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湘西，国人自然会联想到“土匪”，因为建国之后政府军确实曾在这一带剿杀过10万所谓“匪众”，所以自然而然的按照现代许多人喜欢“断章取义”的习惯，湘西便成了匪乡，提起湘西人也就成了“匪窝里”的人。
    然而看待土匪，我们不要以常眼的目光只局限于打家劫舍的强盗，而应该从历史的目光来看待。我们知道，历史上的湘西是湖南西部的怀化、湘西自治州和张家界的全部，甚至可以延伸到常德的一部分。是湖南省的“西北门户”，与湖北、贵州、重庆三省市接壤，素为“湘、鄂、渝、黔咽喉”之地，是兵家必争的要冲重镇。而三湘地区在中国历史上又极为特殊，这里是荆、楚、蛮、荒之地，其民风强悍，先秦楚国就有7年不战视为国耻一说。加之这里的民族多以三苗为主，从汉至清，民众为反抗压迫，无不是拿起锄头上山自卫，所以与政府可谓是屡生战端。至清末，太平军席卷江南，曾国藩、左宗堂、彭玉麟等夹数万三湘之勇，抵住太平天国数十万大军侵席，保住了垂死的清王朝。而这基本上全是仰仗湘勇的骠悍之风，使战场对手闻之丧胆。至民国初时，三湘重阵便成了国民党的重要根据地之一，至1930年左右，部分地方军阀对百姓征收的苛税，使湘民生活日益窘迫。抗战中期，国军屡败，丧失国土，日寇铁蹄踏入湖南，三湘之士又以坚壁清野的英雄气慨自毁家园，与日军决战，这无疑又加深了这个经济、文化都相对落后。抗战胜利之后，地方军阀依然回乡盘据，占据要冲，横征暴敛又欺压少数民族同胞及农村百姓，是以三湘之众便以自古以来“不服周”的传统，啸聚于大山之中与官府对抗。最后到了建国之初，政府军兵临城下，面对着文化少又骠悍的这一鼓民间武装，如果以招扶做为大计，无力会牵扯大部南征的兵力，也影响战后湖南建设，于是便开始以“剿匪”的名义开始清除地方武装，并对反抗的无知百姓进行镇压。当然，在湘西的10余万的土匪中，也会存在相当大的一部分匪类，但这些匪类只有两种：一是国民党败兵；二是真的土匪，但绝大多数都是被由清至建国长期的历史环境逼上梁山的劳苦大众。而这些人，在放下枪之后，又先后有30000余人奔赴朝鲜战场，并将鲜血留在了鸭绿江上。
    所谓‘土匪’是指以打家劫舍为生的地方武装团伙或其成员。扰乱社会治安，欺负人民群众。其在人文中即代表：‘野蛮、粗暴、残忍’。有人说‘土匪’不是罪名，但却忽略了它是代表着一系列罪名及恶名的集合体。因此冒然的将湘区定义为匪区、匪窝着实是一种对湘西人民直爽，纯朴性格的一种曲解和侮辱。这种曲解来源于人文当中的“以点带面，以面带体”。使湘西这个古老的地方，这个历朝历代都想争服的地方，这个反对政府欺压最多的地方扭曲成为了土匪最多的地方。我想，如果民众有饭吃，有自由，有平等，谁还会拎着脑袋上山与政府对抗呢？
     人们对土匪还有一种理解，这便是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等。而湘西地区之所以落后，想必除了地理位置之外，还有别的原因吧，湘西在几百年匪患当中，也出现了四大名镇：里耶、茶垌、王村、沱江。也出现了沈老《边城》中“渡头为公家所有，故过渡人不必出钱。”的人文背景。这一切说明，湘西除了有‘匪’也是有人才的。在近代，这里人才辈出的则更是湘西地区最大的特点。南京大学出版《中国近代名人录》中，湘西就有两位，熊希龄（民国第一任总理）和瞿方书（宋教仁挚友，《临时约法》主笔人）；在文学界，更有两位文学巨匠沈从文和胡楚卿；六位南社诗人：田星六、田名瑜、瞿方书、杨曙、吴侃、谷梅桥和贾文琏等；画家黄永玉和歌唱家宋祖英，等等，等等。真所谓‘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然而经过全面的剿匪之后，湘西人，在剿的过程中死去一些，后一大部分又在抗美援朝中牺牲，回来又经过文化大革命。再之其所留下有文化的子女，大部分流落他乡，有如惊弓之鸟，有家不能归，不想归。给湘西留下的又是什么呢，除现在的经济上的贫穷，文化上的落后，还有什么？而我们仍对这种历史下产生的湘西以“土匪”称之，我们又是抱有什么样的心态呢？
    从现在看来，湘西剿匪已过去半个多世纪，而今已是新中国的太平盛世，湘西地区也在外界的帮助下，慢慢的发展起来，渐渐的与其它地区的文明接轨。土匪一词本应随着历史成为过去。但随着外界抱着对湘西神秘和不解的态度，一直以来不断的对‘湘西土匪’进行放大和加深。直到现在‘土匪’仍然成为湘西对外最大、最深的印象，这在一个高唱着“和谐”的共产主义国家是不应该出现的，如果出现了那就代表着政体有问题、民主还不能普遍、平等更不能普及。
    我们湘西学子外出求学，很多会被盖上‘土匪’的帽子，女生则被称为‘土匪婆’。学生不以为然，当着同学之间的嬉戏罢了。然学生们的天真，是由于学生们天南地北、从小受到各地的教育，而反应出了整个社会态度，这种态度是一种潜在的文化歧视。一旦湘西学子和外地学子发生冲突，这种潜在态度就会无形暴发出来，影响到学校对于湘西学子偏过处理。小到口头上的，大到处理结果的偏向，甚至张嘴闭嘴的直指湘西人。
    而到湘西旅游来的游客们，来观光之余，多少有一种到了‘土匪窝’的心理。这种心理起初是好奇、新鲜。然则一旦发生不愉快的事情，那种先入为主的心理也会跳出来。全然理解为是受到了被土匪欺骗、欺负，并再次扩大宣传开去。本来很小的一件事情，却最终弄成了地区性、民族性和历史性的大问题，完全忽略了社会文化对这里的影响、国家政策对这里的影响和国人舆论对里的影响，这所有的一切的一切公平、公证吗？
    其实这些问题发生在其它地区，只不过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如在广东深圳一些高速发展的现代文明城市中，发生更冲突是非常多的，街头行抢和与警方枪战屡有发生，娼妓横行、行骗满地都是，各种皮包公司林立于城市之内，而因为这里种种优越条件和历史因素，这些不正常的现象反而又在某种理由下“习以为常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人们找不到与之相符的文化称呼这种现像，所以自然就会用认为这是现代社会所必然产生的。而对湘西，这种土匪文化则让湘西成为众矢之的，变成了这里是历史遗留所必然产生的。这对朴实不争、但直爽不服的湘西人民，既在生活上曾受一些不明土匪糜烂，后又在文化上受到不公平待遇。
    纵观今天，湖南有一个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一个名镇，一个名村，前两者皆在湘西，那便是凤凰城和里耶镇。这说明湘西地区历史文化悠远深厚，人杰地灵。自远古时期，就已有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到中华文明后历代统治者为达中央集权，对湘西人的安于己、乐于己，不服统治的态度进行征伐，年年征战、代代为兵练就了湘西人彪勇强悍的民风。而这种民风却在中华历史上留下了英勇的数笔。然而，这些的一切，现代的国人又有谁会重视并为之一看呢？我们再从“湘西土匪”这句人人传谓的词语中来解读，沈老是这样解释的：“湘西地方固然另外还有一种以匪为职业的游民，这种分子来源复杂，不尽是湘西人，尤其不是安土重迁的善良的苗民。大多数是边境上的四川人、贵州人、湖北人，以及少数湘西人。这可说是几十年来中国内战的产物”话虽说的主观，但谁又能有沈老这般了解“湘西土匪”呢？他不就也是“土匪”出生的吗？问题说明了土匪的层次丰富，来源也比较复杂。他们或官或匪；时而杀人，时而也救人；有的打劫商贾，有的却又兴资办学。如果对湘西势力不加仔细区分，统统以土匪称之。在解放初期尚可理解。但在精神文明建设的今天，我们仍以土匪统称之，未免不合精神文明建设之基调。更何况现在的‘土匪’是针对整个湘西地区的人民。
    然而，湘西人民那朴实不争的性格，表现得对名利淡泊，于恶名也不与世争，更乐于自我理解的“土匪”之中。他们认为‘我是什么？不论别人怎么看，怎么叫，只要自己心理明白就可以了’。更反以‘纯朴、豪爽’的性格来‘曲解’土匪，出现了以‘湘西土匪’为文化的产品和产业。实让人哭笑不得：笑因为湘西人的这种对家乡的执着世间少有，且难能可贵。也确实感动着身边的人，台湾诗人杨牧对他的老师胡楚卿说：“你有湘西，我没有，可是不要紧，我可以听你细说那一切。”胡楚卿乡愁情绪的培育、感染，洗滌出了年青诗人敏锐沉鬱的心思；哭则哭其塾不知这是一种潜在文化危机，一但世道变之，则后患无穷，这在历史上已有过多次教训：从汉朝伏波将军马援南征武陵妖魔化湘西；到唐末的溪洲之战，立下“汉不入峒，蛮不出境”的约定；清乾隆年间，由于朝廷官兵滥杀苗民，引发了乾嘉苗民起义；再至解放时的剿匪。这其中无不有一种共性，以类似于‘匪’之名政治的宣传，从开始到结束。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历史，我们不难看出这些简单的敌我思想。但我们把思惟向未来望去，能否看到这些问题呢？这种敌我思想不就是从平时潜在危机转化而来的吗？
    治国，应该首倡“民本”，即以仁治，民本为中心，那就要对各地实行开化和教化，以招扶和安民为主，只有这样，才会使人民生活的更好。人民生活好了，没有压迫和剥削了，就自然没有了反抗，而成政府所期待的“永顺”——永远顺服，“怀化”——怀柔安化，“保靖”——永保绥靖等等，那种以湘西这片重山迭岭滩河峻激的地域里中心，演化着对不同民族和劳动者的征服与反征服，同化与反同化。
    看看中华民族的近代史吧，对“东亚病夫”唱出“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滔滔，江山秀丽蝶彩峰岭，问我国家那像染病”。而我们现在唱的国歌，不就是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开头的吗？所以，做为湘西人，我们沉默了几千年，现在“起来”，并不是要与人争什么“我们不是土匪”，也不是想证明我们了不起，只是要告诉人家，我们失去的东西一定要拿回来，这就是尊严。“我们”更包括现代和历史上的湘西人，不能再人云匪，我亦为匪,亦要为匪。而要让世人听湘西人说说真正的湘西，了解的湘西更多的历史渊源，之后的评价也自然公道。也要让现代湘西人明白我们必须做得比一些没有‘土匪’的地方更好，才会让人接受。这样子不仅仅是我们为湘西感到自豪，也更能让世人因为中国有湘西而自豪。

酉水风光

酉水河边年青女捎公

湘西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形成了特殊的文化
根据考古发现，酉水河的历史相当悠远，什么新旧石器时代，就已有人在此开天辟地
后，三苗部落被华夏部落赶至于此，
巴人，也有一部分到此定居，
再到后来，战国时期对各国的王室流放到此也有，
再则到清，改土归流后，一批批外人又进来，发展这里的文化经济。
而抗日战争时期，很多人也来到这里。
他们到这里的目的，和初衷，都有一个共同点，逃避战争。

《湘西人》

千百年前我们来这里开天辟地；
面对这里的恶劣环境，
头也不回，我们必须征服它，
管它什么鸟飞不渡，兽不敢临。

千百年来我们在这里合协生活；
面对外界的你争我夺，
懒的去看，我们无须理会它，
管他什么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文化的差异成为他们争服的借口。
地理的特殊才是他们争伏的原因。
无奈这片寂静之地，
也变成了必争之地。

我们以自己的文化为原则来生活，
他们用他们的文化为标准去评判；
把我们弃之不理，而又争之不让。
让我们想要安宁，却一直得不到。

说我们是巫、是蛮、是匪。
不必用他们的文化解释，
就当作是神、是悍、是强。
反而让我们能乐在其中。

我们对厌倦战争的人包容
我们对喜欢侵略的人抗争
面对他们的欺善怕恶，
我们宁可被看成后者，

除了我们想在这里安身之外，
喜欢战争的人永远只是过客。
天灾尚未完人祸又将至，
鸟兽倒可征笔墨不可避。

本书共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武陵山区的自然环境与各民族的起源”，在叙述武陵山区的自然、人文地理的基础上，对武陵山区上古历史进行了探索，对土家庭、苗族、铜族的起源发展进行了历时性叙述。上篇“秦汉以后武陵山区的文明模式”，综合前人研究成果，从“中央朝对武陵山区的开拓过程”、“武陵山区的地方政权组织”、“武陵山区发间生活史”三个角度剖析了山区古代社会的结构和发展规律，展示了一幅武陵山区各民族古代生活的历史画卷。
目录 ：
绪言
上卷　武陵山区的自然环境与各民族的起源
　一、武陵山区的地理概况
　二、武陵山区周的边历史发展概况
　三、武陵山区各族的起源与历史沿革
　　（一）武陵山区的土著先民
　　（二）土家族
　　（三）苗族
　　（四）侗族
下卷　秦汉以后武陵山区的文明模式
　一、中央王朝对武陵山区的开拓过程
　　（一）武陵山区的地理发现过程
　　（二）二十四史中对武陵山区的记述情况
　　（三）武陵山区建置的历史沿革
　二、武陵山区的地方政权组织
　　（一）经济生活
　　（二）社会组织
　　（三）姓氏、婚姻与家庭
　　（四）哲学思想
　　（五）宗教祭祀
　　（六）丧葬习俗
　　（七）民族建筑
　　（八）服饰
　　（九）民歌
参考文献
后记

我军的缔造者贺龙元帅不就是湘西桑植县土匪出身的吗？

土匪也有好坏之分呵！

国民党不也叫共产党为"共匪"吗！

共产党也曾骂国民党做蒋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