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新睦 译） 托玛斯-伯恩斯坦.(Thomas Bernstein,中文名白思鼎)是纽约哥伦比亚大 学教授，美国知青研究著名学者。他是海内外知青研究的第一人，早在 七十年代初就开始研究中国知青问题，并于1977年出版了学术专着<<上 山下乡>>（英文原题为Up to the mountains and down to the villages）。 此书对中国的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精辟的论述，在学 术界广泛传播，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知青研究的经典之作。此书1993 年在中国国内译成中文出版。 首先我要感谢南加州中国知青协会邀请我参 加这次研讨会。事实上，你们各位都是亲身经 历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对上山下乡所知比 我这个外国人更多；你们应该是老师，我应该 是学生。而要我来同你们讲这个话题，似乎有 一点多此一举。不过，我还是愿意同各位一起 回顾和分享一下我当年的研究经历。 一、为什么我选择了知青这个研究题目？ 1。当时的时代背景在1960年代末及70年 代初期，越战在美国国内遭到强烈的批评，许 多人对政府的所作所为非常愤怒。而中美关系 也在这时解冻。这因而很自然地导致人们对世 界的另一边毛的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 中国的文革正在进行中，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 毛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对此当时有三种学派： (1)反共拥台（湾）学派。此一学派认为文 革完全而且仅仅是一场权力斗争。 (2)拥毛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相信文革的目 标是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 人平等，致力于消灭三大差别，反对官僚作风，在教育改革中反对精英主义，建立比苏俄的官 僚社会主义要好的一种社会。 (3)主流学术研究者。我本人属于此列。我 们要探寻在中国实际上到底在发生什么？ 2。例如，在教育改革方面：缩短学制以 及 劳动和政治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产生的 影响是什么？这个问题引起了学者和学生们的 兴趣。 3。对于我和其它一些人来说，中国的青 年下放运动是非常独特而引人注目的。当时人 们看到，第三世界各处都在推行现代化。在世 界的其它地方，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通常的模 式都是人口自乡村向城市的运动；而唯独中国 与之相反，其人口由城市流向乡村。这其中包 含着一个绝对有趣的问题，一个待解之谜。中 国人为什么把这么多的青年人送往农村？这个 运动为什么在此发生？它是怎样实施的？它的 影响是什么？我带着这些疑问用心地选择青年 下放运动作为我研究的题目。现在回顾这个运动，许多人把它看作是一场灾难，说文革剥夺 了年青人受教育的机会，而许多知青则因此再 也无法赶上八十年代的众多变化和机遇。不过 在当时，七十年代的初期，这个运动是成是败 却仍是疑问重重。 4。当时在我心里反复思考着三个基本的 问题： (1)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否确实有助于解决 城市的失业问题？中国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 在这些国家存在非常巨大的失业人数，而这些 失业的人通常是来自乡村。例如在阿尔及利亚，就有百分之四十的青年人根本没有工作。进一 步来看，不加限制的来自乡村的移民导致了类 似于墨西哥城、加尔各答、和里约那样的大城 市周边的庞大的贫民窟群。因此我想，知青运 动是否会对于毛所力图限制城市扩张的策略有 所贡献呢？ (2)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否对农村的 发展有所贡献？在许多农民完全是文盲，最多 也不过只有初小文化的情况下，把受过中等教 育的人送到农村去的想法是否意味着知青可能 做出事实上的贡献呢？这些中学生们当然并不 具备技术上的知识，不过他们或许还是能够教 育农民，扩展农民们的眼界。 (3)意识形态上的理论有效吗？这些理论说，把城里人送到农村将会改造他们，或者用1968 年的说法，会让他们受到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并革除掉他们在红卫兵派斗当中表现出来的自 大自私心性。下乡会有助青年人克服精英主义 心态并且促进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吗？这 个运动在实践中到底是怎样进行的呢？ 5。1971年夏天，我到了香港，开始阅读 有关知青的资料，并同跑到香港的难民面谈。 之后我在香港用了整整一个学年(1972-73)进行 全面的研究。 二、在中国之外研究中国 1。在1971年以前，除了象艾德加-斯诺那 样的例外，没有任何美国公民能真正地访问中国。即使是欧洲人或者日本人，也只能观光而 不可以进行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直到中国转 而改革开放以后这方面的研究才成为可能。我 第一次访问中国是在1973年夏，当时我陪同美 国游泳队访问了中国。在那次访问中，我也顺 便地做了一点有关知青的了解，发现一些有天 才的游泳运动员如何可以免于下乡。 2。如何展开研究？ (1)我充份利用了在香港能够得到的来自中 国的报刊。我在建立于1964年，现在位于香港 中文大学内的大学服务中心(The Universities Service Center)搜集了大量的中国报纸、期刊、和书籍等等。我在1964年第一次去香港时，就 曾在那里做过关于中国农村合作化问题的研究。 (2)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功不可没。一直到1 9 70年代中期以前，驻香港领事馆曾设有一个中 文资料编译部门，进行了一项规模巨大的翻译 工作，其成果就是若干卷的<<中国大陆出版物 汇编(目录)>> (Survey of the China Mainland Press)这些资料目前在各大图书馆仍然可以查到。这些英文资料读起来当然容易得多，尽管 在此之外仍然有大量的中文材料需要去读。 (3)在七十年代初，一些红卫兵小报已经可 以得到。这些小报使人对知青问题有了不同的 发现。在我后来出版的书中，有一部分关于老 知青利用了文革的机会返回城市的内容就是根 据这类的资料而形成的。 (4)难民。香港大量扩张的人口有相当的部 分是由1949年以后离开中国来港的人所组成。 在七十年代里，许许多多知青下乡到邻近香港 的农村，其中的一些人设法偷渡到香港居留。 通过不同关系的介绍，我得以接触他们。在面 谈当中，我和其它一些学者都回避提问政治性 的问题，因为我们推测，作为难民他们会很轻 易地告诉我们他们是反共的。因此，我们只是 询问他们的实际经历：怎么样被送下乡，父母 对此的态度如何，当地条件怎么样，他们在农 村干什么事，他们同农民的关系如何，诸如此类。积累起来的面谈记录呈现了相当的一致性。例如，所有的受访者都说，下乡几年是无所谓的，这对他们个人和对农村都有好处。但是要 在农村呆一辈子，则是不被接受的。所以长期 呆在农?quot;没有前途"就是让他们逃离的动机。因此，当中国东北等地的知青们正心怀希望地 学习准备大学重开考试之时，如同他们后来在1977年那样，这些有"方便之门"的南方知青们 已经去了香港。 (5)我的研究也有其(资料方面的)局限。因此，我没有了解到许多关于在新疆、内蒙、黑 龙江、或者云南的知青情况。 三、我对于三个问题的结论 1。城市失业问题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 就有过量增长的城市中学毕业生不能继续升学 的情况。这在第三世界国家是一个普遍的情形。而城市就业的增加相当缓慢。在中国这种情况 由于毛的发展策略，即禁止私营经济和极大地 忽视服务业，而更加严重。直到1978年，改革 的策略才使中国城市体现出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而在当时发展策略的前提下，把人们送到农村 去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现在来写这个同样的题目，我将可能 采取非常不同的角度。 2。对农村发展的贡献这在1970年代就已 经呈现了非常混杂的画面。 (1)知青们在农村的体力劳动谈不上是真正 的贡献。他们缺乏基本的农活技术和知识，因 而只是复加了农村本来已经明显过剩的劳动力。因此，我很怀疑知青能创造出什么不同。 (2)在兵团农场，成连成团的知青可能完成 较大的工程，做出比较明显的贡献，例如土地 的开垦。 (3)也许最显著的贡献就是知青能担任民办 学校的教师或赤脚医生。有些人还可能把其它 一些技能带到农村去。在1970年代，曾有一些 重大成绩的宣传，例如建成一些小水电站，不 过这些夸大了的宣传一定要降等看待。还有， 知青的到来毫无疑问扩大了农民们的眼界，因 为大多数的农民从未到过城市。 对于许多知青来说，农村的经历基本上就 是时光的荒废。 3。在意识形态方面，改造世界观，对知青 进行再教育的目标基本上没有达到。许多知青 满怀理想去农村，但是不过几个月，农村生活 的单调艰苦就打破了他们的幻想。只有少数人 能得到诸如作为工农兵学员被大学吸收这样 的 机会回城。这种事实使得知青理想幻灭的情况 更形恶化。有大量的证据表明，许多人试图用 走后门的方法躲避下乡。人们还试图下乡到近 郊区的农村，以便能经常回家。 我的书出版以后，大多数的知青于1978年 起得以返回城市。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农村改 革以及家庭承包制度的坚定支持者。他们了解 到了农村条件是如何的恶劣并且决心为此有所 作为。有些出身于高干家庭的知青利用他们的 关系成立了以陈一咨为首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 研究小组"，他们为领导层写出了调查报告，并 且导致了中国农村公社体制的解体。许多知青 对中国的改革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此，如果我继续进行知青研究的话，我会把这一重 要发展以及或许还有的此类情况包括进来。 总之，如果我是在1980年代写那本书，我 会进行非常不同的探讨。但是我的书在1977年 就出版了，因而存在着观察视野的限制，这种 局限已被时间所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