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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07/7/7 23:4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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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永 女 书
发 掘
江永县上江圩乡、城关镇、黄甲岭乡、铜山岭农场等地，历史上流传着一种记录当地土话的特殊文字，流行地域以上江圩为中心，波及毗邻的道县下蒋乡、新车乡。这种文字只在妇女范围内使用，称之为“女字”，通称“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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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县文化馆周硕沂一次下乡辅导农村文化活动，在上江圩葛覃村结识了创作女书水平较高的胡池珠。胡教周学会了一批女字，并创作了《女书之歌》这首女书歌及其译文，后来被收入《江永解放十周年志》(油印本)。这是载人史册的第一篇女书作品。周还将两篇女书原件寄给省博物馆，但没有引起重视。1956年冬，湖南省文艺会演，负责会演摄影报道工作的李正光在周硕沂住处见到女书对联。李向省文物队领导汇报请示后，于1957年初，到江永上江圩考察，写了一份关于女书的调查报告，连同一些女书原件，投寄给《中国语文》杂志。此为介绍研究女书的第一篇文章。因开展反右派斗争，考察工作中断。196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周有光、史金波等见过江永妇女文字的材料。1968年，湖南省公安厅发现一瑶族断腿妇女写的文字无人认识，将其带到北京，请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教师陈其光、张公谨等辨认，也不认识。1979年，周硕沂重新回到县文化馆工作，在编写《江永县文物志》时，收入了“蝇形字”一节。1982年4月，《江永县文物志》由省文化厅转发全省交流，使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女书。同年12月，中南民族学院政治系教师宫哲兵回校后到江永调查，在城关镇白水村，他找到了一份女书原件，但藏书者已死，根据其女儿提供的线索，他结识了上江圩乡甫尾村高银仙、唐宝珍两位女书传人，收集到三本女书，请高银仙、唐宝珍两位老人逐篇唱读，将其全部录音，并由周硕沂翻译成汉字。宫哲兵回校后撰写《关于一种特殊文字的调查报告》，托人类学家吴泽霖教授推荐给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尔后，这篇调查报告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上发表，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全文转载。《人民中国》(日文版)以6页版面详加介绍。1983年3月， 中南民族学院中文系组织江永女书研究小组。7月，中南民族学院副院长严学窘教授与宫哲兵合撰《湖南江永平地瑶文字辨析》一文，提交在美国召开的第十六届国际汉藏语学术会议，引起了国际汉藏浯言学家的极大兴趣，被称为“一个惊人的发现”。9月，宫哲兵、谢志民再次到江永上江圩乡进行人文考察和方言调查，又结识了义年华、何西静等女书传人，收集女书作品13件，由周硕沂翻译，撰写《湖南江永上江圩的女书》1985年2月，中央电视台报道发现女书。同年9—10月， 中南民族学院组织调查队，到江永调查女书和千家峒的情况，收集到十几件女书原件，1万多字。1986年5月，中央电视台播出专题片《奇特的女书》，该片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许多国家播出。同年3月和8月，中新社和新华社分别发布“湖南发现女书”的消息，国内外数十种报刊、杂志转载，女书得到社会的普遍承认和重视。是年，清华大学赵丽明、中南民族学院谢志民、中央民族学院陈其光、毛振林，以及美国史凯珊、台湾姜葳、法国裴书馨、德国艾娃、日本长尾一郎等先后到江永参观、考察。
研 究
1985年，中南民族学院调查队撰写了13篇论文和调查报告，汇编成《妇女文字和瑶族千家峒》一书，宫哲兵任主编，1986年5月由中国展望出版社出版。1986年12月，85岁高龄的高银仙被接到武汉，与宫哲兵、赵丽明、陈瑾一起工作1个月，写下1万多字的女书作品，由高的孙子胡强志翻译。1987年第1期《语文研究》刊登潘慎《稀古文字——妇女文字》一文。《中央民族学院学报》第1期刊登谢志民《江永女书概述》一文。赵丽明、宫哲兵合写《介绍中国女书——个惊人的发现》，提交第二十届国际汉藏语学术会，由宫赴加拿大在会上宣读。会后他在加拿大、美国多次演讲，影响很大。1989年10月，赵丽明参加第二十二届国际汉藏语会议期间，在夏威夷大学东西方研究中心做专题报告介绍女书，湖南郴州文物队李荆林在会
 | 上宣读《女书与史前刻划符号研究》一文。1990年8月，由赵丽明、宫哲兵合著的第一部全面系统介绍、研究女书的专著《女书——个惊人的发现》出版。1990年9月20～25日，中南民族学院在武汉主持召开女书学术研讨会，邀请湖南、湖北、北京两省一市的专家、学者到会研讨。江永的廖景东、熊定春也应邀赴会，并在会上宣读了论文。1991年1月，台湾妇女新知基金会出版署名宫哲兵编著的《女书》一书。同年3月，赵丽明、周硕沂、陈其光合纂《中国女书集成》，交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黄雪贞《湖南江永方言词汇》一文在《方言》杂志连载。5月，谢志民《江永女书之谜》一书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91年11月，召开全国女书学术考察研讨会，来自全国10个省、市、自治区的60多名语言学、文字学、民族学、历史学、妇女学的专家、学者聚集江永，进行实地考察和研讨。会上30多位代表宣读了论文，台湾妇女新知基金会郑至慧、英国伦敦大学ILARIASALA小组介绍了女书在海外的影响和她们的研究。会议提出了许多新材料、新观点、新问题，把女书研究推向新阶段。 |
女书的性质，有的认为是表意文字或记号文字；多数人认为是单音节表音文字。
关于女书的族属，有专家认为女书记录的江永土话是一种汉语小方言。一些民族语言专家认为，这种土话中不仅保留有壮侗语族语言的词汇底层，也保留有苗瑶语族瑶语支语言的词汇底层。这种方言土话为江永及附近地区汉族和平地瑶所使用。有的认为，这种汉语方言来自吴语、闽语，女书先民可能是百越族。
使 用
女书使用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祭 祀
上江圩的妇女信仰“婆王”。新中国建立前，每年农历五月初十，她们都要到婆王庙(亦称花山庙)祭祀婆王。祭祀前重要的准备工作之一，就是将祈祷内容用女字写在纸上或扇上，其内容是自己美好的期望和消灾免祸的祷告。到祭祀那一天，妇女带着女书到婆王庙去读纸读扇，并将女书纸、扇奉献到婆王庙的神龛上。
二、读唱娱乐
1949年以前，上江圩一带保持男耕女织的习俗。妇女们很少参加农业生产，三五成群集中在一间屋子里做女红，常常是一边工作一边听人读唱女书纸扇。最热闹的妇女活动是“打三朝”和“斗牛节”。“打三朝”是姑娘出嫁后的第三天，以坐歌堂的形式唱歌跳舞，妇女们喜欢手拿用女字写的三朝书读读唱唱，非常热闹。“斗牛节”是每年农历四月初八，妇女们用黑米粑喂牛，并各自带一些食物，凑在一起聚餐、读唱女书。此外，读唱女书也是当地妇女串门、走亲戚、回娘家最喜爱的一种活动。唱到幽默的地方，听众会捧腹大笑；唱到哀怨时，在场者人人流泪。
三、信件往来
江永境内的年轻姑娘过去很喜欢结拜姊妹。两位姑娘结识以后关系融洽，如果其中一位希望与另一位结成姊妹，一般会自写或托人代写一封女书结交信，托女友送给对方，内容多半是推崇对方。对方如果同意结拜，就会托女友送来女书信件，邀她去家里做客。这种用女字写的纸、扇，实际上成为结拜姊妹的信物。结拜姊妹中的人要出嫁时，其他姊妹都要赠送新娘一封女书贺信，此为最珍贵的纪念品。即使结拜姊妹全部出嫁了，她们仍经常携带女书纸扇彼此看望，共同读唱。高银仙、义年华、唐宝珍就是年青时结拜的七姊妹中的三个成员。她们直到现在感情极好，交往甚密，共读女书。
当希望结拜姊妹或女友来家做客时，往往就用女字写一封邀请信。当结拜姊妹或女友遭遇不幸时，就写封女书慰问信托人或亲自送去。结拜姊妹或女友间有时闹矛盾，也会用女字写信互相指责、讥讽，甚至骂人。捎信人必须是女性，不能是男性。
四、诉说身世
上江圩一带的老年妇女，尤其是寡妇，在遇到天灾人祸后，或者感到孤独寂寞、烦恼的时候，就会去找附近精通女书的女友诉苦。这位女友一边用女字记录她的一生苦情，一边说一些安慰她的话，并将这些话也写在她的传记上。这样，这些老年妇女或寡妇就以诉苦的形式发泄心中的烦恼，又以听人劝慰的形式得到感情上的一定满足。更重要的是，她们得到了一份自己的传记，随身携带，以后每当孤独、寂寞和烦恼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读或请人代读，求得精神上的安慰。
五、记事记史
| 妇女们常将耳闻目睹社会上或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以及当地比较突出的人物，当作女书创作素材，写成作品，形成地方历史资料，成为读纸读扇的唱本。如《太平天国过永明》，记述了太平军到达江永上江圩的时间和活动。《解放歌》记下了上江圩从1949～1958年的历次政治运动，如“解放”、“反霸”、“土改”、“高级社”、“人民公社”等。 六、改写汉字韵文 在女书唱本中，有很大一类是汉字韵文的改写本，即将汉字韵文翻译成女书。被改写翻译的汉字韵文，一般都是以妇女为主角的作品，如《梁山伯与祝英台》、《肖氏女》、《卖花女》等，以资随时诵读。 |  |
七、编 绣
妇女们常将带有吉利含义的成语，如“万事如意”、“吉星高照”等，用女字编成图案，编织在花带和服饰中，以示祝愿佩戴者吉祥之意。
传 承
女书，一般是女性在做姑娘时，由母亲或女长辈教会一部分女字，然后在参加读纸、读扇活动中进一步提高水平。多数人可以达到看字认读的水平，只有少数人能运用女字创作和改写汉字韵文。
女字，由妇女代代传授得以流行，而女书作品却很难代代相传，这是因为过去上江圩一带的老年妇女都相信有阴间世界。她们一生喜爱女书作品，尤其珍爱自己的传记和姐妹间的书信，临死前都要嘱咐自己的子女、亲人，将自己所有的女书焚化，。以便死后还可以在阴间继续读纸读扇。有的妇女在丈夫去世后，亦将女书焚化，以表示将自己最珍贵的东西送给丈夫，使丈夫在阴间仍感觉到自己时刻陪伴在他的身边。由于这种人死书焚的传统，在上江圩一带极少发现清代及其以前的女书原件。
据熟悉女书的老人反映，女书的衰落始于民国时期。随着妇女裹足陋习的废除，妇女冲出“女织”的圈子，参加农业生产，不再象以前那样，经常聚集在一起边做女红、边唱读、边创作女书。新中国建立后，女孩有了上学机会，学习现代汉语，使用女书的妇女便逐渐减少，女书濒临失传。80年代后，随着女书的发掘和研究的深入，女书作为一种奇特的文化遗产，它所包含的文字学、妇女学、社会学、民族学等方面的研究价值，逐渐被学术界认识，因而得到珍存和进一步的研究。
 《义年华答来访者问》意译 |
| 跨过新年正月节，提笔修书传女文。 二位先生来访问，要问女书何处来。 读书之时年纪小，婶娘教我读女书。 娘边做女多欢乐，结交姐妹几多人。 时刻坐齐用心读，藉与六亲解忧愁。 姐娘出嫁三朝满，我就修书看姐娘。 若是姑娘出乡去，大家修书看姑娘。 若有亲朋命不好，帮她写出诉苦情。 | 又听前人讲古话，有个姑娘最聪明， 父母生下九斤重，长大成人做女书。 自此个个跟起做，做出女书传万村。 永明自古命轻女，就凭女书诉可怜。 只为女书做得好，如今果然翻了身。 年轻女娘得入学，女书自此不如前。 女文于是无人识，修书诉苦没得啦。 |
-- 发布时间：2007/7/7 23:4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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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载）江永女书入展中国第一个多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
发表时间：2007-7-4
听着女书歌谣、土家山歌，和土家阿哥、阿妹跳一段摆手舞，喝一碗苗家少女酿造的拦门酒……6月30日，中国第一个多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在张家界大庸府城揭幕，来自瑶、土、苗、侗、白等民族的独特而灿烂的少数民族文化与传统在此集中、联袂展示。
在非物质文化展厅女书展馆内，我市的江永女书说唱协会主席、江永女书传人欧阳红艳正在一边纺织一边吟唱着神秘动听的女书歌谣，发源于我市江永县一带的女书是我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精通女书的仅有几个人，欧阳红艳是其中佼佼者。女书不仅有书法的表现形式还有说唱形式，永州市女书说唱艺术协会一方面把不为人知的女书说唱艺术重点演绎，另一方面还把女书书法展现出来。
据了解，张家界大庸府城是全国首家展示多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旅游城，占地45亩，建筑面积达6.5万平方米，地处张家界市中心，所处位置曾是明清时大庸卫（永定卫）、永定县及民国时大庸县衙门所在地，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美丽传说。它的建成不但能向中外游客多方位展示张家界的历史人文地貌，同时对弘扬民族文化、保护、挖掘和展示张家界独有的、濒临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现实意义。（张建国 李先志）
-- 发布时间：2007/7/8 10:4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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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书是结拜姊妹之间的文化媒介，是结拜姊妹的感情孕育生长出了女书文化。在结拜姊妹中，感情最深的一类，她们同吃同住，形影不离，被称为行客，意思是经常互相走访的客人。行客中有些感情最深的发展成为同性恋关系。行客的作品称“行客歌”，她们是女书中最感人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本文对县志上的资料进行分析，对行客歌进行研究，对行客雷巧妹进行调查询问，探讨了女书流行地区的这一特殊感情方式以及对女书文化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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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志上的行客记载 行客从一般意义上说是结拜姊妹，你行到我家里作作客，我行到你家里住几天，故称行客。从狭义上讲，行客是指结拜姊妹中有同性恋关系的女子。光绪《永明县志》讲到桃川一带女子的风俗说“此风桃州尤甚，其母亦为女计消遣，访他家之女年貌相若者，使其女结为内交（桃州谓之行客……）相处以切磋钅咸 黹其间，即无他虑，而有用之年华已消磨于不觉。”这种风俗就是结拜姊妹认老同的风俗。县志接着说：“况有因此而含垢包羞者，是亟宜族规中增此一条，以救其弊。”所谓“含垢包羞”显然是指结拜姊妹之间的亲密行为，包括性行为。县志要求在当地族规中增加一条禁止此种行为的规定，可见女性同性恋行为在当地并不是极少数。道县也有类似情况，称为“结客”。1994年《道县志》说： “清末至民国时期，农村未婚女子有结拜姊妹的习俗。多为富家闺女，豆蔻年华，情窦初开，因不满旧式包办婚姻，又不敢自由恋爱，对异性存畏惧心理，遂同性相恋，结为姊妹（俗称‘结客’常同屋同居，早晚相伴，俨如夫妻，甚至相约不嫁。有的因少女听老人或巫师传说，女人产后而死，血污地狱，冥间罚在桃源受罪，称为‘上桃源’，不嫁而死，芳身洁行，冥间则许‘上花楼’享福，故解放前乡间有结盟姊妹相约自缢而死，酿成悲剧。《道州竹枝词》云，‘无郎能解女儿愁，不嫁东风可自由。赢得结盟诸姊妹，焚香齐拜上花楼。’即指此事。抗日战争胜利后，此风渐息。” |
-- 发布时间：2007/7/8 18:2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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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永女书载入吉尼斯纪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