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的文革中。
    经武路湖南报馆斜对面的江永知青刘罗生屋里。我，典哥，泽迷糊，李立庚在聊天。天气很热，不知怎么说着说着就说到了书上面。
    典哥，1965年下放到靖县新厂公社金星十队的知青。当时因为他年龄最大，社会阅历深而在知青中赫赫有名。后来有些怕知青捣乱的原因，在靖县公安局干涉下新厂公社金星十队被解散啦！典哥和若弟（臭猫鱼）分到了我们巴塘，李水老倌被安插到五四园艺场。
    典哥他是1960年在长沙轻工化工学校读书时被下放出来的。曾经在中山路的中山图书馆做过临时工。他博览群书，博学多才，只是劳动力弱一些。
    
    典哥，泽迷糊，李立庚和我都喜欢外国文学。
    谈得兴趣正浓时典哥说：“对门学校图书室里的藏书也好丰富哦！现在也正是没有人管理的时候，我们几个人趁今天晚上没有月亮正好去‘借’些书出来看看，我知道对门学校图书室在哪里，我们一定能够‘借’到好多书的。”
    但是我们一定要‘借’到好书哦，否则浪费劳动力……
    “要得，要得！不是外国名著我们不要！”泽迷糊，李立庚和我随声附和！
    “我勒？我也去一个。”坐在旁边半天都没有做声的刘罗生开口了。
     刘罗生他小学文化，识字不多。父母亲都没有工作，弟弟妹妹又多又小，家庭经济条件十分困难。他是长子，1957年去招工当了学徒，参加长江大桥的建设。1960年，国家困难时期因单位下马而被下放回来一直无工作；1964年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去了江永当知青！
     “你去做什么？你又不认识字！你还看什么外国名著咯？”典哥，泽迷糊，李立庚三人马上不同意他去。因为他们都是屋门口的人，知道刘罗生看书是在啃书，他脾气又犟又不晓得拿什么书！今天晚上让他去的话他是不会听调摆的。
     “我听话，我听你们的话！我帮你们背书，你们喊我拿什么我就拿什么……”刘罗生一副猴急的样子。
      我同情刘罗生，就帮他求情：“让他去吧，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
    “好，好！看在良良的面子上带你去；你要听我们的话噢。我们选书你背书！”典哥在发号施令。
     刘罗生感激得连声说：“晚饭都在我这里吃，晚饭都在我这里吃。”
    天渐渐黑了，我们5个人带了二支电筒和几只旅行袋从刘罗生家朝对门巷子走去……
    几个人轻车熟路就到了那学校。那是文革期间，晚上异常安静，鬼影子都没看见一个，看来人们是不想惹是生非罢了。
    我们从气窗里很快就爬进了图书室。用电筒一照，乖乖，好多书啊！我们要刘罗生和李立庚打着电筒，典哥，泽哥，我三个人飞快地寻找那些巴尔扎克，莫泊桑，雨果，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阿·托尔斯泰等等外国名作家的书，只要是外国的世界名著通通往旅行袋里装。
    忽然，只有一支手电筒的光线照着我们啦。一看，原来刘罗生走开啦！
   “罗鳖！你搞么子鬼？”典哥压低声音在呵斥刘罗生。
    “你们在这里找，我到那边去看看。你们放心好啦，不是要外国名著吗？我会找的！”刘罗生丢出这句话之后，一个人拿着那支手电筒径自离开了。
   大家都目瞪口呆地傻啦！这时谁都不能大声说话。因为我们是在“偷”书，都只好忍气吞声的不说话，不可能把他喊回来啦。
   这时，我发现了一本塞迈提斯的“唐·吉珂德”，典哥发现了一本十七世纪写的“小癞子”，我们兴奋异常！李立庚拿着手电筒照射在头顶上的一个地方轻轻地叫道：“你们看，你们看！”泽迷糊用手往他电筒光线照的地方一拿，就抽出一本“十日谈”来啦！
   大概晚上11：00啦，带来的三只旅行袋也装得差不多啦。这时刘罗生胸前摞着高高的一大叠书来到了我们面前，慌忙地把那
一大叠书塞进了旅行袋里。
   “走吧，走吧！”典哥催促我们。大家一窝蜂地背着那沉重的三旅行袋书急急忙忙“逃”出了那学校。
    满头大汗“逃”进了刘罗生家，我们迫不及待打开三只旅行袋。哎呀，好多外国名著啊……
    而刘罗生放进那旅行袋面上的书是：“三里湾”、“枫橡树”、“红岩”、“林海雪原”、“苦菜花”“农民”……
    “你，你，你怎么拿了这些书啊？”大家开始气愤起来。
    “你们好过，老子总要要几本书吧！”
    “慢点，慢点！”典哥从刘罗生那些书里面拿出了一本名字叫“农民”的书来。
     哈哈哈，这本名字叫“农民”的书居然是：巴尔扎克的！
     大家笑得前俯后仰。“罗鳖，你是不看外国故事书的。你怕莫当农民当惯哒吧，想看看“农民”是怎么回事才拿的这本书吧。”
  
  

书是给人读的，与其锁起来发动大家搞武斗，还不如“借”去。“读书人偷书不算偷，窃也”好象是孔乙己的名言吧？你们借的都是第一类的好书，羡慕！不过现在老眼昏花，再好的书摆在面前也难得读了，何况要爬气窗去打手电寻？青春不再，往事历历哦！

文革刚开始时，闲着无事，我们也到学校图书馆“借”过书。

那时记得文革前的古典名著是最珍贵的，哪个“借”来一本都是争相传看，不要好久又被谁“借”起克哒。洋葱和菜牛有回花大半天帮我做哒一张可收的小方桌，十分精致，漆成果绿色，爱不释手。后来忍痛与艮山口的知青换哒一套“大卫.科波菲尔”，更加喜欢得不得了。冒晓得还是“色”嘎哒。后来听说是主家“借”起回克哒，被带扎笼子，恰扎哑巴亏。

良良哥哥，“偷书不算贼"，你们那个年代的偷书经历不是对社会的一种讽刺吗？这是反映了你们对知识的渴望与追求，连我在黔师图书馆也做过偷书的梁上君子，只不过没有你们那么猛，偷那么多，我只“拿”了几本。我还是羡慕你们因为偷书有那么多的书看。记得我70年代下放在农场的时候，姐姐的同学从中医学院下放到怀化中医院，从她那里我经常可以借到一些外国名著。有一天，农场的领导对我说：“我们商量了，派你去附近的小学教书，你最有文化，看的书都是那么厚的一本。”哈哈！这些领导也是太无知了。其实我们农场有很多的老三届的知青，与他们相比起来，我们这些后三届的知青学的知识是如此的可怜。确实，我还是要感谢书籍在那个年代充实了我们的生活，支撑着我们在那个“广阔的天地”过了一年又一年。

  良良哥他们的义举给当时铺口的知青提供了难得的精神食粮，好多书我都是是在那里偷看的。知青们得了一本书都高兴得不得了，当然那时这一切都在悄悄的进行。什么《基督山恩仇记》《十日谈》《名利场》《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欧亨利短篇小说》……哈哈，太多了都说不过来。我只知道是附中的人偷的，原来是你们！致以迟到的衷心感谢！

  还有一点的建议，良良写人名的时候可不可以在小名的后面加上大名呢，我是老铺口有时都搞沱不清，别的地方的知青就更不知道他们的小名。我到底是老了，记忆不如你啊!

良良哥哥写这篇文章之前，就在回别人的帖子中提及了＂借＂书的故事，还说是在＂中山图书馆＂“借”过书。那个时候长沙城里只有一家图书馆叫做“中山图书馆”，那就是座落在长沙市中山路的那一家。到如今它已经有百年历史了！

这篇文章说他“借”书是在一所中学，不是“中山图书馆”，让我有点失望！因为我有这方面的兴趣，想发掘一点点“中山图书馆”过去的故事。

从良良哥哥这篇文章所描述的方位来判断，故事可能发生在梅版主的母校，不晓得我的方位感是否正确？另外，只有那所学校，才有如此丰富的藏书供良良哥哥“借”阅。

搞图书馆工作的人，天天面对读者，进而“读者工作”成了一个专业词汇，好多人写这方面的“论文”。可是，图书馆工作者从来没有研究过像良良哥哥这样的读者。那个时代的特殊读者群体，不应该被遗忘，因为读者“借”过书，一辈子也忘不了。图书馆史专家的研究视角应该延伸到这个读者群体中来，解读人的阅读需求与社会文明进程的关系。

不能算偷,文化人为了追求文化知识,在那个特殊的时期既然借不到,只好出此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