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去西奇
-- 发布时间：2007/11/25 16:02:51
-- 转贴《红军西路军历史真相》
楚人老弟对徐向前的《历史的回顾》这本书很感兴趣，特别对西路军的失败表示给予了关注，下面我转贴《红军西路军历史真相》一文，增添一点史料。 绵延两千里的河西走廊里，湮埋着６０多年前一段惨烈悲壮的西路军历史。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事件参与者陈云、李先念等同志的直接干预，并得到邓小平同志的坚定支持，使得对这段历史研究的环境逐渐改善。近年来，随着众多亲历者的关注，不少学者的深入研究，以及大量史料的发掘，特别是新近出版的《陈云年谱》和新本《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该书对西路军的评价，见文后所附《陈云、李先念及新本〈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对西路军的评价》———《北京日报》编者），使这段长期成为“禁区”的西路军历史真相逐渐呈现于人们面前。
西路军历史何以尘封半个世纪？
主要有以下原因：其一，它是由于战略指导错误酿成的备受屈辱的历史。西路军二万一千八百人在河西走廊几乎全军覆灭。其中战死者七千多人，被俘九千多人。被俘后惨遭杀害者五千六百多人，回到家乡者二千多人，经营救回到延安者四千多人，流落西北各地者二千多人。其二，它长期被当作张国焘路线遭受鞭挞。西路军幸存者大多命运坎坷，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特别是在“文革”中，许多西路军人员在备受摧残之后，死于非命。例如，１９６７年６１岁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政治委员陈昌浩被迫害致死，罪名竟是“张国焘忠实走狗”。
如何认识西路军历史的真相？
从１９３５年一、四方面军第一次会师，到１９３６年第二次会师，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共中央的既定战略方针是指挥红军北上，打通与苏联的联系，获取军事物资援助，解决战略依托问题。１９３５年１１月，斯大林关于不反对中共红军主力从外蒙古或新疆靠近苏联的意见，由从莫斯科归国的张浩传达给陕北中共中央。１９３６年２月１４日，张浩、张闻天将此意电告转战在川陕的朱德、张国焘。至此中共党内军内对此皆无异议。６月张国焘取消另立中央，同意北上，是其分裂主义破产的标志。故而毛泽东说，陕北方面与张国焘之间已无政治上战略上的分歧，双方应以协作团结为目标。此后，双方虽在具体军事部署上有些歧义，但已不属于路线之争。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组成的中革军委主席团，其成员包括毛泽东、彭德怀、朱德、张国焘等人。朱德、张国焘以红军总司令、总政委名义，依照中央和军委决定，对全军作战进行组织指挥。
对于这段历史，新本《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指出：在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时候，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把宁夏战役作为政治上、军事上打开新局面的决定的一环，抓紧进行部署。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１１日发布的《十月份作战纲领》，要求全军争取用一个月时间进行休整，并做好渡过黄河等各种准备，然后红军主力向北发展，夺取宁夏。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于１０月２５日渡过黄河；随后，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和方面军总部及第五军也渡过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为了加强对各部红军的统一指挥，中革军委于１０月２８日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刘伯承为参谋长，准备组织海（原）打（拉池）战役，重点打击胡宗南部。后因敌强我弱，指挥判断失误等种种原因，致使战役计划未能落实。胡宗南部于１０月底至１１月打通增援宁夏的道路，隔断了河东红军主力和河西部队的联系。这样，红军夺取宁夏的计划被迫中止执行。
西渡黄河的红军２．１８万人迅速击破敌人阻击，占领了一条山的大部村寨和五佛寺一线。１０月３０日，中革军委指示河西部队暂时控制一条山、五佛寺地区休息待机，准备在击破南线敌人后继续北取宁夏。１１月初，红四方面军指挥部认为该地人烟稀少，粮缺水咸，加上连日激战，大部队不便久停，便致电红军总部及中革军委请示河西部队的行动方针，并建议“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我方决先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１１月３日，中革军委电令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所部主力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之线，但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１１月５日，朱德、张国焘致电河西部队，指令其以消灭马步芳部为主要任务，“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地（时）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河西部队于１１月６日向中革军委提出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７日又向中革军委建议组织党的西北前敌委员会和军委西北分会。１１月８日，毛泽东、周恩来电示：“徐、陈向凉州进，作战时集中兵力打敌一旅，各个击破之。”１１月９日，徐向前、陈昌浩率河西部队开始西进。１１月１１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令河西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以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
对于深入河西走廊的红军西路军，蒋介石指使马步芳、马步青等部进行围追“兜剿”。西路军广大干部、战士坚决执行中央命令，不怕牺牲，浴血奋战，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和友军的行动，配合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西路军由于无根据地作依托，又无兵员、物资的补充，孤军作战，虽然毙伤俘敌约２．５万余人，但在敌众我寡的极端不利的情况下最终失败。１９３７年３月１４日，在国民党军队围困中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徐向前、陈昌浩离开部队，回陕北向中央报告，其余的部队分成三个支队，在由李卓然、李先念等组成的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转入祁连山区打游击。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除在西路军西进过程中给以指示外，当西路军处于困境时，还通过政治谈判等，力图争取马步芳、马步青停止对西路军的攻击和追击。１９３７年２月下旬，组成以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治委员的援西军前往增援。援西军在３月５日开进，第５天即停止于镇原、平凉地区。同日，毛泽东电告周恩来：军事援助停止，“全力用政治方法解决”。西路军不知援西军停进，继续与敌军血战。西路军失败后，中共中央利用统战关系，全力营救被俘人员和收容失散人员，使数千名西路军干部、战士先后回到陕甘宁地区。李先念率领的西路军左支队，历尽艰险，于１９３７年４月底到达甘肃、新疆交界的星星峡。这时部队还有４００余人，得到中共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的接应，进入新疆。他们在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分批返回延安。
如何认识西路军的历史教训？
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教训，徐向前、李先念都有精辟分析。概括言之，第一，缺乏战略性的久远安排。西路军孤军外线作战，自始至终任务多变，时进时退，欲进又止，旷日持久，迟疑徘徊，卒陷绝境。徐向前指出，西路军应该配合河东主力红军行动，问题在于如何配合？他说，假如西路军渡河后照直往西打，取得苏援武器弹药，如虎添翼，回师横扫东指，结果远非如此。指导思想和方法不同，结局会大不一样。徐向前当时就是这种意见，但未被采纳。坚决执行中央指示的陈昌浩为此曾经准备召开会议，对徐向前的“右倾”“开展斗争”。因遭到曾传六、李先念委员的反对而作罢。第二，西路军受制于任务、地形、作战形式和骑兵为主的作战对象，毫无主动权。第三，缺乏战场上的机断专行。徐向前指出，一方面上级统得过死，未给战场最高指挥官以应有的自由权。有些指令（如两次建立根据地的指令）根本行不通却硬要下面贯彻。尤其是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部署，既不向西路军通报又要求西路军配合，令人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援西军迟迟不能组建；其停止也未及时向西路军通报。另一方面，陈昌浩曾追随张国焘南下，此次真诚执行中央路线，但对上级指示盲目服从，不敢根据实际情况临机处置，患得患失，当断不断，并且压制正确意见。徐向前则自云：虽向上级和陈昌浩提过不同意见，但受到指责后便缩手缩脚，无意坚持了。两位战场最高将领的心态如此，岂能不影响作战指挥？
西路军历史真相是如何澄清的？
西路军执行的任务不仅是由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直接遥控指挥，而且是经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意的一次军事战略行动。因此，西路军失败责任问题，必须作出合理的解释。西路军面临绝境时，中共中央及军委在３月４日、１７日两次电令中，已经把西路军败局与过去张国焘擅令四方面军南下、另立中央的错误相提并论，严厉谴责西路军领导人的所谓“机会主义的路线”和“一贯反中央及军委指示”的行为。３月１７日，距西路军残部分散游击仅仅三天，何以如此匆忙地对它的失败责任草率“盖棺论定”？西路军兵败不久，清算张国焘路线的斗争在全党全军展开。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四方面军大批干部被整肃，并发生以许世友（时任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为“主谋”的所谓“抗大反革命暴乱案”，数十名高级将领被公审判刑。在批张斗争中，从既定逻辑出发，西路军败局，自然被判定为“国焘路线造成的恶果”，“国焘路线的牺牲品”。这个根本违背事实的错误结论，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一直延续到８０年代。最终解决这个历史遗案的，应当首推陈云同志，还有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同志。
陈云，是西路军事件的参与者和当事人。据近年出版的《陈云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６月出版）记载：“１９３６年１０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组成一个既代表共产国际又代表中共中央的代表团，派回中国迎接执行夺取宁夏战役计划、担负打通国际路线的红军部队……”（《陈云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６月版，第１９９—２００页）
４５年后，１９８１年１１月２２日，陈云同李先念谈起西路军问题，指出：“这个问题不能回避。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陈云年谱》（下），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６月版，第２８２页）
三个月后，陈云再次同李先念谈论西路军问题。李先念提到邓小平去年批给他看的一篇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文章。陈云说：“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我在苏联时，曾负责同他们联系援助西路军武器弹药的事，而且在靠近新疆的边境上亲眼看到过这些装备。西路军问题是一件和自己有关的事，我今年七十七岁了，要把这件事搞清楚。”（同上书，第２９１页）陈云建议李先念准备一份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材料。
李先念是西路军的亲历者，当年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成员、三十军政治委员，西路军最后分散游击时负责军事指挥。对西路军被诬为“张国焘路线”，李先念始终不解。他和陈云一样，要对西路军的荣辱负责。在根本是非问题未解决之前，他能公开表示什么呢？
１９８２年，李先念根据邓小平的批示和陈云的建议，组织干部查阅大量历史档案，于１９８３年写出《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指出：“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的问题同张国焘１９３５年９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
１９８３年１月５日，陈云看过《说明》及所附几十件电报后，委托秘书电话转告李先念办公室说，可送小平同志。再次指出：“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是党中央、毛主席过草地以前就决定的。当时共产国际也愿意援助，二百门炮都准备好了，我亲眼看见的。西路军的行动不是执行张国焘的路线，张国焘路线是另立中央。”（同上书，第３１８页）
同年３月８日，陈云又就西路军问题致信李先念，说：“你写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所有附件，我都看了两遍。这些附件都是党内历史电报，我赞成把此件存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党的中央档案馆。可先请小平同志阅后再交中央常委一阅。”（同上书，第３１８页）３月２２日，邓小平在李先念写的说明和附件上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部存档。”一个政党及其领导者如此正视历史，尊重历史，恰好说明这个政党及其领导者的开明大度，富有远见。陈云的建议，李先念的说明，邓小平的批示，在根本性质上正确地解决了西路军的历史遗案，对西路军历史问题的澄清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徐向前，这位当年红军最大一支方面军的总指挥兼西路军总指挥，是最有发言权的亲历者。几十年来为顾全大局，他面对种种误解、责难，甚至诋毁，或缄默不语，或不得不说违心话。从１９８３年开始，徐向前用三年时间写成《历史的回顾》一书，其中辟专章叙述西路军历史，痛切总结历史教训。这是一本具有权威意义的严谨可靠的历史著作，全面具体地恢复了西路军的历史真相。
１９９１年，经中央批准的《毛泽东选集》新版发行，其中关于西路军的注释，作重大修改：“（一九三六年）十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以后，经中央批准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的有关条目、红四方面军战史、徐向前逝世中央的讣告及徐帅生平等，都明确指出西路军过河和转战河西均奉中央和军委的命令。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７日，在徐向前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江泽民同志代表党中央发表讲话，指出：“一九三六年十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他（指徐向前———编者注）奉军委命令，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指挥部队与敌人血战四个多月，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这是中央对西路军所作的明确公正的评价，新本《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对西路军所作的评价也正是以此为依据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
陈云、李先念及新本《中国共产党历史》对西路军的评价
●陈云：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
——引自《陈云年谱》（下），第２８２页
●李先念：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
——引自《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
●西路军所属各部队，是经过中国共产党长期教育并在艰苦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英雄部队。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在同国民党军队进行的殊死搏斗中，西路军的广大干部、战士视死如归，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业绩，在战略上支援了河东红军主力的斗争。西路军干部、战士所表现出的坚持革命、不畏艰险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党为人民的英勇献身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尊敬和纪念的。
——引自新本《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第５１１—５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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