祭祀。为求江山永固，保一方平安，清时的长沙城竟设有大小4座城隍庙。省城隍庙，始名长沙府城隍庙，1510年（正德五年）吉藩首建于城北空地古飞虎寨西（今营盘街附近）。1519年（万历十九年）知府吴道行重修，明末庙宇倾毁。1647年（顺治四年）征南师祖孔有德驻扎长沙，见神像露立，饬知府孔延禧捐修。重建后的府城隍庙，地址宏敞，庙貌尊严。1763年（乾隆二十八年）巡抚陈文恭将府城隍庙改作省城隍庙。先后有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和1809年（嘉庆十四年）的二次重修，在此添立八府四州城隍像和乾、凤、永三门城隍像，规模更加宏大。1859年（咸丰九年）2月因庙后的火药局不慎爆炸，城隍庙片瓦无存。直至1873年（同治十二年）才重建，仍称府城隍庙。1877年（光绪三年）于紧靠府城隍之关帝庙左重建一省城隍庙，从此省城隍庙、府城隍庙、关帝庙齐肩而立，为省城之一大福地。
　　长沙县城隍庙，旧在湘春门外，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知县朱前诒改建于湘春门内之保宁街（今成功街一带）。1787年（乾隆五十二年）住僧募修了头门、正庙、戏台、观音阁、关帝殿。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知县黄允洙创建大堂、子台、走廊、财神殿及横屋，1809年（嘉庆十四年）子台、经墙、翁门、围墙倾圮，知县赵文在捐资重建，清末也屡次修葺，庙貌如新，香火日盛。
　　善化县城隍庙，建于善化县治东（今织机街附近）。1782年（乾隆四十七年）重建正殿卷篷、戏台及两廊，1783年加修前后三栋殿宇，1815年（嘉庆二十年）修建财神殿，后屡有修葺。1857年（咸丰七年）不慎毁于大火，仅剩寝宫、戏台，经官绅商民捐资，于1860年重建。落成的城隍庙气宇轩昂，规制更加宏敞，整座建筑由山门、照墙、正殿、财神殿、观音殿、寝宫及僧寮厨舍、客堂、账房等组成，采用传统的木结构建筑方法，地方特色浓厚。
　　古称江海为百川之长，因湖广境内西南数水均汇入大江故为川泽之总会，各朝认为凡属土地民人及舟楫行旅皆仗江神默佑，故1730年（雍正八年）布政使赵城捐资创修江神庙于大西门外水陆洲。1752年（乾隆十七年）、1780年、1798年(嘉庆三年)、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屡有修葺，致使殿前香烟缭绕，庙宇严整壮丽，充满了虔诚庄严的气氛。
　　在清代长沙城区，仅祭祀自然之神明的坛庙除上述所列之外，还有1731年（雍正九年）建于新开门内泐潭寺侧的龙王庙，1866年（同治五年）重建于龙王庙右的风神庙；1826年（道光六年）重建于坡子街的火神庙；位于善化县署仪门东的土地祠，在潮宗门外河街祀洞庭神的水府庙等，不一而足。这些坛庙建筑，有的雍荣华贵，有的简洁朴素，有的宏敞高伟，有的装修精妙，特别是祭祀皇天后土的先农坛、社稷坛等坛庙结合的建筑，一边是高高耸立的大殿，一边是低平神圣的露台，二者形成强烈的空间对比，成功地表现出祭祀活动的圣洁和神秘气氛，以及建筑形式的多彩多姿，成功地展示了那个时期古城长沙的宗教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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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思古之幽情,叹旧城之被毁...

我家住的坡子街已面目全非,小时候熟悉的老地方都改得不伦不类了,真的旧貌新颜假大空!

斗姥阁位于城东定王台稍北之处，始建于宋朝，历朝称为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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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老屋就在那里，从未见过道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