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枫林过客,江永老知青,后转点到浏阳。著名知青网络作家；曾在《榕树下》、《红袖添香》等文学网站发表文著数十万字。 ]  

     （一）
    莺飞草长，柳绿桃红，正是山里四月天。位于允山区深山里瓦扎湾村的红星小学——确切地说，是整个瓦扎湾村，都乱套了。大人孩子，男男女女，从全村各个角落汇拢来，小学操场上挤满了人，沸沸扬扬、喧闹不已。
    长沙知哥，大家都熟知的宪哥，山村小学代课老师谭宪的尸体已从老山冲里深水潭里打捞上来，现在正直挺挺地停放在小学办公室的门口。
是失足落水还是投河自尽？大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二）
    青山环抱，清流小涧，座落此处的红星小学只有两个混合班。两个老师，一男一女，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男的就是长沙知青谭宪，教语文；另一个教数学的则是女老师余芳，是原瓦扎弯大队支部书记余国雄的女儿。村里成立革委会后，老余已靠边做了个大队的办事员，只在村里做些上传下达的活儿。
    瓦扎湾村傍依都庞岑山系小古源冲。四面环山，仅余一条六尺宽的简易泥路，据说原本为咸丰年间的古驿道的旧路底子。原来此路满铺青石板，逶迤直达山口，只是经年毁损，且被当地山民挪作他用，于是，变成了今天一条光光的泥巴路。此路绵延十数里，一直通到允山闹子上。红星小学临涧而建：三间屋子，两间是教室，另一间呢，前半间是学校办公室，后半间则是即宪哥的住房。
    小学无围墙，显得操场非常开阔，常常是村里晾晒农作物、开批斗大会的地方。
    宪哥从长沙插队落户到瓦扎湾的那一天，是1964年9月13日，应是长沙知青三批下放江永的第一批。宪哥外貌看去白净瘦弱，手无搏鸡之力，且平时出工捞分也不积极，有“懒人”之称。但此人出身书香门弟，自小浸淫文学诗词，有极好的文学底蕴和口才。寂寞山村里无任何娱乐所在，当地山民也就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瞄了那落山的太阳，吃过了，洗了脚，有老婆的汉子即搂了那团柔美的肉身去享受他唯一的快乐；没老婆的汉子就卷起一根“喇叭筒”吸着，呆呆地猫在门楼上打发时间。自从宪哥一干长沙知青来到这个瓦扎湾后，山村里顿时热闹起来。当地山民也不会那样早就去睡觉了。他们三五成群，男男女女经常到知青组看城里来的伢妹吹笛拉琴，看唱歌跳舞。瓦扎湾山村的黑夜变得短了。
    宪哥既唱不得歌又跳不成舞，但他却成了当地山民乃至男女知青最愿意靠拢的角色。他很少洗澡，身上有“异味”，但大家愿意紧靠他坐下；他不出工，没有粮食菜蔬，但大家愿意供他吃喝。怪事！
    原来，宪哥有一绝会讲故事。他讲的《十二金钱镖》，讲的《七侠五义》，讲的《陈查礼探案》如同一丛饱含蜜汁的花卉吸引了众多的蜜蜂。他们个个讲：听宪哥讲故事，那确实是种享受，宁愿三天三晚不睡觉！但宪哥不会让他们不睡觉的，每到当紧之处，他便会以一套白口路子：要知…，且听下回分解。这是宪哥为自己的“生计”留的后手。于是，大家只得依依不舍地起身，寻思着明天备好吃喝来继续这种精神“享受”。
    宪哥的这种有吃有喝的“好日子”持续了二年，却因为文化革命这场运动的到来而中止了。那时候，江永的武斗愈演愈烈，还成立了什么“贫下中农最高法院”。而这个“最高法院”是最恨长沙仔的，恨不得把这些长沙仔长沙婆都判了死刑。那年八月，下放在江永的长沙知青跑了个十室九空。命都是人家的，谁还愿意听故事？因此，宪哥讲故事的“生意”顿时清淡冷落下来。没了“生意”，宪哥那段日子过得十分凄惨潦倒。
    宪哥看来是回不了长沙了。他没有一分钱盘缠，路上寸步难行；他己是孑然一身，回长沙根本无处落脚。说来可怜，他在长沙的那唯一亲人，做小学教师的母亲也被当作漏网的地主分子揪出来，连斗带病悲惨地去了另一个世界。
    好在宪哥在瓦扎湾乃至整个允山是个“名人”，不管是当地山民还是当时贵为“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造反者们，都知道他是个能给大家带来快乐的故事大王，神得很！他虽是依然那样吃了这餐没下餐，衣衫褴褛，神情落拓，但没有人来捆他，也没有人来指认他是地主狗崽子。间或还郑重其事地备有酒莱来请他去讲故事。
    宪哥似乎与其他知青彻底“划清了界线”，神奇而安然地度过了这段其他知青谈虎色变的凶险日子。
    “石头也有翻身之日”这句市井俗语居然验证在宪哥身上。
有人讲他走“狗屎”运，走不走运无法验证，但让他当上了有十几块钱奉禄的山村小说代课老师倒是一点也不假。
    那是1971年9月13日。说这个日子不同寻常，一是中国政坛的二号人物、“副统帅”林彪叛国出境，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不过，中国发生的这一重大的政治事件，普通老百姓们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之后才听到了上级传达的文件。如此一来，知青的生存状况有了一点转机；其次是宪哥9月13日这一天正好下乡七年整。让瓦扎湾人大吃一惊的是，平时有“懒人”之称仅凭一张嘴巴东游西荡的谭宪同志，竟然被允山公社革委会的欧主任看中，让他参加培养革命后一代的革命教育工作：由他接手一位年届六十的老教书先生的教学工作，担任瓦扎湾红星小学的语文老师。
其实，余国雄一开始也不愿意接受这个谭宪。平时看他吊儿郎当，混吃混喝，实在不堪为人师表。讲得严重点，莫要让他玷污了神圣的教育事业。但是，在公社革委会，欧主任拍拍老余的肩膀，满脸笑容却不容置疑地说：“老余，你是老前辈了，顾全一下大局吧，要相信人总是会改变的。共产党连国民党战犯都要改造好，还在乎一个谭宪？”
    欧主任听过宪哥讲的故事，他觉得宪哥是个人材，教小学是绰绰有余。
    老余再也推辞不得，只好答应下来。
    说起这个宪哥，让人感觉心酸。
    宪哥自小肝脏不好。初中毕业以后，与他同龄的年轻人都满怀豪情地奔赴农场或插队落户去了。他的母亲则考虑到儿子体弱多病，于是，为他四处奔波，想方设法让他进街道工厂工作。突然有一天，街道来人通知谭宪去湖区插队。做母亲的急了，拉了儿子匆匆赶到街道，竟不顾为师之尊，“扑通”一声跪下了，苦苦哀求道：“他是一个有病的人，到了湖区怎能适应那里挑堤的劳动强度呀？……”街道头头跷着二郎腿，冷着脸说：“根红苗正的工人子弟都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何况你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不更要改造思想？”看着母亲长跪不起的凄凉景象，宪哥心如刀绞，他用力去拉母亲，哭着说：“去就去，大不了一死。”到了最后，那街道头头似乎动了恻隐之心：“这样吧，上山下乡是一定要去的，名额已下来了。考虑到你们的特殊情况，就照顾到有山有水的江永去吧。”谭宪的母亲忽然想起在郊县乡下有一门早已不相往来的远房亲戚，那儿与长沙相距不远，来往方便，而且又是比较富庶之地，但街道上就是不同意，提出谭宪的名额只能上山下湖，否则连“换地方”的优惠也没有。无奈之下，宪哥插队落户到了江永山乡。
    自从下乡以后，原本活泼好动的宪哥似乎变了另一个人，整天沉默寡言，神情忧郁。尤其是从大都市插队落户到这江永的偏僻山村，更使他感到命运多舛、前途渺茫。看到本大队一些知哥学木匠，跟着去试了半个月，终究不是料。于是，他干脆来个做天和尚撞天钟，开始了混混生涯。
    这次真是母亲在天保佑，天上掉下个有月薪的差使。
宪哥刚来到瓦扎湾时，山村里的小学只有一个班，原来的老师就是那位终生以私塾为业的老教书先生。这位老先生年轻时也未上过正式学堂，读过几年之夫者也的私塾，对新的教学内容接触甚少，但为人古板认真。山村闭塞，少有文化人进来接手教书。于是，村里倒也接纳了这位老先生。
    及至村里人口渐多，小学又扩了一个班，新来的老师就是原大队支书余国雄的女儿余芳。
    （三）
    常言：性格决定命运，而历史铸就性格。生活的无奈往往注解着这句话的后半部分。人，既有劣根性的一面又有闪现善良人性的一面。宪哥在成为革命教师队伍的一员以后，外表一改肮脏落拓的形象，代之以整洁儒雅示人；慵懒混世己成为过去，勤勉认真兀现教师育人新风。宪哥变了，变得让人觉得可爱也是可亲近的了。
    孩子们最喜欢的是在课余围着谭老师，听他讲述着长沙的大马路、高洋楼、清沏的湘江、人山人海、五光十色的商店。在这种时候，我们的谭老师往往不是使用上课时的江永官话，而是操着一口呦口的长沙普通话，让孩子们倍感新鲜和亲切。有时余芳老师也在一旁听着，听到有趣之处，便掩嘴一笑。那时候，孩子们语言频率最高的一句话就是模仿谭老师的口头禅：“要得噻！”
    长沙，在全国大城市并排不上号，却是这些从没有见过世面的山里孩子最向往的省会大城市。也许在这些少年的梦想中，长沙是一个挥之不去、永远牵挂在心中的情结。
    “谭老师，长沙的烈士纪念塔真的很高很高、仰起脖子一看帽子都会掉下来吗？”
    “谭老师，长沙的五一路好宽好宽的吧？”
    “谭老师，长沙的公园好漂亮的吧？”
    ……
    孩子们甚至在梦中都向谭老师七嘴八舌地提问着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问题，而梦中的谭老师总是和蔼可亲地一一作答。
    谭老师还许诺，等你们长大了，他就带着大家一起去长沙玩玩。
    宪哥其实还有一种长处：他会修收音机。下乡时，他从长沙带来了有一只旧的半导体收音机，因为有毛病，一直丢在箱子里，经他几个晚上的修理，终于会唱歌了。这东西在乡下可是个稀罕物儿。记得那年到允山开社员大会第一次听了广播喇叭时，几乎全村的男女老少全都惊奇地瞪着主席台旁那个大喇叭。或蹲或立、屏声静气地听着广播喇叭里的各档节目。大家都觉得奇妙极了，一根电线通着一只喇叭，就可以听戏、听歌、听人说话、听“最高指示”。但是，谭老师的那只半导体收音机更加令人着迷了，一天到晚都有节目，而且能收听到十几个电台。每天放学后，总有好多同学不愿回家，到学校办公室聚在一起听收音机。不知不觉天已黄昏，直到谭老师下了“逐客令”，才恋恋不舍地回家吃饭，还对父母撒谎说是老师让留下来做功课。
    每逢星期天，山里的孩子主要的活儿是砍柴禾。总有三五成群的伙伴儿背着扦担柴刀，不约而同地来到了学校。谭老师见了，便笑着问：“又要听收音机了？”随即，他拿出半导体收音机交给他们，让他们自己调台听节目。大家最爱听的是电影录音剪辑。有一次不知谁调到了一台戏曲节目，清丽婉转，十分动听。一个同学说：“不听不听，快收电影。”一旁的谭老师赶紧说：“别急，先听一会儿。”于是，大家就安静地听着。过了一段时间，有人抬头看谭老师，只见他痴痴地听着，眼角竟然还有泪水慢慢地流淌下来。他们不禁叫了一声“谭老师…”他立刻回醒过来，拭去泪水，不好意思地说：“这是长沙的花鼓戏《沙家滨》，妈妈年轻时就是花鼓戏迷，小时候听惯了妈妈唱的花鼓。现在一听，就想家了。”
    后来，不知是谁向公社革委会告发，说宪哥晚上偷听敌台。这在“文革”年代，确实就是一个吓人的“现行反革命”案件！台湾特务、里通外国……上纲上线，谭老师够得上坐牢杀头的。结果，谭老师被喊到公社革委会办了几天学习班，半导体收音机也被收缴上去了。好歹查无实据，余国雄将宪哥从公社保了回来。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日子里，宪哥显得非常消沉，闷闷不乐。村里的孩子们也为谭老师喊冤叫屈，更为他失去了半导体收音机而惋惜不已。
    还有一件事儿不能不说。那一年“六一儿童节”，学校组织全体学生去县城游览。班上有个拄着拐杖的残疾学生，因为外出行动不便，老师就把他放假在家。可是第二天清晨，当同学们在学校门口兴高采烈地排队下船的时候，那个残疾学生也来了，落寞地站在一旁，神情孤单而又忧伤。谭老师看见了这个情景，就走过去，俯下身子温和地问道：“你也想去？”那残疾学生轻轻地点了点头。谭老师考虑了一下，转过身子蹲了下来：“那好，我来背你上路吧。”谭老师背着那残疾学生走在出山的那条路时，余老师对他说：“带上他，会影响活动的。”谭老师说：“你带好其他学生，我照顾他。”孩子们一路欢叫着出了山口。谭老师背着那残疾学生上上下下，走山路、到允山、游县城。累得他气喘吁吁，汗如雨下。把那残疾学生感动得不知抹了多少次泪。谭老师也是瘦弱之身哪！所以，当后来，谭老师的遗体从冲里打捞上来时，哭得最伤心的就是那个残疾学生。

   （四）
    宪哥第一次见到余芳时，不禁双眼一亮。她个儿娇小，肤色白里透红，一双眼睛非常明亮有神。尤其迷人的是，她梳着一条既粗又长、乌黑发亮的大辫子。她说起话来，清脆极了，又特别爱笑，笑声银铃儿似的。处在她身旁，让人深受感染，浑身上下充满了青春的活力。
    宪哥开始感到某种生命的暗示正神秘地引导着他，使他渐渐地从命运无常、漂泊不定的阴影中走出来。上课、下课、批改作业……这些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却让宪哥感到充满了诗意和快乐。在他的意识中，余芳是他生命中注定的天使，是一只振翅飞翔的快乐鸟，只要她盈盈一笑，或者是一个不经意的凝眸的眼神，哪怕是平平常常的说话聊天，都会使他怦然心动，心海里激涌起温馨而又甜蜜的涟漪！这种幸福的感觉，常常使他六神无主。
    面对眼前的这一切，余芳却浑然不觉。
余芳也多次听宪哥讲过故事，对他那渊博的学识和生动的口才佩服不己，也对他的不幸经历充满了同情，称他为“落难才子”。令她百思不解的是：如此有才华的人，何以不能继续深造，偏要到老山洞来搓泥巴？有一次，她向父亲提出了这个疑问，老余只是叹了口气，摇了摇头。她便对父亲说：“如果有回城的指标，你帮忙进进言，让他早点回长沙去吧。”老余说：“这事我也做不了主，到时候尽量争取吧。回到长沙，总归比搓泥巴强。”
有一天清晨，余芳到学校上班时，看到宪哥正在涧边洗衣服，只见他用一双手笨拙地抓着衣服在石板上费力地搓洗和捶打，便赶紧跑过去，抢过衣服说：“我来洗吧。”宪哥局促不安起来：“这……这哪能行？”余芳抢白道：“你这人真是的，这有什么不行？我洗的很快的。”宪哥只好蹲在一旁，看着余芳手脚利索地洗着衣服。春水悠悠，涧边的苇草四下摇曳，似乎满意地看着这一对年轻人。
    余芳长长的辫子在宪哥的眼前不住地晃动着，使他有些意乱神迷，神情恍惚。直到余芳洗完了衣服站起身子，他才回过神来。回来的时候，余芳说：“以后你衣服脏了，我来帮你洗。你毕竟是位男人，做这样的事不利索。”宪哥苦涩地一笑：“没关系，我已习惯了。”
    有时候，宪哥一个人开伙懒得动火，余芳要么邀他去自己家里吃饭，要未捎带几个煮熟的红薯给他。对此，宪哥倒也落落大方，毫不推辞。
    正是春光明媚的好时光。春意氲氤的山里，绿油油的紫云英、黄灿灿的油菜花，间或还点缀着一丛丛粉红的灿烂桃花。俩人正走在一片油菜花地里，宪哥心旷神怡地赞叹道：“太美了。”一旁的余芳停了脚步，仰脸看着宪哥说：“乡下哪里比得上长沙城？”沉醉在美景中的宪哥却出神地说：“不不，不一样，山里的美是天然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就象、就象你一样——”。阳光下的余芳确实美极了，白皙的脸蛋透明一般，光彩夺人。就在这一瞬间，失态的宪哥一把揽过余芳，冲动而又疯狂地吻着她。毫不设防的余芳奋力挣脱，涨红了脸恼怒地说：“你……你！”急转身疾步离去。
    那粗而长的辫子左右甩动，象鞭子一样抽打在宪哥的心上。他呆呆地站在那儿，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接下来的日子里，俩人的关系尴尬极了。明明近在咫尺，却仿佛远隔万水千山。余芳绝少呆在办公室里，连备课、批改作业都在教室的讲台上完成。看得出来，她是在竭力回避与宪哥的正面接触。这使宪哥更加痛苦不堪。他知道是自己的莽撞举动，伤害了纯朴热情的余芳，如同一不小心失手打碎了一件价值连城的古玩珍品一样，他的心里充满了深深的自责和内疚。他几次努力抓住机会，试图向余芳解释一下、表白一番，可是话到嘴边又不知如何说出来，鼓足的劲儿便如同被拔了气门芯的自行车轮胎一样泄气了。
    这样煎熬了四、五天，又是一个周未。中午放学后，余芳回到办公室，匆匆归置了一下教学资料，转身要走，只见宪哥堵在了门口，声音低沉地对她说：“余芳，我想对你说句话——”，余芳无言地看了他一眼，低下头去抚弄着自己的辫子。宪哥欲言又止，最后，他终于下了决心似地说：“余芳，我请你原谅，那一天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我是个混蛋，把你这么好的姑娘给伤害了。这几天，我吃不下，睡不好，甚至还想过，去死了吧，象我这样的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说到伤心处，他的声音哽咽了。余芳抬起头，看到憔悴而又忧伤的宪哥脸上满是泪水，不禁心底一酸，泪花儿涌了出来。她抽泣道：“宪哥，我……我不怪你，我是，是有对象了，年底就要……结婚了”，说罢，夺门而出。
    迄今为止，一直暗恋着余芳的宪哥，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层：余芳早已是“名花有主”。余芳的表白，终于使他如梦初醒。
    从他第一眼看到余芳时，他就自我营造了一个虚拟的世界：似曾相识、一见钟情、花前月下、情投意合、心心相印……就象所有有情人终成眷属一样，他也幻想着能与余芳共结连理，白头偕老。
    这真是一个美丽得让人疼痛不已的错误！
    梦醒时分，惟有泪千行。
    又过了一个星期。那天是假日，宪哥正自百无聊赖地躺在被窝里，睁着一双空洞无神的眼睛，默默地想着心事。忽听外面传来敲门声，他高声问了一句：“谁呀？”——“是我，余芳。”听到余芳的声音，他赶紧穿衣起床，打开了门。余芳笑道：“还在睡懒觉呀？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宪哥这才发现，门外还站着一个模样挺俊的小伙。是余芳的对象，在允山粮站工作。俩人友好地点头致意并寒暄了几句。余芳说：“今天是礼拜，正好他来，我们想请你一起去我家吃中饭。”宪哥嗫嚅地推辞道：“我……我身体不舒服，下次有机会再说吧。”余芳甩了一下辫子说：“不要推三推四了，又不是外人。”她的对象也笑道：“就是，大家一起玩玩、机会难得。——不过谭老师，你是该注意保养身体，看你这么瘦！”脸色苍白而又消瘦的宪哥点点头说：“是啊，我恐怕患了绝症，活不长了——”余芳打断他的话头：“别瞎说了。就这样说定了，我们在家等你。”
    宪哥无力地倚着门框，看着余芳和她的对象相依相偎，一路说笑着回家去。一种锥心般的伤痛，使他站立不稳，竟席地坐了下来。
    （五）
    随着冬天的到来，山里的景色已是一派萧条。
    在学校里，孩子们明显地感觉到，谭老师消沉与悲哀的情绪，与日俱增。他常常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不苟言笑，冷若冰霜。上课时，他只是按部就班，机械而又呆板。下课时，一群男生想找他聊天玩耍，他根本不加理睬，拒人于千里之外。大家都非常不解，春天过后的谭老师，言行举止为什么与从前判若两人？他已变得让人不可亲近，不可理喻。
     作为学生也看得出来，谭老师和余老师也日益冷淡、疏远起来。他们之间，再也没有欢声笑语，有的只是相对无言。
病恹恹的谭老师瘦削得象一片秋天的落叶，让人看了感到担心或者心疼。那些日子里，全班的同学表现得都出奇地好，没有一个人敢捣乱课堂纪律。
    余老师是在那年元旦出嫁的。
    那天，整个瓦扎湾山村一派喜气洋洋。这群野小子般的孩子更是兴奋得象节日里的爆竹一样四处乱蹦。耳畔只听得爆竹声声、锣鼓喧天。娶亲的人们接了新娘和嫁妆，欢天喜地地穿过山间小道走向山外。这支欢乐的队伍的终极目标是允山——新郎家。－些孩子们沿着山路，一路欢叫着追赶娶亲的人群。当追赶到临涧而傍的学校门口时，有人忽然惊呆得一下子收住了脚步，连笑容也凝固了。
    只见宪哥就站在学校门口，凛冽的寒风卷动着他头上的乱发，脸色愈加苍白，双眼落寞地注视着那缓缓地走过的娶亲队伍，两颗泪珠正悄悄地滑落。
正在队伍中行走的新娘余芳似乎是不经意地回眸一瞥，向这边看了一下，又立刻低下头去。
    ……
    寒假过后，孩子到学校报到。第一眼看到谭老师时，几乎让人不敢相信。他的双眼已深深地凹了进去，瘦骨嶙峋、神情呆滞，恍如大病一场。
    代替余芳来上课的，依然是那位年逾六十的教书老先生。
课堂上的谭老师，暮气沉沉。上课的中间，他常常按着胸口，轻轻地咳嗽着，无力地喘着粗气。有一天下午，他正上着课，忽然大声咳嗽起来，咳得似乎控制不住，最后竟咳出了殷红的鲜血。孩子们都吓坏了，一齐惊呼起来：“谭老师——”，他虚弱地摆摆手说：“不要紧，让我歇一会儿就好了……”
    就在宪哥去世的前两天，他给孩子们上课时，说了一番后来想起来令人伤感的话：“看来，老师已经不能教你们了。我的身体这么差……我真想、真想回到从前的日子，那时候，我们多快乐呀……”
    没有想到两天之后，孩子们见到的老师，已是一具没有生命的遗体了。阳光下的谭老师，面容十分平静。可以想象，在他离开人世间的那一刹那，内心是那么从容、那么安详的。
是不是因为解脱了人世间的一切愁与苦？还是因为梦想中的天堂没有愁与苦？
    学校里很学生都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
    下葬的那一天，村里的知青都赶来帮忙后事。物伤其类，几乎所有的男女知青都哭了。
    遥望故乡，宪哥被安葬在瓦扎湾向北的半山坡上。
  

                                              2004年8月30日于白沙苑

宪哥随他的母亲去了另一个世界。最后的解脱。

含泪拜读枫林过客好文。

宪哥安息吧！

风吹斑竹声声泪，

雨打梨花滴滴咽；

遥望故乡湘江水，

永驻瓦扎北坡山。

           真可惜，好人命不长。

            可怜的宪哥安息吧！

枫林兄因忙于著文，好久没有上来了。

前不久，我参加某聚会，一深戴礼帽者翩翩而来，于我左肩轻击一掌，我仰视，耶，枫林也。我嗔其久久不归，兄一笑，言闲时再来。

兄系网林红人，我亦知其碌碌，唯待有暇，莫忘家园。

故事描述得很细腻，很动人，写得好！

宪哥确有其人，我很熟悉。

宪哥离开了我们，冷冷的离开了人世，让我们为他掬一把同情之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