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知青”

知青，顾名思义，知识青年是也。但知青这个词成为一个专用名词，却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的事，这之前，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恐怕从没出现过知青这个名词。究其原因，可能是知识青年所指的对象太泛，凡有知识的青年都可认为是知识青年，这在历朝历代可就太多了，数不胜数，太宽泛了的概念，就不成其为概念了，所以知青这个词在过来的典籍中是不可能有它的身影的。

但为什么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现了这么个名词，面且还实实在在有了这样一个社会阶层呢？这就不得不观照当时的历史。

文革以前，从六四年起，知青就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里，尽管不很普遍。那时社会上就有组织地网罗未曾考上大中学校的学生和一部份辍学在家的青年下到农村去，因那时要当工人或从事其它职业也不是难事，所以要这部份人下乡也并不容易，几经动员下去了一些人，湖南江永就是当时比较集中下过知青的地方。

六五年，知青下放达到一个小高潮，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这批下乡上山的知青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的家庭出身不是“红五类”（即工、农、革干等），而是多多少少有点历史问题的（即出身不好）。当时学校贯彻阶级路线，有意识地让这些内定的学生考不进高一级学校，至于手段，五花八门，这要到以后国家档案解密才能得知详情。总之，这部份学生如了某些人的愿，他们真的中考、高考落榜，并且其中大部份被动员下乡上山，变成了本文所说的知青。以某些人的本意，这批人下放到农村后，是要在那里结婚生子，终老山乡的。把这批人打入“另册”，以保证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根正苗红，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是当时极左路线在培养接班人上的具体体现。如果不是文革骤然来临，相信当政者会将这个政策一直执行下去，直到天下太平，尽管这种做法在政治上是如此幼稚。

文革后期，知青这个群体被无限放大了，它变成了所有“老三届”学生的代名词。几千万学生青年统统变成了知青，都被赶到农村修地球，但名义上却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接受教育总有个目的吧，接受再教育总要有个时限吧，但那时谁都不知道，接受再教育的本人更是如堕五里雾中。好在中国农村像大地母亲接受自己的儿女一样，毫无怨言地接纳了在文革中饱受创伤的青年学子。至于接受再教育后如何使用他们，他们的前途在哪里，至少知青本人当时毫不知情。他们从红卫兵变成知青的过程，实质上不过是从斗士变成牺牲品的过程。

知青，美其名曰：“知识青年”，但他们何曾有过系统成熟的学识，绝大部份知青都只具有初、高中文化，而且文革期间毕业的知青，在文革初期荒废了两年学业，后又在复课闹革命中学工学农耽误了一年，怀揣着名不副实的毕业证书，成为了与农民并无二致的“知识青年”。

前一拨下放的知青类似于流放，后一批其实质就是屯垦。什么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大有作为等等，不过是一种障眼法而已。二十世纪中期政治名词的花样翻新，看得人都麻木，身为知青的人们那里知道其中的奥秘呢？

以上说的是知青的来历和身份，知青群体可以说是中国的特产，更是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独特社会现象。

从字面上来看，知识青年并无任何贬义，但身为知青的当事人，特别是老一代知青，谁都明白知青是怎么回事，当知青并不是自己的光荣选择，而是现实环境下一种无奈的出路。知青的经历无论是对家庭还是本人，都是一段难以忘怀的苦难和人生失意的印记。对国家则更是付出了知识断层和进一步拉大了与发达国家差距的代价。一个错误的政策导致了一代人的磋砣和整个社会的停滞，最后是如邓公所言的“三个不满意”。

是无数知青首先感受到这个政策带给青年一代的伤害，他们奋起抗争，也用各种方式向中央反映知青的诉求。最后，感谢党中央，感谢英明的国家领导人，在知青政策已无出路的情况下，果断地中止了上山下乡运动。使还在农村、边疆的几百万知青走上了新的人生道路，有了自己选择职业的权利。知青这个名词终于变成了一个过去时。

我想，要不是文革，要不是有后来的大批知青下乡上山从而导致知青问题的全民化，引起社会如此反响的话，那老一辈知青的命运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真不堪回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文革最后使知青的命运发生了后来的逆转。对此，我不知道应该是喜还是悲。

现在，知青时代已经过去，当年的知青大多都已垂垂老矣，但当知青时的回忆却绵绵不绝，是什么使得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止，欲说还休呢？

因为知青这个印符刻在他们身上的烙印太深刻了。学业中断，少小离家；身处异乡，艰难困苦；前途无望，理想破灭。没有什么打击比不能左右自己的自由来得更沉重、更伤心。

因为作为知青，那些年带给他们的除了农民给予的关怀，更多的是歧视，压制和无尽的劳作。青年人应有的欢乐、愉快、幸福、自由离知青是太远太远了。

有哲人说过“苦难是人生的财富”。我不认为他说错了，但至少不全面。苦难固然是某些人的财富，但苦难何尝又不是一部份人的渊薮呢？苦难是谁都不甘愿去承受的，人所受的苦难都是在无奈中被动去承受的。

儿时的志愿，谁不是说要去当什么科学家啦，教育家啦，飞行员啦，有谁愿意当苦难的承受者呢？青年人的追求不也是幸福、安宁、和睦和富有，又有谁向往苦难和贫贱呢？尽管耶稣说过人生来就是受苦受难的。好像世人也没谁把它当真过。

苦难只有在苦难过去之后，并且此人已尝到了成功的喜悦，他才会对自己曾经遭受的苦难发出“苦难是人生的财富”这样的感叹。在苦难中失败，在苦难中沉沦，在苦难中逝去的人又何其多也。苦难对于他们，是不堪回首的记忆，是挥之不去的梦恹。

知青的苦难，说到底，也并算不得是真正的苦难，相比那些在法西斯集中营遭受人身灭绝的犹太人，相比那些在日寇铁蹄下忍辱偷生的亡国奴，相比那些在中美合作所里受尽凌辱的革命者，甚至相比那些近日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山西洪洞的悲惨窑工，知青的遭遇怎么都不能算是最下的，甚至苦难都算不上，顶多只能算作是一种磨难罢了。

但知青的磨难，毕竟也是一种漠视人性，违反历史，本不应该发生的，根本产生不了人生财富的浪费青春之举。如果没有这无场史无前例的磨难，这些青年该迸发出多少有益于人类和社会发展的火花，为推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添薪加火啊。

知青时代是结束了，但产生知青的历史根源，并没有遭到彻底的清算，当这一代知青作古之后，谁还会记得知青这个群体，谁还会为不再产生新的知青而防微杜渐呢，我们不得而知。

值得欣慰的是知青回城之后，有许多还在回城之前就没有放弃追求，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孜孜不倦地在学习，勤勤恳恳地在各个岗位上做到最好。但毕竟他们中断了学业，没有系统的科班学历，所以科学界绝少知青的身影；他们没有背景，没有显赫的出身，所以知青很难跻身官场；他们没有从小受过专业训练，所以体育、文艺界的知青更是凤毛麟角。知青回城后已不再年轻，而一代代新锐青年更是将知青这一代远远地抛到了后边。

但知青并不是没有他们的优势，知青不怕吃苦，什么工作都能拿得起放得下；知青乐观向上，既使下岗，也还在自食其力，为国分忧；知青曾经在社会最底层，所以对胡作非为，残害百姓的人最痛恨；知青曾目睹农村和农民的贫瘠，所以对党的富民政策最拥护；知青深知知识的重要，所以在教育方面，桃李芬芳，人材济济；知青受到过严酷环境的磨练，所以在为人方面不占不贪，反而急公好义，团结协作，老而不堕青云之志，所以不少知青至今活跃在各自的领域，成绩蜚然，声誉卓著，成为知青的骄傲，也为知青增添了一份光荣。

知青，这个令多少人魂牵梦萦的名字，令多少人爱它恨它的名字，今后会不会像知青人身的离去一样淡出人们的视野，永远不再回到人间了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但愿它的消失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就本人而言有不同的认识与看法，在六八年下乡时，我们班几个要好的同学就预知今后难已回来，至少也是最后回来，事实如此。

怎能这样纵比？我们那是学生青年，不会是对立面的人吧？要这样比，不如看看开国功臣，国家的领导、将帅们，至少我们都还平安活在人间。

楼主的文章无疑是在《青春追忆》之后对那段历史更深刻、更广泛的思考，也是对许多讨论性文章的归纳。与一般性的忆旧和“让过去的过去吧，今天天气哈哈哈”的感慨相比，我更敬重楼主的探索精神和历史责任感。当然有些观点和提法值得仔细推敲，比如我就不认同当权者把知青驱赶下乡是出于“政治上的幼稚”。    有思想深度的文章不可以匆匆浏览而过，还是下载保存了再细读几遍吧。

雨声动听兄的文章富有思辨性，读起来能诱发人的思考。那篇《青春追忆》的长文，读后让我有荡气回肠。

战后的日本，经济从１９５５年“起航”。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号称亚洲经济四小龙，它们的经济从１９６５年开始飞速发展。经济的发展需要人才的支撑，同时社会有一个城市化的发展过程，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英国工业革命历史已经表明了这一点。六十年代的中国，在全国范围开展一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把国家经济建设急需的人才送到了“广阔天地”。这是一种逆动，逆世界文明发展而动。不但给数以千万计的知识青年的心灵造成了伤害，也经阻滞了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回想一下七十年代中期，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引用官方的话语：“国民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

      政治家的话不可不听也不可全听。曾记得林彪总结文革是“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还顶不上欧洲历史上的一场瘟疫”，对于刚刚确立接班人地位的他来说的确如此，也迎合了圣意，让皇上心理舒服。按“四人帮”的理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不允许“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是看到了经济停滞而为自己找借口。林彪和“四人帮”都是荒谬。不过，这一句“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不错，但也让我思考：“文革”时期的经济真比“大跃进”过苦日子还要崩溃？为什么从来不说“大跃进”已经越过了崩溃的边缘？我不懂。看来反映客观事实也是首先要服从政治需要。但愿政治家总是使用同一个标准，严守同一个原则。

每个人的经历不同，看问题的思路也就不尽相同，雨声动听说出了他自己的看法，有一定的深度，佩服他的探索精神和历史责任感。

   知青并不是没有他们的优势，知青不怕吃苦，什么工作都能拿得起放得下；知青乐观向上，既使下岗，也还在自食其力，为国分忧；知青曾经在社会最底层，所以对胡作非为，残害百姓的人最痛恨；知青曾目睹农村和农民的贫瘠，所以对党的富民政策最拥护；知青深知知识的重要，所以在教育方面，桃李芬芳，人材济济；知青受到过严酷环境的磨练，所以在为人方面不占不贪，反而急公好义，团结协作，老而不堕青云之志，所以不少知青至今活跃在各自的领域，成绩蜚然，声誉卓著，成为知青的骄傲，也为知青增添了一份光荣。

知青比起父辈们来说强多了。没有受他们那么多政治磨难和痛苦。

   每个人的经历不同，看问题的思路也就不尽相同，雨声动听说出了他自己的看法，有一定的深度，佩服他的探索精神和历史责任感。

算是百家中的一家吧，拜读了。

    六四年上山下乡已在长沙市形成高潮，从九月十五日起到十一月底，共三批几千落榜的知青下到江永。这些知青主要是三师（教师、医师、工程师）子弟，旧社会的党、政、军、警人员和解放后被镇压、关押、管制人员的子女。知青们是学校组织去的，不是在社会上网罗去的。

      64年有蛮多知青是街道办事处组织下放的.

“漫谈‘知青’”，好文！

关于知青问题，大家可看刘小萌博士的《中国知青史》。刘1968年从北京下放内蒙当知青五年，后转点河北。该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漫谈“知青”，好文！拜读了！佩服雨声动听的深层思维！佩服雨声动听的深层剖析！

伟人早就指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好事呀！

精辟！

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