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一手文一手武】

　　其后，小平同志委托邓力群打电话告诉时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的廖承志：香港问题已摆上日程，我们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方针，请各有关部门研究，提出材料和方案，供中央参考。接着当时的有关部门，包括外交部、国务院港澳办、香港新华社、经贸部等部门，经过反复研究，最后我们又在对台湾问题“九条方针”的基础上，结合香港的实际情况，拟订了１２条方针政策，并在１９８２年初将方案上报中央。　

　　４月初，英国前首相希思来访。小平同志会见希思时，希思问：记得１９７４年５月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和周总理时，你也在座，我们讨论了香港问题，当时毛主席和周总理说，反正要到１９９７年，还早哪，还是让年轻人去管吧。现在离１９９７年只有１５年的时间了，你是如何考虑在这个期间处理香港问题的？

　　邓小平回答：香港的主权是中国的。中国要维护香港作为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影响外国人在那里的投资。在这个前提下，由香港人，包括在香港的外国人管理香港。我们新宪法有规定，允许建立特别行政区，由香港人自己组成政府，不管是华人、英国人或其他人都可以参加，可以做政府雇员嘛。香港的各种制度也不变，对外可用“中国香港”的名字发展民间关系，如贸易、商业关系，到那时可能还保留护照。对英国来说，商业方面不会受到任何影响，还可以发展。

　　在谈到１９９７年收回香港问题时，邓小平指出：如果中国那时不把香港收回来，我们这些人谁也交不了账。新界的租借，香港岛、九龙半岛的割让，是过去不平等条约定的，现在实际上是废除条约的问题。

　　１９８２年８月１０日上午，小平同志和邓颖超一起会见美籍华人科学家，有邓昌黎、陈树柏、牛满江，还有葛守仁、聂华桐等。谈到香港问题，小平同志再次强调：就是一个原则，１９９７年香港一定要收回，同时宣布以后的政策。香港不收回，我们这些管事的人，历史上将怎样写我们？说得露骨点是卖国贼，含蓄点是清朝皇帝。香港收回后作为特别行政区，制度、生活方式等都不变，力求保持现在的国际贸易中心、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的管理，北京不派人，香港自己找人管，香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香港人管理。

　　通过这次谈话，小平同志已经说明了以“一国两制”的基本构想解决香港问题的各项基本政策。　

　　１９８２年９月１６日，小平同志对解决香港问题的总方案拍了板。概括地说，当时中方确定的谈判方针就是：“必须在１９９７年全部收回香港地区和在不损害国家主权的前提下，保留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按照小平当时的话讲：“一切文章都要在收回香港，设立特别行政区这个大框架里面做。”他还说：“我们要根据会出乱子这种可能性来安排一切。”“如果这中间发生大的风波，我们对收回香港的方式和时间不得不被迫做出新的考虑。”他说：“这件事就这样定下来。”　

　　这说明，中央从一开始对解决香港问题就做了两手准备。文的一手如果不行，就得采取武的一手。根据当时中央的分析，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将是一场复杂的长期的斗争，不可能在短期内取得结果，但从整个形势考虑和分析，经过努力，最终达成一项符合中国立场和方针的解决办法，还是有可能的。

    ３【英国方面的算盘】

　　在英国方面，则是另外一种情况。　

    １９８２年９月２３日，撒切尔夫人首次访华。英方在双方会谈开始之前，也做了一番准备工作，研究了与中方立场截然相反的对策。当时，号称“铁娘子”的撒切尔夫人刚刚打胜了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从阿根廷手中夺过了马尔维纳斯群岛。柯利达在他的回忆录《在华经历》一书中说：“她（编著者按：撒切尔夫人）是摆开一种好斗的和不合作的姿态来处理香港问题的。她刚刚取得了福克兰群岛（编著者按：即马尔维纳斯群岛，下同）的经验，自认为在处理这件事（编著者按：指马岛战争）的过程中，正是依靠她自己的坚强意志和英军的英勇战斗，才‘拯救’了因英国外交部的短见和屈从于外来压力而造成的困难局面，而香港从表面上看同福克兰群岛又具有某些相似之处；英国的另一处远方的殖民地又受到了威胁，英国根据法律和条约所享有的权利至少在香港的一部分领土上仍然有效，我们的外交官员又在鼓吹过早投降？”

    但是中国情况不一样，中国毕竟不是阿根廷，香港也不是马岛。　

　　虽然我们这个“一国两制”已经充分照顾到英国的利益，但并不是我们某些人设想的那样，他们就欣然接受了“一国两制”。相反的，撒切尔夫人开头并不想把香港交还给我们，她曾考虑过搞国际共管，考虑搞全民公决，搞第二个新加坡，就是“独立”，甚至考虑过在军事上跟我们对抗。　

　　香港问题的正式谈判是从１９８２年开始的。从小平同志在当年９月与撒切尔夫人的第一次会谈为标志，到１９８４年９月双方达成协议，１２月撒切尔夫人正式签字，实际上谈了整整两年。开头８轮谈判的中方团长是姚广，我在幕后。

　　谈判之初，英国人是不打算交还香港的，不愿意丧失他们的天堂。在谈判过程中，我几次同英国谈判团团长讲，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香港问题解决后，将来英国在香港的利益我们还是给予保护的。

　　他们当时唱高调：“英国有什么利益？英国在香港毫无利益。”撒切尔夫人甚至声称：“英国从来没有从香港拿走一个便士。”她说：“我完全是为香港人谋福利。”这当然是自欺欺人之谈，哪里有这样的事！

　　到了１９９５年，梅杰首相才讲了真话：“英国在香港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其直接投资在９００亿至１０００亿英镑之间。”我们给他算了一笔账，仅从投资的这一项，英国每年从香港就可以拿走１０００亿港元，也就是１０００多亿人民币了。

　　我看了一本英国人写的书，书中说二战后有一任港督当时就筹划着怎样使香港将来不交还给中国。他花了很多力气，找了很多资料，请一些专家研究各种方案，核心是如何把新界１９９７年的租期延长，最好是永久租借。后来英国的谋士们还是觉得不行，行不通。

　　在谈判之前，英国人的底盘是最好使香港独立，不交还给中国。这不是我空口说白话，有书为证，这本书就是撒切尔夫人的回忆录《唐宁街岁月》。书中有一段写到撒切尔夫人曾考虑：“开始在香港发展民主构架，必要时实现公民投票，以便像新加坡那样，达到在短期内实现自治或独立的目标。”这段话也在无意中暴露了后来英国人突然要“在香港发展民主构架”的真实目的究竟是什么。

４【撒切尔夫人想要中国屈服】

　　在英国人心目中也很清楚，要突击搞“民主”不过是手段，搞“港独”才是目的。

　　柯利达在他的回忆录《在华经历》中说：“她（编著者按：撒切尔夫人）的方式，是带有以法律甚至是军事力量为基础来解决问题的倾向。新界的租约无疑会在１９９７年到期。难道我们真的不可以守住香港岛被割让的土地和九龙半岛的最南端吗？军队提出了什么样的建议？真的无法防御吗？难道不能让联合国也来插手吗？在１９９７年之后，真的不可以有共同管制了吗？如果中国人以不平等为由解除了一些条约，怎么能保证他们会遵守其他协议等等。解决问题的观念是建立在如果不是完全排除对中国主权做出一些让步的基础之上，也只能是我们应坚守的各道防线逐一被突破之后，将主权问题作为最后一道防线。”

　　撒切尔夫人的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在回忆录《效忠的矛盾》里提到了谈判之初，撒切尔夫人当时所持的“强硬”态度：“她对于主权的想法，不可避免地受到与福克兰群岛相类似事件的影响。她想迫使中国方面同意由英国在１９９７年后继续管理整个香港，她认为她所能做的最大让步是给予中国以名义上的主权。”撒切尔夫人一心想着要中国屈服，而且多次召开内阁会议，还责问内阁成员，包括国防大臣：“香港军事上能不能防守？你们说不能防守就不防守吗？”就是说，她还不排除以军事手段与中国对抗，后来碰了钉子才做了让步。换句话说，在撒切尔夫人这一方面，也曾考虑过用军事手段抗拒中国收回香港，或者拉上美国和联合国搞国际干预或国际共管，以致通过“民主”来搞香港独立等等方案。

　　在撒切尔夫人的脑子里，如果上述方案都行不通，英国可能做的最大让步，就是用主权换治权。

　　什么意思呢？名义上，我可以把主权还给你，将来香港换一面旗帜，“米字旗”下来，“五星红旗”上去，但是还由英国继续管治。可是新界已经到期了，怎么办呢？她说：那我得有个交换条件，就是续约，让我再管治５０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这个话虽然没有说出来，但是意思已经很清楚了。她说：３个（不平等）条约是国际条约，在法律上是有效的，不能单方面废除。撒切尔夫人坚持３个条约有效，说到底，就是想逼我们同她签一个新的不平等条约，来取代过去的３个不平等条约。

　　杰弗里•豪写了一本回忆录，他说撒切尔夫人到北京之前先到了东京，把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叫到东京，让他向中国人晓以利害，让中国不要收回香港。

　　柯利达是中国通，他还是了解中国的，“文革”时期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时候，他也在中国。柯利达后来到香港悄悄地访问了我两次，表示了对彭定康的行为的不满。

　　当时柯利达就对撒切尔夫人说恐怕不行。柯利达在回忆录里也说：“无论如何，中国绝不容许将经济的繁荣凌驾于其政治立场之上。除非我们表态将香港的主权和行政权利归还给中国，否则谈判有可能不会取得任何进展。显然，我们遇到了一个危机，中国人不会退却，而且我们估计到他们绝对会坚持这个立场。”　

　　中英双方各自制定的对立的两种战略和方案，不可避免地将出现碰撞和对抗。
  

５【邓小平与“铁娘子”较量】

     我想要强调的一点是小平同志的伟大贡献。我和小平同志在１９７４年特别联大时第一次面对面地接触，香港问题的谈判是第二次，而且次数稍微多一点。实际上，香港谈判的全过程都是在他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自始至终，在关键时刻和关键问题上都是小平同志拍板定案的。这就要从１９８２年９月小平同志同撒切尔夫人的第一次会见谈起，而这也正是中英双方的第一次正面的较量。

　   就在撒切尔夫人访华的１个星期前，９月１６日，小平同志在住地和李先念同志，还有几位有关同志谈到撒切尔夫人即将访华，他再次肯定１９９７年收回香港的决策是正确的，并指出：１５年中香港可能会发生波动，出乱子，我们要根据会出乱子这种可能性来安排一切。不仅对撒切尔夫人，而且对香港各界人士要说清楚，香港一定要收回，同时保护各方面的利益，使他们不要抱其他幻想。一切文章都要在收回香港，设立特别行政区这个大框子里来做。这次同撒切尔夫人会谈，就是将原则定下来，希望英国同我们合作。要说明，如果这中间发生大的风波，我们对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不得不作新的考虑。

　　１９８２年９月２３日，撒切尔夫人同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就香港问题举行会谈。撒切尔夫人首先发言，陈述英国政府的立场，强调“有关香港的３个条约在国际法上仍然有效”，只可以通过协商加以修订，不可以单方面废除。她表示理解中国关于收回香港主权和维持香港繁荣的立场，但又说香港的信心和繁荣“全赖英国的管制”，如果现在实行或宣布对香港主权作出重大改变，肯定会导致港人信心大失，香港繁荣不保。“如果英中两国政府能就香港未来的管制权达成令英国议会满意和港人信任的安排，英国政府便会考虑主权问题。”

　　赵紫阳随后发言，拒绝了撒切尔夫人所说的主张，声明中国政府决定在１９９７年“新界”租约届满的时候收回整个香港地区。在恢复行使主权的前提下，中国将采取一系列特殊政策，包括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由香港当地的中国人管理，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等，保持香港的稳定与繁荣。他强调，国家主权与经济上的考虑相比，始终是第一位的问题。　

　　９月２４日，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撒切尔夫人，全面阐述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这一次会谈也是最重要的一次。谈什么问题呢？小平同志说：要谈３个问题。一个是主权的问题，也就是“一国”的问题。其次就是１９９７年后的安排，就是我们的１２条方针政策，就是“两制”的问题。第三就是１９９７年前的安排，就是过渡时期的安排，为恢复行使主权创造条件的问题。　

　　撒切尔夫人一上来就要求在１９９７年后继续维持英国对整个香港地区的管辖不变，并以威胁的口气说：“要保持香港的繁荣，就必须由英国来管治。如果中国宣布收回香港，就会给香港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和后果。”撒切尔夫人以为，既然中国人要进行现代化建设，那就需要香港，因此，只要英国方面坚持不让，并对中国“晓以利害”，中国就不得不放弃收回香港的打算。所以她强调：中国如果要搞现代化，就离不开香港的繁荣；而要保持香港的繁荣，就离不开英国的管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