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耿子曰：大凡有头有脸，升官发财者，在功成名就之后，总是财大气粗地想写写自传留芳千古。而草芥之民，平头百姓，说起写自传，不但别人讥讽，先自已就胆气虚了几分。  
        但不论贵贱，除了吃饭穿衣，每个人也都在过着自己的日子，经历着自己的人生。如此，谈谈自己经历过的大事小事，扯扯粟壳，这碍不着别人，也是天经地义的。
        上山下乡，把最美好的人生阶段贡献在了农村，本是一个苦涩的果子，但橄榄虽涩回味甜，几十年的风雨之后，回想一下当年下乡的经历，竟也有不少可当茶余饭后的谈资，也有一些让人铭记在心的佚文趣事。所以想把在农村的亲身经历写出来的念头缠绕于心很久了。但苦于头笨手拙，还有些什么结构，谋篇，起承转合之类，让人不敢轻易下手。
        自有了网络，尤其是有了这湖南知青网，让人眼前一亮，觉得“平台”这个时髦的词汇实在是好。有了湖南知青网这个平台，就可以把那些东鳞西爪，只言片语，连葫芦带叶子地都摆到这个平台上来，不必顾及文章的长短，也不必耽心别人笑话你讲得不精彩，虽然是虚拟世界，却都是真情实事。
        年近耳顺，盘点一下以往之已逝，回首一下过去的得失，自娱自乐，自嗔自怨，也是一件快事。如果有朋友看一下这些鸡毛蒜皮，锅碗瓢勺之事，甚至能引起几位有相同经历的老知青的共鸣，勾起他们心中那一丝久远的记忆，则善莫大焉。
        湖南知青网上已经发表了很多好文章，让人眼馋，更让人佩服。自己揣摸着不敢望其项背，就胡乱扯扯粟壳吧。粟壳者，粟米的壳壳，多而杂，且无用。打算以后如果写了东西就统称为“知青的粟壳”。

        话说1965年冬天过年的时候，江永县桃川农场的领导让我们茅草地工区11队到农场的猪场里去挑一只猪杀了打牙祭。这可是个让人特别高兴的事。到农场快半年了，肚子里那点在长沙储存的油水早已耗尽。我那年刚满16岁，一方面正是长身体吃长饭的时候，另一方面每天的劳动量又很大，总觉得收支不平衡。当时粮食是有定量的，一个月只有30斤，要按现在来说，一个月30斤粮足够吃了，但那年月缺的是油水，每月没有家里寄15斤粮票就混不过去，而且就算你一餐吃了一斤米的饭，肚子撑起来了，但喉头仍像长着一只手一样还要往肚子里抓东西，每口饭经过喉咙，都会产生一种决不亚于吸毒的快感。我估计队里的知青不会比我好到哪儿，因为听说要杀猪，大家几乎是欢呼雀跃了。
        杀猪要杀猪刀呀，当时我们队有一位上级指派的贫农任指导员，除了管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还负责指导我们的农业生产。这时不知他从哪儿找来一把杀猪刀。这把刀的确不知道是从哪儿找来的，不但不快还锈迹斑斑，总让人觉得它没有那种能夺猪命的寒光和杀气。杀猪也要一名屠夫，这个差事当仁不让地由我们队的队长何清华担当了。何队长本一介书生，年龄顶多20岁，又是城里人，应该是没有杀猪经验的，但初生牛犊尚不怕虎，一头肥猪有何惧哉。何队长虽然身高体壮，但做事很仔细，他拿着刀仔细端祥了一下，有点不放心，就在磨刀石上磨了起来。此时天色已晚，知青们都有点等得不耐烦了，都嚷道“行了，行了”。何队长这时大概也是斗志昂扬，杀猪心切，他用手试了试刀锋，站起来说：“走”。于是，一大群人蜂涌着向猪场冲去。
        从桃川镇往我们茅草地工区方向走，老远就可以看到一座形似马鞍子的山。就像一个城市有它的标志性建筑一样，这马鞍山就是我们桃川农场茅草地工区的标志。这猪场也就紧挨着马鞍山建在山脚下。猪场是由大木头组装成的，中间是一个走廊，两边是一间一间的栏，有十多间，既可关猪，也可圈牛。为了给猪、牛遮风避雨，也为了防野兽和坏人，猪场除了一头一个门外，全部用土砖砌的墙围了起来。
        逢年过节对人来说总是喜事，但对猪来说就是遭灾受难了。一大群人冲进猪场，有的手里拿着手电，有的提着马灯，口里还大呼小叫，这阵式可把已经打算就寝的猪给吓坏了，随着人们的指指点点，栏里的猪尖叫着一下子挤在一个栏角落里，一下子又挤到另一个栏角落里，用惊恐的猪眼看着我们这些不速之客。平日里只听说过狗急跳墙，没想到猪急了也会跳栏，那只满嘴镣牙，肩披长长的棕毛，专司配种之职，平日里却到处闲逛，与野猪无异的公猪，竟扑腾了两下从足有一米五高的猪栏上翻了出来，倒把我们给吓了一大跳。
        农场只给了我们队杀一头猪的指标，不用说，大家都想挑一只肥壮些的，但昏暗的猪栏里看不真切，为了不使这个指标有折扣，几个知青翻进栏去，逐个抓猪提尾巴试起重量来。我历来对这些有刺激性的事感兴趣，没想到一位女同学，当时只有16岁的牟小得比男的还要奋不顾身，为抓猪把手都弄出血了。一番东抓西提之后，随着一头猪的长长的嚎叫声，宣布了我们对它的判决。俗话说打疯狗要人多，我们是抓猪要人多，谁也不知道怎样才是正确的抓猪方法，逮住哪是哪，有的揪耳朵，有的揪尾巴，有的抓脚，生拉硬拽把猪给抬出了栏。其实杀猪的地方设在我们11队的宿舍前坪，离猪场足有近300米的距离。路远，猪重，又没有捆，抬不动怎么办，猪跑了又怎么办？谁也没想那么多，仗着人多势众，谁抬不动了不用打招呼就有人抢着接了过去。猪就这么一路绝望地鬼哭狼嚎到了刑场。
        农场那时没有电，只挂了几盏马灯，老远就看到我们的宿舍前面站了黑压压一坪看热闹的人，有我们队的，还有别的工区来我们这儿修水渠的知青。我们在那位贫农指导员的指导下把猪捺到了一条长凳上。仍然是好几个人捉住猪不让它挣扎。我虽然身单力薄，但不愿意放过这个尝试杀猪的机会，就抓住猪尾巴不放。我知道在捉猪的时候，只要提起了猪尾巴，猪就跑不动了，所以我认为抓住猪尾巴这个工作是很重要的。
        说时迟那时快，猪已经被横按在长凳上，接猪血的盆子也放好了，似乎准备工作一切就绪，一看要杀猪动真格的了，大家都瞪着眼睛围得更近了。有人给队长递过屠刀，他摆好架式就瞄着猪脖子捅去。不知是何队长有点紧张，还是没有掌握进刀时的要领，或者就是当时磨刀时太着急了，只磨了刃没有试试刀尖，总之那猪是一直在声嘶力竭地嚎，丝毫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我抓着尾巴又紧张又着急又奇怪，抬起头，越过抓着猪腿的人的身影，想看看队长杀猪进展得怎么样了。这时，我好像听到有人说：“出血了”，我刚想伸长脖子看看血究竟是怎么流出来的，突然觉得手上好像被谁给浇了热水，接着觉得脚上也是一阵热。我定睛一看，原来这是一头被阉过的母肥猪，在这紧要关头屎尿都喷撒而出了。大冷天被猪给尿到了裤子和鞋上，使我忘了我抓猪尾巴的工作有多重要，赶忙松开手退到一旁。也就在这时，不知是不是抓后腿的人也被猪给尿了裤子和鞋，慌乱中撒了手，还是他认为猪已经杀死了可以撒手了？也不知何队长是不是认为那猪已经出了不少血，已经死了，也放开了手。也许有谁虽然知道猪还没有完全死，但别人都松了手，那猪一垂死挣扎他也控制不了，也只好松手？总之那一刻大家都放开了手，那猪从长凳上一下掉了下来。没承想那猪经历了这一番要命的折腾竟还没有死，猛地站起来就跑。一下子现场大乱，原来围得紧紧的以求一饱眼福的人轰地一下赶忙散开。这时好戏也就开场了。
        我们桃川农场茅草地工区是以经济作物为主，种了很多甘蔗，设有一个榨糖的厂子，我们都叫“糖榨”。糖榨既榨糖，还同时生产甘蔗酒。为了装糖和酒，买了很多大大小小的瓦坛子，这些坛子运来不久，还没有搬到糖榨去，暂时就散乱地摆在我们11队的宿舍前坪。
        在准备杀猪场地和做准备工作的时候，只考虑到了要挂马灯，要接血的盆子，要长条板凳，有的还在厨房用大锅开始烧水了，但谁也没有想要清理场地，没有想到这些坛子摆放在这儿有什么不妥。当时，看热闹的人只顾着看猪的热闹了，谁也没有想到会出这样的意外，更没有想出了意外怎么办，往哪儿是退路。现在，这只垂死的猪一横冲直撞，人们一惊慌失措，这坛子就变成害人的障碍了。有碰翻坛子的，有跌跌撞撞踉踉跄跄的，有摔倒的。有一位别的工区来的知青更倒霉，他原来站在一排坛子前，急切中一下子无处可退，那只像疯了似的浑身是血的猪偏偏又神差鬼使般地直向他冲来，而且不偏不倚地冲到他的两腿裆里，一下子把他拱倒了。他立马被撞倒在坛子和坛子的缝中，那只经过我们仔细对比挑选的一百多斤的肥猪就钻在他裆里，压在他腿上，让他动弹不得。他顿时也像杀猪一样地尖叫起来。因为他倒的太不是地方了，被堵在坛子缝中躲闪不了而且使不上力。只见他时而双手徒劳地挥动几下，时而撑一下坛子想站起来，想用手推开猪又有点不敢，腿又抽不出来，除了大叫大喊，再无别的办法。所幸那只猪也再没有力气挣扎了，就压在他腿上死了。看到这个场面我不由得大笑起来，倒不是幸灾乐祸，因为当时那狼狈的样子实在太好笑了，我看见其他同学也在放声大笑。后来我也没弄清是谁帮他搬开了死猪还是他自己挣扎出来的。
        直到今天，40多年过去了，我一想起当时的情景，仍然是情不自禁地笑起来。 而且有时疑神疑鬼地想，那猪当时是不是错把他当成杀它的凶手了。有时又自我反省自我纳闷，当时我丢开猪尾巴，是不是就是造成这场好笑的乱子的根苗呢？

这个粟壳好！ 让人想住下看，越看越有味。

但有点不知老兄知道不？粟壳不是粟米之壳，是鸦片壳子，让人上瘾的那种。老兄是否也是想让我们都 上瘾而故意说是粟米之壳?

读了耿兄的文章，就像吃了粟壳，上瘾了．期待有更多的＂粟壳＂，让我欲罢不能．

     耿老兄下在靖县甘棠的，怎么跑到江永杀猪去了，是从江永转过来的？

回去西奇兄，子耿子虽然现在在网上的资格只是个初下乡的知青，但却是个实实在在的“老知青”。在1968年毛泽东发表号召以前下乡的知青，一般都被响应“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很有必要。。。。。。”号召后下乡的知青称为“老知青”，而“老知青”很多都因为种种原因而转战过各地，游走过四方，有过一番刻骨铭心又无奈的经历。“老知青”当时的地位，要比一般知青更低，更受到某些人的歧视。

   哈哈哈，几好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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