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清，圣人出”是论证修建三门峡大坝时的一条论据，当时因简体字正在草创阶段，被误读为“怪人出，黄河清”，足发一噱。如今这座吸附在中华民族母亲河上的庞然巨怪，其危害连当时主张修坝者也不得不承认了。

　　“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圣训，五十年代也被当作主张修筑三峡大坝的
一条依据，但被毛泽东自己搁置了，到今天才成为现实。千秋万代后，后人如何评说，谁也不知道。

　　“圣人出，黄河清”是封建时代的人文思维，带有谶纬迷信色彩，在严肃的科学论证面前，本来上不得台面。但当时的某些参与决策者，竟然将这种腐朽观念奉若神明。苏联专家不会懂得这个掌故，肯定是中国人才会搬出这种错误的人文思维作为武器，为错误的技术思维开路。该工程纵有为万世师表作证的好处，渭河流域数百万人民何负于衮衮诸公？当时没有问责制，如今要想问责，主要决策者已经不在了，剩下几个望风希旨的技术官僚和科学“泰斗”，在责任上“他顾左右而言王”，肉烂嘴不烂。

　　“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是领袖的浪漫诗思，也属于人文思维的范畴，但老人家在１９５８年听李锐陈述了几条国力上难于承受的理由后，修建三峡大坝的进程就戛然而止了。毛泽东是极为关心自己历史地位的人，不想冒被历史论罪的风险，诗思不得不让位给史思。那时还没有“超限战”和“恐怖主义”的概念，如今却不能不佩服他的精明，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三峡大坝和美国黄石公园火山、日本大陆架一样，都是生态战争中的“死穴”。

　　三门峡工程的议案，是在“学习老大哥”的政治经济背景下，于１９５５年经一届人大二次会议全体代表一致举手通过；在此前后虽出现过黄万里等的反对声音，却于１９５７年隆重开工。同期埃及政府实施了雄心勃勃的阿斯旺水坝工程，也留下另一个失败的例证。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环保理念已成为世界文明主流。在既有三门峡和阿斯旺的前车之鉴、国内也存在众多反对意见的背景下，三峡工程议案于１９９２年被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以１７６７票通过，反对１７７票，弃权６６４票，赞成票数之少，在人大历史上是空前的。

　　回顾三峡工程决策的历史，也不能不反思我国教育和人才选拔的体制。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的教育盲目效仿“老大哥”，搞“院系调整”，将各院校原来的教育体系打破，组成文科院校和理工科院校。这种改造的目的，是将莘莘学子培养成一部大机器上的“标准件”，除了自己的专业之外，对其他知识门类知之甚少，知识面狭窄。当时政治运动频繁，文科被认为是危险学科，长期不受重视，其后果是培养出一支“有知识缺文化”的技术队伍。

　　国家机器需要“标准件”，“独立思想者”如黄万里教授者流，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纷纷落马，或被弃置不用，形成了人才选拔上的“精英淘汰制”，这就为好用听话的“标准件”入选创造了条件。经过“文革”对文化、道德的摧残，急功近利的技术思维逐渐占据上风，也就不足为怪了。

　　人文源于经验，技术源于实验，本是不可偏废的两只车轮。传统儒家文化追捧“形而上者谓之道”的人文理念，鄙薄“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技术实践，造成我国封建社会科学技术的长期停滞。１９４９年以后反其道而行之，人文科学又出现了滞后的局面。这种状况对于施政决策的影响，是单纯技术教育背景培养的人才，往往缺乏人文思维；人文教育背景培养的人才，却不免会喜欢技术思维（指广义上的技术思维，或曰“行政技术”）。改革开放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宣传“摸着石头过河”，固然有“中国特色”的探索性，也不乏技术“实验”的意味。

　　倚重技术思维来施政决策，后果往往难保周全。其不足之处，是往往偏重于对付眼前的具体问题：以为凭一点或数点技术上的完美设计，就足以解决大系统上的所有问题；以为靠技术上的修修补补，就能弥补整个体制上的缺陷；以为靠法制架构上的严密防范，就可弥补道德上的内在真空；以为有了半个到一个世纪的总体设计，就可以应付未来的一切发展变化。

　　重大决策中的人文思维和技术思维，都是不可或缺的思路。人文思维侧重于宏观，技术思维侧重于微观，但前者的外延更为广泛，足以将后者包容在内。技术论证上可行的项目，从历史、人文的角度未必可行。二十世纪是能源世纪，三门峡、三峡工程的建设论证，也以获取廉价能源为重要论据。二十一世纪是环保世纪，涵盖了从人文到自然的多学科思维，从经济上将环境资源列为社会成本，重视可持续发展。

　　精密的技术思维如果能与沉稳的人文思维结合，思维模式就会相对完整。黄万里教授是一位科学家，但由于家庭和教育上的背景，人文修养是很深厚的，其诗词流传不广，文学水平却不低。他坚决反对在江河主航道上修高坝大库，就是一种务实技术思维与深远人文思维结合的可持续发展观。

　　万里长城和大运河都经历了毁圮和淤塞的过程：长城已是历史陈迹，废了还有文物、旅游价值；大运河虽然还在使用，但效益已远非昔比。任何工程的使用寿命都有极限，三门峡和三峡岂能例外？三门峡工程不足四年就现世现报，水利工程逐渐变成了“水害工程”。在难以逆转的生态灾害形成之后，如何恢复生态，能否拆除这个废物，就成了谁也负责不了的“老大难”。谁又能够想象，将来三峡工程正式退休以后，后代子孙该如何为它老人家送终？

　　黄万里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对三门峡的意见不幸言中，痛心疾首，反复叨念：“他们没有听我一句话！”晚年病重昏迷中喃喃呼出：“三峡！三峡，三峡千万不能上！”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如今三峡工程竣工，库区清污成本和长江航运成本剧增，已是不争之事实。大坝表面出现了八十来条裂缝，潘家铮院士辩称：“不会破坏结构的整体性，也不会影响到机组和工程的安全”；张光斗院士则模棱两可地评价说：“不是一流工程”，“施工质量不好。可是也不是很坏。所以我们的评价叫总体上良好，总体上还是良好的，换句话说它也是不好的”；张院士的“老搭档”钱正英老部长，则早在１９９９年就说“论证究竟行不行，还要经过长期的实践考验”，底气远远不及当年豪迈。

　　我这个没学过水利的人，只好凭单薄的常识观察：任何违反自然的事情，大自然都会给予报复。大江大河是地球的大动脉，一座横亘在主航道上的大坝，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斜”湖，改变了生态上的大系统。一大盆水潴留于此，不可能不蒸腾、侵蚀和污染，对于气候、生态不可能不发生影响。

　　据三峡工程防汛办提供的气象资料显示，“今年４月份三峡坝区天气复杂和剧烈变化程度为近５０年同期所少见”，请看《中国三峡工程报》的报道：

　　今年４月三峡坝区气候反常。气温并没随夏季的到来逐渐上升，反而呈下降趋势。４月末平均气温不足１２摄氏度，４月中旬周边山区还出了较大范围的降雪，月内有３次降温过程，温差升降剧烈、颠倒错位的现象严重。另外，４月份全月降水量为２３６．５毫米，破坝区近１０年降水量最高纪录，破宜昌地区近１１８年同期降水量最高纪录。

　　三峡库区地质环境复杂，暴雨、洪水频发，自古以来就多滑坡。三峡大坝坝址附近区域为坚硬的花岗岩，向上游则多以碎屑岩、碳酸岩为主�煱�括侏罗纪遗址的粉砂岩。地质容量、环境容量的天然不足，仅国土资源部查明的滑坡就有２４９０个。近两年我国南北气候反常，今年重庆地区大雨滂沱，多处发生山体滑坡。这些现象是否与生态上的变异有关，虽有待专家们继续观察论证，恐怕也无须久待。

　　我国从传说中的大禹时代起，历朝历代都是执着的“治水政府”。唯有东方专制主义大皇权，才有本事调动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进行大规模的治水工程，令西方资本主义小政府自愧弗如。煌煌政绩的公案下面，也暗藏着巨大的黑洞，以黄河为例，历代河道官员都是肥缺。中饱私囊的后果，是连年决口的“豆腐渣工程”，最终成为一条“地上悬河”。

　　张奚若教授在１９５７年曾批评说，当前有四大倾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毛泽东对此耿耿于怀，在庐山会议上说“我们就是要好社会主义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自以为“人定胜天”。坚持“好大喜功”的结果，是“规模不经济”，酿成“大跃进”的经济灾难和“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经济双重灾难。

　　重大决策不应当是实验。上述两场以中国社会发展为代价的乌托邦主义大实验都失败了，浪费了二十年的发展时间。三门峡工程的生态大实验，毁坏了黄河这条母亲河，学费至今没有交完；三峡工程是一座更大的生态实验场，谁来对长江这条中国最大的母亲河负千年的历史责任，如今只好拭目以待。

　　改革开发以后，随着经济增长和国力加强，“好大喜功”的心态也随之飙升。一面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各层各地多以求大为荣，相互攀比，利益驱动，“政绩工程”层出不穷，尽是些中看不中用的“废物点心”。另一面是中国的“基尼指数”在１９９５年就已超过美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数千万百姓的温饱尚未解决；盲目开发造成农民大量离开土地，“房吃人”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等等，等等……

　　关心民瘼，爱惜民力，是基本的为政之道。有远见的政治家，皆知今日自己之所作所为，将来都要写进历史。只有路易十五这种昏君，昧于历史而不畏也，才会说出“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那样的昏话，害得他儿子上了断头台。

　　现实中的问责制管不了的人和事，自有历史问责制来管。有权者可因无知而无畏，有知者可因媚权而无耻。短视的技术思维与深远的人文思维相比，最大的误区在于：只顾眼前之事，不知敬畏历史。毛泽东在三峡工程上有自知之明，低头侧身悄然闪过，在劫难逃者只怕另有其人。

　　补记：本文完稿待发期间，国家防总于９月１日刚刚宣布今年汛期结束。次日起川渝地区突降特大暴雨，形成了一次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８０９万人受灾，１８１人死亡，５０人失踪，三峡船闸停航４日。开县、达州及千年古镇磁器口等皆被洪水淹没；重庆北碚、万州铁峰山、宣汉县天台乡等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其中万州铁峰山滑坡３平方公里，一座５００多人居住的场镇变为废墟……

　　在表彰军民英勇抗灾，呼吁健全预警机制的同时，人们也开始关注三峡地区的生态变化。中华民族应该引发另一种思考——如果三峡工程的决策重视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样惨烈的灾害是否可以避免……

　　（２００４年９月１３日)

黄水在河南省的潼关至孟津，也即□县一带为太行山脉所阻，以巨大的水力，冲出三路山口。后人把这三道激流，自东至西，称为“人门”“神门”“鬼门”，即三门。而在三门之间依然柱立河心的岩石，则分别被称作人、神、鬼三岛。

　　自西汉至民国，黄河一直是航运大河。在黄河弄舟，搏击于湍急浑浊的黄水中，几成中华民族与命运搏斗的象征。三门峡被历代行船人视为畏途，黄河水在这里奔腾咆啸。没有人注意狭窄的河床和河床下坚固的花岗岩，可成为拦河打坝的基础，直到20世纪。

　　20世纪是人类以自己的贪婪和胆大妄为向自然界挑战的开始。水的巨大势能，惹动一批又一批自以为有了点本事的人的遐想。三门峡在整条黄河上太独特了，不但有坚固的河床，还可控制92%的流域面积上所产生的洪水和泥沙，不由的不被频频提起。终于，美丽神奇的三门峡，作为黄河的出山口，在它扼守百万年之后，终结在浅识而鲁莽的人类之手。 　

◆　三门峡水库上马 　　１９５４年４月，国家计委决定，成立黄河规划委员会，在苏联专家组的指导下，编制黄河流域规划；中央决定将三门峡枢纽大坝和水电站委托苏联设计。年底，《规划报告》出台，仅用了８个月的时间。 　　在这个报告里，选定三门峡水利枢纽为黄河综合利用的第一期重点工程：蓄水位３５０米，总库容３６０亿立米； 　　主要任务：将黄河上游千年一遇洪水由３７０００立方米／秒降为８０００立方米／ 秒；这样，黄河洪水的灾害即可以完全避免，黄河下游的洪水威胁自然解除。拦蓄上游全部来沙，下泄清水，实现“黄河清”，使下游河床不再淤高。调节黄河水量，初期灌溉２２２０万亩，远景灌溉７５００万亩。装机９０万千瓦，年发电量４６亿度。改善下游航运。 　　结论：巨大的综合效益（——与三十多年后的三峡大坝论证结论相同）。

但是，有两个严重问题是该《规划报告》难于回避的：水库将淹没农田２０７万亩，移民６０万。泥沙淤积。虽然预留拦沙库容１４７亿立方米（总库容的２／５），若不计上游的减沙效益，水库寿命只有２５－３０年。 　　

这个由计算而得出的数目触目惊心。２５－３０年后，黄河在三门峡处梗阻，这个问题怎麽解决？于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把目标集中到“上游减沙”上。只要黄河上游不再来沙，水库淤积的问题岂不就不再是问题？ 　　但如何减沙呢？好大喜功的浪漫家给出的药方是“水土保持”。上游水土保持住了，沙就不会流到黄河里了。所以水土保持能否奏效，直接关系三门峡工程的能否上马。然而浪漫家们的“水土保持”是在书面上实现的。在向苏联方面方提出的《技术任务书》里，关于泥沙，中方给出的数据是：到１９６７年，来沙可减少到５０％；５０年之后，可减少１００％。

　　连以豪迈著称的“苏联老大哥”对这种数据都消受不了了。苏联专家就此提出的修改意见是：“水土保持的措施估计得低些，是比较审慎的”，然后就象小学生做算术题一样，笔下一动就将１９６７年来沙改为“减少２０％，５０年后减少５０％”。

　　今天，也就是从那时算起４０年之后，如果你有机会去陕西、山西的黄土高原看一看，你会看到水土流失有增无减；而如果你接著旅行到豫、鲁一带，看到的是一年大部份时间里，大片干涸的河滩间重浊的黄流在缓缓地爬动，黄河已经变成一条季节性河流，在１９７５到１９９０的１５年间，断流１９次。近年则一年就断数次。

　　１９５５年夏天，在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三门峡工程经全体人大代表举手一致通过。就像今天的三峡工程给了世界一次震惊一样，用周恩来总理的话说，“作了那麽一个世界性的报告，全世界都知道了”。

　　就在这一片兴奋与骚动之中，站出了两名书生。他们不具黨派背景，也没有任何政治冲动。他们只是科学家、工程师，是诚实的、肯用功的、对自己的专业和国家有责任感的人。其中一人正当盛年，是著名学府的教授；另一名刚从学校毕业，那时才２５岁。

　　他们不同意在三门峡建坝，不同意高坝。他们平静而自信地把自己的学术见解，交到掌握著百姓命运的决策人手里。今天回过头来看，他们当时对三门峡工程的批评意见，几乎丝毫不爽的成了这日后多灾多难、狼狈不堪的工程之谶语。他们的意见当时没有人听；他们学术的与为人的价值，事后也不为身居要位的钻谋者所重。１９９１年笔者与他们见面时，不但他们的职位与３０多年前无大差别；他们在自己更深厚的学养的基础上所做出的新的呼吁，竟依旧无人理会。 　　一位是黄万里教授，一位是温善章工程师。

◆　三门峡的“捷报” 　　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２５日，三门峡工程完成对黄河的截流！ 　　１９６０年６月，坝筑到了３４０米，已能够拦洪！ 　　同年９月，实行关闸蓄水拦沙！ 　　库内的水位在涨，库区百姓一批批离开先祖聚居的故乡。１９６１年２月９日，当坝前水位达３３２·５８米（尚未到设计高度）的时候，泥沙淤积迅速发展；同时，原来设想得比较简单乐观的迁移也遇到了困难，工程实际上已无法按原设想进展。各路英雄争论不休，拿不出个准主意。然而工程还在继续。

　　１９６１年４月，大坝筑到了计划高程３５３米。１０个月后，６２年２月，第一台１５万千瓦机组试运转，从表面看，工程建设按设计完成。被大坝拦阻的河水静止下来，泥沙沉到了库底。没了泥沙的河水从泄水孔流出，坝外实现了“黄河清”。

　　报纸照例大报喜。但在三门峡主事的几位，却是怎麽也喜不起来的，因为不但移民的燃眉之急并未解决，在这自蓄水以来一年半的时间里，十五亿吨泥沙全部铺在了从三门峡到潼关的河道里，把潼关河床抬高了４．５米。从秦岭下来的黄河最大支流——渭河本来流得好好的，此时已变成“来水宣泻不畅”，弄得从无水患的渭河两岸也不得不修起了防洪堤。 　　关中平原的地下水无法排泄，田地浸没，老百姓只见自己的土地年年减产，不知原因何在，他们的土地实则因为水库蓄水已盐碱化，甚至沼泽化。最糟糕的问题是，河床的“翘尾巴”——即泥沙淤积向上游延伸，己威胁到以西安为中心的工业基地。

　　１９６２年３月，水电部不得不在郑州召开会议，将美妙的“黄河清”暂时放在一边，三门峡水库的运用方式由当初定的“拦蓄上游全部来沙”改为“滞洪排沙”。水位不得不降低。而失去了大水头，第一台１５万千瓦的发电机组刚刚披红褂彩地发电不足一个月，便已没有了用武之地，后来只好被拆迁到湖北的丹江口电站去。 　　运用方式作了１８０度大转弯之后，淤积有所减缓，但因泄水底洞底槛高，泄流量还是太小，“翘尾巴”淤积继续向上游发展，潼关河床已抬高，造成渭河、洛河、黄河淤积连锁反应。受害严重的陕西省再也不能再容忍下去，在１９６２召开的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提出坝前水位降到３１５米以下，泄洪闸门全部开启——换句话说，就是让黄河按照原来没有大坝的方式流！为了申诉自己遭受的灾难，陕西地方官绕过以和稀泥著称的周恩来，直接到毛澤東那里“告御状”。毛澤東本是好大喜功的浪漫家们的鼻祖和靠山，事情弄成这样，很有点气急败坏。毛说：“三门峡不行就把它炸掉！”

◆　三门峡改建 　　炸掉是毛的气话，岂不是要在世人面前丢大脸。只好对原来的工程进行改建。 　　三门峡改建的第一期方案是：在大坝左岸增建两条泄洪排沙隧洞，改建四根引水发电钢管，以此来加大泄流排沙能力的方案开始实施。读者若嫌这麽说不够直观，不好理解，可这样想：本来黄河流得好好的，１９５７－１９６０年间用“雄伟大坝”给堵上了；２年之后开始出事，４年以后要承受不住，但大坝已经“巍峨耸立”在那儿了，既然不能炸，只好用加管和开洞的办法，让被正面大坝堵住的沙和水，尽量从旁边的又新开出的隧洞和底下本来用来发电的管子流出去。 　　——这就是“两洞四管”方案。这一方案的确立，被认为是亲自参与改建方案的敬爱的周总理“挽救了一个接近失败的工程”。然而谁都能看得出，这是一个救急方案，毫无浪漫可言。

改建工程１９６５年开工，三年之后完成。此时，水库的淤积减轻了，但排沙能力仍不足，潼关以上，所谓“翘尾巴”淤积还在继续。到了１９６９年夏，西安再度告急。周恩来分身乏术，只好委托河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兼黄河防汛总指挥刘建勋外加副总理纪登奎，再度在三门峡主持召汗“四省及水电部参加的会议”。 　　参加会的人都知道，两洞四管解决不了问题，“防止下游千年一遇的洪水”不再提，变成了“确保西安，确保下游”。气魄不那麽雄伟的“合理防洪、排沙放淤、径流发电”得到确认。更具体他说，是期求当水位在３１５米时，把水和沙往下排，将泄流量加大到１００００立方米／秒。至于下游安全还是不安全，此时已无人再提，只要潼关别再“翘”就阿弥陀佛。 　　这回的措施为：打开原１－８号施工导流底孔（这些孔是黄万里先生曾经坚决请求保留，以备将来排沙用，而后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副校长张光斗按苏联设计用混凝上堵上的。每个洞被重新掏开都要花费上千万元）；同时，将改建过的发电引水钢管进口降低１３米，变成“低水头发电”。这样一来，原本设计的大功率水轮发电机已派不上用场，只好改用５万千瓦的小发电机。 　　第二次改建花了两年半的时间，到１９７３年１２月，挖开了８个施工导流底孔，当坝前水位为３１５米时，泄量由６０００立方米／秒增至９０６０立方米／秒，运用原则变为“蓄清排浑、调水调沙”。身上又是孔、又是洞，外加旁边还有两条导管的三门峡大坝的泄流排沙能力问题，算是暂时解决了。

但潼关河床尚未回复到原有高程，比建库前仍高出３米多。１９９２年８月渭河洛河洪水入黄河不畅，漫堤决口，淹没了农田６０多万亩，约５万返库移民受灾，近３万人无家可归。如遇特大洪水，库区还将遭受巨大灾害。至于下游的淤积情况，１９８５年丁六逸在《三门峡水库及运用》中写道： 　　（改建后），由于这几年水库敞泄，小流量时库水位很低，库区冲刷后，形　　成小水带大沙，加重了下游河道的淤积。至于三门峡工程本身，蓄水不到５　　年，库容损失一半，曾几何时挂在嘴上的综合效盖：发电，灌溉，航运（维　　持下游水深１米）全都落了空。 　　如果读者以为改建后的三门峡终于可以松一口气的话，又错了。

以上只是三门峡大坝的建设和改建，还未谈到那个最敏感从而也是最严重的问题——水库淹没损失。最初按３６０米设计时，要淹没耕地３３３万亩，迁移９０万人；后来，１９５８年，周恩来总理遏制住苏式豪迈，将初期水位运用定为３３５米时，还要淹没耕地８５．６万亩，移民３１·８９万人；后来，库区塌岸发生，移民又增加了８·４９万人，实际总数达４０．３８万人。他们当中，迁往宁夏、甘肃敦煌等偏远地区的共３·９９万人，由于水土不服，曾多次迁来迁去，现已大部迁回。由关中平原迁往山区旱　、沟壑区的１２·１１万人，也因无法生产而迁回原地。 　　这世代居住在富庶河谷平原地带的几十万人，２０多年来毁家远迁、困苦辗转。他们为返回家园而进行的斗争一直在持续。最终，因为三门峡大坝降低了原来的蓄水高程，他们才得以回到家乡。可他们原本世代耕种的肥沃土地已被黄河泥沙厚厚地覆盖。许多地方，已经被军队和国营农村捷足先登地占据。他们又不得不开展旷日持久的斗争，要求退还他们被占据的土地。

◆　小浪底又上来了 　　改建后的三门峡，将与没有修建水库前的自然情况无大区别。三门峡努力要恢复的，是力求入库泥沙全部下排，与最早兴建三门峡工程初衷——“拦蓄上游全部来沙，下泄清水”完全南辕北辙。

折腾了３０多年，花了不知多少人力、物力与财力，又回到了初始点——力争变成无库自然情况！

这时，当年建三门峡时的初衷——改善黄河下游河道的淤积和防洪靠什麽来实现呢？读者读到下面一段活时，不知作何感想： 　　……但是，因为黄河洪水∩成形得到基本控制，河床越淤越高，洪水的威胁越来越大，防洪形势更加险峻……综合效益……解决黄河洪水威胁显得更为迫切…… 　　有点耳熟，是不是？这和当初论证三门峡上马的口径几乎一模一样。但这已经不是在说三门峡，而是另一座黄河上的新坝——小浪底。当年三门峡工程没有做到的，这回又全交给位于三门峡下游的小浪底了。小浪底总库容１２６·５亿立方米，也要搞拦沙减淤，据说能对黄河下游减淤２０年左右。黄河上的浪漫派们这回又有新宠了。

小浪底的前景又会是什麽呢？还有三门峡水库该怎麽摆？当初把话说得那麽满。不过这区区小事是难不倒掌握了舆论宣传工具的当权派的。三门峡工程依旧伟大，因为它显示了“黄河的造地功能”，固然淹没了土地，但由于淤，又造出新地。当然还有浩淼的人工湖泊，引来了美丽的白天鹅云云。

三门峡工程的成败，在中国至今不容许公开切实讨论。不过帐总是需要算的。先让我们看直接经济损失：高坝工程低坝运用，这意味著，仅工程本身，就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两次改建，包括至今还在修补那些磨损的洞和水轮机的费用；多淹没的耕地和毁坏的耕地；当时多迁移的３０多万人和后来返迁的１５万人；水库运用以来，由于河流自然状况的改变，库区包括渭河下游的河道整治、两岸的防洪设施、盐碱地治理，因塌岸、滑坡而必须修建的防护工程；抬高水位引起的良田盐碱化而导致的减产；在“蓄水拦沙”时期，因下放清水而冲刷了的下游生产堤内的良田；这些，最保守的估计，不下百亿。

再看对环境的破坏：由于水库周围地下水位提高造成耕地盐碱化５０多万亩；由于水库蓄水导致塌岸而损失的耕地； 　　毁掉文化发祥地的珍贵文化古迹；还不必说时间上的失误：如果将这些人力、物力、财力投到黄河下游的堤防加固和其他有效的水利设施；投入到交通和通讯系统；投入到教育与文化设施；哪怕仅仅投入到黄河上中下游的水上保持、植树造林、防护与灌溉，全流域的情况也不至于像今天这样。那麽，为什麽呢？究竟什麽使得一大群不能说不爱国、更不能说不具业务专长的中国人跌了这麽大的一个跟头？

◆　“黄河清” 　　１９６４年，决定三门峡第一次改建的时候，周恩来的解释是：看来，１９５８年决定三门峡工程急了点。１９５５年人大报告黄河清　　把我压的。１９５８年只是把水位降低了。头脑发热的时候，总容易看到一面，忽略或不重视另一面，不能辩证地看问题。原因就是认识不够，认识不够自然就重视不够，放的位置不恰当，关系摆不好。为什麽会“急”？头脑为什麽会发热？“黄河清”这三个字怎麽会造成压力？为什麽在如此显而易见的问题上，会“放的位置不恰当，关系摆不好”？到底是把什麽放得过重，因此要牺牲掉其他呢？ 作为后世的观察者，我不倾向于将他们这批五十年代的“三门峡迷”与１９８０年代未那批力促在长江干流筑坝的三峡“大库迷”们等同，也就是说，我不认为他们也像那些鄧小平时代的人一样怀有对钱的享用与支配的渴望（我于１９８９年春亲眼见到整列地排在北京京西宾馆院子里的该工程筹备组的豪华进口车队，还有他们在北京为自己盖的成片住房。按１９８９年初的估计，工程尚未正式上马，这类杂项已用去了不下４个亿），只说他们在可能达到的技术成就面前太执迷、太浪漫、太简单。那麽，当时的政府;或者决策者们呢，李葆华、邓子恢、周恩来、刘少奇，还有大救星毛主席，他们图的是什麽呢？１９６４年６月和１２月，周恩来说过这麽几句话： 　　三门峡工程我们打了无准备的仗。……建国后才五、六年就决定兴建三门峡工程，当时想要黄河清，志向很大，夸下了海口…… 　　这反复被提到的“黄河清”，出自自古以来的一句话，知道的人马上就能跟著念出随后的那三个字：“圣人出”。 　　——全部问题的关键就在这后面三个字上面。 　　三门峡的上马，说出来的理由是为了“黄河清”，而没有说出来的理由就是为了证实“圣人出”。自古谁能让黄河清？伟大领袖毛主席！那麽，谁是圣人不就是清楚了吗？！ 　　不要说１９５０年代，就是今天，整亿中国人也还生活在企盼明君的历史阴影里。在我们这个千年农业古国，治水从来是明君的大业绩，不但史不绝书，实在已经镌刻在每个人的意识里。在表面上虽然不会再把“皇上”、“分封”挂在嘴边。可是如果细细分析毛、周一班人包括汪东兴、叶子龙、胡乔木、张玉凤辈的活动模式，看看上海、杭州、武汉等处的专用宾馆，以及彭德怀、陶铸等重臣的谪贬、擢升方式，难道不足以让人联想到王朝和朝廷；毛写过“东临碣石”，写过“数风流人物”，没人会看不到那呼之欲出的帝王情怀。既然事实上存在著潜在的人主臣民意识，当然也就有潜在的揣摩与阿谀，有拐弯抹角、乔装打扮的歌功颂圣。 　　“黄河清”既成了一种标志，为达成这种封神式的祭祀，当时从上到下所怀著的主要驱动力，其实是“圣人出而天下治”那样一种狂热虔诚——当然，使用的语言是所谓“人民当家作主”，其实是人民被圣人作主。而当全国的资源得以以计划经济的方式集中调用的时候，种种伟业自然就“无往而不胜了”。 　　毛的巡幸在在今中外首脑人物中，是很突出也很特别的。联想到黄河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地理与精神联系，他住进中南海之后，第一次出京巡视的地方就是黄河也就不足为奇了。 　　　　　　　　　　　　　

◆　三门峡与三峡 　　１９９４年１１月，长江上的三峡工程宣布正式开工，距黄河上的三门峡工程开工３７年。这两项工程有没有什麽关系，或者说，它们之间，有哪些异同呢？ 　　它们都是在中国最重要的大河的干流上； 　　都是破记录的、举世瞩目的巨型工程； 　　都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由头都是“下游洪水灾害”，都是“一旦发生特大洪水”，将“直接威胁多少良田，多少人民生命财产”，都会“严重影响国民经济”； 　　都具有“巨大的综合经济社会效益”，都能发很多电，三门峡当时说“将占全国总发电量的三分之一”，三峡说“将占总量１／１１”；都能发展航运，三门峡当时说“保证下游航运所需的水量”；三峡说“可使万吨船队由武汉直达重庆”；都要淹掉最肥沃的耕地和迁移令人咋舌的人口：三门峡４１万，三峡１２０万；都要毁掉作为文化发祥地的珍贵文物古迹，三门峡是１０００多年前的中原文明，三峡是更早的巴楚文明；都是上游省不获益，却实实在在地将受到损害：三门峡是陕西，三峡是四川。四川的人民代表和科学工作者也像陕西人一样吁请、告诫，直到今天，他们的意见，如陕西当年的意见那样，在没有告急之前，当局只虚与委蛇，并无人真正理会；两个工程所面临最大同题都是泥沙。三门峡库尾淤积在西安，三峡在重庆；它们都是省会、工业重镇。重庆还是“黄金水道”（长江）的咽喉； 　　如何对付泥沙，两工程的主持人都夸下海口：三门峡说的是“水土保持”三峡说的是由三门峡工程取得了经验的“蓄清排浑”水库运用；都采用“逐步提高水位、分期移民”的办法，其失误在三门峡工程上已经得到证明，但三峡工程还准备推行；都有过激烈争论，反对派都是绝对少数，他们的言论部遭到封锁，本人也都遭排斥乃至打击；都有顶尖权势人物的“关心”，这“关心”都是工程推进的动力。三门峡是毛澤東。三峡是鄧小平； 　　都以获得了人大的通过而标榜为“人民的决定”□□仗声威并最终逃避责任；三门峡是真正的“全体一致热烈通过”，三峡是在发动了舆论攻势并做了手脚的情况下以三分之二多数同意获得通过；都是靠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拨款支撑，也就是说，无论造成多大灾难，从上到下一系列责任主管的个人财产包括官声官运都不会受到任何损失；都不见在论证过程中当局委托专家从政治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这两项巨大工程作出分析，没有人对它们的社会性与政治性后果作过预估；都是在基本数据甚至运用原则都没有确定的情况下抢先开工；都使得抚育民族文化、激发创作热诚的自然景象永远失去，三门峡是气派雄浑的奇伟峭峻，三峡是无可言喻的苍茫神秘；最后所花的钱都大大超出当初预算，三门峡大约增大了１０倍；三峡按１９８６年的３６０亿到目前的２０００多亿，也已超出好几倍□□而目前不过是刚刚开工，后面不知道还有冒出多少。还有一个极为偶然的共同点：这两项工程都面对著一个最坚定的反对者□□黄万里；都有一个反对高坝大库而主张低坝小库的坚韧的建议者□□温善章。对这两个工程，黄万里教授都根本反对，认为早上晚上大上小上部不可以。阐述对三门峡工程的反对意见时，他３５岁；介入三峡争论，７５岁。他一再请求阐述、讨论、辩论，当年主管三门峡工程的人不睬他，今天主管三峡工程的人也不睬他；他的《水利科学论文集》，至今得不到正式出版的机会，更遑论他充满了豪情与哀叹的诗篇，只能在友人之间散发的诗集《治水吟草》。其中一首诗这样写： 　　　　自古长才难为用，　　　　孔丘汲汲屈原恸。　　　　居然白首成葫落。　　　　忍对黄河哭禹功。 　　在三门峡工程上，温善章不同意３６０米、３５０米方案，提出３３５米方案；对于三峡工程。他也不同意目下不但己获人大通过，而且正热火朝天地施工的蓄水位１７５米方案。他提出新１６０米方案。他的出发点和３７年前一样单纯朴素：减少水库对耕地的淹没，减少移民，合理解决防洪、发电、航运等综合利用要求。黄万里对三门峡工程所作的预言，一条接一条成为事实。三峡工程呢？他的预言是：“……凡在干流的淤积河段上修坝，是绝对不可以的……三峡筑坝的结果，砾卵石夹粗沙积在坝前，是一块都出不去的。” 　　他反对三峡建坝的根据之一是：长江上游各支流每年冲刷下来的沙石量高达一亿吨，三峡建坝後这些沙石都将积存在水坝上，数年之後将导致长江上游水位升高，造成上游水患更加严重，影响所及可能有数十万人，影响的地区遍及四川省面积的四分之一。他提醒当局，对地方利益不能太忽视。他说：“……四川的保路运动诱发了辛亥革命。”黄万里教授可能已看不到长江的梗阻；而温善章工程师呢？三门峡现在实际已不得不按温善章１９５７年所主张的低坝方案运行。三峡工程的结局，又会是怎样的呢？

发布日期：二○○○年三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