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反右运动”五十周年，亦是我所在单位中国农科院成立五十周年。这两个五十周年都和我的家庭有关。

中国农科院成立五十周年庆典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和另一位人大副委员长参加。由于我的父母都是自农科院成立起就在此工作的老人，被邀请参加庆祝大会。并颁发证书、匾、纪念册等纪念品。我的父母都已是耄耋老人，在农业科研岗位工作了六十多年，虽颠沛流离于天南地北，却一直没离开科研工作。父母的回忆使我不得不记录于下：

1957年是“反右运动”开始的那年，我的父亲因对解放区来的老干部领导科研工作表示不满（发表《论外行与内行》），被打成“右派”。农科院成立大会上，有人给在台上发言的第一任院长递条子，云：应当让那些“坏人”（指刚出炉的右派分子）上台亮相。院长念完这张条子，坐在台下的父母不寒而栗。知识分子嘛，面皮薄，又没经过政治运动。院长是一位有良知的老知识分子，学部委员、小麦专家丁颖，丁院长说：他们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也即将赴各地改造，今天就不一一点名了，欢迎他们改造好后再和我们共同工作。

从此，我和我的家庭就陷入了无穷的灾难。父亲去北大荒劳动改造，母亲下放到湖南，因受株连，我和我的弟弟求学、招工、工作、入团、入党均受到影响。家庭离散二十多年，直到79年父亲平反后才团聚。我弟弟则永远留在了北大荒….

78年科学大会使我国又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当时父亲在湖南农学院教书，总想还能够回到科研岗位工作，也想回北京。可大家都知道，当时别说进京指标不易，就是我从靖县回长沙也谈何容易呀。文革期间，中国农科院被“四人帮”认为是多余机构，是“三千人与十三亿”的关系问题，机构取消，被下放到北京市。还是敬爱的周总理高瞻远瞩，生前对邓小平说农科院一定要恢复。给农科院预留了二百个进京指标，并指示要让负责任的人掌握，一定要留给科研骨干使用。受惠于此项政策，我的父母使用了其中的第196、197号指标，如愿以偿，回到了北京，回到了老家。二百个进京指标就是解放了二百个家庭啊！

由于父亲的缘故，我深受株连。也由于父亲的缘故，我终于从靖县供销社调回长沙，又从长沙调回北京了。

一个家庭的遭遇能反映社会历史，我就是。

确实，你的一家浓缩了一个时代的变迁。

然而，也正是邓小平曾任“反右领导小组”组长，始终不给“反右运动”一个定论，致使和“文革运动”、“上山下乡运动”一样没有交代，成为“谜案”，呜呼！

                   呜呼！

读了朱兄的帖子，我才猛然想起今年是“反右”五十年。我怎么把这件事给“忘记”了！

中国现代史上，1957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提起1957年，中国人都会与“反右”联系在一起。今年是五十年，我为什么会“忘记”！

“反右”时，我才两岁。我一直在自己的记忆中努力搜寻有关两岁时的印象。我找不到一丁点。

可是，1957年，又让我那么地刻骨铭心。

季羡林先生在《记张岱年先生》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我有一个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意见：凡被划为‘右派’者都是好人，都是正直的人，敢讲真话的人，真正热爱党的人。”

官方公布的数字是57人万人划为右派。

今年是五十年，没有一篇公开发表文章来为这57万人说一句像季羡林先生这样的话语。

为了维护网络的平安，我不能再说了。也许已经讲多了一点。如果犯了忌，版主可通知我。我会主动删除的。

   谢楚人老弟提醒，我这次是不是打了一个擦边球啊？

   在“老”知青中我这样的家庭是很多的。我家的墙上有一幅《钟馗打鬼图》，是著名画家马振声画给家父的，上面的题字是：“常使心中蔚朝气，须知天下苦人多”很耐人寻味。

   不多说了，谢谢大家的祝福！

  历尽磨难，终于迎来科学的春天。

  一切向前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