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根说：性格决定人的命运。其实，培根只说对了一半。决定人的命运的，还有另外一半因素：机会或运气。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爲何那麽多相同性格的人，其命运却千差万别。

　　文革前夕，尚只不过是湖南一名在省委排行倒数第二位书记的华国锋，经过几年文革一番折腾后，居然做了毛主席的接班人、中共的领袖、共和国的一号当家人。可以说，如果没有文革这个机运，不会有人会说毛泽东之后的中囯共产党主席会是华国锋！

　　（二）

来自山西交城山的华国锋，1949 年随人民解放军南下到达湖南省后，便奉命停了下来。时年29岁的他，凭其曾有过中共地方武装县大队政委的经历，立马被任命爲湖南省湘阴县解放后的第一任县委书记，并且在湖南一干就又是一个27年，直至1976 年10月当上中共中央主席，他才不再在湖南兼省委第一书记之职。

　　华国锋在湖南的的仕途，文革前的17年，虽说不上有什麽大的破格越级提拔之事，但总的来讲，也还算是比较顺利没有什麽周折，从县委书记做起，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上，直到1966年文革前夕，担任了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之一、湖南省副省长等职。在这期间，湘潭地委书记与韶山灌区工程的总指挥长兼政委这两个职务，是华国锋在日后能被提拔到中央工作的极重要原因之一。因爲，毛泽东之所以能从无数的省级干部中注意到华国锋这个党内的后辈，就是因华做过毛泽东家乡湘潭的"父母官"与毛在回韶山时几次游弋过的韶山水库工程的指挥官。就是这两个官职难得的特殊性，使华国锋一旦进入毛泽东的视线范围，在感情上就自然受到毛的特别青垂与关注。

　　1966年文革开始后，特别是1967年初起，当风起云涌的造反派在受到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的号召、鼓励与支援下，掀起了批斗所谓"走资派"与夺权运动后，华国锋如同其他的省委领导人一样，也受到了冲击，并被剥夺了权力而"靠边站"了。如果没有下文所述发生的情况，华国锋本来也将会象千千万万其他领导干部那样，随著文革运动的进展，或先或后的经历一个"挨批斗"、"靠边站"、"被解放而重新工作"直至恢复原有级别职务、又最后离休完事的过程，了结一生。然而，一个在历史上注定不会有什麽重要地位的人，与一个在当时看来并不十分重要、也并非必然的举措，却从根本上改变了华国锋的仕途以至人生的地位，使他以浓墨重彩的身份走进了当代中国的历史，并占有了很重要的一页。

　　这个无意中在1967 年起始拨动了华国锋仕途与人生航向的人叫章伯森，也是当时的中共湖南省委的领导之一，正式职务是省委书记处侯补书记、副省长。

　　（三）

　　湖南省的文革运动，在1967年时，其主内容就是两大派群衆组织的派战。
两大派之一的是以"工联"与"湘江风雷"组织爲主的造反派，其成员多是工人，尤以大工厂的産业工人爲多，组织有方，人多势衆。其时的政治方针则是反对省军区，因爲省军区在1967年初曾动用军队镇压过造反派，还曾将全省近万名造反派的骨干抓起关进了监狱。

　　另一派则是以湖南省八大高等院校的大学生红卫兵组织"高司"爲主，加上部份工人。"高司"红卫兵原本是湖南最早的造反派，是湖南造反运动的始作佣者与发动者。只是因爲在如何夺省委的大权问题上与"湘江风雷"等工人造反派发生了分歧，加之，后又得到奉命出来"支左"的省军区的有力支援，于是，"高司"便采取了与"工联、"湘江风雷"等组织对抗的强硬立场。由于这个政治立场，"高司"也就得到了持保守态度的工厂企业的大多数党、团员们的支援，因而，使"高司"蒙上了"保守派"的色彩。

　　两大派的斗争自然异常激烈，从大字报口殊笔伐，一直闹到武斗时机枪坦克大炮都对上了阵，简直就是"你死我活"不可调和，哪一派都希望将对方打垮，自已一派能夺取湖南省的大权。

　　文革中，群衆组织间的拼斗，绝不会仅仅就只是他们之间的事，随著运动的深入，党政军各部门的人都不可避免地会卷了进来，站到某一派的立场。湖南省军区自然是站在"高司"派一边，但"工联"方面也不是没有枪杆子做后盾，解放军驻湘的军事院校与野战军部队 47 军就先后宣布支援"工联"爲主的造反派。

　　省委的书记们呢？也没有能超脱掉，所谓"亮相"一词，就是指文革中各级党政领导人公开支援某一方某一派群衆组织的举动。不过，地方党政领导人当时却没有军队司令政委们的那种特权，因爲当时要批判要打倒的"走资派"只是地方干部，军人则基本安然无恙。军队奉中央之命"支左"介入地方后，又都是以裁判似的"太上皇"身份出现，群衆组织则是以军队能支援自已爲荣。但地方领导干部对某派群衆组织的支援，却有著"投靠"其的含义，而且这"支援"，对方愿不愿接纳，也还不一定。

（五）

　　还是章伯森，在这个关键之时，又一次无意地继续拨动了当代中国历史的航向，使其仍朝一个出人意外的发展方向前进。虽然，章伯森本人全然不知自已是在推动一个重大的历史画页缓缓出现。

　　对于湖南省的文革情况，中央无疑是极其关注的，因爲，湖南是毛泽东的故乡。结束混乱局面，尽快成立有造反派代表参加的省革命委员会，是当时中央衆多领导人的一大心愿。

　　1967 年6 月15 日□晨 4 点，周恩来总理亲自打电话给章伯森，要他马上随广州军区副司令詹才芳去北京汇报湖南文革情况。上午11时，章伯森与省委机关支援造反派的省计委副主任梁春阳等即乘机赴京。6 月16 日下午，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杨成武、戚本禹、姚文元等中央领导人便接见了詹才芳、章伯森等人，详细听取了他们的汇报。

　　五天后的6 月20 日，在北京的章伯森、梁春阳与"工联"头头胡勇一道，向当时的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肖华汇报湖南军区介入地方文革的情况时，肖华便向他们传达了周总理指示： 找华国锋来京。6 月20 日晚，兴高采烈的章伯森从北京打电话给长沙方面，传达周总理指示：要华国锋明天上午去北京。

　　这是 6 月15 日由于章伯森到北京后，向中央领导人一再说了华国锋的情况，希望中央能让华出来工作。所以便有了周总理指示要华国锋马上去北京汇报的事。此事，真正得到益处感到荣幸的无疑应该是华国锋，他当时也确实很高兴了一番。然而，那时似乎章伯森比华更觉欣喜倍感自豪，因爲他的建议得到了中央的重视与实施。

　　
　　"工联"的头头胡勇当即于20 日下午从北京飞回长沙，立刻到"汽电"厂找了华国锋，向他讲了周总理的指示。这次，华国锋没有任何迟疑与哼哈，当即，他就马上表态：支援"工联"造反派！并写了一个"亮相"声明。

　　6 月 21 日上午，华国锋去北京前夕，发表了《改正错误，坚决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亮相"声明的大字报。其内容大致爲：

　　（一）改正错误，愿意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二）1967 年二月逆流中，（省军区）借肃清"湘江风雷流毒"打击造反派是错误的；
　　（三）"红联""高司""公捡法"等保守组织是党内走资派的御用工具；
　　（四）支援"工联"，向章伯森、梁春阳同志学习。

　　21日上午11 时，在"工联"造反派头头胡勇的陪同下，华国锋从被软禁地"汽电"厂出发，乘汽车往长沙机场登机赴京。

　　华国锋登机后，"工联"方面马上以大字报与传单形式将他的声明公布于衆。因此，后来造反派们常常戏言说，华国锋是在"空中亮相"，是"云里雾里（飞机上）亮的相"。

　　6 月 24 日，"高司"派方面贴出大字报说：华国锋的"亮相"声明，是他被"工联"方面斗争一个多月后，由"工联"起稿、硬逼著华国锋莶的字，因此，当华登上飞机后即宣布作废了。

　　对此传言，6 月27 日，华国锋专从北京来电说明："我是共产党员，是不能在什麽所谓压力之下把不是自已的观点而说成是自已的观点去欺骗人民。所以肯定我的大字报是反映了我的思想实际的，不是什麽逼出来的，请大家不要相信谣传。"华国锋的这份来电，自然由"工联"方面又抄成大字报，贴满了长沙市全城。

　　（六）

　　1967年6月21日，是华国锋从长沙赴京的日子，也是他仕途与人生历程的一个重要起始点。正是由于有了这一天的赴京，便也才有了华国锋在 9 年后登上天安门入主中南海的"顶峰"岁月。

　　1967年8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了一个《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在这个文件中，华国锋被任命爲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第二号负责人（第一把手是来湘"支左"的47军军长黎原），章伯森的位置则排在了他的后面。

　　第二年（1968 年）4 月8 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华国锋自然做了省革委会实际的第二把手。（主任仍是 47 军军长黎原）

　　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以中共湖南省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华国锋首次进入了中共中央委员的行列。

　　1971年林彪事件后，受到毛泽东关注的华国锋，于10月3 日便被调京，成爲国务院业务组一员（相当于副总理工作职位），全面跃上了"中央领导人"这个台阶，开始了中央工作的仕途经历（但他的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一职，却始终兼任至1977年）。

　　在1967年6月华国锋表态公开支援"工联"等造反派、并由此而得以当上省革筹负责人后，当年的 9月17日，便幸运地获得了其时正视察大江南北到了湖南的毛泽东的召见与亲切面谈。毛泽东在此次视察期间，在各省召见的，都是当时各省已居军政领导的第一、二把手，无此等资格者，是无缘见到毛泽东的。这一次召见，无疑使毛泽东深深地记住了华国锋这个人，进而爲华国锋日后的仕途进程，奠定了一个极其重要而坚实有力的铺垫。

1969年11月12 日，来湖南视察的毛泽东再一次召见了华国锋，向其了解湖南的形势，并对湖南的情况与华国锋的工作都深表满意，进一步确立了对华国锋之印象深刻的好评。

　　而如果没有1967年6月华国锋支援造反派的公开"亮相"，可以肯定地说，那麽华国锋便不会、也没有资格受到这几次无疑决定了他后来重要命运的召见，由此，那华国锋以及当代中国的历史，就都将是另外一种画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