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3月14日，高中毕业的我成为了当时一个最受关注的群体的一员：下放知青。

    我并不知道下放知青是做什么的、有什么样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但我们那时候知道一点：有个叫李庆霖的人，“告了御状”，毛主席给他回了信，还寄了钱，并嘱咐有关部门制定了相关政策，使得下放知青的日子好过多了。

    要下放了，新奇和向往使我彻夜难眠，很早我就起床了，简单收拾一下，我和姐姐走出了她家的门。就往车站走去。

    县城里没有喧天的锣鼓声，没有热情的人群欢送，有的只是我与姐姐俩人沉重的脚步声。

    我俩走过了最热闹的人民路，来到车站，坐上了开往永安的汽车，经过三个多小时汽车的颠簸到达了永安车站，但离下放的目地还需要走三十多里的山路。我这个从小在洞庭湖区长大的，从未见过山区的路是哪样的难走，几十里的山路，跌跌撞撞地走得我都快倒下了，几个小时后，终于到了丰裕公社天星大队利星生产队。

    此时，天已黑了。

    生产队把我安置在一家姓柳的农户家，当我俩来到房东家时，屋里亮着煤油灯了，房东大妈早就做好了饭菜，摆好了桌子，我和姐姐被请上了桌，开始了下放后的第一顿晚餐。

    说实话，这一餐够丰盛的，有荤有素，烧炒蒸炖，乡里人的热情写在脸上、表现在手上。

    饭后，队里的领导都走了，我和姐姐在黑屋子里（煤油灯远没有电灯明亮）打开自己的行李，铺床打算睡觉，可是，我们虽十分疲劳，却根本不想睡，我们心里一点没底。据说，国家给我们提供半年的粮食供应，一人发180元生活费，分作三年兑现，第一年80元，第二年60元，第三年40元。这是我们的一笔“巨款”，可是，粮食在哪买、如何买？柴米油盐酱醋茶、锅瓢碗盏杯盅碟，有几样？还有劳动工具呢？光一床被褥、几件衣服就可在农村“接受再教育”了吗？

    这一天，是我的生日，正好满十七岁，我和姐姐也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