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赫,是江永知青,也是浏知青.他近来写出的<安营扎寨霸王岭>,是一组知青回忆录,很有可读性.现转贴于此,愿这组文章,能勾起你的回忆.回忆也是一种美呢,是吧?

安营扎寨霸王岭

第一篇下乡日记

    列车风驰电掣般地甩下一座座城镇、村落，甩下一片片原野，经过衡阳，到达冷水滩，喘息着像卸货物一样地把我们卸下，然后我们便分乘几辆大客车经道县，直扑江永。

    途中要经过一座大山，那山真高，直插云天，而且山连着山，山叠着山，有如海浪拍天，又如无数驼峰起伏。公路像一条褐色的带子在山间弯曲、盘旋，不时成S状360°大拐弯，一侧绕着山崖，一侧临着无尽的深谷，令人有种胆战心惊的感觉。

    最后，我们来到了一个叫桃川洞的地方。“桃川洞”，一个挺美丽的名字。那地方也的确很美丽，然而四周全是高山峻岭，就像围着的绿色屏障。云雾在半腰飘着，像一条条玉带，舒展地飘拂在大山伟岸挺拔的腰间。看着这些高山竣岭，我忽然有种不安的感觉，说不清是悲哀还是恐惧，在心里咕噜道：“这辈子只怕难以翻越这些峰峰岭岭了！”

    我们这批有一二百人，三个学生队一个社会青年队，全安营在霸王岭。霸王岭说是岭，其实只是一个不高的土坡，在都庞岭山麓，四周全是绿树，满眼青翠。瞧着这满眼的绿色，心情又似乎好了许多。这里曾经是一个煤矿，不知何以煤矿废了，那排工人宿舍便成了我们知青驻扎的营寨。

    晚上，有月亮，似乎山里的月亮比在城里看到的要洁净、明亮一些，亮莹莹的月亮撒下一地碎银，又像是一片无边无际流淌的水银。大家在宿舍前面一块较为宽阔的平地上举办了一个文艺联欢晚会，大家欢快地唱着、跳着，有一种动人的真切味儿，尤其是一位男知青跳的非洲手鼓舞，伴着激昂欢快的鼓点跳动，显得潇洒，优美、舒展。在这样的环境，这样的月夜，一幕一幕的情景连同我们当时的感触，都深深地烙印在记忆的深处。

    这晚上，我说什么也睡不着觉，思绪像水池开了闸一样流出来，把睡意都冲得精光。我索性从床上坐了起来，忽然就有一种想写一点日记的冲动，便凑到一盏用墨水瓶做的煤油灯下，郑重其事地摊开一个黑面壳的笔记本，字写得很草，歪歪扭扭，就像我那刻的心境，一点也不安静。

1963年8月8日                         晴

    今天，我们在霸王岭住下来了，怎么叫霸王岭呢？是这里曾经出过霸王，还是这里的统治者是欺压人民的霸王呢？这里一定有过许多故事。我无法去探究过去，但今天我们来了，是听从毛主席的号召来干革命的，要用我们的双手重新写过历史，书写属于人民的历史。

    毛主席说得好：“延安的青年们干了些什么呢？他们在学习革命的理论，研究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方法。他们在实行生产运动，开发了千亩万亩荒地。开荒种田这件事，连孔夫子也没有做过。……他的学生向他请教如何耕田，他就说：‘不知道，我不如农民。’又问如何种菜，他又说：‘不知道，我不如种菜的。’中国古代在圣人那里读书的青年们，不但没有学过革命的理论，而且不实行劳动。”我们今天走的就是延安青年走的路，一条革命之路，我们可以因为知青而自豪，而无悔，甚至很壮烈地炫耀于后人。……

    我便抬眼去看窗外，定定地长久地看着。窗外一片静寂，星月交辉，只有树叶被凉风吹着，发出轻微的沙沙声响。还望见什么了呢？我说不出来，那本来就是一种说不清的思绪。不过，我已经得到了满足，这满足同时也渗透着希望，就像农民年年在土地上播下种子一样。或许这就是那种无边无涯的对人具有永恒魅力的希望吗。

安营扎寨霸王岭(四)

看 守 瓜 地

我记得鲁迅先生在小说《故乡》中有一段描写少年闰土看守瓜地的文字：“这时候，我的脑子里忽然闪出一幅神异的图画来：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子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

居然也轮着我看守瓜地了。我们队在屋后坡地上种了好几十亩西瓜，已经结瓜了，为防止有人偷摘和野兽啃咬，瓜地必须日夜有人看守。这看守瓜地的任务，自然就落在我们男生的头上。今天是轮着我了，我没有推却，一个人夹了床毯子便往山里面去了。

西瓜长得出奇的好，那无边的熟绿一畦一畦的爬出来，把整个坡地遮盖得严实。风顺着山脊吹过来，翻动叶子，便能看见藏在绿叶底下那一个个滚圆饱满的瓜。走进地里，我便能感到有股甜腻的味儿，像雾霭似地从泥地里蒸腾着。

地里就用木凳和门板搭成一个极简陋的床，我便在门板上躺下来，看着一望无际的瓜地，看着一望无际的蓝天。

没有人来，连说话的伴儿都没有，这样呆久了，思想和感情就汇合成为一种孤独的感觉，在这个时候，我便直觉得茫茫天地之间，只剩下我孤零零的一个人，四野的沉寂，头上的蓝天，都似乎变成了铅铁，重重叠叠地压上心来。

白天还好，尤其是晚上，黑暗从四面八方像水一样升起，一种莫名的恐惧也似乎是从这片黝黑无边的坡地中弥漫上来。我这人胆子特小，小时候就听大人们说过一些鬼怪故事，还曾做过一段长时间的恶梦。

我想，无论如何，也要压住这害怕的心神。可是，一阵风吹来，树叶哗哗的一声响，接着，便是这里那里，好像四围都藏着一些鬼魅，而且这些鬼魅悉悉索索地要扑过来的样子。我全身的汗毛，立刻就跟着这阵风、这阵响，一个冷噤、一次战栗竖了起来。

不能这样！我又一次告诫自己。我便想象着少年的闰土，手里拿着一柄钢叉奋力地向一匹猹刺去，可是我没有看到一匹偷瓜的猹，也许有，这么偌大的一片瓜地，它藏在瓜叶下，我无法看见。我便去数天上的星星。黑沉沉的天穹布满了繁星——有白色，有黄色，有蓝色；有大星星、小星星，有眨眼的星和一眼不眨的星，我从未见过这么美丽的星光，而这些光芒又放射得很清楚，很耀眼，我几乎不敢正视那些光芒。

不知是什么时候，我竟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不过，醒来得特早，当青白色的曙光和淡淡的晨雾交融在一起的时候，我便睁开眼了，清楚地看到黎明的曙光是怎样揭去夜幕的轻纱，吐出灿烂的早霞，清楚地看到无数颗晶莹的露水珠在四围瓜叶上滚动，把瓜叶浸染得更绿更翠，我遂感到那种甜腻的气味更加浓烈。

我止不住大声地舒出一口长气，朝着东天上火一样的朝霞托着的那个金红的巨轮，激动而又庄重地喊道：“我向毛主席发誓，我没有害怕，我又接受了一次艰难的考验！”

收获花生的季节

队上到底具体种了多少亩花生，我至今都不清楚，只知道那么一大片，一眼望不到头，怕有好几十亩或许百几十亩吧。收获花生的季节，那是既忙碌又兴奋的季节，遍山遍野一片旺绿，松软的泥土上发出一股令人酥痒痒的气息。

我们种的全是小籽花生，又叫扯籽花生，收获花生时不必用锄挖，只需手抓住藤蔓往上扯就是，故叫扯籽花生。这种花生虽不及大籽花生好吃，但油路好，出油率高。

秋天的太阳底下，我们男女知青全蹲在坡地上一个劲地扯。太阳很热，熊熊地燎烧着大地。汗从每一个人的头上流下来，豆大一颗的掉在地上。尤其是女孩子们，一个个勾着头，散乱的头发垂挂在前额上，便遮住了大半个面庞，每一根头发都让汗水浸得透湿。

虽然忙碌，但大家心里高兴，每个人都似乎觉得快乐浸入了全身，一下子达到了每个毛孔一般。

我们抓住藤蔓往上扯，自然能扯出好些花生，但仍有不少花生被扯断根须留在了地里，故而我们一上地里，四周就有好些村民提着小锄拎着竹篮跟在我们后面，我们在前面扯，他们便用小锄在后面仔仔细细地刨，居然就刨出了好些花生。我忍不住对队长说：“队长，你看他们在挖我们的花生。”

队长说：“让他们挖吧，反正我们也顾不过来，沤在地里也浪费了。”

这也是实情。我们队才30来个人，天天都忙不过来，哪还有时间把坡地刨得那么干净，这就只能任由那些村民在我们后面刨了。

扯下来的花生，连苗带籽我们全堆放在宿舍阶沿上，码着像一堵堵墙似的。每天早晚，我们就每人搬了张小板凳坐到那堵墙前面把花生从藤上摘下来，一边摘，一边吃，不用花钱，而且尽管吃。我和蒋鼎关系最好，他待人谦和，举止谈吐都显得温文有礼，一张孩子气的脸，掩不住的笑靥使他总显得喜孜孜的，这些都表露出他有一种善良、正直，还有些幽默的性格。每次摘花生我俩便总是坐在一起。

这天早上，我俩又坐在一起摘花生。

我说：“花生能随便吃，这在城里可享受不到啊。”

他说：“这也是的。生花生吃着好，能润肺。”

我说：“我最喜欢吃花生，小时候，每逢过年去给人家拜年，人家给我们的点心里如果有花生，那便会如获至宝似的用衣袋兜着高兴得心花怒放。”

他说：“你知道花生还有一些什么好处吗？”

我说：“榨油呗！”

他说：“我读过许地山一篇写花生的文章，文章中说：‘花生的用处固然很多，但有一样是可贵的。这小小的豆不像那好看的苹果、桃子、石榴，把它们的果实悬在枝上，鲜红嫩绿的颜色，令人一望而生羡慕之心。它只把果实埋在地底，等到成熟，才容人把它挖出来。’”

我说：“这文章我读过，是写的他和父母一块吃花生，父亲说：‘你们要像花生，因为它是有用的，不是伟大、好看的东西。’他便说：‘那么，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伟大、体面的人了。’父亲说：‘这是我对于你们的希望’。”

蒋鼎忙朝我嘘了一声说：“小声点，别让人家听见。”

我知道自己刚才又说了一句犯禁的话，我们现在全中国的人不是都在崇拜伟人么？我父亲其实是个胆量很小的人，就是平日说话不小心，而被打成右派的。想到这里，心里便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忙四顾张望，见大家都在忙活，没有人注意我们的说话，这才把涌到喉咙眼儿的一颗心又放回胸膛去了。

秋日的早晨终究是比白天凉爽，吵人的蝉声早已被秋风吹散，可我心里的那份不安却长久地不肯散去。

闯进来一头野猪

这天中午，我正在午睡，我有个好午睡的习惯，这是从小就养成的。忽然，外面闹哄哄的，人们纷纷往前面那块坪地上跑去，不知出了什么事。我赶紧下床，也跟着人群往那边跑。

我一边跑，一边问：“出什么事啊？”

有人说：“一头野猪闯进场里来了。”
    野猪？我一惊。我只听说过山里有野猪，而且很凶猛，却从未见过真正的野猪。坪地四周已围了好些人，人们锐声叫喊着，尤其是女生，声音特尖厉，特大声，那是高分贝的叫喊。

一头野猪被围在中间，它是被猎人打伤了一条腿，逃窜到这里来的。这是一头黑色的野猪，有头小牛犊那么大，一身黑毛比家猪要粗要长，身子也比家猪要瘦，它楞着尖耳朵，瞪大着一双眼睛，凶狠而又惊惶地张望了一阵，向前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四周围了这么多人，又是这么大声的吆喝，使它疑疑惑惑不敢妄动，听得到它咻咻的喘息声。

它忽然跑动起来，大概是想逃窜出去，每跑向一个地方，那儿的人便“哄”地一声慌忙闪开，随即又大声吆喝，它只得又返回身去。

最有趣的是，它朝几个女生奔去，那几个女生脸都吓白了，其中一女生忽然急中生智，赶忙撑开一把雨伞，居然把它唬住，也许是它弄不明白这圆圆的东西是何庞然大物，是人类使用的什么秘密武器吗？

坪地右侧是原来煤矿的一个小礼堂，是红砖建筑，几个窗子都安有铁栅，礼堂中央有一张乒乓球台。不知是谁想出了一个极好的主意，把这头野猪赶进小礼堂去。大家便纷纷闪出一个通往礼堂大门的缺口，又一齐大声吆喝：“嗬——嗬——”

野猪的眼睛放出蓝幽幽的冷光，使人毛骨悚然。它居然也看到了那处缺口，便四肢用力，身子一纵，像一发炮弹似的带着风声，“飕——”地一声从那缺口处窜过，直扑进门里。

几个男知青早已拿过铁镐、铁钯，迅速地跟了进去，迅速地把门关严，纵身跃到那张乒乓球桌上，分四方站定。这几个动作都是在一瞬间完成的，这需要胆量、需要机敏，我真佩服他们。

它一定是被激怒了，狂吼一声，朝桌上站着的人扑了过去，立刻铁镐、铁钯便朝它狠狠地砸下。它把身子往下一探，哀嚎一声退了回去。然而它没有退缩，它一定是恨透这些人类了，它要全力一搏，只见它又呜的一声，将身子一缩，又朝着桌子凶狠狠地猛扑过来。迎接它的，自然是一阵迎头猛击，它一惊，在地上打了个滚，朝人们瞪大着一双充满仇恨的眼睛。

站在桌上的人，丝毫也不敢懈怠，也同样瞪圆了双眼看着它。

它一次一次地扑起，又一次一次地退下，而且力量一次比一次的减弱。最后一次受到沉重的打击后，它便倒地不起了，血从伤口流了出来，不仅身上血迹斑斑，而且身下流着一滩殷红的血。

大家就都欢呼起来，叫着，跳着，嘴里不住地打着唿哨。

大家七手八脚地抬着这头野猪，一过磅，竟然有一百八十斤重。

晚餐，大家痛痛快快地打了一次牙祭，这肉不大好吃，尽瘦肉，很粗糙。

这头野猪窜进来时，在山下就把一位在菜园里摘菜的农家妇女咬伤了，几个知青便从食堂里砍了几斤肉，并代表全体知青去看望了她。

我遂常想，在一切创造物中间，没有比人的心灵更美更好。

安营扎寨霸王岭(五)

一次特殊的任务

不知是时势造就人，还是人造就时势，我们江永知青中忽然一下子冒出一个叫龙小梅的女知青，写了一个忆苦思甜的故事《马河血泪》，发表在《湖南日报》上，有好几千字，占了整整一个版面。她还会讲故事，把这故事讲得声情并茂，她自己泪流满面，台下的人也无不唏嘘落泪。她便从江永马河讲到了长沙城里，又一直讲到首都北京，并光荣地参加了全国青年作家代表大会。

我从小就喜爱文学，特别崇拜作家，因为作家是历史信息的承载者和人文精神的传递者，有人称之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龙小梅无疑是我们江永知青的骄傲，她的脱颖而出，对我这么一个文学青年来说，无疑是给迷惘的心灵注入了一支“兴奋剂”，对文学的幻觉，对人生的微渺期望，更激发了对文学的热情。

从她的身上，我看到了一个知青到一个作家的成长道路，也更加认识到，反映人民群众的来自底层的呼喊和声音，以一支诚实之笔、热血之墨抒写时代，这也是一个作家的责任。或歌哭，或呐喊，或平平静静地叙述……只有当你的心与土地、河流、高山的节拍合而为一时，你的文字才有一种神奇的魔力。我便很想见到她，向她请教，向她说说我自己的感受。

恰好这时《长沙晚报》一位姓汤的记者从江永县城给我打来电话，通知我赶到县城去，约写一篇反映知青在江永生活的散文，同时还通知了马河的龙小梅。

我忙高兴地赶去县城招待所。龙小梅比我早到，她一张胖乎乎的娃娃脸，老像在笑，让人感到十分亲切。我有些惊异地看着她，心下却在琢磨：难道那些深刻的思想、优美的文字，就是从这么一位娃娃似的女孩子的头脑里飞出来的吗？

汤老师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汤老师却像一位大学者，我忽然就有一种惶恐不安的感觉，我怀疑眼前的一切都不真实，像做梦。

汤老师让我坐下，给我们讲了一会写作思路和要求，可我老担心自己写不好，我想当时自己的神态一定窘极了。

让我高兴的是，我在县城听到了龙小梅讲《马河血泪》，我的确是被感动了，我为狗地主肆虐的罪行感到愤怒，为受害的穷苦农民感到痛苦，鼻子酸酸的，任由泪水顺着嘴角流进嘴里，一股苦涩的咸味也渗进心间。

汤老师叫我们各写一篇。我在心里鼓励自己，好好地写吧，可要珍惜这么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

第二天一早，我去汤老师那儿交稿，龙小梅早已写好，汤老师正在看她的稿子。我悄声地而且很诚恳地对她说：“以后你能帮助我吗？”
    她仍是一脸的笑，很灿烂：“我们互相帮助吧。”

后来，汤老师把我们的文章合成一篇，题名为《江永寄语》。我写得不好，主要是龙小梅写的：

长沙，我们亲爱的故乡，在春节里，您远在江永的儿女们把您深深怀念。

我们怀念，并不是留恋。有志的革命青年，怎能只有家雀小志，绕梁盘旋；我们要做矫健的山鹰，在广阔的天地里展翅高翔。祖国到处都是我们的家乡。故乡的亲人，请你们放心吧！我们在党的雨露滋润下，在广大贫下中农的关怀下，正在健康地成长。……

有位作家说过：“有一种相遇，虽然短暂，却永远美丽。”这仅有的一次合作，已让我十分珍惜，对我后来的写作有着很大的帮助，常能让我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和浅薄。

住在山墈边上的老太婆

我们霸王岭工区的后面便是高泽源林场，有一条公路直通那里。说是公路，只不过是一条稍宽一点的泥土路。公路右侧一处山坡上，一间低矮的茅草屋，像个打盹的老人似的蜷伏在山。0墈旁边一棵枫树底下，孤零零的没一家左邻右舍。草屋里住着一位老婆婆，很老的样子。有人说是六十来岁年纪，可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老，满脸皱纹成了深沟，眼睛凹陷，毫无生气，走路时背弯得像张弓。一个风独残年的老人。她没有子女，也没有亲人，就这么一个人孤零零地居住在那里。

场领导再三地告诫我们，那是个地主婆，我们千万要提高警惕，要严防阶级敌人的破坏。

那地主婆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我们从未有人去探问过，每次从那屋门口经过时，心下就都存了一份诫心。

但那地主婆每次见我们从她门口经过时，便会热情地向我们招呼，叫我们上去坐一坐。我们没有进去，她脸色就立刻暗淡下来，目光更加昏浊而迟钝，弓腰驼背，蜷缩在门边，活像一只老得不能动弹的虾米。

瞧着她那么一副样子，我心里便没来由地震颤了一下。

经过的次数多了，我可是怎么也无法把她与阶级敌人联系起来。这么一个老人，能破坏什么呢？能给这个社会造成什么为害呢？但《马河血泪》这个故事已深深地刻记在我的脑海里，时时撞击着我的心扉，我便想，也许是马河的地主要凶残些吧！

又从她家门口经过，她又是照例向我们招呼。我和两个男生商议了一下说：“就上去一次吧，她又不是老虎，还能把我们吃了不成。”

我们就上去了。

老人见我们终于肯进她的家，很开心，忙给我们让坐，一双手都因激动而微微颤抖。老人腌了好些坛子菜，有萝卜、有辣椒、有野胡葱等，五分钱就可以买一碗，她就靠卖点腌菜过日子。

她给我们舀来一大碗萝卜、辣椒，碗是一只粗瓷菜碗，而且还缺了几个口子。她叫我们一定要尝尝，她说：“你们大老远从长沙城里跑来，不容易哩，来这里习惯吗？要不习惯，就常来这里坐坐。”

菜的确腌得好吃，酸甜酸甜的，而且很洁净，看得出这是位很爱干净的老太婆，尽管屋里没几件东西，却拾掇得干干净净。

我们要走了，就给了她一角钱，她说什么也不肯收，我们就趁她不注意的当儿，把钱放在一条木凳上了。

见我们要走，她痛苦地歪着头，苦楚的痉挛掠过她的嘴旁，那两道深细的皱纹便颤动着，像两丝苦涩的微笑。我忽然想起自己的母亲，母亲的母亲，她们都是被这个社会排斥的人，她们心里一定承受着一种远离人间般孤寂的痛苦。

我不敢怀疑我们伟大领袖建树的“阶级斗争”这一伟大学说，也许是我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一生下来就深深地打上了阶级烙印吧，这也是我们一定要来农村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进行艰难的思想改造吧。

我无法解说，心里便有一种痛苦，这种痛苦是那样锐利，那样深刻，又是那样复杂，那样沉重。

用南瓜熬糖

为了改善伙食，食堂里有时会搞一餐糯米饭，虽只放点盐，仍是我们喜爱吃的。在当时那样艰苦的条件下，能够千方百计地变幻花样，在食堂忙碌的两位女生的确是煞费苦心了。

唯一的遗憾是我觉得糯米饭是咸的而不是甜的。我这人从小就喜爱吃甜食，我们一家人都喜爱吃甜食，母亲每次给我们做了糯米饭，就要想方设法放点糖，那会买糖很困难，要凭票，母亲就会放点糖精。我们几兄妹围桌而坐，母亲一一给我们盛好饭便慈祥地笑着看我们吃。我一边吃着，心里便涌出一种甜蜜而温馨的情感。

我找到食堂做饭的一位姓王的女生，王同学个儿不高，扎一对雀子辫，人很善良，待人也很热情，是个任劳任怨的女孩。我对她说：“这糯米饭是搞得好吃，可惜不甜，能放些糖就好了。”

她笑道：“放盐不好吗？”

“盐哪有糖好啊！”我说。

她有些为难地说：“就这么点钱，能省就省着点吧。再说，糖吃多了，坏牙齿。”

“不怕，我牙齿好好的，能放点糖精吗？”

“糖精对人身体有害。”她咯咯笑了起来。

我不好再说什么，人家已够忙的，我不必再给人家添麻烦了，我咽了一下口水，便怏怏地走了开去。

不知为什么，我脑子里却老想着如何搞到糖的事。人就是怪，有时不该去想的事，可偏偏会老是跑进你脑子里来。我绕着宿舍转了一圈，忽然，双眼一亮，我们在屋后墈上种了好些南瓜，我发现那些藤蔓上已结了好几个南瓜，有的居然已经红熟了。我记起小时候在乡下，一些农户都爱熬红薯糖，往往没钱买糖，就用自家熬的红薯糖给炒米、红薯片、爆米花酥上糖，便是最好吃的点心了。我想，何不用南瓜来熬糖呢？

说干就干，我便摘下一个瓜，拿去厨房切成块，并从厨房里拿出一只大一点的蒸钵盛上，然后在我们宿舍一处墙根下，用两口破土砖搭起一个极简陋的灶，把蒸钵支上，往灶膛里塞上一把柴禾便熬了起来。干这事我极熟练，小时候我常和同学逃课一块去田地里挖泥鳅，挖回来便在宿舍里用两口土砖支个蒸钵煮着吃。

生上火，自然就有了烟子。

几个同学跑过来问：“你这是做什么？”

我说：“熬糖呗！”

有人就笑道：“就你这个样子能熬糖吗？”

我十分肯定地点头道：“当然能，不信，你们等着看吧。”

熬了一些时候，蒸钵里咕嘟咕嘟地直冒气，我揭开盖一看，南瓜是煮溶了，我心下说：“快了，等着吃糖吧！”

又熬了一会，仍没有看见糖，我只得又加一点水再接着熬。

忽然，咕嘟咕嘟声没了，居然有一股焦糊味儿。我一看，傻眼了，一钵南瓜竟然烧成焦黑。

恰好，那位王同学走了过来，她摇了摇头说：“哎呀，你这人怎么这样馋？”她便望着我，这注视使我特难堪。

我心里忽然就有了一股火，抓起那只蒸钵一下扔得远远的。

第二天，那位王同学居然去桃川闹子上买来了一点糖，做了一顿糯米饭，糯米饭里放了糖。

我遂觉得善良的女性的心灵就像一泓清水，它可以给一个人洗净任何的烦愁；又像一只鸟的翅膀，它可以给受伤的心以温暖的庇护。

安营扎寨霸王岭 之六(续) 朱赫

第三章  农场有个文学社

珍爱这个新的集体

我们在霸王岭安营扎寨后，不久，农场又新辟了一个茅草地工区，接着又开辟了一个茶场工区。茶场工区在粗石江，粗石江离霸王岭较远，有十几二十里远；茅草地近一点，大约走四五里路便可以到达。霸王岭就只剩下我们一个队了，这里就叫霸王岭工区。

他们去茅草地的很艰苦，据说是住在岩洞里。茅草地那里的山多为石灰石山，也就多溶洞。后来他们建了几栋红砖宿舍，前面三栋，成“∏”形，两边为知青宿舍，档头那栋为食堂，全是平房。后面大约是100来米的地方建了两栋房，一栋为知青宿舍，一栋作农场场部。

一日接到茅草地的通知，叫我去开一个会，商议关于成立文学社的事。我自是非常高兴。读初中时，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就成立了一个叫“花蕾”的文学社，编印了一份叫《花蕾》的油印刊物，在同学们中很受欢迎。也就是那时，我喜爱上了文学。

吃过晚饭我就去了，我们是在场部一间小会议室里开的会，大概有七八个人吧。主持人是刘内安，他长着一脸胡子，我们便都亲昵地叫他“刘胡子”。刘胡子为人极豪爽，是个办事非常认真的人。让我们坐下后，他便给我们讲了筹备成立文学社的事，大家都没异议，全是一副很高兴的样子。会上大家议定了要多发展社员，凡是喜爱文学的都欢迎参加。初步拟定了一些骨干社员，霸王岭工区是我和肖鹏夫，茅草地工区是刘内安、陶世普、郭光锴、韩少和、易宇欣，茶场工区是韩一民和石仲瑜等，并商定了编印一份油印小报，定名为《第一线》，因为当时是称农业为“第一线”。韩少和和易宇欣都是女生，不仅文章写得好，而且写得一手好字，又加上她俩办事认真，便定下由她俩刻写钢板。

和这些朋友在一起的日子，我感到既愉快又有意义，每次聚会，我都把它当作自己的一次盛大的节日。

《第一线》这份刊物不大，但这是属于我们自己耕耘的一块园地。这些日子我写了不少东西，在这块园地上我用自己的笔写一些属于我自己的体验和感觉。我老会觉得自己的欠缺，老会想是不是还有更加适合我的表现方法，大概也正因如此，我便不断地变换我的文体形式和语言风格，我写散文，写诗歌，也写小说。因为我的标准不高，也没有把写东西当成了不起的“经国之大业”。这给了我一种放松的心境。

也许是文学，给了我无限的快乐，想象力总是无边无沿地膨胀，总觉得每一天都是全新的，美丽的。

在那些日子里，我特别珍爱这个新的集体，珍爱这些朋友。不过，我会常常发觉自己的浅薄以及他们的深刻。那时，刘胡子、陶世普、韩少和、易宇欣他们都极爱读马列著作，而且也读了不少，往往他们谈话时，我就无法插上话，无法和他们一块聊上，只能在一旁听着他们兴致勃勃地讨论、争辩和讲说。一次，韩少和还直言不讳地批评我，说我这个人太不关心政治，只知道读几篇文学作品，将来不会有多大的出息。这话让我吃惊，也让我的心灵受到一次强烈的震撼。我平日的确不爱读理论书籍，马列著作从未看过，《毛泽东选集》只读了几篇规定的必读文章和语录。自此，我便在我少得可怜的工资里抽出几块钱来订阅了一份党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我很感谢这些朋友们，为我在自己尘封的世界里支开了一扇有着阳光的窗子，让我渐而明白，每个努力的人都会体会到偶然和必然、相对与绝对是怎样一种辩证关系，明白自己的努力，是在什么样的轨道上，自己思想的极限会滞留在哪里。

几个文学朋友

郭光锴是我们文学社里最为活跃的成员之一，他写散文，写诗歌，我喜欢读他的诗歌，我觉得他的诗歌比他的散文要好，这也许是我当时也极喜爱写诗的缘故吧。他举止文雅，落落大方，待人很谦和。据说他读了大学，在湖南师范学院艺术系学音乐。

他为人稳重，从不乱说，心地又很善良，我和他很快就成了极好的朋友，心里有什么话，我都爱跟他说，我们之间用不着防范。当时，人与人之间必须处处设防，文字狱是很厉害的，尤其是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人权极端抽象化，奴性空前泛化，说话更得小心翼翼。我们之间的谈话总是非常愉快的。当时的我，虽然也十分盲从、愚忠，但仍有自己的一些看法，尤其是对家庭出身，人为地把人划分为三六九等是对人权的肆意践踏。每每与他说及此事，便不禁有些忿忿不平。他便总是兄长般地劝慰我：“说这些干什么呢？这没有用的，全中国都是这样，又不止你一个人，大家都能过下去，你为什么就不能过呢？”

我说：“可我总觉得这么活着太冤屈太窝囊。”

他说：“有什么窝囊呢？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制定的，他的话都是有道理的，对吗？不用去想了，这都不是我们考虑的事，也不是我们能够考虑的事，我们还是多想想文学写作吧。想一想啊，写作对于我们不是一种倾诉的需要吗？说得文化一点就是一种内需的外延。”

我点了点头，写作之于我的确是一种愉悦，一种精神上的快慰，我的恨，我的爱，我的喜怒哀乐，我对这个世界因我的存在而产生的一些正确或不正确的意识，都可以写进自己的作品里，我常常感到有幸——写作和阅读是上天施于我们的恩惠。

于是，我们便谈普希金，谈莱蒙托夫，谈马雅柯夫斯基……

我们的谈话就又变得高兴而快乐。

他高兴的时候就会唱起歌来。其实他是很会唱的，声音也好听，有一种动人的真切味儿，可以说是有声音的思想，从这歌唱里头，好像在明净的水里面，可以直看到他的心。

也许是受他的影响，我便会也跟着哼唱几句，我这人是个音乐盲，至今都不会识谱，一张嘴就老跑调。有次我在他那里轻轻地唱，他的女友王爱莲一旁便止不住笑道：“朱赫啊，你这是做什么啊？是抽筋吗？”说完她便咯咯地笑。

我和光锴便也呵呵地笑，笑得很大声，无拘无束。

韩一民也是我们文学社里极为活跃的成员之一，他写散文，写小说，还写点格言似的东西。他个子高高的，显得瘦削，说话斯斯文文，慢慢腾腾的，他涵养极好，是个遇事从不急躁的人。据说，他父亲是省里一位领导，是位老革命，但他从不在人们面前显摆，脸上总是一副谦和的笑。

有次，他写了三篇小说，都是写抗日战争的，其中有一篇是写一位中国母亲受到日本鬼子的强暴而躺在血泊里。我怎么也不明白，年轻轻的他，怎么会想到抗日战争的呢？是他父亲或是他父亲的战友告诉他的吗？我觉得他比我们都成熟，成熟是一个人的财富。

他的语言很好，不仅流畅，而且很美，很有形象表现力，我想他将来一定能成为一位小说家的。我喜欢读他的小说，他笔下的那些文字，虽是反映虚拟人物的一种生存状态，却能给人带来一种审美愉悦。

我庆幸自己能结识到这么多的朋友，他们对于我来说，已成为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我们选择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

冬天里的小屋

我们这里虽属湘南，气温是比长沙要暖和些，但到了冬天仍然是很冷。尤其是茅草地，四围的山不高，很宽阔的平地，树木早已脱落了叶子，所以一眼便能看出老远。西北风呜呜地刮着，旋转啸叫，枯草落叶满天飞扬，混沌一片，简直分辨不出何处是天，何处是地了。

这是一个冬天的夜晚，我们几个人又蜷缩在场部那间小会议室里，在编一期《第一线》。中间一个小火盆烧着炭火，不知刘胡子是从哪里搞来了一点木炭。

刘胡子、陶世普、韩一民、郭光锴、韩少和我们几个人在编着稿件。刘胡子是很认真的，有着极强的敬业精神，每一篇文章他都要认真看，然后提出意见再叫我们修改。易宇欣在埋头刻写钢板，只听到一阵“嘎嘎”的铁笔划动钢板的声响。

我们常常要开通宵班，因为第二天我们都要参加劳动，必须在夜里把报纸赶着印出来。我看过反映当年地下工作者的电影，也是在一盏昏暗的油灯下，大家忙着编印报纸，那种敬业精神，常让我十分感动。我忽然觉得眼前一切，与当年那一幕场景很有些相似，只是我们没有敌人的威胁，不用考虑安全问题。想到这里，我往往不由自主地笑出声来，有几分自得的样子。

刘胡子便会问我：“你笑什么？”

我说：“没什么，我只是笑笑而已。”

他也就不再问，继续埋头看他的稿子。一副椭圆形的眼镜架在鼻梁上，但是他却把它戴得很低，好像是从镜子上面看似的。

这是没有半点报酬的劳动，但大家都乐意干，用今天的话说，这就叫作“奉献精神”吧。对于今天的青年来说，他们不会理解，或许我们是“大傻冒”吧。

到下半晚了，倦意就渐而袭了上来，难免就想打瞌睡。

刘胡子就会拿出咖啡来煮着吃，并放上点糖。我从未喝过这种东西，黑黑的，怪怪的。刘胡子说：“喝吧，这东西喝了能提神，就不会瞌睡了。”

每人一小缸，苦甜苦甜的味道，很好喝。

喝的时候，刘胡子就给我们讲笑话，瞌睡自然也就全没有了。

在这间小屋子里，我忽然就有一种家的感觉，大家能在一起，就是最大的幸福。我们做的这一切，在别人看来也许是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但我们却都觉得特别有意义。我常常会在这样的夜晚，在这样一种场境写出一首诗来，我突然清醒自己的生命中还存有一种潜能，那就是我对文字的亲切感和归属感，它使我平静下来，并真切地看到了我自己，知道了自己应该干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