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以为能在家过一个安定的年，可能是受株洲知青落户浏阳的激发吧。谁知，很快上山下乡的运动一下子震撼全城，大街小巷贴满的标语，预示着行动即将开始，心存侥幸的我，总以为我能躲过这一劫。三位兄长在外工作，浏阳就剩我们母女两人相依为命，谁知，正因为这些，在这小县城里倍受人妒忌，加之家庭成份高，父亲历史有问题，黑五类子弟。而我在文革中参加了红中会文艺宣传队，主要演员，出尽风头，更加惹人极度关注。大组长通知我去居委会开会，我脑子一嗡，拐哒场，心想，这准是盯牢我了！

       果不其然，晚上开会说是动员会，实是点名定人会。说只有极个别的独身子女（成份高的除外）或是留在镇上协助知青办工作的人外。除此，通通没有什么特殊照顾，一位镇领导着重提了我的名，（因母亲身患高血压中度偏瘫行动不便）我当即和那位领导顶了起来，争论无果。“去就去吧！”走时我丢下了这句话。两天后，榜上有名。过后，有人跟我说，我不该当场顶撞那位显赫权贵，送送礼疏通疏通，也许……没有什么也许，已经是阎王薄上圈定了的，焉能逃得过去！

      68年12月19日，是我们被流放下乡的日子，一夜几乎无眠的我，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就起床了，妈斜靠在床上，红肿的双眼眼巴巴的望着我，那样的无助，那样的哀痛，让我心痛不已。是呀，我十岁父亲便患白血病，离开了我们，我一直伴随在妈妈身边十八年，从未有过分开。何况，平日里连衣食住行都得靠我打理，虽然，我走前已安排她搭餐在邻居家，但，生活诸事，我不知道今后的日子，她老人家将怎样捱过？无法避开她的目光，我扑向母亲，无语，相拥而泣！

       早饭难以下咽，打点好简单的行装，我环视那二十多平米的家，几天来，我将它收拾得整整洁洁，妈妈随时要吃的药也放在她床前的茶几上，窗户纸也重新糊过了新的。看到一切都似妥贴，我松了一口气。三哥帮我提着行囊走前（他特地从株洲请假赶回来送我）。妈妈颤颠颠的送我到院子里，还是无声流泪，没有言语，同院的邻居们中就我一人下乡，她们都站在院子里没有什么笑容，无语。只是朝我摆摆手。我回望着妈妈，她紧抓着院子里一根梁柱，又是眼巴巴，又是那样的无助，那样的哀痛。我又一次痛彻心脾，我实在忍不住了，又一次奔向妈妈，无语，相拥而泣……

       赶到了集合地大草坪，见到了大多都是熟悉的面孔（原来浏城不太大，即使不同校，但是路上上撞下碰，早就见熟了），也有少部份的亲属相送。提的提着木桶，拿的拿着搪瓷脸盆，脸盆中间竟还有“将革命进行到底”等字样，我还算好，哥哥跟我买了个洋铁皮桶。大多是旧被褥、旧蚊帐，简单的行囊，一色青灰蓝的衣衫，映衬着的是那贴着各种汽车身上的红绿蓝标语，（有解放牌卡车，没有一色的客车）色彩上才没有那么沉闷，我没有见到像株洲知青来时的热闹场面，不知是不是不忍心看到自己熟识和亲朋好友的子女被“光荣”送下乡，还是什么别的心态，一路上看热闹的人不多，这对于三姑六婆、当街相骂，人都要围一圈。三天冒得戏看，死人道场都要看一场的浏阳人来说，实属罕见。足见，这场声势浩大的上山下乡运动的震撼性。天空沉着像铅一样的一张灰脸，看着一群无奈的少年。终于没有滴下它的眼泪。

      我没有见到什么领导热情作指示，也没有知青代表表决心。一声哨响，点名。各领队（城关镇派的工作人员）将我们分别叫上车，来不及互道珍重，来不及互勉留言，纷纷挥手后，十几部汽车开动，我望着紧随车后的三哥，强压了好久的情绪，终于忍不住哭出了声。七尺男儿用手抹了抹眼角，表情凝重，频频招手，不肯却步。汽车一溜烟滑下了大操坪的下坡路。我泪眼中依稀看见三哥和十来个相送的人，在扬起的灰尘中紧紧跟随，跑着跑着……

      直到现在，我仍然觉得那不像是欢送，倒像是一场遣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