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中的那位医生试图揭露真相的努力，与中国改革者在环境问题方面的努力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些改革者正促使当局对追求经济高速增长所引发的环境破坏持更为开放的态度。

当时，现场观众中很少有人意识到这种相似有多么惊人：在中国政府有关部委的压力下，世行在会上发布了一份被悄悄大幅删节的、有关中国污染成本的里程碑式报告。

删除部分约占原报告的30%，详尽披露了每年因空气和水污染而早亡的人数。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所用的流行病学模型，该报告发现，中国每年约有75万人因空气污染和水污染而过早死亡。

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和卫生部官员否决了公开发表该报告完整调查结果，而令他们最担心的，可能是展示这些结果的地图。

该地图详尽显示了死亡情况的地区分布，其中大多数集中在中国西北的产煤地区。

但据该项研究的一位顾问介绍，中国官员告知世行，这份报告的信息不能公开发表，因为他们认为内容太过敏感，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

近年来，中国因环境恶化而引发的地方抗议活动越来越多，通常针对的是污染周边农田或水源的工厂。

但中国的态度似乎还是令世行感到吃惊，尤其是鉴于环保总局及其行事高调的副局长潘岳越来越多地通过曝光行动，来强制推动更严格的环境标准。

在今年4月的一次演讲中，潘岳表示：“如果公众不能获取信息，不能表达其担忧，那他们将对政府失去信心。随着流言的传播，可能影响到社会稳定。”

删减报告的要求显然让世行感到恼火。该报告表示，“让公众获知现有的水、健康和环境数据至关重要”。

在要求从书面报告中删除相关资料之后，卫生部发言人却在会上的口头陈述中包括了有关早亡的细节，这令外国研究者感到惊讶和困惑。

目前尚不清楚卫生部官员是否在无意中透露了这些信息。卫生部和环保总局均拒绝置评。

此前中方对这个调研项目热情较高。环保总局退休官员、曾参与协调该项目的过孝民表示，中国对污染所造成的代价进行研究已有20年时间，但“缺乏方法”导致研究结果达不到标准。

上述报告的调查结果并非全然悲观。根据某些标准，近年中国一些城市的空气质量已有所改善。但即便如此，中国城市仍在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列。

为了计算空气污染（人类最致命的杀手）程度，该报告使用了国际公认的方法——观测颗粒物浓度，测量每立方米空气中小于或等于10微米的颗粒物浓度。

只有1%的中国城市居民生活在颗粒物浓度低于每立方米空气40微克的城市中。而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引上限是20微克。

该报告称，2003年，58%的中国城市居民暴露在颗粒物浓度高于100微克的环境中，“是美国年均水平的两倍”。

驻新西兰的空气污染顾问加文•费希尔(Gavin Fisher)表示：“这已造成了巨大的代价。”费希尔曾在华工作。

“大多数发达国家将在未来数年内采用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引，但中国还需要几十年时间才有望做到这一点。”

世界银行一份中国污染报告被删节的做法也是如此。正如《金融时报》所报道的那样，最初的报告中披露，中国每年有逾75万人因污染而过早死亡，空气污染是主要原因。

中国国家环保总局(Stat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gency)和卫生部要求世行将这部分内容从公开发布的报告中删除，因为──用一位参与该项研究的顾问的话说──其内容“太敏感，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中国官员们可能担心的是中国最差居住地区的详细分布情况，它披露了中国西北产煤地区污染最严重的城市。

受污染城市的居民无需世行报告来告诉他们空气被污染了，他们每天都呼吸着这样的空气。但中国官员感到紧张是对的。随着中国公民受教育程度提高，在维护自身权益方面更为有力，近年来中国城乡环境方面的抗议活动越来越多。在厦门，愤怒的居民阻止了新建一个石化厂的计划，该工厂被视为一个致命的污染源。

但是，对于世行报告中这种严峻的消息，正确的反应不是隐瞒真相，而是去解决根本问题。比如，减少火电厂的污染排放，既不像企业和与之勾结的地方政府常常声称的那样代价高昂，也不像他们所说的那么困难。

此外，中国可以将本来属于本国城市空气污染危机的问题，与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结合起来。四处飘散的当地空气污染物和碳往往是同时出现的，而碳是促使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对工厂进行现代化改造，以避免任一形式的排放也是同样道理。很多外国公司正急于找到这些清洁项目，以交换本国宝贵的碳排放额度，与此同时，这些项目又能帮助中国解决其空气污染问题。

只有当中国领导人克服对事实的恐惧并开始说出真相的时候，所有上述的情况才能出现。他们可能发现，这样么做比想象得要容易，而且肯定会带来更好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