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高中在元月份毕业，这是个特例。这是因为学制改革，秋季招生改为了春季。为了区别于“下乡知青”，人们把我们叫做“回乡青年”。“下乡知青”通过两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可以到城市安排工作的，“回乡青年”则不能。其实两者的根本区别也就是家里的粮食供应体制不同。我爷爷是手工业者，最初是有机会吃“商品粮”的。比如我的幺爹，和我爷爷的情况一模一样，只是因为他家里负担重，很穷，就申请吃了“商品粮”，尽管他也住在农村。后来他的几个儿子姑娘都享受“下乡知青”的待遇，到城镇安排了工作。我家当时条件好，爷爷不愿意领那20多斤“商品粮”，就把我们定位在“回乡青年”上了。这一定位，使我经受了几十年城乡差别带来的歧视性体验。
毕业回乡后，我的同学们多数就务农了，当然也不排除有这样那样社会关系的人可以进学校当老师、到医院做医生，有的甚至可以做营业员、进肉食站、到公社和大队当干部，那是最风光的。我没有这种关系，也就没作这种指望。一般情况下还是很老实地修补地球（当时很通行的说法），偶尔也有点不平的愤懑，因为这些人中多数的学习成绩应不如我。
记不得是哪一天，队长通知我到大队部参加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去排节目。我着实很兴奋，一是用不着天天去生产队出工，而且还有工分；二是正合我的爱好，好玩。
宣传队有20多名年轻男女，由大队会计领着。这位老兄还算个文化人，精明人，观念超前，点子很多，只是有点傲气，但对我很好。我表演过舞蹈，都是当时很流行的颂扬主席的集体舞，节奏明快，感情激昂，很热闹奔放的那种，所以我至今还会走台步的。在《审椅子》里扮演过民兵王德全，基本上属于跑龙套的角色。我也可以独唱，《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和《越南中国》是我的保留节目，当然还可以唱《伟大的北京》、《骏马奔驰保边疆》一类的男声。说到独唱，我很为高中时学校录制我的独唱在校园广播里反复播放而得意。我演京剧《智取威虎山》里的少剑波最有意思。在《定计》一场里，少剑波唱《朔风吹》。剧情安排是：当唱到“朔风吹，林涛吼，峡谷震荡”后，一阵风突然把门吹开，少剑波立即警觉地后退一步，再走到门口，望着门外的景色接着唱“望飞雪，漫天舞”。我当时16岁，个头不高，借别人一件黄军大衣，太长，不合身，在地上拖着，本来造型就很幽默。当风把门吹开后，我往后一退，竟然把大衣退掉在地上了。我赶紧转身捡大衣，可过门不等我呀。还没等我再披好大衣，我当然也没有出门看景，就开始“望飞雪”了，引得台下哄堂大笑。后来我多次参加组织全市教育系统的大型文艺演出活动，一般都给我挂个“总导演”的名，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那就算事故，要批评人的。但当时也没有谁认为是个什么事故，大家都很开心，我也开心。
那时每个大队都有这种宣传队，我们大队是全公社最好的。我们要出去演出，每人都有一副担子，里面挑着服装、道具、布景、乐器、化妆品等等，幕布都有好几层。我们的面幕与众不同，紫红色天鹅绒的，上面“金盆大队业余剧团”几个大字十分醒目，别的大队都没有这样气派的幕布，也没有叫“剧团”的。只是没有电灯光，一般都是用夜壶装上柴油用草纸引燃照明，条件好点的也有汽灯，那家伙可以照得通明豁亮。夜壶油烟难闻，汽灯刺眼难受，特别是田间的飞蛾也喜欢看我们的节目，一不小心钻进你的眼睛里，你就得揉巴半天。我们的节目很受欢迎的。接到我们出演的消息，家家户户将自家的大门送往演出场地，早早地将舞台搭建起来。我们还没有赶到，观众早已将舞台围得水泄不通了。尽管没有了大门，全家人都可以去看节目的。想起现在家家户户困守在防盗网森严壁垒的房间里，当年的夜不闭户真令人留恋。
为了出新，我们还搞自创。会计老兄后来安排我一个人专事创作，给我个写作间，一次就拿来10多本印有大队函头的材料本，我真的好感动。我写了好多对口快板、群口快板、三句半、表演唱，还创作了一部多幕剧，讲的是兴修水利时遇到阻力和困难，后来发现了地主的变天帐，斗地主后激发了群众的革命热情，水利任务才得以顺利完成。想来好笑，剧本的名字都不记得了。剧本送到公社，得到江秘书的高度称赞，还要其他大队的宣传队演。
我在写作间的时候，C姑娘常给我送好吃的，有时偷偷地来，轻轻地走，站在我的身后看我写作。我想起原来我们在一个节目里一起跳舞，当我们相对表情时她的特殊眼神，发觉了有点问题，以致创作的时候有点走神。C高个儿，瓜子脸，肤色白，眼睛不大也不小，却顾盼有神。即使用现在的标准来看,也是个典型的美眉。我们经常晚上加班排节目，散场后，她经常陪着我回去，和妈妈做伴。有次晚上摸黑回家，被大队支书碰见，第二天还找我谈话了。不知道是说我不该谈爱，还是说我不能和她谈爱。C的爸爸妈妈都是老党员，爸爸在大队林场负责，她是根正苗红的后备干部，后来被早早地发展成党员，而我在政治上是说不起话做不起人的。于是我开始回避她，而她却来得更勤了。后来我妈妈风湿性坐骨神经痛发作，卧床不起，她在我们家服侍了两个多月。她不厌其烦地为妈妈翻身、换药，为我们做饭、洗衣，来了客人，热情接待，俨然一个主人。
后来宣传队解散了，我继续我的田间劳动，她还常来我们家。军装军帽是年轻人热衷的时髦装束，她送我一件军装。没有军帽，她买来布，逼着爷爷帮我做了一顶。尽管不是正宗，却也还是那么回事。当时已经通电，我用酒瓶做了一个台灯，她专门坐车到城里买来塑料花，浸泡在瓶里，十分好看。我们常在灯下畅谈理想，当然主要是她谈我听，因为我谈不上有什么理想。她说，她会离开这个地方，可能是去当国家干部。我说我不喜欢干部。她说她也可以到工厂去，因为她姐姐是一个国营大厂的厂长，要我和她一起去。我不是不想去，是担心工厂不会要我，所以没有表态。母亲是十分喜欢她而且非常感谢她的，后来她结婚生子我母亲都去送了情。我喜欢她，也感谢她，但我没有接受她的爱情，因为我认为我是另类。
我何尝不希望有更好的生活？我曾在爸爸的学校读书一年，放学后跟爸爸的同事们玩在一起。爸爸的同事中，有很多上海和武汉的知青，年轻漂亮，青春活力，穿着时髦，多才多艺。放学后他们玩在一起，或打球，或弹琴，或唱歌，或跳舞，我好生羡慕。还记得上海女知青老师与众不同的格子衫，农村少见的布拉吉，潇洒飘逸的长头发，轻盈的舞步和婉转的歌喉；记得X老师地道的汉腔和三步跨栏的矫健身影；记得X老师幽默的话语，爽朗的笑声；记得X老师俊秀的字迹，优美的文章。即使没有任何下饭的菜肴，只有酱油或猪油拌饭，只要和他们在一起，也津津有味；即使是在村野的石碾边嬉戏游玩，只要和他们在一起，也别有情趣。
我好羡慕那样的生活！当我躬耕垄亩，累得直不起腰，看到公路上的少年穿着的雪白回力鞋在自行车上悠闲地作匀速圆周运动时，感觉他们多么惬意！再看看我这满身的泥巴，想起受到的歧视和委屈，真不甘心！我想，我应该离开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