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江鸭早   冷暖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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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普通教师的人生随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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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荷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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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和一个人的命运毕竟是两回事。我16岁那年，还来不及思考和品位人生，便远离故乡长沙而栖身于僻远贫瘠的江永农村。在那里熬过了12年困于衣食、备受折腾的知青生涯。家父作为一个文化人兼中共地下党员，他是没有遗憾的，他不乏笔走龙蛇的才华与深入虎穴的气魄，然而，20世纪50年代却被错划为“右派”而沦为阶下囚，我的心灵深处父亲不应该是如此的形象，我是挟带着这种疑惑下乡的。家中最疼爱我的是祖父，在我尚处稚龄时，祖父就教我诵读中国古典诗文。在湘江之畔，我曾听他讲惊涛骇浪的故事……他一辈子以教书为业，别无他求，“文革”中也备受折磨，困抑而死。据说他弥留之际，以怜爱而期盼的目光久久地凝望着门槛，此中包含着多少无声而痛楚的语言啊！远在乡下的我却无法为他送行尽孝，每思至此，我就怀揣着一种深深的愧疚与不安。当年涉世不深、年轻气盛，加上家庭政治苦难的株连，1968年后我曾两度身陷囹圄。此后每逢政治运动，我那无邪的青春都要受到历史野蛮的侮弄，始终挣脱不了三代人的厄运所带来的屈辱、痛苦与阴影。好些个漫漫长夜，我只能在睡梦中咀嚼着童年时代的小小欢乐……

与社会歧视相伴的自然是生活的极度困窘，我弟妹中还有三人也相继被放逐到农村，我们得不到家庭的济助。我的棉被年久发脆，棉花胎里都是被脚蹬坏的洞孔，怎能禁得住山区五更的风寒？为了不让岁月虚掷、生命蚕食，每月我得将碾米的糠卖给养猪的农民，换取的钱总算能买回煤油和邮票。这样，天黑收工倦归，便可拥被读书，或挑灯给远方的亲友写信。在那单调的荒原中，尚可保留一方自我的天地。当时，我略览了大量的中外名著，其中包括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杜威的《自由与文化》、巴金翻译并热情推介的《克鲁泡特金传》、傅雷所译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吴晗的《朱元璋传》等等，阅读了鲁讯及周作人的大部分文集。读后觉得得到许多满足，并引起许多思索。然后以和亲友通信的形式，将自己读书的体验、颖悟写了出来。这些文字现在自然找不到了，但并不可惜，读书作为一种生存状态，一种生命的过程，它支撑着我在最艰难困厄的岁月里，感受到人性的尊严和温馨，使我傲视人间而战胜自己，以一种达观的精神奋然前行。

后来我被招收到零陵一所培养工农兵学员的“大学”当锅炉工，尚没记错的话，那已是1975年岁暮。此前，该县的知青多数已返城。我清晰地记得，当我满怀喜悦到大队办理手续时，平素看来从善如流的大队支书却许以白眼，从中作梗，致使我办妥手续后距报到期限仅隔一天。而他给我的评语是“表现一般”。无奈之下，我挑着简陋的行囊悄然离开村庄，然后摸黑翻越深山从林。大概由于求生的本能欲望的驱动，我独自在山路艰难地攀登，竟忘记了饥寒和恐惧。抵达县城车站时，天色微明，而我全身都已瘫软，我失声痛哭起来。我就是这样揖别凄苦的知青生涯的。

世味秋茶苦，人间正道在。一旦政治清明，即便平庸如我辈者，只要诚恳好学，励志发奋，也能得到破格录用。1981年，我悉知自己由普通工人转为正式教师的那天，不由在日记本上激动地录下了清代诗人袁枚的一首小诗：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

苔发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不错，处在幽僻处那细小如米的苔发，虽不致梦想与牡丹争艳，但春天来了，同样会感受到太阳的光和热。此后，我相继任教于零陵师范、零陵地区教师进修学院及零陵师专，获得了一张平静的讲台和一片任其自由呼吸的空气。说实在话，我当初“毛遂自荐”到零陵师范代课时，并不懂得这项工作有多艰难，应具备怎样的素质，但世上总有一些人干些不自量力的事，不妨说，我是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莽撞劲登上教坛的。但世间万事万物中，人，毕竟是强者，在老教师的耳提面命的扶持下，我的课逐步得到了学生的认同和信赖。记得1983年初春，我重返当年落户的江永县给函授学员面授，此行不仅赢得了学员们的好评，且被该县教育局奉为“上宾”。追寻昔日萍踪，目睹时代的变化，怎不叫人感慨系之？

1987年秋天，我负笈武汉，就读华中师大“助教班”，首次感受到名校丰厚的文化积淀。我来自边缘的师专，操着杂质的长沙口音，穿着过时的旧中山装，面对同班那些年轻有为，风采翩翩的莘莘学子，内心不无畸零自卑之感。然而，学友们却并不这样看，他们视我为兄长，引我为知己，寄我以厚望。哪怕我发表一两篇微不足道的论文，都会得到他们足够的关注。他们使我在心灵上排拒了世俗的卑琐，唤回了人生的自信。

抱憾的是，此后几年，由于女儿降生等原因，我的求学问道之志逐渐淡泊，特别是1994年奉调至长沙大学后，在人文系担任行政职务，历时九年，系务缠身，无暇自顾，致使有限的“才思”之泉，被终日的“忙碌”所堵塞，故学术上鲜有长进。说实在，当时我内心也潜隐着无所适从的精神苦闷。每每忆及当年与助教班学友们相与析疑、同窗夜语的情景，便怦然心动，便惭愧不能自已。所幸接下来的日子里，本人经过痛苦的反省，终于从两难的困惑之中超度出来，伴随着环境的挤压和心力交瘁的折磨，又开始了新的课题研究。记得2003年炎夏，我几乎足不出户，整个假期都一头扎进故纸堆中，常常是端坐桌前，苦思瞑想，汗水爬满面颊，以至全身心皆疲惫不堪，与此同时，每有新知新获，那种精神上的愉悦感、满足感也流向笔端，令我难以释怀。坦白地说，其间支撑我意志力的，不全是那些高远脱俗的目标，还有评定职称的需要，以及种种现实人生的牵扯。我毕竟只是生活在大千世界的小书生。

回首以往，余生多艰。在前辈师长的提携与厚爱下，2004年。颇有点“野狐外道”的我，有幸进入了教授行列。稍稍盘点，我倾数年之力，已撰写、出版了《晚明小品与现代散文》、《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精品赏析·张挥卷》（与刘海涛教授合著）两部著作，发表了学术论文数十篇。由于自己起点太低，自知这些著述难以藏拙，我唯一感到满足的是，我是将读书、教学与写作当作一种自我完善的过程，并在对这一生命过程的依恋和固守中，贯注着良知和真诚，忘却了生存的欠缺和艰窘。

遥忆80年代第一个教师节，我曾喜赋七律一首，现录下作为此文的煞尾：

师道方兴几许年，滋兰树蕙各争妍，

远承屈宋风骚旨，近续潇湘桃李篇。

望断天涯情浩渺，为伊憔悴意缠绵，

狂歌喜作园丁颂，改革征途猛着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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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杰周荷初  

    (知青人物素描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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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周荷初认识的人可能不会很多.这老兄性格怪异孤辟,而且不太善于与人交往..我第一次见到他,就有了这种感觉.那时他在源口水库他们那连队的一间破烂的小工棚子里,坐在他的那张比工棚还要破旧的小木床上,闭目养神,很有点老僧入定的样子.

“这就是周荷初,”我弟弟对我说.然后喊了声:“秀才.”这老兄才睁开了眼.一见了我,有些儿茫茫然，我弟弟连忙说，这是我的老兄,他才连忙跳下了床.“呀,稀客、稀客,”一边说,一边掏出一支皱巴巴的烟来.就这样,我们便相识了.

秀才是我弟弟最佩服最崇敬的一个知青.他之所以被我的老弟崇拜,是因为他有很深的文学根底.与知己交谈,常常妙语连篇,语惊四座.因为这样,在我弟弟竭力的推荐之下,我竟然徒步几十里路到源口与他相会,希望一睹其尊容，并与之相识.

秀才不是那种才华横溢的人.表面上看,他甚至有点儿窝囊.脑壳里整天不知在想些什么.你和他谈话时,说了半天,他竟然不知道你说了些什么,真的叫你哭笑不得.与之相处久了，你才会觉得这老老兄肚子里有货，谈天说地时，一旦说到他感兴趣的话题，那家伙，他便会真的来神了，那他就会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写到这里，我想引用一个叫韵松的人写的一段文字来说明问题：

“……班主任陈先生向全班同学郑重宣布：本人在北京开一次学术研讨会，往返少则一月多则两月，本人所教的文选与写作课程均由周和楚同志代理。

“我们茫然，周和楚乃何许人也？

“陈先生说，明日上课你们便知。”

而第二天秀才一走上讲台，大家惊呆了，因为那个来为他们讲课的人，是他们学校的一个敲钟的30来岁的人。那人就是秀才。秀才招工到了零陵师范学校，是一个勤杂工。

同学们哗然了，甚至“愤怒起来，一个初中未毕业的人，来教我们，岂非是开国际玩笑！”

但秀才却镇静自若，他讲课了。那堂课，他讲的是柳宗元的《小石潭记》。

“他说开了---古城永州，以其怪异多姿的绮丽风光及名家学者传播的道德文化著称于世，引人神往。柳公在此生活了十年，写下了脍炙人口千古名篇《永州九记》，他把永州之风光写绝了、写灵了，写得令人眼热令人神往……

“果然，机会来了，正待他背得头头是道时（我当时以为他是背出来的），我忽地站起来阴阳怪气地插话：‘只听说有《永州八记》，周老师恐怕为柳公补写了一记吧？’

“哗！哄堂大笑。

“不料，待大家笑够后，周老师一如既往镇定自若接着说下去：‘这位同学说得也对，一般只知《永州八记》，而实际柳公确实写了九记，只不过那八记遗址在永州城郊，历代文人墨客寻胜觅踪者较多，而还有《游黄溪记》，此处距市城30多公里，不常有人涉足，故此被忽略而已。

同学们简直目瞪口呆。没想到这位敲钟人居然不同凡响有此绝招。”

不显山不显水的周荷初，终于在此亮出了底牌，露出了庐山真面目。

以上引用的那些文字，出自《散文赏析》。一次去逛旧书店，偶然翻到这篇标题为《敲钟人》的文章，马上就猜出写的是谁了，于是，便买了回来。本想复印一份给秀才，后来，一想，他大约会有的，也就作罢了。（该文中的周和楚，就是周荷初，作者大约用的是谐音。）

秀才曾经救过我一命。那一年我回长探亲，回江永时，弟弟已经被招工了。弟弟走时，因为没有路费，将我们的一点点生活用品全处理掉了。连床板都没为我留下。弄得我真的走投无路。这时，秀才托人捎来了一封信，说是零陵水电学校急需一个搞文印的人。我便去了。零陵水电学校当时就设在源口水库附近。我在那儿干了两三个月，后来水库需要一个《工地战报》编辑，指挥部将我调到了源口水库。秀才那个连队，就在指挥部旁边，有了空闲，也去找秀才谈天说地。

大约十年前，弟弟来了电话，说是秀才已到长沙，并且在长沙大学中文系当了系主任，分了新房，邀请我们弟兄二人和鲍祖谦，到他家作客。我们去了。秀才见了我们，高兴得不得了。我们三人应是他在江永最要好的朋友了。秀才又是高谈阔论，妙趣横生。酒席间，祖谦为我说起秀才一些故事。其中的一件，让我大笑不止。说是秀才与他的妻子初恋时，遭遇其妻的家人的反对。但那个零陵姑娘却唯他不嫁。没有办法，岳父岳母只好设宴请来家中的亲朋好友（其中大多是当官的，甚至还有几个有权势的头面人物），希望大家对他们的未来的女婿作一个评定。家宴已摆好，酒菜已上全，因为客人还未到齐，大家就在一边喝茶聊天。这时，秀才却上桌吃起饭来，待他吃饱喝足，客人到齐了，他却将碗一推，说了声大家慢用，便拂袖而去。

我问：事情果真如此？秀才笑面不答。倒是他的妻子说话了：他呀，那天还不把我气死。

我瞅了个空问秀才：为什么要那么干？秀才说：谁要他们请一些有权势的人呢？

这就是秀才！他是一个特有个性的人。

2006-7-6

农艺情联谊会上,周荷初(左)与作家唐志龙(江永回龙墟农场长沙知青)亲切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