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项羽“不肯过江东”的虚构

  《项羽本纪》是《史记》传记中最为精彩的一篇。项羽是司马迁着墨最多的一个人物，在他身上倾注了作者强烈的惋惜和同情。垓下一站，项羽乌江自刎，尤其写得气势磅礴，跌宕起伏，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篇不朽佳作，早已家喻户晓，历代传诵。

当项羽逃奔至乌江边，遇乌江亭长驾船在江边守候，欲渡项羽过江，而项羽拒绝，最终只将坐骑送走。本文认为这一段描写应为作者的虚构，不是历史事实。其主要理由如下：

一、没有旁证

项羽与乌江亭长的对话，纯为两人之间行为，并无第三者在场作为旁证。项羽旋即战死。唯一知道这段话的只有乌江亭长一人。司马迁何从知道他们二人之间的对话？全凭乌江亭长一人所说，其可信度值得怀疑。另有二十六骑在项羽旁边，但两人对话时，据书中描写，似乎未参与旁听。退一万步说，即便参与旁听，此二十六骑也必然与项羽一道战死，不可能一人留存。

二、乌江亭长是否确有其人

作为如此重大事件中的重要人物，作为唯一能将二人之间的对话流传于世的人物，姓氏名讳不交代，何方人氏也不交代，以及后来的行踪不交代，这是说不过去的。韩愈在《张中丞传后叙》中提到听某人说到某件事，对“某人”姓甚名谁，何方人氏，以及原来在何处，后来迁到了何处，他的后辈又到了何处，有何遭遇，交代得一清二楚。目的无非是以此说明所言不虚，并非道听途说。应该说乌江亭长更象虚拟的人物。

三、情节过于巧合

垓下战场在今安徽省亳县，乌江镇位于今安徽省和县，两地相距一百余里。“乌江亭长檥船待”，既然是“待”，乌江亭长显然是预计项羽必然在此渡河而守候。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乌江亭长何以能遥知远在一百余里外的战事进展状况，何以能预知项羽一定会失败，一定会突围，一定会沿这条路逃往这个方向，一定会在这个时候，到达他所守候的地点？这种过于巧合的情节一般只会出现于小说、传奇和戏剧中，现实中出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四、乌江亭长的行为不合常情

    项羽为人残暴凌虐，未见有何德政，其统治并不得人心，人民对项羽的失败并不同情。“项羽至阴陵（今安徽定远县），迷失道，问医田父，田父给曰……”当项羽逃跑途中向农夫问路时，农夫有意欺骗他，便是明证。乌江亭长个人的命运与项羽应该没有紧密地联系。他可能有一定的倾向，但决不至于冒灭族之祸来特意地、决非一时冲动

地“待”项羽渡河。况且项羽之败，决非偶然。其为人思维方式简单，刚愎自用，并无统御之才。当他居于绝对优势时，尚且不能取胜。今只剩孤家寡人，纵使渡过乌江，卷土重来，结果也是一样，顶多是延长战争时间。乌江亭长应该是看到这一点。一边是灭族之祸，一边是取胜的可能性及其微小，作这种不相称的赌博，不合人之常情。唐代杜牧有诗句“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虽然代表了部分后世读者的心声，但毕竟感情的流露多，而理性的分析少。王安石到了乌江亭，见到杜牧的题诗，于是也题诗一首：“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战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与君王卷土来？”在他看来，江东子弟纵然多才俊，恐怕没有人愿意再干了。

五、项羽不渡江不合情理

项羽在垓下被围，趁夜色率八百余人突围，过淮河后还剩一百余人，至东城（今安徽定远县），剩二十八骑。始终不能摆脱汉军的追击。为摆脱追兵，又率二十八骑返身杀入汉军，再聚时，剩下二十六骑。项羽一路奔逃，返身杀敌，其目的只有一个，便是摆脱追兵，逃得性命，以求卷土重来。可是好不容易跑到了乌江边，正好遇上了一艘愿渡他过河的小船，他却又不渡江了。这显然不合情理。他如果自认为无面目见江东父老，何必从垓下突围，一路奔逃。存心要战死，在垓下即可，在东城亦可，何必跑到乌江边来。

六、未见当时人提及此情节

项羽逃到乌江边，遇乌江亭长欲渡他过江而不渡，如果确有其事，在当时应该是流传于世，而为人知晓。如此重大的，富有戏剧性的情节，一定会有当时人提到。然而翻遍所有史料，未见有当时的任何人有任何只言片语提到此事。尤其是韩信，作为当时汉军的主帅，无论如何应该是知道这一情节，并且一定有所感而发，然而没有。《史记》中通过他的口，对项羽的形象做了生动的塑造。然而对如此重大的情节却没有提及，岂不怪哉。《汉书》、《汉纪》基本照搬《史记》，因而不可作为佐证。

综上所述，《史记·项羽本纪》所记之垓下之战，项羽“不肯过江东”的一段文字，应为作者司马迁的虚构，属于文学描写手法，也有可能为当时民间传说，司马迁未予确证而内心十分愿意认可，用他那枝生花妙笔，写成一段千古绝唱。但真实的历史事实应该是，项羽逃到乌江边，无法渡江，追兵蜂拥而至，不得已自刎而死。

那么，司马迁为何要作这种虚构呢？

众所周知，司马迁因李陵一案而受到牵连，遭受了仅次于死刑的宫刑。这对他是极大的耻辱，这种内心的极大的痛苦，在《报任安书》中说的很明白：“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这种奇耻大辱，在司马迁的心中，终于转化为一种复仇的心理。这种复仇是通过《史记》的著述来完成的。在司马迁的笔下，汉家统治者受到贬损，如写刘邦的虚伪、狡诈、残酷。《项羽本纪》中记载，刘邦被项羽追赶，他为了尽快逃命，不惜将自己的亲生女儿孝惠、鲁元推到车下，还是滕公几次下车将两个孩子抱回车上。项羽以烹刘太公要挟刘邦，刘邦说：“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若翁，则幸分我一杯羹。”活脱脱一个无赖。诸如此类的记述不胜枚举。又如《封禅书》记载汉武帝求神君仙人，尊骗子李少君，信少翁之巫术，执迷不悟，企图长生不死，却屡屡被装神弄鬼的多路神仙欺骗，揭露了汉武帝的愚蠢可笑。《酷吏传》写汉武帝任用酷吏，信任惨无人道但善于窥测皇帝旨意的张汤、杜周等人，对其他大臣则刻薄寡恩。《平准书》等则谴责汉武帝的横征暴欲，等等。因为此，《史记》在两汉一直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谤书”。明帝曾下诏说：“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后汉书·蔡邕列传》载王允语：“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此说一出，对后世影响极大。

他往往从失败者身上看到自己的悲剧身影，因而为这些人物作传时融入了自己的感情。如《屈原贾生列传》。李晚芳《读史管见·屈原列传》：“司马迁作《屈原贾生传》，是自抒其一肚皮愤懑牢骚之气，满纸皆俱是怨辞。”

司马迁在对汉高祖刘邦的明讽暗刺的同时，对项羽的描写却是充满了深切的同情与热情地歌颂，集中了许多重要事件突出他的喑恶叱咤，气盖一世的性格特征。《项羽本纪》通篇文章情节起伏，场面壮阔。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仍是垓下之战。

司马迁显然是为了可以完善项羽这一英雄人物的形象，不惜对项羽生命的最后一刻，做出了大胆的虚构。人固有一死，或者壮烈，或者平凡。显然在司马迁看来，像项羽这样的顶天立地的英雄，他的死不应该太平凡。于是他为项羽的死做了这样一种虚构。他认为这种行为方式符合项羽的性格，也符合他的身份。

虚构在《史记》中大量存在。这种虚构不同我们今天的“戏说”。在不违反与改变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司马迁对某些细节的描写，明显采用了虚构的手法，以期情节更为生动，人物形象更为丰满。《史记·高祖本纪》记载，韩信平齐后，派使者到刘邦那里，请求汉王刘邦立他为“假（代理）齐王”。“汉王大怒，骂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佑我，乃欲自立为王！＇张良、陈平蹑汉王足，因附耳语曰：｀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为守。不然，变生。＇汉王亦悟，因复骂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乃谴张良往，立信为王，征其兵击楚。”在这段记述里，张良、陈平“蹑汉王足”和“附耳”低语，显然无人所见，无人所闻，而刘邦态度的转变，也无人所见，无人所闻，可以断定为司马迁的虚构。有了这种虚构，情节顿时生动，人物性格顿时栩栩如生。读者如眼见其人，耳闻其声，有身临其境之感。《史记》是史学著作又是文学著作，所谓“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虚构功不可没。

文章的最后，我们不得不提到李清照的诗：“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生逢乱世，国破家亡。李清照在急切地呼唤一个像项羽这样的英雄，呼唤着一种视死如归、勇往直前的精神。但是我们认为这种呼唤并不意味着对历史记述的确认。就象我们提倡愚公移山的精神，并不等于认为确有愚公其人其事一样。

离退休差不多了，才有些轻闲时间与知青时代的朋友们小聚。时而年嘉湖畔三月街前，时而岳麓山里青枫峡中。祥云阁前我们把酒临风，赫石坡下我们戏说人生，爱晚亭前我们笑谈往事。  

     已到花甲之年的我们，仍是那么年轻、谈天说地古往今来，引经据典古今中外。吉大历史系研究生专攻考古的罗教授，不时发表长篇演说，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我们只有洗耳恭听的份了。  

   今天在烈士公园品茗时，索要罗教授学术心得“论项羽“不肯过江东”的虚构一文。

征得本人同意特发到安知网上，让知青朋友欣赏。

罗培：

    大作赏阅，佩服之至！今也作一拙文，算作推波助澜，望不吝赐教为幸！安乡知青网久盼你的加入，今天还算如愿了。

　　　　高水平的学术作品好看．望多上．

谢谢罗教授，望能继续发文章，给人一种启迪。

综上所述，《史记·项羽本纪》所记之垓下之战，项羽“不肯过江东”的一段文字，应为作者司马迁的虚构，属于文学描写手法，也有可能为当时民间传说，司马迁未予确证而内心十分愿意认可，用他那枝生花妙笔，写成一段千古绝唱。但真实的历史事实应该是，项羽逃到乌江边，无法渡江，追兵蜂拥而至，不得已自刎而死。
项羽之死！要让他死得壮烈、悲壮因此虚构，传说都可能是情理之中了。

    对男人,总是希望惊天动地.

    对女人,总是希望柔情寸断.

    这样就好看呀.其实历史注入了情感更能让人记住.老百姓又有几个会向学者一样研究历史,只是通过历史的故事,以史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